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宝：(公元1910～年待考)，笔名曹禺

人大祝教授

万家宝：(公元1910～年待考)，笔名曹禺；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著名现代戏剧作家、文学大师。
万家宝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万家宝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万家宝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1936年和1937年，万家宝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万家宝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万家宝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三十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万家宝担任了宣传队长。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万家宝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万家宝率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在保定育德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话剧。这部描写东北松花江群众掩护抗日武装队员过江的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育德中学附近有一个钢铁厂，万家宝与工厂的工人们座谈，工人们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和万家宝在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万家宝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六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万家宝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这时是1933年8月，万家宝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受聘赴保定育德中学任教。
在育德中学期间，他将此剧本进行了最后的完善。育德中学是同盟会员陈幼云1907年11月在原直隶讷公祠公立高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建的一所完全中学，1917年增设留法勤工俭学等工艺预备班，1931年又增设高级普通科，全校高初中合计有二十个班左右，学生一千多人。学校要求理科教师要用英语授课，让学生毕业时达到大学预科程度，这样，英文课就颇为重要。万家宝被育德中学聘为英文教员，为学生讲授林语堂开明英语读本，英文经典，英文论说文范等课程。
万家宝在到育德中学任教之前，将《雷雨》的剧本送到了《文学季刊》。一部《雷雨》让他苦苦构思了近五年，苦心写作半年，五易其稿。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靳以。靳以与巴金共同负责《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文学季刊》的主编是郑振铎。靳以为人很正直，他觉得万家宝是他的好朋友，就没好意思将《雷雨》剧本向主编推荐，稿子一直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期间，万家宝一直在育德中学尽心教学，但他始终放不下心爱的戏剧创作，于是，半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深造。直到他离开育德中学，他的《雷雨》还是石沉大海。
1934年7月的一天，靳以与巴金一起谈论《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巴金说：我们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面要宽一些。靳以党纪将万家宝的《雷雨》交给巴金。巴金当晚就读完后，被深深打动，马上把剧本推荐给了主编郑振铎，在当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发表。之后很快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日本东京上演，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很快就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万家宝。正在东京的郭沫若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后亲自为《雷雨》的日译本作序说，《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万家宝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万家宝作为文明戏观众的历史，是从母亲(继母)的怀抱里开始的。
万家宝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公元1916年)担任黎元洪的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曾获中将军衔，出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万家宝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万家宝的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万家宝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万家宝是爱美剧的业余演员，但他作为业余演员的历史，则早在“爱美剧”"出现之前就开始了。
1915年，五岁的万家宝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
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万家宝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万家宝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
1923年，万家宝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
1925年，十五岁的万家宝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万家宝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万家宝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同年夏天，万家宝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万家宝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的编辑。
1933年，二十三那岁的万家宝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期间，万家宝曾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
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当年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
1935年，《雷雨》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万家宝的〈雷雨〉》，并大加赞赏。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4年9月，万家宝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他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
1936年，在万家宝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万家宝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
1937年4～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万家宝随剧校迁往重庆。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
1939年春，万家宝随校迁往江安。暑假期间，创作《蜕变》。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十分恼火，下令禁演。
1940年秋，万家宝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
1942年初，万家宝辞去剧校教职，夏季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
1943年8月，万家宝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
1946年，万家宝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
1947年，万家宝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1948年底，到香港。
1949年初，万家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1949年7月，万家宝参加第一次文代会。
1950年，万家宝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951年，万家宝自编《万家宝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
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万家宝出任院长。同年，他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
1954年开始创作。
1956年，万家宝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
1956年4月，万家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万家宝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
1962年8月，万家宝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
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万家宝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
1975年，万家宝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万家宝再次担任院长。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入《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
1996年12月13日，万家宝在北京逝世。他的三部曲犹如一道丰碑矗立在中国的剧坛上，从而决定了其在中国话剧发展上、特别是话剧文学上的奠基地位。
附_巴金怀念曹禺全文：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季月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季月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
1942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1966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也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第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