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公元1914～2005年)，字继曾，江苏无锡荣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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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公元1914～2005年)，字继曾，江苏无锡荣巷人。著名近现代民族资本家、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荣毅仁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副主席。遗体告别仪式上，几乎两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齐集，并称他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外界由此猜测他早已入党。
2005年11月3日，荣毅仁的共产党员身份得到了确认。当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丧礼备极哀荣，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等九各常委到场送别。本港媒体披露，新华社当日播发的荣毅仁生平指出，荣毅仁于1985年7月1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荣一直以“党外人士”身分活动，但实际上他秘密加入中共已经二十年。
官方新华社11月3日发出三千五百多字的“荣毅仁同志生平”，为荣毅仁盖棺论定，予以高度评价，指荣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同一天，另一事件成为媒体焦点，福布斯2005年中国富豪榜揭榜。荣智健家族位居榜首。
荣毅仁的人生，在八十九岁时画上句号。他和他家族的命运沉浮，暗合这个国家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他最重要的使命，似乎是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向世界亮出自己“红色资本家”的身份—对于必须对另一个世界保留一条通道的北京来说，这就够了。对他和他的家族而言，每次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都会有一次把握财富的机会降临，当然，荣氏经营家法不会让这些机会有丝毫浪费。
1916年，无锡“棉纱大王”荣德生诞子荣毅仁。成年后，荣毅仁陆续入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上海合丰企业公司、上海三新银行等家族产业。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荣氏家族子弟与一些上海资本家纷纷出走，荣毅仁父子却选择留在了大陆。在以研究老上海历史著称的学者薛理勇看来，当初荣氏父子固然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但也有留守家族企业以观局势的初衷。
“荣家原来被称为‘棉纱大王’、‘面粉大王’，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但他们商业帝国的基础是制造业，很难搬迁，即便在上海沦陷时期，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也选择了留下，并在‘孤岛’时期一度获得短暂的高速发展。所以在1949年，荣家外迁时，只能抽离资本，进行资本外迁，企业很难外迁。”
不管怎么样，留守者很快就转变成为新政权的积极“建设者”。1950年，荣毅仁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时，荣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支持前线，一举成为新中国的新闻人物。之后他积极响应工商业改造。
不过对于北京方面来说，荣毅仁最大的贡献不在于把家产交给国家合营，而在于他以资本家的身份协助北京工作，“起到了统战的最大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一个获得独立不久的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新中国亟需经济原始积累。这个国家以非凡气魄，迅速实现了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废除各种复杂的产权关系，将劳动成果集中起来，直接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这个过程中，公私合营无疑是对资本家的巨大考验。而“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毅仁，给予了中共最积极的配合。
1956年，荣毅仁将所有财产“主动”上交给国家，每年只取5%的定息。1957年1月，陈毅受毛泽东委托，专程到上海“助选”，荣毅仁顺利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自此，荣毅仁正式步入中共政权领导层。
那一年，荣毅仁四十一岁，这是荣毅仁选择留在大陆后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当时，一张照片广为流传：荣毅仁和毛泽东一起看着纺纱女工劳动。
从公开消息可以看出，那时的荣毅仁紧跟执政者的思维，甚至还有所“超前”。1956年，荣毅仁在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等一系列讲话后，想到一个在当时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此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这个问题，被毛泽东称为“蛮会用脑子、提问题”。不过，一些朋友为他捏了把汗。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对此问题作出回答：“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此后，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尽管荣是毛泽东赏识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户”，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还是受到了冲击。即便如此，荣毅仁仍对中共保持高度忠诚。据中国大陆公开报道，1966年的一天，大批女红卫兵突然冲进荣毅仁在北太平庄的家里，不但大肆打砸，还用荣毅仁家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给荣毅仁在海外的亲戚。荣毅仁清楚录像寄出去的影响，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
