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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05年11月，第三届闽南文化研讨会在漳州举行，会议的承办者漳州市政协在会上郑重提出关于加大陈元光研究的力度，弘扬“开漳圣王文化精神”，打造“开漳圣王文化品牌”的建议，这是很有前瞻性的一项提议，它既是为漳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也是闽南文化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新世纪之初，陈元光研究或曰“开漳圣王”文化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然而，许多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及其现实意义和迫切性认识不足，为此，本文将在对陈元光研究作历史回顾的基础上，对今后如何深入进行陈元光研究的问题谈点个人意见，以供参考。
一
陈元光研究，从表面上看为区域性的研究课题，因为它主要是局限在闽南文化范围之内，然而它又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课题，因为它不仅受到大陆数省讲闽南话的数以千万计民众的关注，而且影响到台湾、港澳地区，甚至影响到以东南亚为主体的海外数千万华侨、华人。因而其影响之广、之远，绝非一般研究课题所能相比的。至于它的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史、移民史、政治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民俗学、语言学、古代文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等众多学科和研究领域。
闽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这些年来已逐渐为国内的学术界和文化界所认识，更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也是闽南文化研究的重大机遇。然而，闽南文化要重视哪些方面的研究，其深入的突破点在哪里，似乎谁都能说出几条来，然而却又总有泛泛之感。我以为，加强陈元光的研究便是十分重要的一项课题。
众所周知，作为中原文化的一个分支，闽南文化有其特殊形成过程。历史记载，自晋代以降，中原地区曾有三次向闽地移民的过程，其中最早的一次发生在西晋的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衣冠八姓入闽，他们聚居之处主要在闽北至晋江一带。第二次即唐初总章二年（ 669），唐高宗派陈政入闽平定泉潮间的“蛮獠”之乱，这次移民，先有陈政所率申、光、蔡三州府兵3600人，后有58姓援兵，其移民人数超过两万人。仪凤二年（ 677），陈政去世，其子陈元光袭职，代领其众，他一边采用军事手段，在泉潮间的广大地域抚平暴乱；一边上奏朝廷，于泉潮间增设漳州，先是“剪荆棘、开村落、收散亡，营农积粟，兴贩陶冶，以通商贾”，实行各种发展经济的措施。继而“兴庠序”，发展教育，传播文化知识，实施伦理教化，从而使风俗大变。陈元光从13岁随父入闽，21岁袭职，55岁死于战场，治理闽南地区长达四十余年，影响十分深远。陈元光去世之后，其子陈珦、孙子陈鄷、曾孙陈谟又相继被唐朝廷任命为漳州刺史，这样，从陈政总章二年（ 669）入闽，至陈谟去世（ 819），陈氏家族在闽南治理长达一百五十年。陈元光死后，历代朝廷对之进行嘉奖封赠，民间也敬之若神，这便是今日“开漳圣王”崇拜的由来。第三次移民发生在唐朝末年，由于当时社会动乱，王潮、王审知随同寿州人王绪，带领五千人马与光州固始一带民众数万人，渡江经临汀入闽，直下漳泉，留居闽南五年后，挥戈北上，占据福州，建立五代十国中之闽国，治闽长达五十余年。当然，中原地区向闽移民，当不只此三次，宋代南北宋灭亡时，均有大批民众自北南来，但那已是几百年之后的事了。从上述中原移民入闽史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三次中原移民南迁，对泉潮之间的闽南地区影响最大的是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的这次移民。这次移民有几大特点：一是惟一一次由官方组织进行对闽地大规模移民；二是移民目标明确，直接到达泉潮地区平定“蛮獠之乱”，而且明确到达目的地后就地安家，“开屯建堡”，作长期扎根的准备；三是延续时间长，从陈政、陈元光入闽平乱建州后，陈氏家族治理漳泉潮时间长达 150多年，由于连续数代人在这一地区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同时著力于发展经济，兴办学校，注重人伦教化，移风易俗，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唐代安定繁荣的区域。同时，闽南作为中原民众南下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唐末王潮、王审知的再一次沿唐初中原移民经行的道路直抵闽南，绝非无目的的流窜，它是以初唐中原移民为先导的，也是以中原移民一百多年间对漳潮地区的勤劳经营为基础的。王氏家族先抵闽南，五年后方北上泉建，而后建立闽国，其得力于闽南先期开发，是不容置疑的。当然，王氏北上之后，治闽长达五十余年，其影响主要是在闽东与闽北，闽南成为其辖区之一部。
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陈氏家族在闽南粤东地区的治理经营，得力于中原各姓广大民众的支持，陈政、陈元光父子先期带来的府兵与后期到达的援兵两次相加，中原入闽姓氏远远大于58姓，因而泉潮漳龙地区广大民众共同信仰与崇奉陈元光为“开漳圣王”，以之为共同的祖先，这其实成为一种文化的记忆，是中原移民对祖先开拓这一地区功绩的追思与缅怀，这与今日台湾民众追念颜思齐及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性质相同，以为“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崇拜是一种迷信的看法，实在是对这一问题的误解。
