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记番仔楼与中式祠堂

派语寻源

番仔楼与中式祠堂

2017-04-12



华侨是穿上洋装的中国人，番仔楼则是南洋门楼遮蔽下的传统大厝。表面上，华侨是一个思想先进、作风洋派的群体；骨子里，他们比任何人都因循守旧、执著于传统……

石狮市后杆柄村的杨家大院是当地有名华侨建筑，清末民初泉州的海外华侨发达了以后，首先要在家乡修建楼房，以此光宗耀祖。

泉州位于东南沿海，宋元时期为东方世界第一大港，明清时期就形成了移民海外的“过番”传统，近代以来更有百万人口侨居东南亚，是中国接受异域文明的前沿地带。闽南人还是最重视宗族的族群之一。甘满堂先生在《福建宗祠知多少》一文说，根据2015年8月的普查，福建省宗祠总数13272座，平均每万人拥有3.59座，排名均为全国第一。按地区排名，每万人的宗祠拥有量龙岩地区8.6座，漳州地区4.9
座，泉州地区3.6
座；如果按县级单位排名，冠亚军分别为南靖县552座、安溪县511座……这说明客家人与闽南人，祭拜祖宗的狂热在全国数一数二，远高于内地省份的族群。

闽南人称外国为“番”，外国人就是“番仔”，外国建筑就是“番仔楼”。闽南地区的传统民居别具一格，红砖、红瓦、翘簷，是一种当地称之为“皇宫起”的院落式大厝；归侨们所建的番仔楼，多为外廊式、有楼层、正立面簷口加山花，是一种流行于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建筑。

20世纪上半叶，归侨们挟其强大财力，把东南亚地区的建筑样式带回闽南。一时间，番仔楼如雨后春笋，在城乡各地拔地而起；商住两用的骑楼，纵横成街，嵌入了闹市中心；而学校、医院、公园和体育场等崭新的公共建筑，也星罗棋布，遍地开花。这场半个多世纪的欧风美雨，终于让积淀千年的泉州建筑景观发生转变，点染上浓重的南洋色彩。

每一栋建筑里面，都住著人；每一种建筑形态，都体现了主人的身份和观念。番仔楼攻城掠地的背后，象征著华侨的社会地位扶摇直上，成为显赫的群体。番仔楼的居民，与传统红砖大厝里的居民经历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这种中西混搭的建筑奇观，还告诉我们，侨乡泉州在西化——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特别远，传统文化已经分崩离析。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凝视侨乡的家族建筑时，却看到一幅停滞的图景。所有的宗祠都沿袭著传统样式，红砖红瓦，低矮的翘簷，前后二进或三进，正厅供奉历代祖宗神主牌。最别致的陈埭回族丁氏大宗祠，也仅在内部平面结构做些变动，暗藏一个“回”字，外表上与汉式宗祠无异。事实上，泉州地区的宗祠建筑新意不多，结构大同小异；家族之间，比拼的重点集中在门楼、山墙和屋顶的装饰彩绘上面，极尽雕饰工艺之能事。看上去，一座座俗艳灿烂，仿佛头顶插满鲜花的村妇。几乎所有的泉州宗祠，都是在华侨积极参与下重建的。他们或大力倡建、或亲自主持、或积极捐款，复以极大的热情年年谒祖进香，弘扬姓氏宗祠的社会影响。他们为什么没有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把西洋风格融入祠堂建筑？泉州地区数千座宗祠，竟然没有一座被西洋文化改变，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注意到，闽南地区不仅宗祠，还有无数宫庙，也成功地抵御了西洋建筑文化的入侵，保持古老的样式。

建筑乃社会意识的表现。我猛然发现，华侨身上具有鲜明的两重性，除了我们熟知的革命、现代、开放之外，还有保守、传统、落后的一面。要探究这问题，还是要从近代华侨的历史和文化说起。



农历六月十五，泉州百姓聚集石鼓庙上香祭奠顺正王王相，相传他曾助郑和下西洋，因此深受经常出海人们的崇拜。

泉州是中国的重要侨乡。根据2007年福建省侨办的统计，闽籍海外侨胞1264万人，其中泉州籍750万，接近泉州市的常住人口。泉州人多地少，海洋文化发达，明清以来就不断有居民移民海外，但明清统治者视海外侨胞为叛国的弃民、罪犯，禁止回国。

