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谱牒资料：孝感《王氏族谱》考

王谱真

一、序言

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王家河村（群富村），王姓聚居，共分五分（房）。从一世祖开基以来经历了大约650年。王姓族人祖传“倒炉”手艺，多以铸造为业，现在冶金行业称为“翻砂”。这种手艺起于何时，现在已无从查考，我在光绪八年（1882年）编纂的《孝感县志》》上找不到任何踪迹，1959年出版的《孝感县简志》上也未见明确记载。从采访族人看，至少晚清以来即以此手艺谋生。早年主要生产犁面、犁尖等农具和铁锅，20世纪七八十年代，转而生产铝锅、铝水瓢等日用品。为谋生起见，村中许多男丁到湖北、河南、安徽各县开炉铸造，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为各县铁工厂、农具机械厂的技术工人，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起步贡献了力量。20世纪60-80年代初，我曾看到王家河家家开炉，处处起火，稻场上晒着翻砂用的模子，人人经营铝制品生意的局面。在一段时期里，王家河是周围各村庄中较为富有的，是为周围各村庄羡慕的。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展，耕田农具逐渐机械化，生活用品也转由机械生产，犁铧没有市场，铝制品锅、锅盖、水瓢等农村家用工具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今天的王家河，这种流传几百年的手艺，除一户为外地工厂加工零配件还在“开炉”生产外，其他各家皆已敛手。还有几家王姓后人在外地开了工厂，那已经是较为现代化的生产了。这种传承了几百年的手艺，在王家河也只是留存在人们的回忆中了，再也看不到开炉、起火的轰轰烈烈景象了，现代化生产极大地摧毁了农耕时代的手工业生产和相关技艺。寄居各县的“倒炉”手艺人也都落籍各地了。

近年各地农村发起修谱。王家河王氏二分王顺凯（朗清）十年前开始筹备，做出了相当努力，打算修出二分续谱，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及身而成。五分在族人王心棋（润琴）全力推动下得以修成，润琴先生所修之谱称《王氏五分相邦公长房克绳公支下续谱》（以下简称“五分续谱”）。润琴先生修谱过程中，发现了五分族人收藏的《王氏五分支谱》（以下简称“支谱”），他参照“支谱”和光绪十一年（1885年）所修《王氏族谱》（以下简称“光绪乙酉谱”），完成了五分族谱的修订。“支谱”与“光绪乙酉谱”最大的不同，在于“支谱”多出了九代。王氏族人各分在续修中对是否应多出九代存在不同认识。

我作为王氏二分女婿，受托担任二分谱编纂，在写给润琴先生的信中我是支持九代的。可惜的是，王氏族人大多不支持九代之说。我作为此次修谱的客卿，自不能勉强。但是，我在认真研究了孝感王氏来历及其演变历史后，坚持认为孝感王家河（群富村）自明初以来人口繁衍，应不止现在所说的22代，应该再增加4-7代，才符合历史的事实。因此，我在此仅凭可能得到的王姓族谱资料，写出一点考证，以求尽可能复原历史的真实，是否在修谱中采纳，只好留待王氏贤达和后人卓裁。

二、孝感王姓族人的由来

考证本题以前，首先要搞清楚孝感王氏的由来。

据传，王姓族人先祖起自于周灵王。后以王为氏，绵延繁衍。魏晋时期，代有声名。北宋时，王姓族人曾为相，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作《三槐堂铭》予以称赞。《三槐堂铭》记述王氏先人曾手植三槐于庭，以激励后人上进。王姓族人遂以三槐为堂号，分居各地的王氏后人常以三槐堂自居。据王润琴先生记忆，王家河王氏宗祠里即悬挂“三槐堂”匾。五代时期，北方战乱，王氏族人南迁各地，其中一支辗转来到江西，江西王姓情况如何，资料不足，难以尽述。

江西王氏族人迁居湖北孝感，是一个大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宋元之交和元明之际，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导致农民起义不断，战争频发，各地枭雄争夺天下。湖北成为朱元璋、陈友谅、徐寿辉争夺的大战场，杀人盈庭，血流于野，人口财力严重损失。湖北《喻氏宗谱》卷一载：“徐寿辉之乱，楚地榛莽千里，虚无人迹。”朱元璋取得最终胜利，定鼎南京，统一全国。明洪武元年，高祖朱元璋颁布诏谕，令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一举措是政府行为，造成全国人口的大流动。但是，据有关学者研究，这一次全国性的有组织的人口大流动，却在正史上没有留下过多记载。反映这一历史事实的，多存在于湖北、四川等各地的方志和族谱记载，也存在于移民后裔的口耳相传中。据复旦大学人口史学者曹树基所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估算，在洪武大移民中，从江西迁往湖南的移民约有57万，江西迁往湖北的移民约为69万。由于江西未经历大战乱，人口繁盛，财力丰沛，形成了洪武人口大迁移的物质基础。据学者依据大量族谱和地方志材料的研究，鄂东北的江西移民占到全部人口80%，鄂东南和江汉平原一带约占77%，襄阳一带占到67%，鄂西北也占到30%。可见，湖北人大部分都是江西人的后裔。

由于是政府行为，迁居湖北的多是江西士族大姓，在这种形势下，往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在政府的动员安排下集体迁移。

江西王姓先祖迁来孝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据“光绪乙酉谱”，一世开基祖宗二下载：“公行二，号括伯，始麻城来于元末。积功累德，塑像于东岳庙中，咸丰年间惨遭兵燹。”他是先到麻城，后定居孝感。此外，“光绪乙酉谱”没有提供王姓由来的其他材料。

据民国17年随州《王氏宗谱》（以下称“随州谱”）所载，随州王姓族人礼富、礼贵、礼荣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所撰《王氏宗谱》卷一《谱牒叙》：“宗一、宗二昆友二人，原系江西民籍，至明皇洪武二年始徙于孝感白云乡白沙铺杨桥村，居住二百余载。”另据民国17年《王氏宗谱叙》：“先君晓之曰：吾先祖肇自江西，明洪武初年始迁孝感，继迁随邑，历经数世，人丁渐繁，源流渐远，若无宗谱，世系将失。”从嘉庆十八年到民国17年，中间经历了100多年，口耳相传，大体是一致的。元末明初来到孝感，这基本上来自于历代口耳相传。宗一、宗二兄弟离开江西来孝感白沙铺杨桥村定居，历代人口繁衍，乃将此地定名为王家河。康熙年间，王家河王姓三分族人中有继宗公，其二子之佐、之佑二人，之佐自孝感迁居缠山店（据“光绪乙酉谱”，此地名现已不可考），这一支族人实际上到了随州南山损川乡紫里九甲湾杨河姚家畈落籍，之佑迁陕无考（见“随州谱”卷一《建祠碑文》）。上述《谱牒叙》所指二百余载，应是康熙初年孝感王姓兄弟迁徙随州的时间，其实，从洪武二年到康熙初年差不多三百年。

