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泉州古城

岭南陈裔

泉州古城

概述

有千年前，泉州城尚在海中，清源山下一片汪洋。五千三百年前，今域仅西南升文山（今龙头山）突兀海面，一枝独秀（据《泉州唐城踏勘考察研究报告》，二○○二年编印）。

泉州唐时原置武荣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丰州属内陆港口，交通不便，地面狭窄，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因地理形势变化，今泉州城区处陆地升高，清源山下水流冲积，水泽变为陆地，交通方便，范围宽广。因此，唐．久视元年（七○○年）及景云二年（七一一年），州治向东南南移五公里，即今泉州城区。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九．城池志》载：

“晋邑以郡城为城，基肇于唐。历代以来，屡广而大，屡增而高，屡培而厚，屡易而坚。沿至国初，尚为翼城之拓。其称闽南巨镇，与会城埒。……

以内外之大小言，有衙城、子城、罗城、翼城之异；以树植及形似言，有刺桐城、葫芦城、鲤鱼城之殊。其称刺桐，当在子城之时；其称葫芦，当在拓西北、东北之时；其称鲤鱼，当在拓罗城、翼城之时。”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府治中有衙城，外有子城，又外有罗城，有翼城。”

《词源》：“城，城郭，内称城，外称郭。”《资治通鉴．元和十四年．注一》：“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

至迟于唐．玄宗开元六年（十一八年），泉州已有夯土版筑的城墙。随著泉州社会、经济、人口等繁荣发展，自唐初筑城后，经唐．天佑三年（九六年）王审知筑子城，唐．天佑间（九○四～九○七年）王延彬拓城西地至至清．道光的九百多年间，罗城先后修筑二十七次。泉州古城从无到有，从三平方华里，扩至二十平方华里，最终达到二十平方华里。

泉州城有护城河、外濠七条，城内河支沟（今称“八卦沟”）五条，构成密如蛛网的排水、交通系统。古城内外，大小桥梁不下百座。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九．城池志》：“子城有内沟外濠，罗城又有内沟外濠，重重环绕。一以限戎马，一以利转运，一以通宣泄，深沟高垒，巩固吾圉。”

温陵

泉州别称温陵，有二说：

一是古已有之。

吴幼雄考证，泉州别称温陵，唐初甚至更早已有之。其得名始于农业生产，与气候、地形有关：“辨地之高下燥湿，以播六谷之宜……泉州气候燠多寒少，故古有温陵之称。”（《泉州及其别称渊源考》，泉州师专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二是朱熹堪舆说。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七月，朱熹任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此后经常到泉州各地讲学，他景仰欧阳詹，常莅不二祠。明．李光缙《募修欧阳四门祠疏》云：“朱文公为同安主簿，每抵郡城，必登小山，称其山川之美，为郡治龙首之脉。徘徊数日而后去，自书曰小山丛竹。”

绍兴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年）七月，朱熹同安秩满，八月起在泉州府候批书，直至年底北归，其间得暇常至“不二祠”和资寿寺讲学。

清．康熙间（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泉州府通判徐之霖《重兴朱夫子小山丛竹亭记》载：“郡治东北……地气独温，温陵之名实肇于诸此。宋．徽国文公朱夫子种竹建亭，讲学其中，自题曰‘小山丛竹’……”

清．乾隆《晋江县志．卷四．学校志》也载：“小山丛竹书院在府城隍庙旁，地处高埠，其气独温，温陵之名实肇于此。朱文公种竹建亭，讲学其中，匾（“小山丛竹”匾额）为朱子手书，镌于石。”

因朱熹好研堪舆，尝谓“小山”高埠为清源山龙脉入城之冲，故“地气独温”，由此而称温陵。此说一出，温陵之名传之愈广，遂为泉州郡城别称。

刺桐城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刺桐，泉州产。”

《闽产录异》：“刺桐产泉州。官廨、书院处处植之。”

刺桐，落叶乔木，树皮灰色、有皮刺。原产热带亚洲，我国南方栽培。其花木高大，枝叶繁茂，夏初开花，殷红似火。可作庭园观赏树，或作行道树。

随著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兴盛，刺桐由商人传入泉州，种之街巷，蔚然成风，泉州故称刺桐城。蕃商因称泉州港为刺桐港，泉州出产的的丝绸、陶瓷为刺桐绸、刺桐缎、刺桐陶瓷。

