《通鉴续编》对《宋史·陈兢传》的考辨与改写

陈录安

元代陈𣐕所撰《通鉴续编》卷四“诏贷江州义门陈兢粟”一文，以《宋史·陈兢传》为底本，进行了删削、改写与结构调整。其修改不仅旨在适应编年体例，更体现了对《宋史》中部分史料的考辨与订正。以下分点论述其修改之处及意图。

一、体例重构：从纪传到编年

《宋史》为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故《陈兢传》开篇即云“陈兢，江州德安人，陈宜都王叔明之后”，由传主上溯世系，此为列传的通例。

《通鉴续编》为编年体，以“淳化元年贷粟”事件为纲。开篇改用“初”字追叙往事，从陈氏远祖陈兼叙起，将家族源流作为事件背景铺陈，最后落脚于陈兢。此举将人物传记成功转化为事件背景叙述，完全适配编年体“以事系年”的体例要求。

二、史料考辨：删除伯宣事迹之疑点

《宋史》载陈伯宣“避难泉州，与马总善，注司马迁《史记》行于世；后游®山，因居德安”。《通鉴续编》将其删改为“避地江州之德安”，用“避地”点明因躲避战乱才迁居德安，把迁居的历史背景讲清楚，并非游历®山偶然定居，纠正了《宋史》的模糊叙事。同时删去“大顺初卒”纪年。此删改基于严谨的史料考辨。

1.时代矛盾：后世考证指出，陈伯宣与唐代马总并非同一时代

的人，二人交游之说存在时间悖论，当为史料讹传。

2.溯源讹误：《宋史》此说直接来于南唐徐铉《义门陈氏书堂

记》。该碑记据门生章谷口述而成，非据官方档案，本就存在口述史混淆的可能。《宋史》修撰时未加甄辨，将此故事与义门家谱材料拼合，致使讹误进入正史。

3.事迹归属：据族谱记载，与马总友善实为伯宣之父陈镶（镛）。贞元年间，陈镶为父报仇后避难泉州，结识贬官泉州的马总。南唐碑记的口述者误将父辈事嫁接到子辈陈伯宣身上。其实，陈伯宣是在陈镶避难泉州后出生的。

4.纪年龃龉：《宋史》所载伯宣“大顺初卒”的年份，与前后世系的时间链条难以契合，故《通鉴续编》舍弃此条纪年，仅保留其“以著作佐郎召，不起”之记载。

三、叙事增补：点明“义门同居”的由来

《宋史》未明确点出义门陈氏“累世同居”的起始。《通鉴续编》在叙述至陈崇时，增补了一句关键性的概括：“自兼至崇，未尝分异。”

此句画龙点睛，明确指出义门陈氏“十世同居”的基业，是自陈兼始至陈崇一脉相承、未曾分家的结果，而非始于更早的宜都王陈叔

明。这为理解义门陈氏的家族凝聚力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节点。

四、细节调整：精简与存真

为使叙事更精炼、准确，《通鉴续编》对《宋史》的诸多细节进行调整。

· 1.删去争议数字：将“昉家十三世同居”改为“昉之世同居”，

删去“十三世”。这句在原始文献中存在争议的计数（另有“十四世”说），仅保留“长幼凡七百口”的人口事实。

· 2.简化免役叙事：将《宋史》中关于开宝、太平兴国年间张齐

贤两次奏请免役的繁复记载，简化为“唐亡，州上其事，诏仍旧免其徭役”，避免了叙事枝蔓。

· 3.微调称谓与时间：将“衮子昉，试奉礼郎”改为“衮子奉礼

郎昉”，官职前置，句式更简。将贷粟事件的时间由《宋史》的笼统记载，精确到“淳化元年春正月”，体现了编年史的严谨。

五、主题聚焦：删节后续枝蔓

《宋史》在贷粟事件后，还详细记载了至道、大中祥符年间裴愈

赐书、张洎廷对、陈旭授官乃至陈延赏中进士等一系列后续人事。

《通鉴续编》则大刀阔斧地删去这些内容，仅截取与“贷粟”主

题直接相关的核心情节：陈兢死后，其从弟陈旭只接受一半贷粟，拒绝趁歉年之机倒卖牟利，其义举深得皇帝叹赏。此举旨在紧扣“诏贷粟”这一编年主题，使条目主旨更加突出，避免叙事偏离。

总 结

陈𣐕对《宋史·陈兢传》的修改，体现了三层逻辑：

1. 体例适配：将纪传体人物传记成功转化为编年体事件叙事。

2. 考辨存疑：对《宋史》中来源可疑、时间矛盾的记载进行删

削订正，体现了史家的审慎。

3. 增概括论断：通过增补关键论断和简化细碎记载，使义门陈

氏“累世同居、孝义传家”的核心特质更加鲜明。

值得注意，两书在陈氏世系主干（叔明→兼→京→褒→灌→伯宣→崇→衮→昉→鸿、兢）上，完全一致。陈𣐕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史料的剪裁、考辨与叙事的重构上。

综上所述，陈𣐕在《通鉴续编》中对《宋史·陈兢传》的改写，绝非简单的体例转换，而是一次深刻的史学实践。他通过对史料的审慎考辨与叙事的精心重构，不仅修正了前代正史中的讹误，更在编年体的框架下，成功塑造了义门陈氏“累世同居、孝义传家”的典范形象。这一修改过程，既体现了元代史学家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儒家伦理秩序的推崇，为后世理解义门陈氏的历史与文化意涵，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和清晰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