至宗一公，据“随州谱”《创修宗谱总序》载，“宗一公之后裔，另有祠宇，支派自成一宗”。这是随州王氏在民国17年到孝感王家河访问族人后，从王自安、王少初那里得到的消息。现据说，宗一公后裔在孝感城附近自成一宗，修有族谱。

根据现在所获得的王氏族谱资料，从江西来到湖北的不止一支，来到孝感的王氏族人，也不止一支。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所载，元末明初从江西临川迁居湖北汉阳一支，由吉安府迁居湖北黄陂一支、汉川一支，黄冈数支，麻城一支，红安一支。还有洪湖、公安、沔阳等各县均有来自江西的移民。《中国家谱总目》还载有王祥徽纂修孝感《王氏宗谱》八卷，同治八年版，始祖明代人，其他未详，此谱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笔者未曾亲自披览，不知此族今日位于孝感何处。近来发现孝昌(原属孝感，20世纪90年代析出）还有—部《澴川王氏宗谱》，明代天启年间修，1920年重修，分成七卷。这家王氏后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屡次修谱，至2011年5月完成出版新谱三巨册。根据《澴川王氏宗谱》披露的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谱序，这家王氏迁居孝感县白云乡后，分成十分，天启年间“聚族于白云乡兴让北会东西南北，在祖建灵台寺地方居住者，惟六分、三分、四分、五分、七分、九分、十分，此同承纳匠贴银之族”。承纳匠贴银是指按户籍向政府交纳税银的意思。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家族。据1921年版《澴川王氏宗谱》记载，参加续谱的村庄有54个；2011年版《澴川三槐堂王氏宗谱》记载，参加续谱的王氏族人今天分居孝感、孝昌、汉川、汉阳、仙桃、大悟等市县87个村庄，人口数以万计，一说20万。1921年版《澴川王氏宗谱》在序言后，印有迁居孝感始祖宗仁公遗训。这个遗训提供了江西王氏先人迁居孝感的经过，极为重要。因为这个遗训重要，我把它全部抄录如下

吾先祖相传世居扬州九江豫章郡临川县金井湾，累世簪缨，宗族繁衍，分八大房。其一分裔至吾高祖讳士祺，当宋南渡后，以光禄大夫拒元兵于江汉之间，晋封统文显武将军；吾伯曾祖讳元伟，字仁杰，居义乌郡，生堂叔祖讳伟，字子允；吾曾祖讳元恺，字仁豪，籍居麻城五老山下张七相公村滚子河，生吾祖讳祷，字子诚；吾父讳之勉，号复斋，举茂才遇浊世，未上第，于元至正年间选为麻城诸生训教，著有《闲道录四子书注疏讲义》行于世；吾兄宗性，字天一，自吾祖父迄吾身，甫三代而元亡。

大明洪武元年0368年）十一月，皇诏限一月内拨发麻城士民于外府州县垦种时，吾兄年五十余，乘票拨吾于孝感县白云乡西观村白水堡，经兵燹报绝户之李家村枣柏林中茅屋三间。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偕段氏携一子与二仆申儿、旌儿至李姓家，神主犹在。

次年已酉年（1369年）正月初二日，插草标记土界，吾年方二十五岁，秋八月，乘纳户丁银三两三钱八分五厘。

五年，吾母薛氏卒于麻城十一月初八日午时，归葬于滚子河吾父墓右，上勒碑一块。

六年，吾兄分匠银一-1•二两，始纳票一纸，另注吾名天二。

二十二年（1389年）造瓦屋十间，二十五年（1392年），立水砦一所（按：即今孝昌县周兴东南王家砦）。段氏卒，续娶彭氏，彭氏卒，续娶余氏，各育有子女，惟九官、十官尚幼，吾年衰迈，理应顿养。尔众兄弟当体吾志，训诂成人，户丁匠银，异后不得逃避推诿以累一二人，后世子孙若有志建立祠宇，撰修家乘者，欲知历代世系祖宗名爵，须往临川县义乌郡二处祠中查之，木本水源彰彰可考。

吾本华胄，家风清馥，后世当体吾言，男子以耕读为务，女儿贵冰雪自持。男勿失业为下贱之子，女勿冶容蹈污秽之名，清白守己，勤俭持身；勿恃己势而恐吓乡邻，勿挟己智而厌薄兄弟；丧祭斟诸礼丰险合其宜；诚于交人接物，严于省身自修。

孝为百行之首，鲇为万恶之魁，遵吾言者，麒鳞应瑞，背吾言者，枭獍随生。数传而后，谱系当清，子子孙孙，拳拳服膺，庶几螽斯蛰蛰，瓜瓞绵绵，于以继槐堂之家声，历久弗替，不卜可知也。其慎之勉之！

宗仁生于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他是从江西临川迁麻城，转孝感的第一代，他的遗训所反映的历史价值是很高的，是说明孝感王氏来历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可以有以下各点评论

第一，宗仁说：“吾先祖相传世居扬州九江豫章郡临川县金井湾”，这里所说的先祖，明确指为“传说”。宗仁对先祖的叙述不是亲身经历，也不是根据文字记载，所说扬州九江豫章郡，是沿用古老的传闻。作为地方行政设置，郡县制是秦代设立的，两汉及魏晋时期实行，隋唐以后废郡留县，元明两代均不实行郡制。西汉时，豫章郡属扬州刺史部，王莽时改称九江郡。豫章郡大致相当于后世的江西，郡以下分成若干县，这里只有临川县金井湾这个地名应该是可靠的。

第二，临川县金井湾王氏先祖宗族繁衍，分八大房。宗仁的曾祖元恺已经迁居湖北麻城。乃父之勉以秀才未能中举，担任麻城诸生训教，有著录，担任诸生训教，是被麻城知县选拔为乡学(古称“庠序”）教师。这说明，元朝末年，王元恺一家已从江西移居麻城。

第三，“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皇诏限一月内拨发麻城士民于外府州县垦种”。这说明，迁移麻城士民到外府州县垦种是洪武皇帝的命令，而且要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条史料为明朝正史不载，填补了明代历史中有关移民的重要情节。这也说明，孝感王氏不是直接来自江西，而是来自麻城。这与“光绪乙酉谱”里笼统而含糊的描述大体相符合。王家河王氏族人至今还有口传资料，比如先世居住在麻城筷子巷，睡觉称作“过麻城”，至今保有对先祖麻城过籍的古老记忆，这与湖北其他地区江西移民后裔的记忆大致上是相同的。湖北各地的许多族谱都记载了瓦屑坝、筷子巷、瓦子角等地名，不仅江西有瓦屑坝、筷子巷、瓦子角这些地名，湖北境内也有瓦肩坝、筷子巷、瓦子角的地名。