清．道光《晋江县志》：“子城筑于唐．乾元（七五九～七六○年）以前，年月莫考。”“子城环植刺桐，故曰刺桐城。”“其称刺桐，当在子城之时”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桐城》：“桐城，郡初筑城时，环城皆植刺桐，衢巷夹道有之，故号桐城。郡人以其花开，验年丰歉。若花生叶后，岁必丰；否则反是。故又称瑞桐。”

唐．曹松《送陈樵书归泉州》诗中有“帝都须早入，莫被刺桐迷”。

唐．陈陶游闽中时曾经路过泉州，写有《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六首：

（一）

“仿佛三株植世间，风光满地赤城闲。

无因秉烛看奇树，长伴刘公醉玉山。”

（二）

“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

可怜虎竹西楼色，锦帐三千阿母家。”

（三）

“石氏金园无此艳，南都旧赋乏灵材。

只因赤帝宫中树，丹凤新衔出世来。”

（四）

“猗猗小艳夹通衢，晴日熏风笑越姝。

只是红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满中都。”

（五）

“不胜攀折怅年华，红树南看见海涯。

故园春风归去尽，何人堪寄一枝花？”

（六）

“赤帝尝闻海上游，三千幢盖拥炎州。

今来树似离宫色，红翠斜欹千二楼。”

注－－陈陶：唐人，宣宗大中（八四七～八五九年）游学长安，后隐居洪州西山。工诗，善天文历象。

唐．王毂咏《刺桐花》：

“南国清和烟雨辰，刺桐夹道花开新。

林梢簇簇红霞烂，暑天别觉生精神。”

注－－王毂：唐．江西宜春人，干宁五年（八九八年）进士，官终尚书郎。

泉州城垣在子城之后又建衙城与罗城，并绕城种植刺桐树。

清．道光《晋江县志》载：“衙城与罗城皆留氏（留从效）筑，是后于子城也。”

《泉州府志》明确记载：“温陵城留从效重加板筑，植刺桐环绕之，其木高大而枝叶蔚茂，初夏开花极鲜红。如叶先萌而花后发，主明年五谷丰熟。”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一．地理八》：“五代时，留从效重加版筑，绕植刺桐。”

【五代．留从效在泉州城广植刺桐，阿拉伯商人称之为M，edinet al—Zaitun。前一字为城市的意译，后一字为刺桐的音译。刺桐（Zaitun）与油橄榄（zayton）发音相近，故亦有误称“由桑原”者。一三四二年，非洲大游历家伊本．巴都他亲自到泉州，证实泉州无油橄榄，遂改译为“刺桐城”。】

北宋．普济和尚在《五灯会元》一书中说，刺桐有个特性，每年先萌芽后开花，则兆年丰；反之，先开花后萌芽，则其年欠。故意刺桐习称“瑞桐”。

北宋．丁谓《刺桐》（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桐城》收录）：

“闻得乡人说刺桐，叶先花发卜年丰。

我今到此忧民切，只爱青青不爱红。”

注－－丁谓：字渭之，更名公言，北宋．江苏吴县人，太宗淳化（九九○～九九四年）进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封晋国公。曾为廉访使来泉州。

北宋．吕造《刺桐》（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桐城》收录）：

“闽海云霞绕刺桐，往年城郭为谁封？

鹧鸪啼因悲前事，豆蔻香消减旧容。”

注－－吕造：北宋．泉州人，仁宗天圣甲子（一○二四年）进士。

南宋．乾道四年（一一六八年），泉州太守王十朋（参见《泉州人名录．王十朋》）写下《石笋桥诗记》云：“刺桐为城石为笋”；其又有《刺桐》诗云：

“初见枝头万绿浓，忽惊火伞欲烧空。

花先花后年俱熟，莫道时人不爱红。”

元代，义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一二九二年初从泉州启航离开中国。归后在其《马可·波罗行记》中，亦以刺桐称泉州。

