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记泉州古代易学研究探略

岭南陈裔

泉州古代易学研究探略

2024年12月02日

《周易》成书于西周，始称《易》或《周易》，故司马迁云：“文王拘而演《周易》”[1]。汉代是易学研究的兴盛时期，《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云：“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著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2]从此，“中国古代各朝史书的《经籍志》《艺文志》，以及各类官修、私撰的目录学专著，均将《周易》研究的著述列居群经之首。”[3]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被称为《易经》，成为一门显学。唐代把《易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突出了《易经》的重要地位。汉唐之后，《易经》研究者络绎不绝，易学研究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唐之后，特别是欧阳詹登进士第之后，泉州“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文化逐步发展，易学研究也随之逐步走向兴盛。唐五代泉州易学研究著述见诸史籍者，有陈黯的《大易裨正书》；北宋有5部；南宋有27部；元代有1部。明代泉州易学研究达到高峰，见诸史籍的易学研究著述有110部。

清初沿袭明代，易学研究著述不少，清代中后期，泉州易学研究逐步走向式微。

有清一代，见诸史籍的泉人易学研究著述64部，不仅数量不如明代，而且品质也远不如明代。泉州古代在易学研究方面，有四个阶段值得关注：

一是南宋时期以李中正为代表的以史解易；

二是明代中期以蔡清为代表的以“理”解易；

三是明代晚期以李贽为代表的以“心”解易；

四是清初李光地的以“性”解易。

这四个阶段的研究各有不同的突出特点，代表著泉州古代易学研究的最高水准，是了解泉州古代易学研究的关键。

南宋时期以李中正为代表的以史解易

李中正，生卒年不详，字伯谦，晋江人。乾隆《泉州府志》载：李中正“积涉狷介，与傅忠简诸公友善”[4]。据此可知，李中正与傅自得生活于同一时期。傅自得（1116-1183），“以父死国，得补承务郎、福建路提点刑狱司、通判泉州，知兴化军”[5]。由此可知李中正大约生活于南宋光宗、孝宗时期。李中正有《泰轩易传》行于世，此书为目前发现的宋代泉人研究《易经》仅存的著述。



李中正《泰轩易稿》(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泰轩易传》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书《宋史•艺文志》未著录，诸家书目失收，《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未及，唯日本有足利学所贮文明中影本。1808年，日本天瀑山人（林述斋）刊入《佚存丛书》，用活字印刷，清嘉庆时传入我国。”[6]说明了此书版本的来源。

《泰轩易传》的主要特点是以史解易。以史解易，古来有之，故《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以史证《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宋人李光、杨万里为代表，实则马王堆帛书《缪和》篇已开风气，可谓源远流长；视《易》为殷、周之史，此书实为先声。由此言之，此书在《易》学史上自应有它的地位。”[7]

李中正以史解易，首先是大量引用商周之事解经。这种解经方法所涉人事离文王演化周易时间近，有助于对卦义的理解。宋人董洪在《泰轩易传•跋》中云：《泰轩易传》“真得三圣之心，而非区区训诂之末，其有功于吾道也不浅……其以殷商时事当之者，无虑百数十条。”[8]比如，解《屯》卦九五爻辞时，李中正认为：“九五以刚居尊，处屯难之时。既不能众建诸侯与天下同其利，而使初九磐桓居贞，以得民于下。又不能亲附大臣，资以辅佐，而使六四乘马班如。以往应于初，上下之情不通，而德泽不加于民。此屯其膏之象也。小而为一国之主，不侵君以得民，以此为贞则凶，岂不有乖于大亨贞之义。处屯难之中，不能弘济博施以拯斯民，又何光大之有。坎为云而未雨，有屯其膏之象。此爻象殷之末世。”[9]把此爻辞与殷商末世紧密联系起来。