第四，“乘票拨吾于孝感县白云乡西观村白水堡，经兵燹报绝户之李家村枣柏林中茅屋三间”，这也是一条重要史料。这表明当时的移民不是自愿的，是政府组织的。被移民户需要手执“乘票”，被拨往孝感白云乡。明朝政府实行里甲制，对居民有严格的户口管理，随意迁移是不被允许的。

第五，宗仁有兄弟二人，长兄宗性，字天一，宗仁字天二。宗仁迁居孝感时已25岁，带着家人和仆人来。宗性长宗仁二十多岁。

第六，宗仁被拨到孝感白乡，住进李姓绝户家中，此家神主还在。这说明当年孝感遭破坏的惨景。宗仁第二年插草标明地界，完纳正税。正式成为湖北孝感民籍。插草标明地界，表明白云乡一带很荒凉。

第七，经过了20年的努力耕耘，才得以造成瓦屋十间（即今孝昌县周兴东南十王垮），再过三年，建成水砦一处(即今孝昌县王家砦）。这时候，宗仁的10个儿子都已出生。于此可见创业之艰难。

第八，令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个遗训中所反映的历史过程与孝感市萧港镇王家河（群富村）的王氏来历有惊人的相似，都是由麻城来，都是定居在孝感县白云乡。一是定居在白云乡西观村白水堡，另一是定居在白云乡白沙堡杨桥村。前者是宗仁、宗性兄弟，后者是宗一、宗—兄弟。则者说兄长宗性留在麻城，后者说兄长宗一另成宗派。王家河的王姓和随州南山的王姓都坚称宗一另立宗祠，宗二是他们的始祖。令人怀疑那个定居在白云乡西观村的王姓是否就是宗一的后人呢？

当然，宗仁的遗训是他本人交代的，是印在明朝天启年间的《澴川王氏宗谱》上的，这是可靠的历史文献。

“光绪乙酉谱”和随州《王氏宗谱》相比而言都是晚出的，是后人对先祖的追忆。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宗二与宗仁是亲兄弟，我们是否可以合理地推测：经江西来自麻城的宗仁以及宗一、宗二兄弟都是祖居江西临川县金井湾的同辈兄弟呢？

如果宗仁不是宗一，那么王家河王氏与随州南山王氏所说的宗一还在孝感吗？又在孝感何处呢？

三、“光绪乙酉谱”与“随州谱”的纂修

王家河现存《王氏族谱》是光绪乙酉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十一世孙珪如、兆康公主持修订的。按“光绪乙酉谱”凡例，“序文条规凡例世系，共计一百页”。我手里是复印本。从复印本可见，这本族谱是用毛笔抄写，用刻版印制的竖行格式，每页10行。谱系按行填入。首列十一世孙珪如公序，其下是十一世孙兆康公序，再次是四大条规、凡例，其后是谱的世系正文。

此次修谱，应是孝感王姓族人第一次正式修谱。十一世孙珪如公在序言中提到乃父晴川公“情殷收族，而有志未遂”，曾嘱咐子弟修谱。兆康公序言也说“先父晴川公有志创建，未果而卒”。兄弟二人在同治庚午年（1870年）始商议“建祠序谱，我辈之责。苟视为缓图，将有愈远愈难者”，庚午年冬月带头捐钱，发动首人，决定先建祠，后修谱。同治辛未年（1871年）祠堂建成。兆康公建祠七律注文说“同治辛未年迎祖入祠，族内百余家，莫不备其礼，内揭其诚”。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光绪乙酉谱”修成。从筹划到修成，前后近20年。

凡例第一条说“历代名讳姓氏及昭穆次序，俱从旧本核出，间或访求遗老，不敢臆断”，这是说世系来历。在本谱修前，各房分支可能有各自记录的“旧本”，历代名讳及昭穆次序大抵是依据这些“旧本”，有时也访求遗老。所谓遗老，指在世的老辈。所谓“旧本”，不大可能指以前正式修出的谱，而是各分、各房甚或个人记录的历代先祖世系。因为，从“光绪乙酉谱”序言可知，在清朝同治以前未曾修过谱。

“凡例”明确指出：“总谱一部存管祠首人手。”有总谱，是否有分谱或支谱？除管祠首人保存总谱外，五分中各分首人是否保存抄本？从族人中了解，以往各分首人是保存有谱的，这个谱，可能是分谱，也可能是总谱的抄本。由于没有找到足够的实物资料作证，这还只是推测，尽管这个推测不是毫无根据，如“支谱”的发现可以证明。现存“光绪乙酉谱”是否是管祠首人保管的那一本“总谱”？值得研究。我怀疑，这不是那一本总谱。

我看到的“光绪乙酉谱”是复印本，折叠装，分两册。第一册86页，第二册90页。“凡例”说总共100页。现有两册如果不用折叠装，而是打开装订，两册加起来，不到100页。这可能是保管人损毁了最后几页的缘故。

为什么怀疑不是“总谱”？我的理由如下。

封面右上题署“光绪乙酉年”，正中大字书写“王氏族谱”，左下写“十一世孙兆康订”字样，毛笔书写，字写得不怎么好。相比而言，两个序言、四大条规、凡例，用标准馆阁体楷书，字写得漂亮。显然，封面与序言等不是同一人所写。谱中世系正文又与前述馆阁体楷书不同，应是不同人抄写。八世以后，抄写笔迹又有变化，且有多人笔迹。十五世、十六世都有后人补写笔迹。十六世四分是空白，缺十六世五分。十七世只有大分，缺其余各分。这说明，十六世尚未抄完。十七世可能也没有抄完，也可能二分以后各页缺失了。总之，世系正文较之序言等文字，写得比较潦草。可以肯定，现存的“光绪乙酉谱”不是在光绪乙酉年一次抄成的，而是经多人之手。照道理，第一次修谱且存在祠堂管事首人之手，应该是抄写工整，像序言一样一笔不苟，一气呵成。这也是对先祖的恭谨与敬意，不容马虎、轻率。

这里要说一下“随州谱”。随州南山王氏自康熙年间从孝感王家河迁居随州，到嘉庆年间一百三十多年，未曾修谱。据“随州谱”所附“谱牒叙”，礼富、礼贵、礼荣三位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采录族人资料，汲汲皇皇，准备修谱，并写下了序言。可惜，主张修谱最力的礼贵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辞世，“随州谱”并未修成。这个消息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王克顺写的序言中透露的。随州王氏修谱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光绪十五年的“随州谱”序言宣告，随州王氏宗谱修成。从1813年礼贵公草创于先，到1889年克顺公增辑修成，其间经历了76个春秋。那个时候，随州王氏丁口尚少，经费有限，只能抄录一簿存于宗祠，未能印制以广传播。