陈元光研究之重要，还在于从闽南文化的角度而言，离开这一研究的深入进行，就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众多研究已表明，闽南民系的形成，闽南方言之流布均为唐代，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也就是说，无论从形成的时间，或是形成的地域，均与唐初中原移民入闽这一事件紧密相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重要的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内涵，还涉及到中原文化对闽南文化的影响，闽台祖根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大研究的力度，拓展研究的范畴，尽可能多地挖掘各种珍贵的史料，以加深这一领域的研究。
二
作为唐代的人物，陈元光的事迹在新旧《唐书》中却没有记载，因此后人感慨于“唐史无人修列传”，而只有唐人文中有零星的记载。
唐以后流传至今的记载主要见于地方史志（如《福建通史》、《漳州府志》、《漳浦县志》、《云霄厅志》以及《广东通志》、《潮州府志》、《揭阳县志》等），族谱（如《颍川陈氏开漳族谱》及随同陈氏开漳的相关将士后裔编的各姓族谱），《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漳州、漳浦、云霄等条目，《全唐诗》及续编所载的几篇陈元光诗作，以及《龙湖集》（从族谱抄录而出），此外，还有一部建国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闽贤事略初稿》，其中载有陈元光的简单事迹。这些都谈不上是研究。
但是，闽南人对于陈元光这一历史人物的重要性及其历史地位却是清楚的，所谓“流泽海天长”（明林偕春《唐将军庙二首用韵》），是很好的概括。也正因为如此，闽南民系的民众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为之建庙，为之祭祀，以表达其缅怀之情，由此发展而来的“开漳圣王”文化，是闽南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以来，随著我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展，尤其是20～30年代厦门大学在闽南的创建，一批学者从全国各地云集厦门，于是开始了闽南文化的收集、整理、与初步的研究。其中当然也开始涉及陈元光开漳史迹的问题，如1926年林语堂《平闽十八峒所载古迹》一文（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二期，民国十五年），对清代中期出现的这一部通俗章回小说作了初步的研究。此后，叶国庆先生于1935年发表了《平闽十八洞研究》（《厦门大学学报》第三卷第 1期，1935年11月）长篇论文，认为这部小说借用了通俗小说《杨家将演义》中的人物，实际附会了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五十八姓中原士民入闽，平蛮獠，建漳州之史事。而成立于1931年的广州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会漳州分会，出版《民俗周刊》，刊行《漳州民间故事集》，也开始涉及漳州地方史中的一些问题。抗战爆发后，各地方文化研究基本陷于终止状态。
建国后，闽南各地也广泛开展一些民间文化活动，但地方史研究基本未开展。文革中，在极左思潮泛滥时，在所谓“破四旧”的过程中，不少名胜古迹遭到破坏，正常文化活动也无法开展，更谈不上研究了。
文革结束后，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经过拨乱反正，社会生活恢复了常态，正常的学术研究环境渐渐形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元光研究被提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陈元光问题研究的发轫期。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和福建几乎同时关注了这一课题。著名的语言学家厦门大学的黄典诚教授于1981年北上中原，考察闽南方言之根，并在郑州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在《河南日报》上刊载了《寻根母语到中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引用了“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的同时，指出闽人之根在中原，提出了正是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中原民众入闽，形成了闽南方言的问题。与此同时，一批在河南工作的闽地学者也在整理豫南史中注意到了闽豫之间特殊的文化传承关系，并积极开展研究。1983年，《福建论坛》（第四期）刊载了笔者与在福建地方史志工作的林瑞峰二人合作的论文——《论陈元光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这是国内首篇专门对陈元光这一历史人物与唐初中原移民入闽这一历史事件作全面评价的文章，文章从几个方面充分肯定了陈元光及其所带领的中原移民开漳的历史功绩：
一、安定了东南局势，设置地方政权与恢复了社会经济。他们从中原地区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充分发挥了漳州优良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很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二、重视文化教育的建设，兴办学校，传授文化知识，以建立“治教之邦”。
三、陈氏五代治漳，长达 150年却没有发展成地方割据势力，始终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这一地区的安定。联系到中唐之后的藩镇割据，这种精神尤其可贵。