除以殷商之事为主外，李中正的以史解易也引用了上至尧舜禹，下至汉唐之史事。比如，解《坤》卦初六爻辞时云：“田氏纂齐，来于威公之霸。六卿分晋肇于文公之兴，赵高之奸蓄于始皇之时，保宪之乱始于光武之世，司马懿之祸生于魏武之手，五胡之乱基于平吴之后。皆当其盛时而不之觉也。”[10]引用的史事牵涉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



李中正《泰轩易稿》(日本《佚失丛书》本)

清人阮元在《研经室集》中云：“凡言《易》者，非泥阴阳，即拘象数。此（《泰轩易传》）则专明人事，于起伏消长之机，随事示戒，非空谈者可及。”[11]《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指出：“此书解《易》主于义理，释卦、爻辞往往以前代史事为证。”[12]以上都说明《泰轩易传》以史事解易的特点十分突出。

以史解易对泉州后代的易学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明代的林欲楫。林欲楫（1576-1662），字仕济，号平庵，晋江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解元，四年后举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有《易经勺解》行于世。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云：“其说专主人事，以发明理义为主，不及象数。”[13]在解《明夷》卦时，林欲楫云：“明夷一卦，当文王与纣之时。他卦言利贞而此独言艰贞，文之所遇亦㤞艰矣。乃吾夫子不以艰贞归文王，而以归箕子，箕子更艰于文王也。文王当三分有二之秋，易挟威以震主，而柔顺之难。箕子当贵威无权之秋，易屈节以避祸，而正志之难。文之可以无夷而夷也。箕子之可以无艰而艰也。非夷且艰亦不得为文王箕子矣。”[14]此解经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以及箕子辅纣，谏阻不听，被贬为奴的“人事”，来阐明“非夷且艰亦不得为文王箕子矣”的义理。

再如，明代的林孕昌。林孕昌（1595-1657），字为磐，号素庵，晋江人，明天启二年（1622）登进士第，官至吏部郎中。林孕昌著有《易史象解》一书。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说取《易》象大义，各摭史事以配，每一卦为一解。”[15]可惜的是，目前《易史象解》的版本已佚，无法进行深入的研读。

明代中期以蔡清为代表的以“理”解易

蔡清（1453-1508），字介夫，号虚斋，晋江人，成化十三年（1477）解元，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历官至江西提学副使等。蔡清登进士第后，“即乞假归讲学”，后“得吏部祠祭主事”。当时王恕执掌吏部，“重清调为稽勋主事”，“清乃上二劄：一请振纲纪，一荐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皆纳用。”不久“以母忧归”，后又“乞假养父”，“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后，“即家起江西提学副使。”因宁王做法不符合礼制，“遂乞休”。后“起清南京国子监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16]蔡清虽有入仕的经历，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泉州讲学和著述。《明史》载：蔡清“少走侯官，从林玭学《易》，尽得其綮……清之学，初主静，后主虚，故以虚名斋。平生饬躬砥行，贫而乐施，为族党依赖。以善《易》名。”[17]蔡清有《易经蒙引》《太极图说》《河洛私见》等易学著述行于世。



蔡清雕像

以“理”解易，即理学易，用理学思想解读《易经》，这是蔡清易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当然蔡清这种以“理”解易是“不全从《本义》，而能发明《本义》”[18]。清人吴焯在《绣谷亭薰习录》一书中指出：蔡清的《易经蒙引》“发明朱子之学，救偏补阙，虽皆出于诸儒经说；而摭拾无遗。谓为紫阳之功臣，洵无愧焉。”[19]这个评价是比较贴切的。比如，蔡清赞成朱熹的观点，认为《易》模写天地之理。但他在解释《系辞》“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时云：“大抵《易》书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亦吾身之理。孔子此章之言，一以见人当求易理于天地，二以见人当求天地之理于吾身。盖有天地之易，有吾身之易，有《易》书之易。究竟论之，则易理本在天地与吾身，其《易》书则是天地人身易之影子也。若不是于天地吾身上体验得出，则看那《易》书之易，终亦死杀了。虽曰《易》与天地准，亦不见其果与天地准矣。孔子《系辞传》之作特地是要人见得此理破。”[20]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与朱熹“所论《易》是圣人模写阴阳造化，此说甚善”[21]相比，蔡清在天地之易基础上，提出了“吾身之易”。蔡清认为《易经》之易，应该是天地之易与“吾身之易”的折射。