民国17年（1928年）春，族人议论，随州奉为始祖的继宗公坟墓还在孝感，便决定派族人到孝感调查。随州王氏族人派出恢启、槐宝、槐普三人前往孝感调查，询考世系。孝感王氏族人自安、少初等热情接待，殷勤款洽，欢爱异常。调查发现继宗公墓地尚在，查看孝感王氏谱牒发现，随州王氏奉为始祖的继宗公不是继宗二公之后的第二代，而是钦若公之长子，宗二公六传之孙(“随州谱”卷一《创修宗谱总序》）。

随州王氏根据孝感调查的结果，重修随州王氏宗谱，补进了宗二公至继宗公之间的五代，正式做成《王氏宗谱》，于民国戊辰年清和月撰序并木刻制版印刷。民国戊辰年清和月，是1928年5-6月间。

“随州谱”共分六卷。卷一是各种序文、碑刻、目录，卷二是孝感王氏历代源流考，卷三是墓图、约据、续修字派和宗二公后裔一世至十世世系，卷四、卷五、卷六收入了礼富、礼贵、礼荣三房十二至十七世各世系。封面右手题署“民国戊辰年”，中署“王氏宗谱”四个大字，左手下署“三槐堂刊印”。全书编辑井井有条，参与编撰族谱的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

对于本文来说，“随州谱”最有价值的是有关王姓历史和来历的部分，以及该书卷二孝感历代源流考。有关王氏来历的文字，主要的已经在前面引用了。下面来探讨卷二。

有人认为，“随州谱”卷二孝感历代源流考与“光绪乙酉谱”相同，其实不然。仔细读来，卷二与“光绪乙酉谱”有同又不同。

“随州谱”卷二删去了“光绪乙酉谱”卷首的所有文字，包括序言、凡例、族规等。只在卷末附录了孝感公族字派，以及王家河具体地址，和“一时首人”。这里有几点需要辨正。

一、卷二所列孝感公族字派与“光绪乙酉谱”不同。卷二所列公族字派是：“宗道志思，良可守学。维玉士文，国正天心。顺家安世，泽长敦仁。增祥庆修，德定荣昌。”字派后附有如下文字：“谨按：世数照字取号，归于划一，毋得紊乱。如有不遵，非王氏后。”这个字派与“光绪乙酉谱”不同。“光绪乙酉谱”所列字派如下

议定二十字，从十三世国字起，每世按字取号，归于划一，毋得紊乱。如有不遵者，非我族后人。

国十三世，正十四世，天十五世，心十六世，顺十七世，家十八世，齐十九世，世二十世，泽二十一世，长二十二世，敦二十三世，仁二十四世，增二十五世，福二十六世，庆二十七世，行二十八世，义二十九世，定三十世，荣三十一世，昌三十二世。

此次王家河修谱前，流行的公族字派是

国正天心顺，家安世泽长。敦仁增福庆，修德定荣昌。

这个字派与“随州谱”卷二所附列的公族字派基本相同，只改了一个字，把“敦仁增祥庆”改为“敦仁增福庆”；却与“光绪乙酉谱”有较多不同。

2011年由润琴先生主修的“五分续谱”，经过王家河五分全体族人代表公议，制订了新的字派：“国正天心顺，家安世泽长。敦仁增福庆，行义定荣昌。忠厚传胜宝，诚丨目显和康。志尚远大，建业有华章。”这个字派，增加了20个字，既经全族代表公议，当然是合乎族规的。

二、卷二最后还列有“一时首人”八人：国扬、国晋、国芹、正序、正发、天荣、心启、顺瘅。这些名字，大多数在谱上找不到。在“光绪乙酉谱”上只找到十四世五分有正发的名字，“随州谱”卷二上有国晋的名字。天荣是顺凯（朗清）和玉清的祖父，其他人在谱上则不见其名。我的判断是，这八人作为一时首人，应该是民国17年随州王氏来王家河调查时出面招待的族人，在随州人抄录王家河的谱时，列名为首人。上述孝感公族字派应该是经这八人议定的。

三、“随州谱”卷二还列出了孝邑历代世系图，用列表形式形象地列出了孝感王氏第一至十一世图表，这是“光绪乙酉谱”不具备的。

四、“随州谱”卷二的主体是孝邑历代世纪，列出了一至十一世，而“光绪乙酉谱”列出了十七世，“随州谱”删去了十一世以后各世。再一个区别，“随州谱”只列出名字，删去了其他各项内容，把“光绪乙酉谱”中的配字改成妣字。最重要的改动，是把“光绪乙酉谱”中的五分改成了四分，列名时把四分和五分合并在一起。这是因为，按“光绪乙酉谱”，二世道富公生子志潮、志龙、志端。志潮生子思俸，志端生子思汉。“光绪乙酉谱”在排列四世时，颠倒了次序，把思汉列在四世首位，思俸列在其次。

“随州谱”纠正了这一点，把思俸列在四世首位，思汉居于其次。思俸生二子良以、良道，思汉生四子良仁、良梅、良常、良宪。这样列，本来是不错的。但是随州制谱的人不知道，思俸虽是老大，良以、良道却晚出。“光绪乙酉谱”正是基于此，把思汉、思俸的位次倒过来。按照年龄排行，就变成良仁、良梅、良常、良宪、良以、良道。良道无出，形成良仁、良梅、良常、良宪、良以五分。良以是老五，这是不可变更的。制谱人不懂这一点，擅自把王家河的王氏变成了四分。这就把此后的世系排列打乱了。这是极不安的。

另外，“随州谱”在九世以前，只列人名。九世起，在若干人名下加写了有关事项。如九世相邦，妣宋下，写上“享寿百岁，皇恩旌表真寿之门，并赐金帛数事。葬于胡家埤，立碑为记”(原文无标点）。这行字不见于“光绪乙酉谱”，它是根据“五分支谱”记述改写的。十世克绳，表彰妣冯的话是抄自“光绪乙酉谱”。十一世永笏名下字样，又是据“五分支谱”改写的。永绶名下一段话，不见于“光绪乙酉谱”和“五分支谱”，是随州制谱人自己加上的。十二世金海配杨，记述发捻来时刺刀相向，投水而死一段话，抄自“五分支谱”。金储配杨，记述杨氏苦节自矢，抑郁成疾而殁，根据“五分支谱”改写。亨豫配杨，记述夫早逝，守节抚孤一段话，又是抄自“光绪乙酉谱”。亨道生于道光癸已年，记述他“教授生徒，应试五十余年，青云未步。享寿八十一岁，恩赐五品”，这段话上述两谱均未见，出生时间见于“支谱”。亨达名下，记述他幼习诗书苦读寒窗一段话，不见于上述两谱。金琢名下，记述他“生不逢辰，命途多乖……挹恨以终身”一段话，以及金锡名下记述160字，记其升任湖北高等审判厅，未及赴任，无病而终的事迹，都是不见于以上两谱的。

