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佛应公与福全公：祖孙？父子？同一人？

丘墓寻踪

佛应公与福全公：祖孙？父子？同一人？

2012.7.24.

惠安后径陈氏族谱，除三房存谱外，至今没有新的发现。存谱中的三篇序言（以下简称“谱序”）及清末民初重修者留下的文字（以下简称“清民文”）以毛笔或钢笔手抄。其明显讹误衍漏的地方，使我们读起来觉得颇为费解。如德孚序中“陈氏岛焉”的“岛”字，就不知该作何解释。按一般的语言习惯，“焉”字前应为动词如“居”字，或为形容词如“盛”字。又如尚仁序中说到他初看到族谱的时间为“崇祯末造丁亥年”，而崇祯自戊辰（1628年）到甲申（1644年），十七年中并无丁亥年，只有乙亥（1635年）和丁丑（1637年）。那些缺漏文字，有的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找资料补足，有的则无法补上，不知所云。还有，这些文字大都未经断句标点，不能不影响后人对它的正确解读，产生不同理解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如此，“谱序”和“清民文”应该算是迄今为止最原始的宝贵资料。生活于今天的我们，只能仔细地捕捉这些资料字里行间所蕴含的资讯，才有可能逐步地接近历史的真实性。

在一年多以前，我们只知道佛应公“祖在永春小岵，名未详”；而永春的宗亲也只知道“佛应，君治公三子，有道迁居惠安”。两地宗亲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总算得到初步突破，即佛应公源自永春小岵南山陈氏，乃南山陈氏始祖校尉公第十四世孙，后迁居惠安东园凤山前嘉。“谱序”和“清民文”存在上述缺陷，造成了对文本理解的歧义，最主要的是：佛应公与福全公究竟是祖孙关系还是父子关系。永春的耀辉等宗亲对此加以认真探讨，先后写出三篇文章，论证“佛应公与福全公可能是同一人”的观点。惠安的沧河宗亲也予以热情关注，写出文章参与讨论。我认为，对于佛应公与福全公关系的不同看法，可以继续深入地进行研讨，而关键在于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已有的极为有限的宝贵资料，从中找出相对较为合情合理的答案。不同看法形成过程中所展示的思路及其依据的资料，都可以帮助我们拓宽思路，受到启发，进而理清头绪。前人留下的资料固然宝贵，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但在使用中应认真甄别，去伪存真，采取“不可不信而又不可全信”的态度。

要回答佛应公与福全公到底是祖孙关系还是父子关系，首先要对“谱序”和“清民文”的相关文字做出断句和标点，尽可能较准确地领会文意。为此，我在下面摘录有关文字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断句标点，然后进一步说明。

（一）扣自光州移惠之嘉村旧民。至祖佛应，乏房两秀，效祖龙之制赘其孙。福全于此余家，径山陈氏岛焉。福与余共盐籍干蛊，原定公欲复其旧，鸣其事于官。县申盐运司批下不许。因披荆剪棘，逮立门户。（录自德孚序）

（二）始祖讳福全公，其初乃本县二十一都前嘉人也。于大元家间来赘本乡后径余家，仅生子原定。其公乃佛应之孙也。考首丘前嘉墓碑见在，生故年月日时无稽。

二世祖讳清保，字原定，福全公之子也。余家所出。……

公事迹，远弗可考。据旧谱志：其甫冠时，欲复前嘉；余家以盐籍故，鸣于官。县申盐运司批不许。因定籍。

祖在永春小岵。陈公生三子：讳佛乞，次佛应，三佛……分一子在凤山。

始祖凤山公，墓葬在凤山。生子来后径赘余家。

（录自“清民文”）

我以为，（二）是对“谱序”，尤其是对（一）的理解，即清末民初的先辈对德孚序的解读。如果（一）中“赘其孙”后的句号去掉，福全便成了佛应之孙。而（二）之“其公乃佛应之孙也”，最重要的是对“其公”指代物件的理解。如理解为指代“福全”，则福全便是佛应之孙。也许这就是认为佛应与福全是“祖孙”关系的由来。

