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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出身门阀士族家庭。沈约还是“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齐、梁之际，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沈约把周颙发现的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归纳出了比较完整的诗歌声律论，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一直延续着武康人称谓的沈约，其故里的确定，可谓众说纷纭。武康与德清在历史上曾有过“合分合”的特殊因缘：公元222年为武康建县之始——三国吴黄武元年分乌程馀不乡与馀杭二境置永安县，晋太康三年改为武康县；公元691年武康与德清分设——唐天授二年析武康东乡置武源县，唐天宝元年定名德清，而析出东乡设置武源县后的剩余区域仍沿用武康县名；公元1958年6月武康县撤销并入德清县。两县合并为德清县后不久，原武康县治所在镇又沿用了武康名。这一现象的存在，使得人们把唐朝前后两个大小武康县及后来的武康镇混为一谈了，惯性思维地认为当年（大）武康县东乡（分县后为德清区域）的沈氏名人应该是在后来的（小）武康县，结果被顺延至现在的（小小）武康镇。如：“沈约，吴兴武康（今德清县武康镇及今德清西）人”的表述。殊不知，在沈约的年代,现在的整个德清区域都属于武康县，而德清中部的乾元人、东部的新市人、南部余杭的塘栖人，还有桐乡的大麻人等都称作武康人。
针对德清沈氏名人的归属乱象（主要是清朝年间），德清知县侯元棐在康熙年修撰《德清县志》时就强调：“（沈）麟士自述祖德谓：金鹅乡之沈皆出于（沈）戎，然则《武康志》所载：沈戎以下诸沈皆德清人也。索之往牒，参之居止，具有明征。”并发出了“不得让美于武康矣”的感叹。可如今，德清县境内，从西到东的“沈约故里（居）”已“繁衍”至八九处之多：原武康县有馀英溪上流、东沈村、延真观、静林寺、龙山村；原德清县有东衡村、城关镇（今乾元镇）、蔺村（今新安镇舍北村）；还有馀杭的博陆等。现借助各时期的史料记载及相关信息，将如此多的“沈约故里”梳理一遍，让历史还原史实。
一、簰头老伯家谱忆 肇自馀姚沈家村
《德清县地名志》说：“沈约，字休文，武康人，家居馀英溪上流（今东沈一带）。”清同治《湖州府志》载：“沈约宅在县东馀不溪上流——《馀英志》，沈约宗族所居——《胡志》”；又“沈约宅在馀英溪即前溪上流。”同治《湖州府志》的前句引自《馀英志》及乾隆《湖州府志》（胡志），而后句无史料依据只是传说而已。《德清县地名志》不载有依据的沈约宅在“馀不溪上流”及馀不溪上流为“沈约宗族所居”，而选择了坊间传说（清朝年间）的“馀英溪上流”并括号增加了“今东沈一带”。“不”与“英”只一字之差，却无端端跨越了四五十华里！
该地名志在介绍“东沈村”时说：“据清道光《武康县志》记载，东沈村为沈麟士故乡，里人大半属其后裔。”但该词条却没有提及沈约。道光《武康县志》又载：“馀英溪在县西十三里即前溪上流。山墟名（晋朝张元之著）云：每春夹岸花开，落英满地，通夏不歇，故云。沈约之后多居溪旁。”后句“沈约之后多居溪旁”为该县志自加，傍在一起使人以为是张元之的话了，可那时连沈约都还没出生呢。
簰头东沈村在清康熙年以前还没有沈麟士故里及沈约故里的说法，虽然当时东沈村已经有沈氏居住。据史料记载，最早建造的“织帘先生祠”（沈麟士庙）是在今乾元镇的乾元山即吴羌山下（宋嘉泰《吴兴志》有记载）。而东沈村的“织帘先生祠”是在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成书的《武康县志》中才初次出现，明嘉靖廿九年（1550年）及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武康县志》里还没有其踪影。以此推测，那是后来迁入东沈村的沈氏，在清朝年间建造“织帘先生祠”供后人祭祀而已。因为，沈麟士在百姓中的口碑很好，成为沈氏后人的骄傲。所以，我们不能以建有“织帘先生祠”来确认沈麟士的故乡。