同时，文章还指出了这次中原移民在历史上产生的重要影响：初唐的中原移民为唐末王潮、王审之的入闽奠定了基础；影响最大的是整个讲闽南方言的闽南（厦、漳、泉及龙岩一部分）、潮汕、台湾这一大片地区，台湾今日居民的大部分，三百年前的祖籍在福建，一千多年前的祖籍在河南。文章认为，“唐初由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部入闽，并对漳潮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不仅直接影响了这一地区，也间接地影响到后代对台湾省的开发。应当指出，由于陈元光本人的组织才能和实际上的领导地位，他在这一开发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该文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接著，欧潭生在《中州今古》1983年第 5期发表了《台闽豫祖根渊源初探》一文，在论述闽豫之间历史上发生的四次人口大交流时，指出唐初陈元光及所率领的五十八姓中原将校入闽，“是历史上中原与福建人口的第三次大交流，也是对闽南和台湾影响最大的一次。”“开漳圣王陈元光只活了五十四岁，但他和五十八姓军校对福建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文发表后，《中国史研究动态》和香港《文汇报》先后予以转载，这一问题进一步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关注。1984年，朱维干在《福建史稿》中，也高度评价了陈元光的治漳业绩，指出陈元光“以总管兼刺史，责任匪轻，而在治军施政两方面，均能卓著政绩，亦由于沈、许、李诸僚佐的辅助，因而得到了漳属人民的信仰和爱戴，至于相率在漳落籍，实为本省志乘中极罕见的事迹。”
台湾的学者也十分关注这一问题，70年代末期，全球出现的“寻根”热同样影响于台湾，并激起他们的对“根”的追溯。1978年10月，台湾《青年战士报》连续刊载了《唐山过台湾的故事》，从台湾各姓氏、宗族、文化、风俗等方面详细考察了台湾与大陆之间亲密的渊源关系，此后，许多书、刊、报纸乃至影视，都陆续关注这一主题，出版一批相关的著作，发表了许多涉及这一内容的文章，其中不少也提到了中原历次移民的问题。当然，在台湾，对于开漳圣王陈元光及随行将士的崇拜，是随著闽南、潮汕移民入台开发时就开始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陈元光研究打开了禁区，而80年代初期国内兴起的修地方志的热潮，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为重修地方志，就需要用正确的观点来重新进行历史人物的评价，各省的地方志编委会都出版自己的刊物，或公开、或内部，在对历史的陈案进行认真的研究。1986年漳州地方志编委会在编写《人物志》专题讨论会上，编委会主任张全金以陈元光为例，谈到要如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正确处理人物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关系问题。
从80年代中期到1990年底陈元光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是陈元光研究的全面展开期。这一时期，许多研究者都致力于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从各个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开展陈元光的研究工作。闽南地区的文史工作者还特别加强了田野考察，初步进行了有关开漳史事所涉及的史迹的调查和研究，尤其是在陈政、陈元光开漳中心区域的漳州、漳浦、云霄几个县市，这方面工作做得特别突出。在资料整理方面，这一阶段对陈氏及开漳各姓的族谱也进行了收集和整理，陈元光的诗文集《龙湖集》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1990年11月，何池编著的《陈元光〈龙湖集〉校注与研究》，由鹭江出版社出版。在这一时期，闽豫两地的学术期刊如《中州学刊》、《福建论坛》、《中州今古》、《福建史志》等都分别刊载了一批陈元光研究的学术论文。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陈元光研究的问题上，这一时期思想特别活跃，争鸣之风格外兴盛。1989年第 5期《福建论坛》刊登了谢重光的《〈龙湖集〉的真伪与陈元光的家世与生平》一文，由此引起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学术论争，由于其中所涉及的陈元光研究的问题比较多，因此争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不仅闽、豫两地的学术刊物都发表了一批争鸣文章，福建一些报纸也参加了这场论争，因而影响面比较大。
1990年12月在漳州召开的“陈元光国际学术讨论会”，是这一时期研究达到高潮的标志。本次会议与会人员近两百人，除大陆各省学者外，还有日本、东南亚及港、台地区学者，收到学术论文90篇。会议自始至终讨论十分热烈，所涉及的问题面也比较广,会后,编辑出版了《陈元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陈元光研究中所关注的问题和所达到的学术水准。
从1991年至2000年，可以视为陈元光研究的第三阶段。这是研究的深入开展期。这十年间，从表面上看，不像前十年那样轰轰烈烈，但总体研究是在更深和更广的层次上进行的。它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漳州国际学术讨论会后，漳州市、云霄县等地相继成立了陈元光研究会，显示了这项工作逐步进入有组织的研究阶段。不仅福建是如此，陈元光及其部属中原祖居地的河南固始县，也同时于1995年 8月成立了“陈元光开漳历史研究会”，从而形成了闽、豫两地的互动。此后固始县成立了文史（信合）研究院时，还聘请了闽地学者兼任其研究院的院士、名誉院士，这样，由中原和闽南相互配合开展的文化研究，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在第二阶段的学术争鸣中，虽然有许多问题已形成共识，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这一阶段中，研究者们继续就有关问题深入探讨。这十年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在漳州始建地云霄县举行的“开漳历史学术研讨会”，尽管这只是一个县主办的会议，但参加的人员达二百人，固始县开漳历史研究会也派代表专程前来。会后，编辑出版了《开漳圣王陈元光与云霄》学术论文集（内部版），其中关于开漳史事的考辩，开漳历史的源流和影响，陈元光诗篇的时代表现形式等，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三是加大田野考察力度，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对开漳历史中涉及的众多的名胜古迹，各地都认真进行了考察，相应采取了保护措施，同时许多著名遗迹修葺一新，成为旅游胜迹和重要景观，如重要的墓地、寺庙等，或维修或重建，使之焕然一新。如漳州的浦南陈元光墓地，漳浦的威惠庙，云霄的威惠庙和将军山陈政陵园等。