正因为荣毅仁“非常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坚决执行”，加上他“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的身份，文化大革命后，北京为荣毅仁落实政策的决心颇大。时任上海统战部副部长的叶尚志，负责执行给民族资本家的定息支付(公私合营后，中共承诺，每年给民族资本家5％的定息，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冻结了)。叶尚志在采访中表示：“落实政策时，定息资金在上海的比重最大，全国二十四亿元中上海就占了十二亿五千万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其中，荣毅仁家在上海占的比例很大，最后我们都坚持一一支付了。”
“红色资本家”，是1957年时任副总理、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给上海老板荣毅仁的“封号”。入主中信的荣毅仁已非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但他却是为中国引进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第一人。
1979年10月，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简称“中信”)在北京成立，董事长为荣毅仁。最大胆的创举是，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不是党委，而是董事会。而公司的实践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颠覆了中国当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种与资本主义的负债经营方式格格不入的观念。
对外，荣氏企业成为“中国向国际融资的窗口”。由于依靠中国的政府信用，对外融资并非难事，中信的资本积累由此开始。对内，这个依据市场经济原则做事的公司，与已被企业习惯的政府财政支持大不一样，中信不仅能够自主决定融资给谁，而且向中信融资是决不能赖账的。
1979年10月6日，中信集团成立的第三天，荣毅仁即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信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对美国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这一个月，可以说是荣毅仁宣传中国政策并寻求合作者的一个月。中信集团与芝加哥银行签订了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外合作协议。
被荣毅仁聘请为中信顾问的基辛格曾表示，荣毅仁是一位“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的企业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急需化纤产品。而中国二十二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一百亿日元的债券。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荣毅仁率领中信开始了“收购香港”的战役。1987年1月16日，中信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当时投资香港的内地企业已超过一千家，其投资总额超过二百五十亿美元，其中2/3以上为以中信为首的华润集团、光大实业、中国银行、招商局、中国旅行社等所拥有。
1993年，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并辞去中信董事长一职。此时，中信集团的总资产达到五百零七亿元人民币。截至2004年，由中信公司重组而来的中信集团，总资产已发展到七千十四亿元。
显然，在此期间，大陆荣氏家族和国家获得了“双赢”。一位大陆学者指出：“北京重用荣毅仁，主要是利用荣毅仁的能力和荣家在海外的影响，吸引投资，政治上做榜样；但另一方面，对大陆荣家也是一次机会，为其子荣智健的日后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1978年，就在荣毅仁中信赴任的前一年，荣毅仁的独子荣智健只身赴港闯天下。
1985年，已在港发展七年的荣智健，卖掉了自己的电子厂并由此拥有四亿港元身家之后，应邀来香港中信帮助策划。第二年，他正式进入香港中信，任董事职务，完成了对国泰航空及香港电讯的收购，后于1990年借壳上市。
有专家表示，这期间，荣家利用政策优势，运用荣氏经营法，得心应手，使中信集团成为国家和荣氏的财富引擎。
1993年，荣老板变成了荣副主席，一个叫乔慧存的普通工厂技术员，从那一天起下定决心学管理。十年后，这个当年的中专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成为世界顶级商学院美国沃顿商学院的学员。正如这个中国青年模糊意识到的那样，荣毅仁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半个多世纪里，任何有关这个特殊人物及其家族的命运转折，都透露出这个国家即将展现的新篇章。敏锐者可以把这样的信息，解读为某种提示。
1993年，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年份。对荣毅仁来说，他当上了国家副主席，但退出了为之服务了十四年的中信。他公开表示：“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适宜在中信的工作了。”
荣毅仁的接班人是他从前的助手王军。1993年王军接任中信的总经理，两年后国务院任命他为中信董事长。但荣毅仁的进退，从来不是简单的个人取舍。他作出的所有选择，几乎都有“国家需要”的背景。
1989～1992年，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的大陆，经济疲软，改革开放几乎濒临倒退边缘。1992年春，邓小平专门南巡，稳定民心。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做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报告。