最近几十年来，沈约的名声大了，有人又把东沈说成是沈约的故里了。现在，“东沈是沈约故里”一说被许多考证否定后，又冒出了东沈是沈约避难之地的说法。否定东沈村是沈约故里及沈麟士故里的依据是，七十多岁的《东沈沈氏家谱》（文革时焚毁）主人，在回忆他家的《家谱》时说：他们是东沈村第一家“沈氏”，是从绍兴馀姚沈家村迁徙至此。从东沈村在清乾隆年前建造了“织帘先生祠”来看，绍兴馀姚沈家村的沈氏有可能也是沈麟士的后裔。其实，清道光年间的《武康县志》修撰者，当年只要去东沈村走访一下（那时《东沈沈氏家谱》还在），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讹误产生了。
二、神仙故宅题碧落 窜易休文坊间谣
《吴兴备志》载：“按（沈）戎家‘馀不’属德清，德清古武康地，则沈当以德清祖。”又“吴兴武康县延真观，唐碧落观也。沈休文故宅有唐县令胡传美题诗。”有人就把该句读做了“吴兴武康县延真观，唐碧落观也，沈休文故宅。”认为沈约的故宅就是延真观。
该句的含义其实是：武康县的延真观，在唐朝时叫碧落观。沈约故宅有唐县令胡传美所题的《武康碧落观》诗。而非碧落观是沈约故宅。但仔细想想，《武康碧落观》诗与沈约故宅好像也联系不上，不知为啥《吴兴备志》要将“碧落观”与沈约故宅联系起来？而道光《武康县志》载：“静林寺，在县西三里……为沈约故居。”还有“沈约故居在武康八都英溪溪滩上”。距道光《武康县志》八十多年前的乾隆《武康县志》，在介绍“静林寺”时还没有“沈约故居在静林寺”一说，不明白道光《武康县志》的“传说”来自哪里？
更早的宋嘉泰《吴兴志》载：“延真观在县西北隅崇福里。齐永明二年置，号崇福，本朝治平四年改赐今额。神仙沈羲故居也。”这下我们才知道，跟《武康碧落观》诗有因缘的，是被称做神仙的沈羲。该诗的首句是“仙宫碧落太微书，遗迹依然掩故居”。晋葛洪《神仙传》：“沈羲（东周朝），吴郡人，学道于蜀，能治病救人（“治病救人”出典于此），甚有恩德。”是距《吴兴志》四百年后的《吴兴备志》把沈羲窜改成或误以为沈约了。
三、凤凰迤逦名沈璧 家族东阳有渊源
宋书《自序》：“靖子戎，字威卿，仕州为从事，说降剧贼尹良，汉光武嘉其功，封为海昏县侯，辞不受。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馀不乡，遂世家焉。”宋嘉泰《吴兴志》载：“皇觉寺，在县东北十五里凤凰山，后汉述善侯沈戎故居地，名沈碧（璧）。”（道光《武康县志》亦同）该记载有悖沈戎后裔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记载的：“凡金鹅乡之沈皆出于祖戎。”试想，沈戎葬金鳌山后，将金鳌山改名金鹅山是否与金鹅乡名有因缘？
宋嘉泰《吴兴志》“县东北十五里凤凰山”的皇觉寺是沈戎故居一说，与该志同时记载的“沈璧山（俗称凤凰山），在县东北十五里，山有九峰迤逦相接，沈氏自东阳居此，故名”一句自相矛盾。亦与《入东记》“后汉青州刺史姚恢与海昏侯沈戎过江阴，争柯山居之。恢女密报戎。戎先居之”不符（民国《德清新志》柯田山在北郭外）。宋朝前就有记载的沈璧山沈氏，是另一支从东阳迁徙而来的沈姓家族，但东阳沈氏也应该是沈戎的后裔。作为沈戎后裔 在南北朝(风行舍宅为寺)时期以祖上的名义舍宅建寺也就说得通了。还有《苍山八咏诗·皇觉岭》：“西南攒秀岭，一山更殊荣。金仙列上方，旧是休文宅。”一诗，就因为有了“沈戎宅”做铺垫，才慢慢演绎成了皇觉岭“旧是休文宅”一说。