蔡清《易经蒙引》(《四库全书》本)

再如，蔡清承继了朱子《易》为卜筮之书说，但主张“《易》以道义配祸福”。朱子云：“近又读易，见一意思：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倚于忠者。故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扣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辞决所疑之事。”[22]明确表达了“《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之意。蔡清云：“《易》虽主卜筮，然以道义配祸福，与他术数书不同，所以为经也，故无不效。昔晋何晏闻管辂明易数，请与论易。邓飏在坐，请作一卦，当至三公不？又问：连梦青蝇数十来集鼻上。辂告之曰：元凯辅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势重，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永福之道。愿君侯裒多益寡，非礼弗履，则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后二人皆坐事诛夷。”[23]蔡清借用三国时术士管辂的典故来阐明“《易》以道义配祸福”的道理。管辂应曹魏大臣、玄学家何晏之约前往论《易》。当时曹魏大将邓飏也在旁边，邓飏请管辂帮其占一卦，看能否官至三公，并告知曾梦见数十只青蝇聚集其鼻子之吉兆。而管辂认为邓飏位尊势重，却不讲道德修养，即使得好卦，如果不改恐怕下场也不妙。后何晏和邓飏二人都被杀而且夷三族。故蔡清认为：“辂以易数名，而其言如此，是知以道义配祸福者矣。当老庄虚浮之世，而有如此等人物，亦豪杰之士哉！愚尝谓，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天有时，地有利，人有为，人为之功用亦大矣。人为之善者，或能吉其凶。其不善者，则能凶其吉。愚故录辂之言，以正《易》道之门户也。”[24]这就是“《易》以道义配祸福”的具体表现。



蔡清祠

《明代易学史》一书的作者认为：“《易经蒙引》依朱子之说，折中宋、元、明诸家朱学注疏，极力纠正其中误读偏颇之处，条分缕析，十分详尽，极有价值……难能可贵的是，蔡清对朱子之说并非一味拘执墨守，这对时人及后学冲破朱学藩篱，进一步发展宋明理学具有重要意义。”[25]任利伟在《蔡清易学述略》一文中指出：“蔡清总结了南宋末年以来程朱理学的发展过程，认为无论是宋末学者的‘尽取伊洛遗言，以资科举’，还是元代学者的‘明理不精，而失之疏略’以及当时学者的‘于经传鲜有究心’，其共同弊病在于对程朱义理墨守成规，不敢有所发明，致使程朱之学代代相因，粗糙空洞。”[26]这些评论都说明蔡清在明代易学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为明清时期泉州成为易学研究重镇奠定了基础。



陈琛故居

附于《明史•蔡清传》的陈琛、林希元的以“理”解易值得一提。陈琛（1477-1545），字思献，号紫峰，晋江人，正德十二年（1517）与林希元同榜进士，官至吏部考功郎。陈琛有《易学浅说》行于世，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称：“琛《易》学出蔡清，故大旨主于义理，然欲兼为科举之计，故顺讲析讲，全如坊本高头讲章，较清《易经蒙引》，可谓每况愈下矣”[27]。