第二年，荣毅仁出山。目前没有公开报道披露此中的详细经过，但是“荣老板当了国家副主席”的消息，的确让中国从大城市到偏远地区的许多人，欣喜如同乔慧存。从商，致富，看来仍是一条被鼓励的正确道路。而对于1989年以后对中国持怀疑与制裁态度的西方而言，这样的消息应该相当引人注目。
1996年12月，中信集团同意以25％的折让价，即以每股三十三元的价格，配售三亿三千万股给中信泰富以荣氏为首的管理层。其中两亿九千万股由荣智健独得。荣智健以大约一百亿元的代价完成管理层收购，他在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上升到18.8％，仅次于中信集团。不难算出，此中折让绝对数额为二十多亿元人民币。
虽然中信集团通过中信香港仍持有22％的股权，保持着中信泰富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但无疑荣智健已成为中信泰富的实际控制人。正是凭借这一资本平台，荣智健成为中国首富。
2003年，中信董事长王军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采访时，宾主双方都只字未提中信的老当家荣毅仁。事实上，自从1998年荣毅仁从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整整七年，荣家及其外围人士都保持了极为谨慎的低调。即使在荣病危乃至刚刚去世期间，大陆媒体也未大事张扬。
尽管北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高规格告别仪式，但荣氏家族及其家乡都对荣的丧事持相当低调的态度。告别期间，海内外荣氏家族成员大都赶到北京，记者接触的几位荣氏成员都表示不希望接受采访。甚至无锡市委市府的接待办也表示：“我们被特地关照，不接受采访。”
无锡市统战部海外联络处赵处长透露：“荣毅仁老家无锡市的领导去北京参加告别仪式时，不是以市委、市府的名义，而是以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的朋友这个私人身份去的。”赵处长说，“这是应荣智健的要求和有关部门的安排。”
荣家的低调是其固有作风，和大陆富豪一样，这种低调与其财富的积累同步升级。1998年卸任后，荣毅仁公开露面的机会更有意减少。据无锡统战部海外联络处赵处长透露，“在此期间，荣老在一定的季节和合适的时间，也经常回无锡，但他一般以儿子的名义出来，以休息调养为主。”
当荣毅仁刻意低调时，其子荣智健日益进入公众的视野，如所有香港上市公司的老板一样，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财经报刊上。荣智健的中信泰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市值不足十亿港元，增值至目前的四百五十亿港元左右。在上海的“胡润百富榜”名单上，继承父业的荣智健四度荣登榜首，可以说，荣家再度成为“首户”。目前，中信泰富在钢铁、通信、房地产及航空业四领域强势扩张，去年营业收入已达二百三十亿元人民币。
在荣毅仁10月26日去世后，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所发的电文中，对荣冠以“共产主义战士”的称号，而且并没有称荣为“党外同志”，而是直呼为“同志”，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并引发种种猜测。
新华社的讣闻中对荣的定位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之后提到其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荣毅仁同志”。
在此之前，大陆媒体一直宣称荣是“党外爱国人士”，荣以往也婉转否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一些好奇的西方记者，常常问荣毅仁：“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荣毅仁笑笑说：“我还不是，但我希望将来能达到党员标准。”
此前，中共元老习仲勋、宋任穷去世时被称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临终前加入中共，也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而最近去世的巴金，新华社电文称之为“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曾长期负责对荣毅仁统战工作的原上海统战部副部长叶尚志说：“新华社最后确切的表达，党内是非常慎重的，一般由中央研究决定的。”问及荣毅仁生前是否加入了共产党时，深知底细的叶尚志说：“这就让大家去猜吧，我就无可奉告了。”
荣毅仁在1993年出任国家副主席时，外界多视之为继宋庆龄之后的第二名非中共党员副主席，连他曾任主席的中国工商联旗下《中国工商时报》的报道也坚持这一说法。
但另一位长期和荣有工作联系的统战部官员和荣家的一位亲戚都肯定地说：“荣毅仁是共产党员。”
11月4日，本港《明报》报道，新华社11月3日发出的荣毅仁生平指出，荣毅仁于1985年7月1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这一身份在荣毅仁逝世后才公开，似乎揭开了谜底。但是，4日在新华网与京城各报上，都没有关于荣毅仁生平的明确提法。各报当天刊发了统一的新华社电讯，只有一个细节似乎印证了荣毅仁入党这一事实：“荣毅仁同志的遗体安放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本应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共产党员才会覆盖党旗，关于荣毅仁入党一事，至此水落石出。
据介绍，中共历史上曾有两种类型的“秘密党员”，一种是思想上入了党，组织上没有入党，但“留在党外更便于做党的工作”，也就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另一种组织上也入了党，但在特殊时期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限制，对外予以保密。
现年八十七岁的叶尚志将巴金和荣毅仁作了一些比较：“我和他们都很熟悉。巴金非常深沉老练，他有话愿意和党说，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对他的看法很尊重，他是真正的无党人士；荣毅仁在解放后很有进取心，接受党的教育更多一些，和党的关系很密切。我们对荣毅仁的看法是，他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性更大，是我们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样板。”
毛泽东明确地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