再说了，沈戎的徙居地与沈约的居住地同在一处，有违沈约《自序》：“史臣（沈约）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馀乌村。”沈约七世祖的始居地与沈戎的徙居地已不在同一处了，再过了两百多年后，沈约的故居怎么会与沈戎的徙居地“搅和”在一起了呢？更何况那凤凰山的皇觉岭也不在武康县东乡辖区内。
四、东衡沈氏始迁祖 蔺村德侔八世孙
在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情况下，有人自说在“文革”前曾经目睹过《东衡里沈氏家谱》（该家谱已销声匿迹）。并称有人曾经在东衡村一座小石桥旁看到过一块刻有“博陆”字样的石块（该石块亦无踪影），遂断定“东衡里就是博陆里”。还撰写了一阕颇具古风的“古博陆里碑记”，立于东衡村口。认为东衡是六朝沈氏世居之地，且传出所谓的“朝廷五部六尚书，东衡六部五尚书”之谚，几乎将宋朝时期的湖州沈氏名人一塌刮子收入囊中，并挂像展示于村乡风馆内。
要纠正这一谬误，还得找到《东衡里沈氏家谱》，这个想法目前尚无法实现，民国时重修的《东衡里沈氏家谱》也已销声匿迹。但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我们看到了清乾隆年间德清秀才徐承烈（晚号清凉道人）撰写的《听雨轩笔记》。他在该笔记中，讲述自己当年在存素堂（藏书楼）观看“沈畸墨迹”后，到处寻访蔺村人沈畸(字德侔，第进士，历官州、县。崇宁中，为尚书议礼编修官，召对，擢监察御史)后裔而在东衡村找到了《东衡里沈氏家谱》，并透露了家谱中所载东衡里沈氏始祖是蔺村人沈畸的八世孙等信息。
《听雨轩笔记》卷四“赘纪”首篇文章（约写于1791年）“沈侍御墨迹”是这样开头的：“乾隆庚戌（1790年）季冬（农历十二月）三日，于存素堂观宋御史沈畸墨迹（手卷）。”该文还讲述了我县除蔺村以外的其他三地沈氏后裔：“吾邑沈姓不一其支，未知孰为公（沈畸）之后裔，因遍访之，得《东衡里沈氏家谱》。载公为韶村、市（士）林、东衡诸沈始祖之八世祖。手卷所书（‘沈畸墨迹’内容）具载谱首（“家谱”的首页）。公生二子，长（子）璇（音义同‘璇’）次（子）濬（音义同‘浚’）。邑中三支盖皆璇后云。”
从该文“（三地）诸沈始祖之八世祖”一句可以看出，当年的东衡村沈氏是从蔺村人沈畸长子沈璇的七世孙才开始迁入的。北宋后期的沈畸延续至其八世孙的年代，应是元末明初了。那么，沈畸及其祖先或其八世孙以内的后裔之沈氏名人就绝不会出自东衡村了，因为那时金鹅乡的“蔺村沈氏”还没有迁往本县东衡村呢。
其实，就算真的有人在东衡村看到过刻有“博陆”字样的石块，也是可以理解的。《东衡里沈氏家谱》是蔺村人沈畸长子的七世孙，在元末明初搬迁到东衡里成为东衡里沈氏以后，才由其后人开始修撰的，其首页追溯寻祖也只能涉及到东衡里沈氏始祖的八世祖、蔺村人沈畸；而消失的“博陆”以“石刻”的形式“曾出现”于东衡村，应是东衡村沈氏后人在沈约《自序》里看到“博陆”一说,而作为祖上发祥地的“博陆”也就成了东衡村沈氏后人仰慕的圣地，理应刻石永纪。这也有点类似于东沈村沈氏（余姚沈家村沈氏）建造沈麟士庙以祭祀沈氏祖先一样，不过东衡村沈氏是有《东衡里沈氏家谱》记载的沈畸长子沈璇七世孙之后裔。但徐承烈所描述的亲眼目睹《东衡里沈氏家谱》首页内容，已毫无悬念地否定了东衡村为沈约故里的结论。
五、东乡境内乌山地 附会牵强证馀乌
城关镇（即今乾元镇）为沈约故里一说，也没有使人信服的依据。该说最早的源头是宋嘉泰《吴兴志》记载的：“……窃考馀不乡有博陆里馀乌村，盖沈约自叙云尔。其馀乌村，县有乌山即其地也。所谓博陆里今不详何所云。”其认为沈约说的馀乌村就在德清的乌山（乌牛山）之地，这也仅仅是依据沈约自序里的“县东乡”地望在古德清，而俩地名中都有一个“乌”字而已。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有些人把金鹅山之地（在今乾元镇）看做是当年的金鹅乡了。以沈麟士《述祖德碑》所说的“金鹅乡之沈皆出于戎”，而把沈戎及其后裔的故里理解成在金鹅山所处的城关镇了。那晋朝时称作武康人（那时还没分设德清县）的沈充，倒是家住今德清的城关（乾元）镇，并在当年的前溪（乾元山前）河畔的前溪村创制了《前溪曲》，渐渐演绎成风靡于唐的“前溪歌舞”。有唐末于兢（画家宰相，也有考证为礼部侍郎）的《大唐传》为证：“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江南声伎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这就是“前溪歌舞”的出典，清道光《武康县志》对此也做了转载。