吟咏刺桐的诗，到了元代以后就少了，其原因可能是刺桐树少了。

据蔡载经回忆，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泉州解放。一九五一年，市政府在讨论市政建设工作时，许集美市长指出泉州市区应当种植刺桐树。于是由蔡载经副市长布置市苗圃进行市区树种调查，并著手搜集各种树苗。调查结果，全市范围内竟无一株刺桐树。市苗圃遂于翌年清明节前后派人前往晋江安海养正小学，在校广场七株刺桐树上剪下一千多枝条，带回苗圃试行扡插繁育。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市人委召开的市绿化委员会工作汇报会上，市苗圃首次就刺桐扡插培育的情况作为汇报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议决定将存活的刺桐苗培育成为壮苗，并继续采用扡插的方法大量繁育刺桐苗。由于市委、市人委的重视，市苗圃也把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

一九六一年，根据王今生市长的意见，在开元寺修建石栏后，种植十九株刺桐树于石栏临街一边。随后又在西街影剧院前面广场种植刺桐树四株，在开元寺内东塔周围和开元慈儿院附近共种植刺桐树几十株，顺利完成首批刺桐种植任务。刺桐花才重现泉州城。

现代杰出诗人、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一九六二年游泉州，写了一首《咏泉州》诗。该诗镌碑立于开元寺：

“刺桐花谢刺桐城，法界桑莲接大瀛。

石塔双擎天浩浩，香炉独剩铁铮铮。

亚非自古多兄弟，唐宋以来有会盟。

收复台澎今又届，乘风破浪待群英。”

现代诗人黄寿棋先生来到泉州，遥想当年刺桐城花开满城，城纳五洲宾朋的繁荣景象时，留下诗句：

“泉城已渺刺桐花，空有佳名异代夸。

寄语州人勤补种，好教万树灿朱霞。”

鲤城

清．顺治十五～十六年（一六五八～一六五九年），福建提督马得功、兴泉道叶灼棠、泉州知府陈秉直依关东式改造泉州府城，古城定型。因城西北、东北、东南三部凸出，中心城区东西宽而南北短，从清源山俯瞰，形肖鲤鱼，故称“鲤城”。

泉州衙城

在子城之内。址在北门州顶，即现中山公园。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九．城池志．衙城》：

“衙城，即州治垣墙。今提督衙。相传南唐．保大（九四三～九五七年）中节度使留从效筑。《闽书》即留从效开府建牙之地。

旧《志》：南宋．淳祐（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年）中旧址尚存，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始废为卫。

按：衙城与罗城皆留氏筑，是后于子城也。”

陈允敦《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文史》第二期）称：“衙城原很小，广袤各不过二、三百米，充其量相当于一个土寨，它仅是五代．留从效建立的一个衙门而已。”

威远楼

又称谯楼，民间讹称为北鼓楼，位于泉州旧城区中山北路的州顶古州衙前，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威远楼》：“威远楼，在双门前北，即州治之谯楼也。始建莫考。”

根据一些史载，大致可知其脉络。

始建于唐．为“双阙”

五代．王审知据有七闽之地后，在泉州州治前首建“双阙”。清．道光《晋江县志．威远楼》引乾隆《府志．公署部．明．泉州卫指挥使司条》明．史继偕记云：“谯楼相传为唐末王审知所建，前辟双阙，下累石如城。稍北九十步为应门。应门者，第二门也。”

“双阙”是供嘹望的楼，因有东、西两门，又称“双门”。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天地春》：“天地春，即上条所云‘双阙’也。东西两门，中累石如城，盖楼其上颜曰‘天地春’。”

但清．道光《晋江县志．威远楼》认为，“双阙”之始建应在王审知之前，“想开府即有之。谓起于审知，未必然也。特相传之语耳。”

武荣州治从南安丰州移至今泉州市区是在唐．久视元年（七○○年），景云二年（七一一年）武荣州改称泉州。其时并在北隅（今中山公园一带）依云榭筑州衙，建六曹都堂署及参军厅，衙前辟南大街为市。不久开始在治地建城，是为唐城。“双阙”之始建大概在这个时期。

元．再建为“测漏所”

宋代，“双阙”为“测漏所”。

元因之。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泉州达鲁花赤偰玉立新建一座规模宏伟的衙门，原址再建“双阙”，仍为“测漏所”，并请三山（福州）名士吴鉴撰写碑记。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九．城池志．子城》载：“元．至正间，监郡偰玉立建谯楼于卫南，名曰威远。此本旧《志》所云，实始建者已莫考。偰公止是与总管府孙大来重修耳，观公署部元．总管府条吴鉴记可知。别一楼，非泉山门楼也。”