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自由，是因为欧美列强需要廉价劳动力，对清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而获得的。根据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华侨被允许自由出入国境，闽南地区开始出现出国潮。1893年，清政府议准驻英大臣薛福成的《请豁除海禁招徕华民疏》，正式废除海禁政策，海外华侨首次获得合法身份。1911年清朝灭亡，民国创立，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此前的华侨虽然富裕，但是自卑、低调，千方百计攀附乡绅官僚，模仿后者建造传统官式大厝。典型的例子是南安市官桥镇漳里村的蔡氏古民居。从1862年到1911年，旅菲华侨蔡启昌、蔡资深父子历时46年，建造起一个包括16座建筑的庞大群落，全部是传统红砖大厝，外来元素非常罕见。宏大的红砖大厝，加上买来的一个资政大夫虚衔，蔡资深才算衣锦还乡。

林路是新加坡华侨，从事建筑行业，1908年亲自设计了南安市省新镇满山红村老家的房屋。当地流传一句民谚说：有林路富，无林路厝。意思是找得到比林路更富的人，但是找不到比林路厝更好的房子。可想而知，他建造的依旧是闽南官式大厝，但是在某些局部，添加了一些西洋元素，例如书院的后进为二层阁楼，出现了二层六角形角楼的护厝。

南安华侨名气最大的无疑是黄奕住。他出生于南安市金淘镇，家境贫寒，从小失学，挑著剃头担子行走于乡间；17岁那年，怀揣家里变卖祖产凑来的36个银元下南洋。起先，他在新加坡、印尼三宝珑走街串巷，帮人理发；有一天突然扔掉剃刀，改挑货担，售卖食杂。渐渐地，杂货担变成了地摊、固定摊位、店面、公司、跨国集团，最后他跻身印尼“四大糖王”之一。黄奕住是白手起家终成巨富的华侨英雄。泉州人说：要致富，学阿住。

我在金淘镇用过午餐，打听黄奕住的老家。一位正在用餐的小伙子热情地说，黄奕住的八卦楼，很近的，过桥就是。黄家后来搬到鼓浪屿，房子都荒废了。

的确都荒了。路边一道低矮的围墙内，黄奕住的老宅正在默默腐败，杂草丛生。里面有两栋风格迥异的建筑：一座是1907年建造的红砖大厝，已成危房，屋顶坍塌；一座是1912年建造的番仔楼，又称八卦楼，保存还算完整，二层，百叶窗，透过门缝看到里面正在养鸡。

黄奕住的这两栋房屋，让我们感受到时代对于建筑样式的巨大影响。1907年，黄奕住的事业刚刚起步，他照例汇钱回乡建厝，此时华侨的社会地位较低，以模仿当地乡绅的豪宅为荣。辛亥革命中，泉州光复以华侨为主力，孙中山甚至表彰“华侨为革命之母”，所以黄家1912年再建新居，就标新立异建了一座番仔楼，以身为华侨自豪。



浦后惠泽尊王王府修建得富丽堂皇。在泉州，侨眷是求神拜佛的主力，每年花费大量财富
建庙祀神，做醮祈福，几乎所有的庙宇、宗祠，都是在华侨与侨眷积极参与下修建的。

泉州文史专家陈泗东先生著有《幸园笔耕录》一书，其中有一段记录举人陈仲瑾的议论，生动地概括了近百年来华侨与绅士地位的消长变化。陈仲瑾对作者说：“戊戌变法（1898年）之前，泉州华侨敬重绅士，巴结绅士。南安南厅村菲侨林露（疑即林路），营造巨屋，人称‘有林露的富，无林露的厝’。对泉州当时的翰林陈蓕仁、进士黄谋烈，非常奉承，多方设法与他们结亲。……其时绅士尚耻与华侨论婚嫁。戊戌变法之后至民国十六年（1917）前，泉州华侨逐渐与绅士平起平坐。我于1912年全家去印尼，路费是黄仲训送的，途经新加坡，船上被人欺辱，陈嘉庚欲代出面交涉，我婉谢了。侨居数年的费用，全由陈乌生、蒋报企等承担。其时华侨多与绅士论婚嫁，女儿嫁到绅士家需多陪嫁妆奁，而绅士之女儿尚不大肯嫁给华侨，如蒋报企之女嫁举人某为媳，陪嫁房子一座。进士林罛鹤亦肯娶华侨之女为媳了。又绅士纷纷出洋旅游，到处有同宗华侨送程仪，谓之‘打蕃客的秋风’。数月归来，余款一般可建一座二进三间张的中型房屋。……在这段期间，穷教员很多娶到华侨之女为妻。民国十六年以后至解放前，为绅士巴结华侨、勒索华侨的阶段。”