六、归葬蔺村源传记 谴词着意述详明
民国《德清县新志》载姚察（533年～606年）《沈约传》：“……休文惧以疾，卒于官。生宋元嘉二十年（应为元嘉十八年）八月十二，卒梁天监十二年八月十五，享年七十有一（应为七十有三）。诏赠本官，赙钱五万、帛百匹，谥曰隐。归葬邑之蔺村，建祠世祀于湖。”（附图1）这应该是“沈约墓在蔺村”的出典了。还有清康熙《德清县志》上记载的北宋时期“沈约墓”的信息：“梁隐侯沈约墓——胡宿（995年～1067年）诗注云：在县之蔺村。”（附图2）该“诗注”与姚察《沈约传》里的“归葬邑之蔺村”一句吻合。
而在之前的宋嘉泰《吴兴志》里，记载出现了混淆：“沈约墓在德清县东五十八里。”（附图3）由此,部分人没做全面分析就 对该说的真伪提出了质疑：“现今新安舍北村绝对没有离县域（城）五十八里之遥”；“五十八里约合今27公里，与今舍北村的古蔺村在地望上相差甚远”……其实只要对照《吴兴志》里该段落开头的“沈戎墓在德清县东二十三里金鹅山”（清同治《湖州府志》亦同）一句的同类讹误，就可证实该“县东五十八里”的说法明显是照抄了唐朝前德清还未分设时的记载，因为南宋时的“金鹅山”已在“德清县西南五里”了。后来的明成化《湖州府志》，对前志的讹误做了更正：“梁吏部尚书沈约墓在县东三十八里”（附图4）。以上讹误的产生与纠正，反而证明了《吴兴志》里“（沈约墓）在县东五十八里”一说可以追溯至唐朝以前的大武康年代。由于武康与德清“合分合”之原因，造成了史料记载上“概念转换”的延误，以致宋朝以后的《府志》《县志》等史书对德清人文的记载讹误频出。
姚察，吴兴武康人（今德清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陈后，历任秘书监、吏部尚书等职。他与沈约的年代接近，又同为今德清县人，其为沈约作传记载的“归葬邑之蔺村”一句具有权威性。要强调的是，这里用的是“归葬”一词，而不是“葬”与“卜葬”或“改葬”。归葬:即把遗体运回故乡埋葬。这或许透露了蔺村为沈约故乡的重要信息。而胡宿是北宋人士，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历官扬子尉、通判宣州、知湖州、两浙转运使、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作为“知湖州”的胡宿，其诗注“（沈约墓）在县之蔺村”，也就有了相当的可信度。
沈约终老后为什么会葬蔺村？那蔺村只是个平原水乡，不像山区，地势高而干燥，适合墓葬。若无缘无故，“卒于官”的沈约怎么会千里迢迢葬蔺村？这就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理念使然。我们从乾隆年间徐承烈所著的《听雨轩笔记》中或可找到答案。《听雨轩笔记》的“沈侍御墨迹”中这样写道：“……次段为（沈）畸手书，首叙远祖乐吴兴山水清远，移家于此，已十馀世……”蔺村人沈畸的这一表述，亦可推断出其祖先沈约的故居也应在蔺村或蔺村附近了。文中还说：“按邑志，畸，字德侔，邑之蔺村人……卒葬本邑下舍村”（康熙《德清县志》载：侍御史沈畸墓在县东下舍村）。蔺村与下舍相邻，同属金鹅乡。蔺村人沈畸卒后葬下舍的原因，有可能是其出生地在下舍或其后人已居住在下舍了。
七、杭县博陆今犹在 岂非休文自序言