《周易浅说》是陈琛对蔡清《易经蒙引》的进一步发挥。虽然《周易浅说》也是适应科举之需而作，且在理学思想的阐述上没有超出蔡清，但是陈琛把这些阐述以白话的形式体现出来，通俗易懂，深受当时士人欢迎[28]。比如，在解经文“君子以自强不息”时，陈琛写道：“夫子《大象传》释卦之象，谓夫三阳之卦为干，干有天之象焉。此卦上下皆干，则是天之运行，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其在君子，则克治之功已深，存养之力已到。其天德之刚，卓然而自立；人欲之私，靡然而退听。又且自始至终，无顷刻之间断。由壮至老，无一时之止息。君子之干，孰大于是？此君子当作自然说。《本义》‘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乃推原说。”[29]言简意赅，经之解浅而义明。反观蔡清用了五百多字，还引用了《本义》《孟子》《大学章句》等典籍，虽然也深刻阐明了经义，但显得比较繁杂。



陈琛《周易浅说》(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林希元（1482-1566），字茂贞，号次崖，同安人，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正德十二年（1517）联捷进士，与陈琛同榜，官至广东按察佥事。林希元有《易经存疑》行于世，收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书用《注疏》本。其解经一以朱子《本义》为主，多引用蔡清《蒙引》，故杨时乔《周易古今文》谓其继《蒙引》而作，微有异同。其曰‘存疑’者，洪朝选《序》谓其存朱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传》《义》也。”[30]由此可见这也是一本以“理”解易之作。
当然林希元解易也有其特点，那就是尊崇程朱，但没有完全拘泥于程朱，承继于蔡清，但没有完全拘泥于蔡清。比如对《大畜》卦辞的解释，朱熹在《原本周易本义》中写道：“以艮畜干，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内干刚健，外艮笃实辉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为畜之大业。”[31]蔡清写道：“大阳也，艮畜干，艮是阳，非若小畜之以巽畜干也，故为大畜。况以艮畜干，其所畜者，干也。又畜之大者也。又内刚健，外笃实光辉，内外合德，其德日新，而为畜之大也。”[32]而林希元在《易经存疑》中写道：“《大畜》之义有三：艮畜干大者畜也，是一义；所畜者干，又畜之大，是一义；内干刚健，外艮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为畜之大，是一义。”[33]三者比较，在《论林希元〈易经存疑〉对〈周易本义〉的注疏》一文中，李育富认为：“较之朱子过简，蔡清之过繁，希元则适得其中，较为准确地阐明了《本义》见解。”[34]不赞成朱熹的观点时，林希元也是直言不讳。比如，林希元写道：“夫子作《系辞大传》以明易至是见得天地间道理，不外乎阴阳二者。故特发明出来示人。此是探本穷源之论。”[35]林希元认为朱熹的这种论点有值得斟酌的地方，故云“故圣人即阴阳之迭运以语道之全体，非阴阳迭运之外复有个道也。朱子乃曰其理则所谓道，却似阴阳迭运之外，又有个道，未免起人疑惑。”[36]



林希元《易经存疑》(《四库全书》本)

对于明代中期，泉州易学研究之盛，《闽中理学渊源考》认为：“明初学者，多属朱门派绪，其传习说经，犹存宋元间诸儒家法。三山林氏以易学倡教东南，虚斋时弱冠为诸生，以佥宪临江周公虚白命，得登其门，卒之经学大明，为有明一代经师之首，海内宗之。厥后，陈紫峰、林次崖、苏紫溪，递衍其绪，以易学成一家言，于是泉南习《易》者，家弦户诵。”[37]

明代晚期以李贽为代表的以“心”解易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晋江人，祖籍南安，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官至姚安知府。李贽“从小就很有个性，六岁丧母，便能自立。”[38]乡试中举后，李贽就不再参加进士考试，初授河南卫辉府共城教谕，后任国子监博士、吏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郎中。万历五年（1577），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道光《云南通志》记载：李贽姚安知府期间“性严洁，民间罹火灾，为建火神庙，祈而禳焉。在官三年，自劾免归，士民攀辕卧道，车不能发。”[39]万历九年（1581），李贽弃官后，主要是著书立说，教授弟子。李贽是晚明进步思想家，“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有人称他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40]后被明神宗以“敢倡乱道”等莫须有罪名，将其下狱。入狱后，愤而自刎死于狱中[41]。李贽平生著作颇丰，其易学研究著述《九正易因》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云：“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惟此书尚不敢诋訾孔子，较他书为谨守绳墨云。”[42]