从2001年开始，新世纪的前五年为陈元光研究的第四阶段。随著闽南文化研究的日益受关注，从2001年起，相继在厦门、泉州、漳州召开了三届闽南文化研讨会，正如与会者所反映的，这三届研讨会，一次比一次开得好，研究的问题也一次比一次深入。虽然，各次会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唐初中原移民入闽与闽南文化的形成问题，在各次学术研讨会中均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而第三届的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更是直接提出加大陈元光研究的力度的问题，漳州市政协特地组织编写了一套十卷本的《漳州文化丛书》，而以《开漳圣王文化》作为本套丛书的重中之重，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关注，有的代表甚至以“受到强烈震动”来表达他们的心情。在这阶段，笔者也一直关注这一课题的进展，相继在1999年“东方文化中原寻根研讨会”及2001年“中原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中原文化与闽台文化关系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并发表了《初唐中原移民与闽台文化之形成》（《许昌师专学报》2002.1）的专文。
今年正是陈元光建漳1320周年，漳州之所以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正是以初唐中原移民入闽屯垦闽南为起点的。当然，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当时陈元光及其部属活动范畴，绝不仅是今日漳州市范围，它北至福州（时称泉州），南至潮州，西至江西，东至沿海，这是十分广阔的地域。因此，这些年的陈元光研究，整个闽南民系的人士均踊跃参与，反映了这些地域民众的共同愿望。
三
回顾了陈元光研究史，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历程，我们看到了不蜚的成绩，但同时也应正视现存的一些问题。我以为有几点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一是陈元光研究，或曰开漳圣王文化研究，和封建迷信活动绝对不可等同。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积极的、深刻的文化积淀。中原移民初唐入闽，开发东南沿海的漳潮地区，这是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至于一千年后，更影响了台湾的开发与华人华侨的走向世界，其意义之重大，之深远，是无需多说的。搞清史实的真相，挖掘优秀传统的精华，弘扬积极的精神，是后来者的责任。
二是开漳圣王文化研究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通过开漳圣王文化研究，使之成为沟通两岸民众心灵的重要桥梁，其意义不可小看。台湾的四大信仰（妈祖、开漳圣王、关公、保生大帝）中，真正维系著两岸血缘关系、祖根关系的是开漳圣王信仰，闽南民系的两岸同胞共同承认自己是唐初跟随陈元光南下入闽的众多中原种姓的后人，台湾众多闽南人认祖归宗，大多追溯到开漳圣王时期入闽的祖先，因此我们应当将这个问题提得更突出，做得更好。山西洪洞县有三棵大槐树，是明清时期山西人南迁中原必经之路，早在九十年代，大槐树下就设有南迁各姓氏的祖宗香火，供各姓人士前往凭吊、祭拜。开漳所在地,也应当有这样的设施,供全国各地及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归宗省祖时共同凭吊和祭祀，使之成为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教育的重要基地。
三是闽南文化研究，开漳圣王研究都是长期的研究课题，不应当将其看成是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有著深远的意义，它是两岸关系的标志和里程碑，过去我们只有各地建立的庙宇来表达对祖先的思念，而今我们应当以现代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纪念。因此，应当尽快成立研究会，形成更有组织的研究方式，确定研究的思路，制定相关的研究课题。要加大宣传的力度，使之成为重要的地方史资料，将闽南文化研究的知识，在闽南地区各学校中加以宣传，同时也要在民间进行相关的宣传，从积极的方面进行引导，努力使之形成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四是以文化研究带动经济的发展。文化往往是一种可贵的资源，中央电视台这些年所进行的魅力城乡展示，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形象宣传，它由此产生的影响，必然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价值。如何以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吸引更多各地的旅游者，已经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有关人士指出，到2020年，旅游业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一项产业，因此，充分发掘“开漳圣王”这一文化资源，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造福子孙万代的好事，不可掉以轻心。
上述认识，未必完全正确，愿与同好诸公共同讨论。
作者系漳州师院闽台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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