沈约的出生地与墓葬地确定为金鹅乡的蔺村（今新安镇舍北村）后，也不影响“博陆里馀乌村”的寻找。沈约《自序》：“史臣（沈约）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馀乌村。”但“博陆里馀乌村”不一定是沈约的出生地了。因为七世祖的始居地，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其子孙蔓延至相邻的村庄也算不得“迁徙”。
按沈麟士的“金鹅乡之沈皆出于戎”，再联系沈约《自序》中的“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馀乌村”，就能确定那“博陆里馀乌村”当年也该在金鹅乡辖内。而现在的馀杭“博陆”正奇迹般地“藏身”于德清县禹越镇（当年隶属金鹅乡）与桐乡市大麻镇（当年隶属金鹅乡）交界处的“怀抱”里，与舍北村（原蔺村）的直线距离仅十公里左右。是现在的馀杭“博陆”在唐朝前原本就属于武康县东乡？还是武康县东乡境内的“博陆里”，历经沧桑消失后，在宋朝年间被紧邻馀杭的区域所取代（馀杭史料记载，其博陆地名诞生于宋朝）？
考证与探寻“博陆里馀乌村”，或可转换一种思维方式。宋朝年间的《吴兴志》没有弄清楚博陆里在何处，而把“馀乌村”与德清的“乌山”联系了起来。但“馀乌”村名的含义仍然使人捉摸不透，就跟“馀不”乡名一样。古德清地域原属乌程县，循着这一脉络去推敲，有德清文史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思路：当年会不会是因为馀杭县与乌程县交界处的村庄而取名“馀乌村”的？这样想来，“馀乌村”的含义也就合乎情理了。当年的馀乌村很有可能就在乌程县与馀杭县的交界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为一九九二年版《德清县志》作序时说：“今博陆里馀乌村虽然已无确证可以查实，但其地在后之德清县境大概可以无疑。”
以上从县西到县东梳理列举的“五排除一认定一存疑”，奠定了新安镇舍北村考证为沈约故里的基础。既然沈约自己都说了其“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馀乌村”，而武康县东乡于唐朝年间已析置为德清县，我们何苦要违背他的著述，还在原武康县东乡以外的小武康县或武康镇苦苦寻找呢？隐居吴羌山下“开门教授居成市”的沈麟士也明说了“金鹅乡之沈皆出于戎”。而今天的新安镇舍北村就在当年武康县东乡之一的金鹅乡辖区内！将沈约故里及归葬地确定在当年的金鹅乡蔺村，也是顺理成章了。“满朝文武半朝康”（六朝）时期的武康沈氏聚居在县东乡即后之德清县境，那“武康沈氏”只是沿袭了唐朝前的习惯称呼而已。明朝年间的《吴兴备志》概括得很精辟：“按（沈）戎家‘馀不’属德清，德清古武康地，则沈当以德清祖。”康熙《德清县志》：“《武康志》所载，沈戎以下诸沈皆德清人也。”而把沈约称为“吴兴武康（今湖州德清）人”才是正确的表述。
费卫民
图一、民国《德清县新志》载姚察《沈约传》：“休文惧以疾，卒于官。生宋元嘉二十年八月十二，卒梁天监十二年八月十五，享年七十有一。诏赠本官，赙钱五万、帛百匹，谥曰隐。归葬邑之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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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清康熙《德清县志》：“梁隐侯沈约墓——胡宿诗注云：在县之蔺村。”
图三、宋嘉泰《吴兴志》：“后汉述善侯沈戎墓在德清县东二十三里金鹅山；……沈约墓在德清县东五十八里。”
图四、明成化《湖州府志》：“梁吏部尚书沈约墓在县东三十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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