李贽故居



王阳明画像

以“心”解易，即心学易，用心学思想解读《易经》，这是李贽易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李贽在四十岁时开始接触阳明心学，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他写道：“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王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43]从此李贽开始了对王学的探索。在以后的很多著述中，李贽都提到了阳明心学，并倾注心血完成了《阳明先生道学钞》与《阳明先生年谱》的编纂工作。在《九正易因》一书中，李贽以心解易，表达了强烈的反传统思想。比如，《传习录》云：“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王阳明）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44]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45]而李贽在《九正易因》对乾卦的解释正是承继了王阳明这种圣人观。李贽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既资以始，必资以终。元非统天而何？夫天者，万物之一物，苟非统以乾元，又安能行云施雨，使品物流通形著而若是亨乎？故曰：大哉乾元。人唯不明乾道之终始，是以不知乾元之为大，苟能大明乎此，则知卦之六位，一时皆已成就，特乘时而后动矣。是故居初则乘潜龙、居二则乘见龙、居三乘惕龙、居四乘跃龙、居五乘飞龙、居上乘亢龙。盖皆乾道自然之变化，圣人特时乘之以御天云耳。是故一物各具一乾元，是性命之各正也，不可得而同也。万物统体一乾元，是太和之保合也，不可得而异也。故曰：乃利贞。然则人人各正一干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乃以统天者归之干，时乘御天者归之圣，而自甘与庶物同腐焉，不亦伤乎？万国保合有是乾元之德也，何尝一日不咸宁也。乃以干为天，以万为物，以圣人能宁万国，以万国必咸宁于圣人，不益伤乎？故曰：干、元、亨、利、贞。举四德以归干，而独以大哉赞元，其旨深矣。”[46]张建业为此指出：“正因为‘一物各具一乾元’，李贽进一步提出‘人人各正一干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就是说人人都具有乾元这种大德，人人都具备首出万物的资格，没必要把一切都归于圣人，如若认为只有圣人才能‘乘御天’‘宁万国’，那是真正的悲哀可伤啊！李贽从《乾卦》引出的这一命题，强调人人平等，人人皆圣，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压迫反封建传统的战斗意义。”[47]四库馆臣认为：《九正易因》“较他书为谨守绳墨云”，此言差矣。



李贽《九正易因》(明刻本)

明代晚期，泉州还有一位著名的以“心”解易的易学家苏浚。苏浚（1541-1599），字君禹，号紫溪，晋江人。万历元年（1573）解元，万历四年（1577）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参政，“政声显著”。苏浚因其受座师郭子章的影响以及任浙江督学佥事的经历，深受阳明心学的浸润，创作了《易经生生篇》一书。

《易经生生篇》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云：“大旨主王弼虚无之说，一切归之于心学，非惟废卜筮之说，乃并宋儒言理，而偶及数者，亦以为执泥牵拘。”[48]

