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修纂族谱

支派考

一、族谱对一个家族有着重要作用

大凡族谱，都由主题思想（谱序类）和主体内容（世系、年表）两部分组成。遗憾的是，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多把族谱看作是历代家族人口档案，而忽略了编修族谱的主题思想。记载家族发展轨迹，促进家族兴旺发达，这才是编纂族谱的主题思想。在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的今天，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历史条件，又赋予了我们中华孙氏家族特别的历史使命：在承传历代先祖美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投身构建和谐社会、促使祖国和平统一的同时，更要大力倡导海内外的融合，传播世界先进文化，呼吁人类互助进化，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族谱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孝文化，一种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族谱的编纂，起始于周代的皇家玉牒，盛行于唐宋时期的皇亲国戚，普及于明清时期的名门望族，后来才进入百姓之家，主体内容是历代家族人口档案。在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多次变革中，其文化内涵也由初始的狭隘和封闭逐渐走向开明和进步，其主题思想则是传扬历代先祖的美德，启迪后人承传祖德，继往开来，健康成长，激励一代胜似一代，这也是我们今天编修族谱的主旨。隐恶扬善是传统家谱的特点，而鞭挞丑恶，应该成为现代家谱的又一特点。常看族谱，如同看见先辈的身影，能促进家庭和睦，上敬下孝，家族团结，亲邻友好；可使我们受到启发教育，取得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修身正心，知恶向善，提高思想境界；可使后人得到鼓舞激励，自觉成人成才，有利于我们明辨是非，驱邪匡正，济世安人。从小处说，编修族谱可光宗耀祖，惠及亲友、家族、乡邻；从大处说，可利国利民，有益于社会向善发展。因此，出版一套完整的《中华孙氏通谱》，不仅是传承家族文化的需要，也是广大宗亲多年的夙愿，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二、关于历史研究的几种理论

在修谱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动各地宗亲，尊重地方各支系意见，严禁脱离地方各支系意见闭门造车。

（一）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

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多如牛毛，不同的“理论”导致不同的结果。纵观过去研究历史的方法以及解读、传承历史知识的模式，概括地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其一，“戏说”：“戏说”就是把历史演义化、戏剧化，只要能够吸引眼球、赚取“银子”，就可以肆意篡改、曲解，甚至是编造“历史” 。

其二，“自说”：“自说”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打着“一家之言”的旗号，把历史当做面团，对史料各取所需，随意解读，自以为是，最终难免坠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其三，“纸说”：“纸说”都是些第二第三第四历史，也就是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从文本到文本进行纯理性推演，形成一定的观点，得出“结论”。这些“结论” 看似言之有据，实质上却与历史真相南辕北辙。

其四，“实说”：“实说”才是修谱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简单来说，“实说”历史，有三层含义

一是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应该是经过认真辨析的信史，也就是第一历史。

二是对可信史料的综合研究，不但要注意到该史料的本身价值，而且要注意该史料在当时的社会价值，也就是它在当时语境下所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

三是对研究得出的结论，还要放回到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加以检验，不去顾左右而言他，不为赢利而媚俗、作秀，本着学术良知，按照学术规范，秉笔直书，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地撰写。如有人提出以前的谱上老祖宗为什么没有配偶的笑话，就是忽略了当时妇女不入谱这一事实。

（二）四种历史理论优劣的比较

1.“戏说”，实际上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从文学或娱乐的角度来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把“戏说” 引入史学研究和传播领域，则是应该坚决反对的。尤其在修谱时，戏说是大忌。如明代有一人写的前后七国志中，把孙膑神化到不可相信的地步，岂能作为传承文化研究。

2.“自说”，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过的。史学研究的前提之一就是注重客观性——公理，也就是大家认可的，非一家之言。“自说”者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由于其主观色彩浓厚，很容易偏离客观事实而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比如有人解释《论语》，不管《论语》的原意，任意解读《论语》，甚至望文生义，将“小人”曲解为“小孩子”，露出了自己缺乏历史常识和国学根基不深、学风不正的“马大脚”。因此，我们在修谱当中必须避免自以为是，免得我们的族谱上也充满了浓厚的“自说”色彩。

3.“纸说”，是一般历史学者通用的研究方法，没有第一历史资料，用些所谓的“历史资料”，实质都是些第二第三和第四历史的资料加上自己的观点瞎编乱造，其危害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4.“实说”，是不缩小，不夸大，不加入自己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用第一历史资料为依据，利用前文提到的“‘实说’历史有三层含义”写出的文稿，才是修谱的正确方法。

为了说明“纸说”与“实说”的本质区别，特举一例如下：《康有为政论集》将《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戊戌奏稿》等全部作为真件收入。孔祥吉研究后指出，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于宣统三年（1911）才出书，其距离百日维新已达十三年之久。事过境迁，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戊戌奏稿》所辑奏疏之内容多有改易，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少奏稿并未送达朝廷，所以，在戊戌变法期间没有发生实际作用。一些研究者不辨真伪，以《戊戌奏稿》为基本依据来研究戊戌变法，闭门造车地撰写《戊戌变法史》等鸿篇著述，将高楼大厦建筑在谎言的沙滩上，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必然大打折扣。所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写出的文章就有不同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