以上可见，随州考察人员不仅看到了“光绪乙酉谱”，也看到了“五分支谱”，从而在“随州谱”中综合了以上两谱的内容，增加了两谱没有的内容。但是，有关五分以前各代，“随州谱”采纳了“光绪乙酉谱”。有趣的是，九世以后新增说明事项的谱主，都是属于五分。

五、为了坚持随州后人对继宗公的记忆，制谱人擅自修改了“光绪乙酉谱”的记载。本来，随州王氏后人一直认为继宗是继宗二之后的第二代。到了王家河才发现，继宗是钦若公长子，他与宗二公之间还隔了五代。“光绪乙酉谱”七世三分记载：显章，钦若公子，生子之彩、之泽，分居缠山店；继国，钦若公子，生子祚动、祚勋，分居八叉哇。“随州谱”卷二对上述排列做了修改，作：钦若公长子继宗，妣胡，生子长之佐，次之佑；钦若公次子显章，妣杨，生子长之彩，次之泽；钦若公三子继国，妣缺，生子长祚动，次祚勋。按我的分析，“光绪乙两谱”所列显章，应该就是随州王氏的继宗。它在之彩、之泽名下写分居缠山店。而“随州谱”却在显章名下写居缠山店，问题出在缠山店这个地名。这个地名今天是否存在？尚不得知。我分析，康熙年间继宗（显章）之子迁出去时，最初的地点可能是缠山店，后来落脚在随州南山。过了200多年，随州王氏修谱时，也已不知道缠山店地名。所以民国17年的“随州谱”，修谱人以为那是另一个地方，便把继宗安插在钦若公名下，作为长子。“光绪乙酉谱”在八世以后各世都有缠山店后人的记载。“随州谱”则把八世以后居缠山店的后人全部删去，其中奥妙，我们今天已不可知了。

可以肯定，迁居随州的不是继宗(显章），而是他的儿子。因此，显章的名字在“光绪乙酉谱”上是不会错的。不然，随州王氏来人考察时怎么会确定继宗是钦若公长子，是第七代呢？但是他们又认为显章之子分居缠山店，与随州南山不合。所以在钦若公名下插入长子继宗，这就让钦若公多了一个儿子。

四、关于“支谱”

有必要讨论一下“支谱”，即《王氏五分支谱》。

“支谱”是五分族人近年在编修“五分续谱”过程中从五分后人手中发现的。民国17年（1928年）随州来人看过后，一直保存在个人手中，没有公开过。我看到的是复印本。

“支谱”书脊上写有五分支谱字样，正文内除历代世系外，无任何文字说明。它的编修是否经过五分族人共同商议，无法了解。“支谱”采取横栏格式，每页分成六栏，记录了宗二公以下二十三世世系，总共五十六页。

对“支谱”的基本评价

第一，“支谱”用毛笔书写，馆阁体楷书，字迹清秀工整，一气呵成。它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少数地方是后人补笔，字迹一眼就可以看得明白。以下的分析与统计，对于后人的补笔，基本上不包括在内。

第二，“支谱”从第十四世即梅(“光绪谱”以第五世，作良以，号即梅）开始，大部分后裔考妣生卒年月记录清楚明白，间或还记录事迹和考语。也有例外，嘉言公大房相汤公十八世至二十三世支派中，十八世相汤，十九世克美、克卿，二十世士瑚、士琏，二十一世金城，以及嘉言公次房相国公十八世至二十三世支派中，十八世相国，十九世克刚、克茂、克盛等，上述十位谱主未载生卒。但是，这十位谱主编在“支谱”的最后两页。详细记载每代每户谱主考妣生卒年月时，这是极其不易的，这是“支谱”的特点和优点，是“光绪乙酉谱”不具备的。这就是说，“支谱”所载十四世后人生卒年月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进一步可以推测，王氏族人自五分开始，五分（幺房）族人中开始有人记录本房历代先人生卒年月。如果没有这种记录，到19世纪80年代修谱时回忆几百年前的先人生卒年月，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支谱”与“光绪乙酉谱”的最大区别还在于：“支谱”从十四世开始五分，“光绪谱”从五世开始五分。这一点，先按下不表，下面还要专门展开分析。

接着还要对“支谱”成谱时间提出分析。“支谱”除正文外，未见任何文字说明，难以判断其编订年代。这里不妨作一点考证。

按照“五分支谱”记载，在可祥公支下修明公六世至十一世支派项下，二十世多已不在世。二十一世部分人在世，如金朝公生于（嘉庆）己卯年(1819年）正月十八日卯时，无卒年记载，说明此公尚在世。二十二世均在世，如石韬公生于（道光）庚子年(1840年）八月十四日寅时；石略公生于（道光）戊申年（1848年）九月三十日寅时；百安公生于（咸丰）辛亥年（1851年）七月二十日戊时；石友公生于（道光）乙未年（1835年）八月二十六日亥时；石银公生于（道光）壬寅年（1842年）九月二十三日寅时；石祐公生于（道光）庚戌年（1850年）七月十四日已时。二十三世只有为松、为海二人，为松公生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又五月十五日申时；为海无生卒年月记载，可能出生不久。

“五分支谱”修谱时全部在世人员参见下表。

表中共98人，最早出生的一人，生于1801年。最晚出生的二人，生于1868年。最年长的一位谱成时过了八十岁，最年轻的谱成时过了二十岁。在“光绪谱”中作为五房首人列入的有珪如(1807)、兆康（1822)、亨衢（1821)、亨逵（1826)、亨道（1833)、亨晋（1835)、

金富（1830)、石皓（1864)。这些人在《王氏族谱》修成时都在世。据“支谱”亨衢名下后人补笔，亨衢卒于光绪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1888年2月5日。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对准确地判断“支谱”修成的时间了。1885年族谱修成时，亨衢在世，1888年2月他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支谱”未记，这说明“支谱”抄成时他在世。因此，“支谱”修成的时间应该在1886-1887年。

注：“支谱”记载石炳生于丁酉年七月，应是误记。石炳为亨礼之子。亨礼生于道光甲午年（1834)。亨礼妻生于1838年。同治年间没有丁酉年，只有丁卯年，丁卯年是1867年。石炳生于同治丁卯年是合理的。丁酉年在光绪年间，那是1897年。那年亨礼妻己经59岁了，石炳不可能出生于这一年。