受阳明心学的影响，苏浚在解易中引入心学。比如，在解《丰》卦的《总论》中，苏浚指出：“人之一心，浑然天理，如太虚之中，空空洞洞，即万感当前，而一真常照也。但照心易息，而忘心易生。智慧情识，障之于内。纷华盛丽，障之于外。于是闻见日增，意智日扬，而丰部日甚矣。夫明非自外至也，从中出也。中无所累，则清明生于夜气，虽幽而亦明也。中有所累，则斗沫蔽于日中，虽明而亦幽也。微矣哉。幽明之几乎。古之圣贤，独见独闻，不以户居而废惺惺，明目达聪，不以大庭而遣炯炯。故曰有孚、曰发志。一念之明，固明也。曰来章、曰夷主、曰配主，天下之明，亦明也。至于继明照于四方，而丰亨之治，如日中天矣。同有是明德者，慎毋自藏，而终于弗觌哉。”[49]苏浚认为人之心，本来就是“浑然天成”的，只不过受到了“智慧情识”“纷华盛丽”的障蔽。人要自觉排除这些障蔽，“大明非自外至也”，这样就能成为“明德者”。苏浚也提倡知行合一。比如，他在解易时强调治国之道。在解否卦时，苏浚云：“此其亡之戒，圣人之所以惓惓也。以周之宣王，奋然于厉王不振之后，《庭燎》问夜，《云汉》忧民，安集歌于《鸿雁》，振武咏于《车攻》，至驱猃狁，平蛮荆，厥功灿然，乃料民太原，识者已谓其渐不克终。未几，而幽王煽乱，亦谓宣王有以酿之，则其亡之训，良可鉴哉。”[50]文中用周宣王的兴亡之事告诫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凡此种种，都是心学易的突出表现。



苏浚《易经生生篇》(清道光二十三年苏廷玉刻本)

对于苏浚易学研究，特别是《易经生生篇》的价值，《明代易学史》的作者认为：“一方面，他以圣人洗心而作《易》的命题，证明了天地之道、圣人之心与《周易》一书的同一性，进而解决了以心释《易》的理论前提，推动了明代心学易思潮的发展；另一方面，他通过‘在本体上宗程朱，在功夫上宗阳明’的学术思路调和理学与心学的尝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理学的发展。”[51]

清代初期李光地的以“性”解易

李光地（1641-1718），字晋卿，号厚庵，又号榕村，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累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居相位十三年，在协助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及促成统一台湾诸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李光地既是政治家，又是大学者，他遍读群经，儒学经传，诸子百家、历数、兵法、水利、律吕、音韵等，无不旁涉会通，得其要领。《清史稿》载：“（康熙）四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研求探讨。”[52]李光地著作颇丰，有十八部著作收入《四库全书》。其易学代表作主要有《周易通论》《周易观彖》。



李光地画像

李光地的易学研究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对《易经》起源的探索做了一个归纳，正本清源。李光地认为：“八卦之名，为伏羲所命”“六十四卦之名，为文王所命”“系爻固文王之义，而周公成之与”“夫子赞《易》曰《十翼》”。同时李光地又对“四贤”在易学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进行了评价。在《周易通论》中，李光地云：“间尝论《易》之源流，四圣之后，四贤之功为不可掩。盖自周子标‘太极’之指，邵子定‘两仪’以下之次，而伏羲之意明。程子归之于性命、道德之要，其学以尚辞为先，而文、周之理得。朱子收而兼用之，又特揭卜筮以存《易》之本教，分别象占以尽《易》之变通，于是乎由孔圣以追羲、文，而《易》之道粲然备矣。”[53]“四圣”指的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四贤”指的是周敦颐、邵雍、程颐、朱熹。

二是肯定了朱子之说。李光地是赞同朱熹的“卜筮之说”的。为此，在《周易通论》中，李光地写道：“三代学校之教，《诗》《书》《礼》《乐》四术而已。《易》掌于太卜，国史掌于史官，乃专官之学，未尝施于学校也。故韩宣子至鲁，乃见《易象》《春秋》，则知《诗》《书》《礼》《乐》列国有传，而二书者独閟。自夫子赞修之后，稍见于世矣。故记礼者名为《六经》，而庄周之徒，颇知其意者，亦往往并述焉。然自秦政燔经，独存卜筮、医药、种树之书，而《易》幸不毁。则知其时犹未直目之经，学士先生犹未流行诵习，以故卜筮家专司而世守之。是则《易》之本教然也。”[54]李光地对朱子的“卜筮之说”作了以下评价：“朱子深探其本，作《本义》一编，专归卜筮。然而至今以为訾謷，盖恐狭《易》之用、小《易》之道，而使经为伎术者流也。殊不知《易》之用，以卜筮而益周。《易》之道，以卜筮而益妙。而凡经之象数辞义，皆以卜筮观之而后可通，初非小技末术之比也。”[55]最后，李光地总结道：“是故朱子之大有功于《易》，卜筮之说也。有得于此，然后可以言洁静精微之要。”[56]



