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公元1895～1931年)，字润寰，曾用名蔡林彬

凤满楼

蔡和森：(公元1895～1931年)，字润寰，曾用名蔡林彬；湖南双丰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

蔡和森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幼时读私塾，十三岁时因家中困难到堂兄开的店中当学徒，未受照顾而长期遭欺压，从而萌发了反抗意识。十六岁时他才入初等小学读书，因年龄大被周围嘲笑称为“太学生”。经他刻苦攻读，一个学期后便跳级进入高小。1913年，蔡和森来到长沙，考入铁路专门学校，后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校内他读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以才学出众著称。

湖南学界名流、曾留学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英国十年的杨昌济教授的弟子满三湘认为，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蔡和森二人，并说过：“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蔡和森树立了革命志向。1918年，他与同学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会内同仁当时评价说：“林彬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1918年，蔡和森来到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结识了李大钊并得到很多教益。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后，于1919年末赴法国。在那里，蔡和森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并向国内朋友写信提出要组织共产党。毛泽东接信后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1年年底，蔡和森回国，在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中央委员。他长期主办中共机关刊物《向导》。1925年，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1927年回国任中央宣传部长，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近代湖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如为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的豪言，在黄兴、蔡锷等三湘志士中流行。在橘子洲头、岳麓山下出现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英才，也正是激荡神州的救国热情和湘境特有的人文环境所促成。清末至民国初年的湘人，在国内诸省中以讲求务实和尚武著称。湘军起自民间，能挽救清廷，虽被反满的革命者诟病，却毕竟激起湖南人士的自豪感和勇悍精神。给毛泽东、蔡和森以最大影响的导师杨昌济，就极其推崇曾国藩的“经世治用”之道。戊戌变法中，湖南也是最激进之省，辛亥革命中又是武昌起义后的主要后援地，所出新书居全国之冠。

在此环境下成长的蔡和森等一代学子，虽身无分文，却有胸怀天下之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由崇拜康有为，进而跟随孙中山，又曾信奉过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蔡和森及其家人的求学和思想探索过程，恰恰是追求革命思想以救国救民的典范。

在新民学会成员中，蔡和森最早走出湖南来到北京，又首创留学法国并带头成行。前往外国却为救中国，精神探索却为解物质困境，正是那一代“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青年革命者的理想风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蔡和森这一代人的精神应为后人所效法。

蔡和森的父亲是个不善理事的退职小吏，蔡和森从小主要受母亲影响。其母葛健豪出身名门，仰慕女革命家秋瑾，并以此为榜样教育子女。为了让蔡和森到长沙读书，母亲卖掉了珍藏几十年的一包陪嫁首饰。

蔡和森到长沙上学后，又回来鼓励年近半百的母亲去省城报考女子教员养成所。葛健豪便带着女儿、外孙女也到了长沙。学校老师见其带着孙辈前来，不肯让她报名。葛健豪便告到县衙。县官知道后批了“奇志可嘉”四字，于是让她进了教员养成所，儿女则进学校，外孙女进幼稚园。三代人同时进省城求学，一时传为佳话。

1919年，蔡和森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经他动员，女友向警予、妹妹蔡畅和母亲决定一同前去。葛健豪通过姻亲关系，向曾国藩的女婿家借到六百块银元，全家一同漂洋过海。蔡和森和女友、妹妹到法国后，边做工边上学。母亲做刺绣并从头学习法文，最后也能读法文报纸。

蔡和森全家回国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哥哥蔡麓仙在省港罢工中牺牲。母亲负责带孙子、孙女和外孙女，支持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蔡畅、李富春夫妇工作，同时也坐机关，负责掩护，家中成了秘密联络点。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蔡和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独立展开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开始后，蔡和森长期在上海和莫斯科两地工作，因反对过“左”的政策，于1928年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之职。

1928年，蔡和森赴苏时，为不拖累组织而让母亲回湖南老家，这一别竟成永诀！他和哥哥牺牲的消息，蔡畅和其他同志都始终没有告诉母亲。1938年，周恩来到长沙时，在繁忙的统战工作之余，专门把蔡母接来。年过七旬的葛健豪却说不愿加重党的负担，还是回乡下直至1943年病逝。党组织还把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儿子蔡博送到苏联学习。建国后，蔡博归来到鞍钢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已病逝)。

1931年年初，他从苏联回国，提出想去江西苏区，但中央派他去恢复刚被破坏的广东省委。因广州已难立足，他在香港联络同志开展工作。

蔡和森自幼患有哮喘病，却在十多年中拖着虚弱之躯奋斗不息。据二十年代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老一代人回忆，当年与蔡和森共事，往往要为他难过。

这位专心于理论思辩的才子身体一直很坏，经常边咳嗽边哮喘持续半夜，周围的人实难入睡。他生活又没有规律，看书写作着了迷，便忘了吃饭睡觉，思考问题时又习惯于在屋里来回踱步，邻居在夜间也总听到他那双破旧的皮鞋在地板上不住地作响。向警予后来与他分手，重要原因也在于生活习惯不合。与他衰弱的体质相反，蔡和森遇事体现出坚强的性格。1931年春，他与再婚夫人李一纯到香港再建广东省委时，为节省党的开支，只在罐头公司上面租了一间小房当住处，没有在旁边另租办公房，每天拖着病体走很远的路，去秘书那里听汇报和看文件。

1931年6月10日上午，香港海员举行重要的群众大会，省委的同志认为会场人员复杂，建议他不要参加。蔡和森却表示不去不放心，经反复思考，临近中午时他决定还是去会场看一下。

由于已知道过去在中央曾与自己共事很久的叛徒顾顺章到了香港，意识到此去有很大危险，便对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原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带着国民党特务专程到香港，果然，他一进会场，便被蹲守在那里监视的顾顺章发现，终于被捕，并由港英当局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

在国民党广州监狱中，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的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刺刀把他的胸脯戳烂。蔡和森牺牲的具体日期已无从考证，其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被人们打探出来的。

这种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的革命精神，却永远被人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