这是一种分析方法，还有另一种分析方法。1860年至1868年（1868年是“五分支谱”注明最晚出生的一年）出生的都在二十二世和二十三世，共17人(未标记出生时间的未统计在内）。可以肯定，“支谱”形成时间，至少应该在1868年之后。

我们从“支谱”中发现：嘉言公大房相汤公十八世至二十一世支派中，十八世相汤，十九世克美、克卿，二十世士瑚、士琏，二十一世金城，以及嘉言公次房相国公十八世至十九世支派中，十八世相国，十九世克刚、克茂、克盛等，上述十位谱主未载生年。这里有什么意思吗？按照“五分支谱”的分代，嘉言是五分十七世，是五分十六世守辉公第五子，也是幺房。嘉言公的十八世出生晚，当然十九至二十一世相对出生都晚。别的分支都到了二十三世，这一支才到二十一世。出生晚，辈分高，是幺房的特点。因此，嘉言公十八至二十一世，是最后出生的，应该在1868年后、1885年前。1885年后出生的男丁是不可能上谱的。由此判断，“支谱”成谱时间应该在1870年后、1885年前。

通过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支谱”在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1885-1887)完成，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得出这个判断，同时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支谱”完成的时间与王氏全族的《王氏族谱》完成时间基本相同。也可以说，两谱的修订差不多是同时启动的。

肯定了族谱与支谱差不多同时完成，必然要提出两个问题。

问题一：族谱的主事者是五分珪如公与兆康公，而他们的父亲晴川公(1781-1844)发起于先。“光绪乙酉谱”成功时，晴川公已不在世。珪如公与兆康公作为五分首人，他们对五分支谱的编修是否知情，是否参与？由于缺少资料，这个问题今天难以准确回答。

“五分支谱”告诉我们，晴川、珪如、兆康属于王氏五分相邦公以下三房，晴川公就是克振公，相邦公第三子。“光绪乙酉谱”珪如和兆康两人的序言，称他们的父亲为晴川公，但在“五分支谱”上却写作漪川。这里是不是透露出一点秘密呢？他们如果参加了《王氏五分支谱》的编订，不会写错自己父亲的名字吧。

问题二：既然差不多同时修成，却出现从五世五分和从十四世五分，原因何在？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问题反映出当时修谱的人们对几百年前的先祖世代来历不同的模糊记忆，只好各存异说罢了。修谱之难，就难在这里。光绪十一年（1885年）兆康公在《王氏族谱》序中说道：修谱之事，不能再推迟了，“苟视为缓图，将有愈远愈难者”。“愈远愈难”，的确反映了当时修谱的实在情形！

五、五世五分与十四世五分的考证与判断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元末明初从江西经麻城迁来孝感的先祖，是在战乱中求生的。他们辗转来到孝感，开荆劈莽，创业维艰，生存条件是很不好的。元末明初，在现在王家河这块地方，还是蛮荒之地。在生存条件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几代人都在为生存而奋斗，不大可能有人去记录家庭的历史。几代繁衍下来，经过了一百年、二百年，有谁能记得创业时期先祖考妣的名姓以及生卒年月呢？除了口耳相传，不可能有文字记录。口耳相传，所获得的信息是逐渐衰退的，难以保持原样。隔了二三百年，最初的信息衰退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试想，今天的人们，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曾祖乃至高祖呢？

我分析，王家河这个地名，得名可能在近三百年间。直到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随州王氏写的文字，说先祖从江西来到孝感白云乡白沙铺杨桥村，还没有王家河名。从洪武二年(1369年）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已经过了444年。当然，嘉庆十八年写序的人，没有到过孝感，他们依据的地名资料还是康熙年间得到的。从洪武二年到康熙初年，也过了约300年。至少可以说，这段时间里，没有出现王家河这个地名。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王氏先祖来到孝感杨桥村后二三百年期间，由于生存条件不是太好，人口繁衍不畅，生存概率不高。由于居民少，尚未形成村庄，也就是说，王家河尚未得名。一个村庄得名，一要社会承认，二要政府承认。这两个条件，当时还不具备。1928年随州出版的《王氏宗谱》，就有“本族住孝邑北门外，离城六十里许，白云乡杨桥村东岳社公善西会王家河，在杨家河南半里许”这样的说法。不是说直到1928年才有王家河村名，村名得名应该早得多，但也不会太早，大约不会早于乾隆、嘉庆时期。

五分第一代，在“光绪乙酉谱”上是五世，称作良以，号即梅。“光绪乙酉谱”不注生年，不好判断。“支谱”第十四世，即梅字伯宇，生于明辛已年，即万历九年（1581年），这时候距离宗二公第一代，过了212年。过了二百多年，才有五房分家。所谓五房或者五分，不过五兄弟、五家而已，还很难成为一个村庄。即梅娶妻成家，要到二十年后。

王氏族人的繁衍规律可见下表。

《王氏族谱》五世至十六世谱主人数表

世别

大分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五世

1

2

六世

4

2

3

2

5

七世

6

4

5

2

13

八世

8

5

13

8

17

九世

23

4

12

6

26

十世

39

11

16

28

十一世

54

15

37

24

60

十二世

86

30

35

21

92

十三世

57

34

36

15

90

十四世

54

33

30

12

46

十五世

53

24

26

未填写

10

十六世

27

6

7

未填写

可能遗失

注：以上统计数字根据“光绪乙酉谱”统计，只能作为参考。我们已经发现，“光绪乙酉谱”入谱人数并不准确。但它作为王氏在孝感的人口繁衍趋势是可以参考的。九世（相当于“支谱”十八世）大约处在咸丰、同治时期，十世（相当于“支谱”十九世），大约处在同治、光绪时期，十一世（相当于“支谱”二十世）大约处在光绪末期。这个时间是以大分来估计的。表上十五世、十六世谱主人数减少，原因待查。可能与成谱时出生不久有关。

从以上表格可见，大约要到八世至九世（相当干“支谱”十七世至十八世），才能形成五六十户的村庄。这时候大约相当于清嘉庆、道光时期，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到清朝光绪年间(大约十二世一十三世，或者二十一世_二十二世），王家河人口就已经很繁盛了，已经形成一两百户的规模了。这时候，由于此前十多代人的奋斗，王家河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财力也相对丰裕。所以，同治年间建了祠堂，光绪乙酉年前后（1885年），就有必要考虑修谱的问题了。