清末民初，正是华侨与绅士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转折时代，泉州的番仔楼开始出现，像是华侨的独立宣言。

黄奕住在南安老家建了两座房屋，但他1919年回国时，在厦门投资了160多处房地产，同时把母亲和妻儿都接到鼓浪屿定居。像许多华侨一样，他有两个家，正室是老家南安的王时，在印尼三宝珑还有一个名叫蔡缰娘的妾。王时原来是童养媳，成婚后带著孩子侍候公婆，闽南人把这种留守老家的侨眷称为“番客婶”。移居鼓浪屿时，黄奕住与王时的女儿黄萱只有10岁。

有意思的是，黄奕住一生大力资助现代教育，却不让黄萱接受大学教育，而是延请名师至家，辅导女儿接受传统教育。日后，国学根底深厚的黄萱，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得力助手为学术界敬重。暴发户黄家，两代就完成了“贵族化”，跻身书香人家。

民国初年，闽南地区战火频仍，先是北军（北洋军阀）和粤军（广东革命军）展开拉锯战，接著北洋直系与皖系兵戎相见，此外还有集兵匪于一身的大小“民军”鱼肉乡里。住在乡间的富裕侨眷，常常被土匪绑票勒索，很不安全。许多华侨像黄奕住一样，在老家建造一幢大厝光宗耀祖，另外还在鼓浪屿购置房产，全家移居到口岸城市厦门，生活方便，接收“侨批”——华侨寄回的书信和金钱——也比较可靠。

泉州地区的番仔楼，绝大多数为外廊式建筑，效仿的并非欧美本土的西洋建筑，而是南洋建筑——西方殖民者吸收东南亚民居特色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样式，又称殖民外廊式建筑。东南亚天气湿热，大量通透的外廊空间，遮阳避雨通风，非常实用。随著殖民势力的扩张，外廊式建筑散播东亚各地，并于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风行于各地租界。但这种建筑不适合温带的寒冬，到了19世纪末就在中国退潮，许多租界纷纷改建西洋本土样式的建筑了。



让人意外的是，外廊式建筑在租界衰微之后，闽南侨乡却迎来了一个外廊式建筑的高潮。目前所知，泉州地区最早的外廊式民居是建于1912年的陈光纯宅，在泉州市区；最晚的建于1950年代。几乎可以说，外廊式番仔楼是与民国相始终的一种闽南特色民居。而民国年间，也正是华侨作为一股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崛起的时代。

清末闽南人下南洋时，东南亚地区是英、美、法、荷的殖民地，没有形成民族国家，华侨们只想打工赚钱，养活家乡的父母妻儿，然后荣归故里。很多人一去不返，埋骨他乡；很多人终生落魄，无颜归国；一幢幢番仔楼记载的，只是少数勤劳致富、衣锦还乡的故事。海外华侨孤立无援，既与当地社会疏离，又被满清政府歧视，唯有乡亲和宗亲聚一起抱团取暖，所以他们的眼里没有国，只有家乡和宗族。他们为家乡的公益事业踊跃输款，铺路造桥，修祠建庙，赈济灾民……这是他们终究要返回的家园。

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组建同盟会。一盘散沙的华侨首次被一个政治目标组织起来，超越了地域和宗族。中华民国成立后，华侨的爱国情怀被激发出来，积极参与祖国的建设事务，在抗战中出钱出力，成为一股国共两党都努力争取的重要力量。