朱熹画像

三是“小学”研究的运用。《中国大百科全书》载：小学“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隋唐以后成为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的总称。”[57]梅军在《周易观彖校笺•前言》中写道：“在撰写《周易观彖》时，李光地也能自觉地追求博洽融通，研覃经训，并将小学研究运用于《周易》文本的校勘及经义理解。宋明以来，治《易》者多囿于谈论象数、义理，空疏附会而罔顾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迄至清初，这种状况并未改变。而李光地能够从文字、音韵、训诂出发，据以探讨义理之真，这是李光地治《易》能超出群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58]比如在解“鼎”卦辞“元吉亨”时，李光地写道：“‘元吉亨’当从《彖传》作‘元亨’，‘吉’字衍也。凡卦名下直曰‘元亨’，而无他辞者二，‘大有’‘鼎’也。‘大有’之义与‘比’相似，然‘比’以一阳统众阴，所有者民也。‘大有’以一阴得众阳，所有者贤也。‘鼎’之义与‘井’相似，然‘井’在邑里之间，所养者民也。鼎为朝庙贵器，所养者贤也。《易》之义，至于‘尚贤’，则‘吉’无以加，故其辞皆直曰‘元亨’。”[59]因此，梅军认为：“程颐云：文羡‘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复止云‘元亨’，其羡明矣。朱熹亦云：‘吉’，衍文也。李光地同意程、朱关于文本校勘意见，并联系‘大有’‘比’‘井’诸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阐述君王治国行政须养贤养民的道理。”[60]
李光地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在汲取古今圣哲之成说以及东渐西学之精华，结合时务之需，加以发扬光大，提出“性本论”之说[61]。程、朱理学主张“以理为本”，而陆、王心学提出了“以心为本”，李光地在各取所长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性为本”。李光地认为：“故宜为之说曰，理即性也。言气之中有亘古不已之性，是之谓理，不可以以气为理也。”[62]他还提出了“知善明性”，“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犹人之性，人之性犹我之性。知其性善之同，而尽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知性明善也，此所以为知本也。”[63]



李光地故居

为此，以“性”解易，是李光地易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中国易学史上自成一家。比如，在《周易观彖》解释“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时，李光地提出：“释‘与天地相似’之‘性’也。‘继’犹‘继体’‘继志’之‘继’。盖天赋人受，交接之间也。天地之性纯粹至善，人物得是理以有生，则莫不有天命之善焉。然乾道变化，二、五参差，气异质殊，品类各正，是则为人物之性。故不特人与物，通塞偏正，较然异也，就人之中，仁知之见，各倚于所禀，百姓之愚，行习而不知。此所以与天地不相似而仁义合一之道鲜也。”[64]李光地认为天地之性本是善的，人秉天地之性，所以本性也是善的。但由于“气异质殊”，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就有了不善的存在。赵中国在《李光地性本论构建中的易学贡献》一文中指出：“所以在李光地的性论中，就基础而言，性为天地之性，为善，就当下之呈现而言，性有人物之性，有不善存在。如此之观念，一方面坚持了性善论，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何有不善的存在。”[65]再如，在《周易观彖》解释“中孚”之卦时，李光地指出：“二阴在内，四阳在外。凡中虚之物，有感于外，则化生于其中。盖其中虚者，实理具足，故感于外而生于中，非由外铄我也。人心之性，感物发动，理亦如是。‘孚’之为字从爪、从子。鸟之覆卵，气自外入，形从中化。内外之感，‘中孚’之义。”[66]通过释“中孚”卦，李光地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强调了“以性为本”的理念。萧元在《周易大辞典》中云：李光地之论易“尤重在阐述《周易》的应用，尽力使易学服务于官方政治。以易致用，以性理说易，是李光地易学的一大特色。”[67]《清儒学案》云：“安溪学博而精，以朱子为依归，而不拘门户之见。康熙朝儒学大兴，左右圣祖者，孝感、安溪后先相继，皆恪奉程、朱而深究天人，研究经义、性理，旁及历算、乐律、音韵。圣祖所契许而资赞助者，安溪为独多。”[68]足见李光地学术思想影响之广。