我们的讨论要进入正题，即究竟是如“光绪乙酉谱”五世五分，还是如“五分支谱”十四世五分？

考虑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立足点。没有这个立足点，问题无法深入。这个立足点，就是五分的第一代。即梅是五分的第一代。“五分支谱”上即梅有明确的生卒时间，他出生于万历九年（1581年），卒于天启七年（1627年），享年47岁。这是谱上出现的第一个生卒时间。假设即梅二十岁成婚，这是1601年。这时，距离宗二公来孝感的洪武二年，已经过了232年。232年间，只有五代人（如“光绪乙酉谱”）是不能想象的。如果只有五代人，平均每代人在46.4岁才生育，这在人口繁衍规律上是不合理的，客观上也不存在这种情况。按照过去的换算方法，大约20年为一代。232年，应该有十一代人存在，如果按25年一代，大约有9代人；如果按30年一代，也应该有7~8代人。因为现在是以五分的即梅计算的，即梅作为老五，出生是最晚的。大哥出生可能早二十年，因此大分后人出生可能要早一代到二代。对于大分来说，增加4~7代，是合理的，是大体符合人口繁衍规律的。

以上是依据实际年龄做出的较为客观的判断。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分析。

自洪武二年以来，二三百年过去了。最初开辟榛莽的先人们，三代四代过去后，其筚路蓝缕的开辟之劳，所留下的信息，一代一代在衰退下去。百年之后，人们谈论最初开辟的先人，只能当作故事来传播。当作为故事传播的时候，故事与原始的历史真相已相差甚远了。

这里，再举随州王氏的例子。随州王氏修谱前后对王氏族人来历的认识相差甚远，是一个典型的事例。随州王氏一向以为，自江西来孝感的宗二公是孝感和随州王氏的第一代祖宗。他们认为，第二代祖宗是继宗公。当然，继宗公是随州王氏的第一代。“随州谱”光绪十五年叙指出：“由江西卜居孝感，自孝感迁居随南者，奉为始祖。”光绪己丑年（1889年）叙指出：“二百余年矣。由是奉继宗公为始祖，嫡传数代。”“考前代议论，各异其详，不可得闻。第见宗一、宗二公著之者残编，其余莫得记载。（“前代议论，各异其详”这句话是说，光绪年间随州王氏对先人世代是有不同说法的）”。民国17年总序阐述过认识变化的过程说：“据前人口传，以之佐公父继宗公为二世祖，以始迁孝邑之宗二公兄弟为始祖。礼富公叙谱谓孟房宗一公相传数代至继宗公，所谓数代者，均无考焉。年久无征，姑闻暂记，理固然也。”经过孝感考察，我发现与事实有出入。考察后才知道继宗公不是二世祖，而是钦若公之长子，实宗二公六传之孙。

随州王氏族人认识到这个变化，采纳了孝感王氏族人介绍的情况，立即做了更正。他们的做法是：“遂抄归，而更正旧载，增入钦若公以上数世之名字，独尊宗二公为始祖，而继宗公为七世祖矣。”这个转变是正确的，这个改变也是正确的。

其实，所谓宗一、宗二、继宗等名字，也值得推敲。这应该不是他们的本名。除了继宗的本名还可以查找外，另两位先祖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查不到了。不是今天查不到，而是130年前修谱的人们就查不到了。试想，光绪十一年(1885年）修谱的人们，在没有文字资料可以查询的情况下，怎么知道516年前创业的第一代先祖的名字呢？他们只知道先祖兄弟二人从江西来到孝感创业的传闻。他们取祖宗二字来为先祖命名。因为祖是更早的先祖，往往指第一代，便以宗继祖。干是，来孝感的第一代兄弟便被命名为宗一、宗二。随州王氏是从孝感迁居的。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考虑修谱，那时距离迁随的第一代大约有240年，他们对迁居随州的第一代名字也记不清了。迁随的第一代的父亲葬于孝感，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以迁随第一代的父亲为始祖。他们又以为这位始祖是来孝第一代宗二之子。既然来孝第一代叫宗二，那么第二代就被称作继宗。在看过《澴川王氏宗谱》先祖遗训后，发现宗仁、宗性有天一、天二的名号。回过头来看，对宗一、宗二的名号也不能过分否定。这里只好存疑吧。

其实继宗是有名字的，只是随州王氏没有传下来。据前所述，显章是随州王氏始祖继宗的真名。

对比随州王氏对先祖的记忆，其实，孝感王氏对先祖的记忆历程也差不多。由于孝感王氏修谱距离第一代已超过五百年，他们对先人的记忆可能更模糊。这就是为什么发生究竟五世五分，还是十四世五分争论问题的基本原因。

前面已经论证过，增加4~7代是符合人口出生规律的；增加8代、9代都是可能的。经过前面考证，“支谱”形成于清朝光绪年间，与《王氏族谱》差不多同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它呢？除非有别的历史资料拿出来，参照比较，可能得出新的认识，否则，我们只有原则上相信“支谱”的记载。

六、有关可祥公和道富公位次的考证

原则上相信“支谱”的记载，并不表示我对“支谱”上十三世以前的先祖考妣记录完全肯定。我以为还是可以提出疑问的。首先，“支谱”第五世列出可祥，在“光绪乙酉谱”上可祥是良以(即梅）之子，可祥字瑞华，生守辉。这个次序与“支谱”相同。在“支谱”上，即梅是十四世，即梅之子瑞华是十五世，瑞华之子守辉是十六世。“支谱”记载即梅生子三：瑞华、可彦、可文，而在“光绪谱”上，即梅生子七：可泽、可文、可祥、可彦、可淋、可选、可远。在润琴先生所修“五分续谱”中，可祥公名下写道：“妣祖姓氏因老谱收藏年久，此处模糊，难以辨认。”我仔细辨认“支谱”复印本后认为，在五世可祥公名下，没有写明妣祖姓氏。我认为“支谱”把可祥公列为五世是提前了。应该确认，可祥字瑞华，瑞华生子守辉。可祥字瑞华，在谱上他是即梅之子，他的位次已很明确，不应提前。

如果这样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支谱”第二页“可祥公支下修名公六世至十一世支派”的排列可能欠考虑。同样的道理，润琴先生“五分续谱”把可祥公排在五世也是考虑不密的。