我为什么在“赘其孙”后加上句号呢？因为我认为，原定公欲复其旧而鸣于官这件事，是因佛应公乏房而让原定公回前嘉引起的。这里的“孙”，指的是原定公；故佛应公之前冠一“祖”字。为什么余家会“鸣于官”呢？因为“福与余共盐籍干蛊”，其中“干蛊”除了“干事”之意外，还有个“子承父业”的意思。福全公到后径仅生一子原定公，倘应佛应公之请让他这个独子回前嘉，那“福与余”的盐籍谁来继承呢？“鸣于官”时，原定公二十岁（甫冠）了。联系（二）中的“其公乃佛应之孙也”，按上下文的联系和行文语气，“其公”并非指福全公，而是指离“其公”二字最近的“原定”公。（二）末尾之“始祖凤山公”，指的是佛应公。仔细阅读（一）和（二），“佛应”“福全”和“原定”三个人的名讳都同时出现。至此，三个人的关系可作如下叙述：佛应公自永春至凤山，生子福全公来后径赘余家，仅生子原定公。其关系业已明朗：佛应公与福全公为父子关系，佛应公与原定公才是祖孙关系。

“同一人”观点的出现，是由佛应公之父君治公的生年，与据“清民文”载原定公卒年及享寿情况所推算的生年之间仅隔短短三十年引发的。《永春小岵南山陈氏谱志》（以下简称“永谱”）载，君治公生于元贞乙未（1295年），而推算出来的原定公生年为元泰定二年（1325年），其间只能有一代人产生，绝无产生两代人的可能，故佛应公与福全公有可能为“同一人”。从世系的观点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要确定原定公生于1325年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君治公和佛应公（福全公）应在虚龄15岁结婚，次年生子；二是其子之间只能相隔一年出生。只要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无法得到满足，比如结婚年龄晚于15岁，或者其儿子们出生的间隔在两年或两年以上，原定公生于1325年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因此，我对原定公的生年1325年持有怀疑态度。佛应公是君治公的三子，并非长子。假设君治公于1309年虚龄15岁结婚，次年生下长子，以一年间隔，佛应公最早当生于1312年。而这一时间距原定公生年1325年仅13年；也就是说，原定公的父亲必须在虚龄13岁结婚，次年生子。我以为这一可能性很小。即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那也只能算是“同一人”观点的孤证。证据有不够充足有力之嫌。当然，原定公的生年可能在1325年之后的某一年，使其同君治公的生年间隔时间拉长，并不意味著“同一人”观点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但却增加了佛应公与福全公不是“同一人”，而是父子关系的现实性。

绍禹公叙述其父催促他修谱时说“吾今五十余”，而他尊父命修谱后，写序时在“皇明正德庚午”（1510年）。假定此时其父虚龄55岁，那么其父当生于1456年前后。绍禹公自署“六房七世”，其父乃六世。以君治公与绍禹公之父生年间隔
160年左右计，包括君治公和佛应公两代共八世，每世的生年间隔平均达23年。这种间隔情况应该说是符合情理和实际的。依次推算，佛应公当生在1318年（元延祐五年戊午）前后，福全公当生在1341年（元至正元年辛巳）前后，而原定公当生在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前后。凑巧的是，据“永谱”载，君治公之二兄君泽公之六子公弼公生于元延祐丁巳年（1317），其子祖武公生于元至正元年辛巳（1341）。据此，“清民文”中注释谓“原定公当在元延祐时生，而福全公来赘想在延祐皇庆间矣”，我认为不可能这么早。

尚仁公写序时在清“顺治己丑年”（1649）他一开篇就写道：“仁生也晚，福全公至仁已十世矣。”。假定他修谱时为25至35岁之间，则其生年当在1615年至1625年之间，同君治公的生年间隔在320年至330年之间。如此十二世中，每世生年间隔平均达29至30年，正合古代“三十年为一世”说法。

以上，我都是从世系观点进行论证的。此外，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我在上文中根据所摘录的（一）和（二）资料时，强调“佛应”“福全”和“原定”三个人的名讳，都是同时在相关的文字中出现的。既然佛应公与福全公为“同一人”，却在这里出现两个人的名讳，又没有任何注释说明的文字。如无法对此现象作出有理有据的解释，恐怕“同一人”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总之，我的看法是：佛应公与福全应属父子关系，不是祖孙关系，也不是“同一人”。

以上如有不当，望宗亲们指正。

2012年7月12日于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