晋江市金井镇石圳村，一个寻常的海滨村落，到处是新旧番仔楼。石圳是远近闻名的侨村，全村人口2500多人，却有近万人在菲律宾、澳门等地谋生。村里的李氏宗祠小而古雅，青石红瓦，画梁雕柱，脊簷飞翘，看上去富丽堂皇。一幅门联曰：古地圳山天空海阔，宗祠重建子孝孙贤。祠堂下面的广场有座名为“峻山阅书报社”的二层外廊式建筑，是旅菲华侨李连朝等人于1919年兴建的福建第一个村级书报社，曾设有图书阅览室、乒乓球室、小医室、调解公所（兼平民夜校室）等，深受村民欢迎。但眼下，建筑的外墙披挂著十来条庆贺学子考上华侨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布条，边上放著一块“危房靠近危险”的警示木牌。

石圳村的华侨中学是由“成美小学”扩建的，每一座楼房、场馆，甚至每张石椅，都镌刻著捐赠华侨的姓名。早期的“成美小学”红砖厝正在维修，是一座闽南红瓦屋顶与外廊式门楼混合的平房，优雅而寂寞。“成美”是菲律宾华侨李昭以、李清泉父子所办的木业公司的名字，他们于1913年创办了这所小学，李清泉专门致函本村族长，要求办成新型学校，设置算术、语文、地理、历史、英语、图画、手工等学科。

教育历来是华侨捐助家乡的重点。1935年，泉州下属五县，由华侨创办或参与捐助的小学共732所；晋江县教育经费约47万元，县政府只拨款3万元，其余皆来自华侨捐赠。新加坡华侨李光前是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效仿岳父，在家乡南安市梅山镇芙蓉村建立起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医院和影剧院的现代文教卫生体系，称为“芙蓉学村”，后改名“光前学村”。海外华侨回馈家乡，成为侨乡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他们创办工商企业，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他们推动泉州市政改革，修建新式马路、骑楼和运动场馆；他们大力资助教育、卫生和慈善事业，替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他们在公路、船运、电力、电灯、电话等方面广泛投资，奠定了侨乡的现代化基础。



出海的侨民祈求神灵保佑平安，所以至今当地人仍然崇拜神灵风气浓厚，石狮黄金海岸度假村的海滩临近当年华侨出海的梅林码头，现在这里建起一座观音巨像。

1920年，菲律宾中华商会会长李清泉邀请闽侨代表在鼓浪屿开会，共商“救乡”事宜。次年，“福建自治会”在菲律宾成立，提出“驱逐军阀李厚基，联络各自治团体，整肃民军民团”三项主张。接著，闽侨救乡运动在东南亚各地展开。

闽侨救乡运动目标庞大，持续了十余年，实际上是华侨为主导的一个侨乡现代化计划，涉及社会秩序、基础建设、发展生产、培养人格等内容。当时的福建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兵连祸结，注定难以实现。例如李清泉、黄奕住等人耗尽心血筹办的漳龙（漳州至龙岩）铁路，直到民国终结，也没有动工。

上世纪30年代以后，华侨已经取代乡绅，成为推动闽南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番仔楼成为侨乡最流行的建筑样式，彰显著海外成功人士的财富、地位和现代意识。

泉州的番仔楼，绝大多数并非纯粹的南洋建筑，比较准确的描述是“中骨西皮”。华侨大学的学者杨思声、关瑞明曾对随机取得的33个泉州近代洋楼样本进行分析，得出几个结论：平均建筑年代为1937年至1946年；其中60%以上为菲律宾华侨所建；所有洋楼在门面或边角都有外廊，其中25幢内部保留天井式的布局特点。事实上，多数番仔楼只在门楼、外廊和楼层等外观方面洋化，其平面布局，依然遵循中轴对称、院落、主厅堂等传统礼制空间秩序。

华侨是穿上洋装的中国人，番仔楼则是南洋门楼遮蔽下的传统大厝。表面上，华侨是一个思想先进、作风洋派的群体；骨子里，他们比任何人都因循守旧、执著于传统。1925年，鲁迅应聘于厦门大学，作过一个《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便让尊孔的校长林文庆很不愉快。陈嘉庚对学生罢课也是有看法的。鲁迅没有想到，这些事业有成的新加坡华侨，思想并没有现代化，还是满脑子的孔孟之道。

仔细想想就明白了。当“五四”知识份子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彻底清算传统，拥抱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之时，海外华侨避开了这场风暴，因此与国内的社会文化思潮脱节。尽管许多华侨在生活方式上已经西化，但在思想观念上，依旧恪守“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旧道德。“五四”精神弘扬个体价值、人本主义，但华侨念兹在兹的，还是祖德流芳、神灵保佑。