其次，“光绪谱”上在宗二公下是道富公，道富公生三子，分别是志潮、志龙、志端，是为三世。志龙无出，志潮生子思俸，志端生子思汉，是为四世。思汉生子良仁、良梅、良常、良宪，思俸生子良以、良道。良道无后。良仁、良梅、良常、良宪、良以兄弟五人分家，是为五世。五世是五分（或五房）的开始。这是孝感王家河第一次有五兄弟，第一次有五兄弟分家，第一次出现人丁兴旺的景象。“光绪乙酉谱”上对道富公、志龙、志端兄弟的墓地有清楚记载。因此，必须确定，“光绪乙酉谱”所载道富、志潮、思汉三代是有根据的，是不能否定的。否定了这三代人，良仁、良梅、良常、良宪、良以兄弟五人即无所出，以后的谱就不好写了。可是，“五分支谱”上不载这三代人。这是“五分支谱”修订时不够严谨的表现，是失考；也可以说是“五分支谱”主持人与“光绪乙酉谱”分歧之所在。润琴先生修谱时，看出了这一点。他在“五分续谱”上作了适当处理。他把道富公列在炳若公之后，作为十一世；把志潮、志龙、志端三兄弟列在先书公之后，作为十二世；把思汉、思俸兄弟列在行成公之后，作为十三世。这样处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把道富公列为第二代，与随州王氏把继宗公列为第二代极为相似。随州王氏把继宗列为二世，只距离康熙年间200年。孝感王氏修谱时，距离第一代已经过了500年。这里呈现出来的对早期先祖失忆，对早期先祖留存信息的衰退，更胜于随州王氏。这是后人必须理解的。

《支谱》上还有年代记述的一些可疑之点，突出的例子是瑞华的年龄。《支谱》记载瑞华生于丁未年（1607年）腊月二十七日，卒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九月十七日，换算下来，正好114岁。按照族谱记载，相邦公夫人宋氏满了百岁，获得皇帝颁诏，奖励贞寿之门匾额；亨道享寿81岁，获得皇帝恩赐五品。瑞华公满114岁，却无此记载。这是令人生疑的。我判断，支谱把瑞华公卒年写错了。很可能把康熙十六年误写为康熙六十年。康熙十六年（1677年），瑞华公正好70岁。类似的地方还有，不俱列。

根据以上论证，“支谱”上可祥公列为五世是不合适的，必须回到他原有的位次。而“光绪谱”上所列的道富、志潮、思汉三代人必须加上去，站在他们应有的位次上。

七、关于二十年一世还是三十年一世

有学者解释，三十年为一世。《说文•卋部》：“世，三十年为一世。”《论语•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三十年曰世。”世，又指父子相继为一世。《广韵•祭韵》：“世，代也。”《字汇•一部》：“世，父子相代为一世。”也就是说，基干父系的平均世代间隔大约是三十年。

但是实际上，自周代以后相当长时间，历代政府提倡的婚配年龄，男子在20岁或以下，女子年龄更低。据陈顾远《中国婚姻史》研究，清代的平均初婚年龄，女子在17~18岁，男子在21~25岁之间。

因此，在实际的代际间隔上，未必是三十年一世。以孝感“五分支谱”，和20世纪以来王氏后人出生时间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如下情况

五分第一代即梅1581年出生，到相成出生估计在1705年，大约124年，有5代人，平均25年一代。从克敦（1734年）到石韬（1840年）4代人，大约100年，平均25年一代。从相贤(1725年)到金宝（1837年）共112年期间，出现4代人，平均28年一代。从相容（大约出生于1730年）到百喜（1840年），110年出现6代人，大约平均20年一代。从相邦（1737年）到王松（1987年）共250年，出现10代人，平均25年一代。从克耀（1764年）到家骏（1845年）共81年，出现4代人，平均20年一代。从克振(1781年）到宇飞（估计2010年出生）共229年，出现8代人，大约平均28年一代。在20世纪里，从心炳（1902年）到安东（1987年）共85年，出现4代人，平均21年一代。顺意一组，到第五代泽刚(1980年出生），大约100年，平均20年一代。顺容一组，到1973年世明出生共4代，约90年，平均22年一代。顺祥一组3代，经过72年，平均24年一代。顺太一组3代，经过50年，平均17年一代。天祥一姐，从1874年到1999年，出现了5代人，大约25年一代。天栋一组，从天子辈到安字辈共5代人，估计天栋1885年出生，大约126年，平均25年一代。

以上14组，大体上有比较准确的出生时间，只有一组平均28年一代，其他13组，在17~25年为一代。14组平均下来，23岁为一代比较符合实际。

这样推算下来，在孝感王家河最初230年（1369-1601年）间，有10代人比较合适。这与前面论证的增加4~7代人，是相符合的。总之，“光绪乙酉谱”只列出五代人，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八、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和论证，我们对孝感和随州王氏的来历，有了清楚的认识；对孝感《王氏族谱》、随州《王氏宗谱》、“支谱”和“五分续谱”的修订过程有了清楚的了解；对上述各谱的特点、优点和弱点，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孝感王家河六百多年来的发展演变和人口繁盛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依据这一了解与认识，我们可以对王家河最初二百多年间，也就是五分以前的历代世系有一个大体认识。

“五分支谱”的排列是

一世宗二，二世明矣，三世立逢，四世能德，五世可祥，六世修名，七世光，八世其玉，九世以仁，十世久，十一世炳若，十二世先书，十三世行成，十四世即梅。

经过前面考证，上述五世可祥是要排除的，道富公祖孙三代是应该加入的。

光绪十一年（1885年）族谱在五分以前只有四代。我们前面的考证已经证明，这是有遗漏的。五分以前应该增加4~7代，也就是说五分以前应该有8~11代才比较符合历史真实。换句话说，按照光绪乙酉族谱，在一世宗二与二世道富之间缺少了五六代。这五六代祖先的名讳，今天已无法考出。“五分支谱”在一世宗二后列出了明矣、立逢、能德、修名、光、其玉、以仁、久等各代先祖名讳，这虽然是100多年前五分族人制定的，但是当年和今天，王氏族人难以达成共识。在找到第二份五分以前历代先祖资料加以参证以前，我们只好把“五分支谱”列出的五分以前历代先祖名讳搁置起来，这也符合历史学研究的孤证不立原则。搁置五分以前历代先祖名讳，并不表示对“五分支谱”在五分以前增加代数的否定。应该指出，“五分支谱”在五分以前增加9代的认识是可贵的。

但是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家河王氏先祖在五分以前应该有8~11代，或者说在宗二公与道富公之间缺少了五六代。今天续修王氏族谱，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必须说的是，这样的认识，是在现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科学、严格的历史学考证，得出的结论。它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我还不敢下最后的断语。历史学的行规讲究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在做历史考证时，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如果有一天，王氏后人拿出了有关王氏历史最初几百年的证明材料，我们需要在对比研究了材料后，看看是否能做出新的判断，再做结论。

王家河王氏各分族人均在修订各分族谱。修谱过程中对先祖次第以及代数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历史上修谱也发生过。经过此次科学的历史学考证，我以为，不同的意见可以统一起来，不要在争论中伤了和气。我作为王姓女婿，作为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对这次考证是极为认真的。我在此谨恭请王氏族人认真阅读一下这份《孝感王氏族谱考》。我衷心希望这份考证能给你们提供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帮助你们在修订族谱的过程中统一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载：《寻根》期刊2016年第4、5期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