结 语

肇始于唐代的泉州易学研究，初盛于宋，鼎盛于明，沿袭于清初，直到清代中后期逐步走向式微。史籍记载，一千多年来，泉州共有易学研究著述208部，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有5部，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有11部，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有3部，而李中正、蔡清、林希元、陈琛、李贽、苏浚、李光地等人的易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易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易学著述充分体现了泉州作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各国建立的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首届“东亚文化之都”入选城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深厚文化底蕴。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闽南》2023年4期）

注释：

[1]韩兆琦编著：《史记笺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45页。
[2]（汉）班固撰：《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65页。
[3]张善文著：《历代易家与易学要籍》，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4]（清）怀荫布总纂：乾隆《泉州府志》，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影印，1984年，卷五十五，第42页。
[5]（清）周学曾等纂修，晋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晋江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97页。
[6][7][12]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页。
[8][9][10]（宋）李中正撰：《泰轩易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11]（清）阮元著：《研经堂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1228页。
[13][15][18][27][30][42][48]（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62页。
[14]（明）林欲楫撰：《易经勺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1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95页。
[16][17]（清）张廷玉等修：《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788页。
[19]（清）吴焯著《绣谷亭薰习录》，中华书局，1995年，第537页。
[20][23][24][32]（明）蔡清撰：《易经蒙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64-565页。
[21][22]（宋）朱熹著，郭齐、尹波评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22页。
[25][51]林忠军、张沛、张韶宇著：《明代易学史》，齐鲁书社，2018年，第63页。
[26]张涛主编：《周易文化研究》第七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
[28][61]陈笃彬、苏黎明著：《泉州古代著述》，齐鲁书社，2008年，第139-140页。
[29]（明）陈琛撰：《陈紫峰先生周易浅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1页。
[31]（宋）朱熹撰：《原本周易本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第646页。
[33][35][36]（明）林希元撰：《易经存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9页。
[34]李育富，《论林希元<易经存疑>对<周易本义>的注疏价值》，《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7期，第28-31页。
[37]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99页。
[38][40]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册第1692页。
[39]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6册第328页。
[41]福建省南安县志编纂委员会：《南安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66页。
[43]（明）李贽著：《阳明先生道学钞》，《李贽全集续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5页。
[44][45]陈荣捷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注》，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289页。
[46]（明）李贽撰：《九正易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6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96页。
[47]张建业：《李贽与<九正易因>》，《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1-8页。
[49][50]（明）苏浚撰：《易经生生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3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92页。
[52]赵尔巽等修：《清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100页。
[53][54][55][56]（清）李光地撰：《周易通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38页。
[57]《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4册第543页。
[58][60]（清）李光地撰，梅军校笺：《周易观彖校笺》，中华书局，2021年，第12页。
[59][64][66]（清）李光地撰：《周易观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35页。
[62][63]李光地撰，陈祖武点校：《榕村全集》，《榕村全书：第八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65]赵中国：《李光地性本论构建中的易学贡献》，《易学研究》2012年第05期27-34。
[67]萧元、廖名春主编：《周易大辞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68]徐世昌编纂：《清儒学案》，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