闽南民间素有宗族械斗的恶习，海外宗亲推波助澜，甚至购买美式机关枪回乡助战。械斗出现伤亡，总是由华侨买单。晋江县金井镇围头村与塘东村争夺渡头，械斗二十余年，塘东村的旅菲华侨蔡本油就提供了15000元抚恤金。192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风水问题，晋江县安海镇金墩村黄姓与西垵村、型厝村颜姓发生械斗，张林村张姓因为与型厝村颜姓联宗，也派人助斗。泉州驻军孔昭同派兵前往镇压，居然被剽悍的张林村人击毙27名官兵。李清泉等侨领担心官军血腥报复，拉当地绅士名流一起调解，最后由菲侨救乡会协助出巨资抚恤，并向黄、颜、张等姓华侨劝募资助，才了结此案。旅菲华侨黄秀烺缠绵病榻数月，闻之震惊，说“兹事关于吾族生死也”，临终之际捐出了3000元。



晋江梧林村的跑步活动前，村里的小孩在五层大楼前准备进行舞蹈表演。梧林村现存近百栋
华侨建筑，多是在上世纪初至抗战爆发前建成，蔡德鑨修建的五层大楼是其中杰出代表。

闽南民间信仰发达，妈祖、保生大帝、王爷、广泽尊王、清水祖师、青山公、大众爷、田头妈等等，大小神灵数以百计。侨眷是求神拜佛的主力，每年花费大量财富建庙祀神，做醮祈福，有识之士视之为迷信、落后和愚昧。1948年10月22日的泉州《晨曦报》嘲讽地写道：迎神赛会，是半新不旧的侨区中的拿手好戏，那些曾经受过西洋洗礼的侨客们，“几十年的新教育究竟不曾教好了他们，多少的封建观念迷信永远奠立在他们的心里，神权的时代不曾过去”。

因为缺席了新文化运动，侨乡的思想现代化远远落后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家族与神灵，是闽南人十分珍视和从未放弃的传统价值，也是驱使他们背井离乡并叶落归根的终极原因。许多地区已经把祠堂当成寻常建筑了，设计师大展才智，推陈出新；但在闽南人眼里，祠堂是关乎家族盛衰的神圣建筑，应该谨守古制，不得妄自增改。纲常万古，举头三尺有神明。矗立在侨乡大地上的一座座传统祠堂和宫庙，反映的仍然是这样一种古老观念吧。

黄秀烺是出生于晋江市深沪镇、旅菲致富的巨贾，清末捐了个“一品忠宪大夫”官衔，回到鼓浪屿定居。民国元年，他耗资25万银元，在晋江市东石镇檗谷村黄氏祖祠边购地建古檗山庄。表面看，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墓园，其概念却远溯上古三代。黄秀烺在《古檗山庄茔记》中说：“先世墓所多不可复识，祭扫之礼往往缺焉，猷炳（秀烺）惄然伤之，思仿古人族葬之法。”族葬是儒家仰慕的周礼，秦汉以来2000多年都难以实行，黄秀烺逆历史潮流而动，居然要恢复周孔时代的礼制，让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慨。他的做法引起了清季遗老的共鸣，康有为、陈宝琛、郑孝胥、张謇、吴昌硕、梁孝熊、许秉璋等名士显宦，纷纷附和题赠。康有为表彰黄秀烺移风易俗，称“全国可以观法”。

我去看古檗山庄，发现墓冢不过10座，有几座黄氏祖坟是从各地迁来，按昭穆顺序安葬的，前排中央坐落著黄秀烺及正房夫人之墓。事实上，黄秀烺的子孙星散海外，并没有归葬此地，连看管墓园的也非黄秀烺后人，而是檗谷村的黄氏族人。

黄秀烺写道：“异日百岁之后，归骨于此，吾子孙祭于斯，厝于斯，奠幽宫于斯，绵绵延延，守而不失……”多么感人的中国情怀！在中华民族失去自信心的时代，几乎只有海外华侨对传统文化如此依恋。古檗山庄就是一位爱国华侨单枪匹马复兴中华文化的英勇努力。如同唐吉坷德，他失败了，但让我满怀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