清．道光《晋江县志．威远楼》引明．史继偕记云：“宋、元因之，以谯楼为‘测漏所’。至正年间，重新，陶人欵识，有‘至正元年’字，则再建于是年无疑。”又载：“旧志谓：‘元．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监郡偰玉立建，郡守孙文英重修。’”

《县志》认为：

①所引史继偕记中关于“陶人欵识，有‘至正元年’字”是“至正九年”之漫。“所云至正元年新楼，又与元．吴鉴谯楼记年份未合。但陶器年久，‘元’字或‘九’字之漫。”

②监郡偰玉立和郡守孙文英“然止两月间，只是同修，非一建一修也。观（乾隆《府志》）《公署部．元．文职》旧署吴鉴记可见。……元．至正九年，即偰玉立、孙文英同修者。”

元．至正吴鉴《新修谯楼记》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三．公署志仓厫附．总管府》载：“总管府，即宋州治府。前有谯楼，知府偰玉立修。吴鉴记。”并收录元．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吴鉴《新修谯楼记》。文曰：

“至八月，泉郡新修谯楼成，何以书大复古也？曷大尔而复诸古？弗改作也。

先时省台言，守令多旷官，议选内外台宪历任廉能有声之臣涖其职。特命正议大夫高昌偰玉立、中顺大夫古襄孙大英来守泉州。

夏五月，偰修侯至，举直黜回奸任革心，罢行适宜，风休雷奋，阖郡传犹神明。公退，顾谯楼瓦腐木朽，凛然其将压，喟然叹曰：‘是不可缓也。’于是，郡人士好义者出己赀，佐公费，市财僦工，募以实直，农工不挠，而游伎食力之伦，利以仰给焉。

六月，总管孙侯至，命属令晋江仙源纪庆翁、南安白榆等，分任厥事。用是栋楹梁栱之橐挠者，隆楣桷榱；题之摧毁者，功易甓。盖缮垣墉髹墁，雘绘华外而栗中，吏不典经画，工不待督。

未及十旬，重簷周阿，岳立云飞，壮丽完好，悉复旧观。

公合乐命酒，会僚属宾佐以落之。邦耆老士庶鼓舞嚣欢，谓公真仁人，出一言而兴百世利，乐其事之成，而已不与于其役也，请诗以歌之。”

明．择址重建“谯楼”

明．英宗．正统间（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年），原“测漏所”毁，在古州衙前择址重建，为“谯楼”。清．道光《晋江县志．威远楼》引明．史继偕记云：“我朝改郡为卫，正统年毁撤而更之。而移其址于第二门，则实由正统间始。……（按：此则移今所者，始于正统也。）”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九．城池志．子城》：“威远楼，明．天启丁卯（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郡守沈翘楚修。”东阁大学士泉州人史继偕

清．重修改名“威远楼”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九．城池志．子城》载：

“国朝 清．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年），提帅王追功修。

【新竖立匾额曰“威远”，盖为天南保障之雄观也。这是泉州谯楼称“威远楼”之始。

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耿精忠之乱，“威远楼”部分被毁，旋复重修。】

雍正戊申（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提帅石云倬修（并将明．史继偕《重修威远楼（谯楼）记》勒石传世）。

乾隆乙酉（乾隆卅年，一七六五年），提帅马负书修。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威远楼遭受暴风雨袭击倾倒。三十年（一七六五年）三月，泉州提军使者马负书偕郡侯（泉州知府）王缓、邑令（晋江知县）方鼎，暨急公捐输者，重新兴建，并勒《重修威远楼记》于石记载。】

有三石碑在焉。”

近现代．毁而又建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谯楼将倾，北洋军阀孔昭同镇守泉州又得重修。

一九六八年文革期间，“威远楼”被夷为平地。

一九八六年，依照旧制重建威远楼，根据实际情况，将址北移一百米，即为原来“唐宋泉州州署旧址”，后面是中山公园，规模略有扩大。

重建的威远楼土、木、石结构，分上下两层，东西宽三十五米，南北进深十六米，总高度十七米，整体厚实坚固。

城楼上层前边有一条围著木雕栏杆的走廊。走廊后面是城楼主体，半分隔成七开间单簷歇山式木结构房间，可以互通。东西两侧另加一小簷，构成侧立面重簷形式。中厅脊端和簷角均作大翘起。

城楼底层为土石垒成的实心台座，外部墙壁全部采用经过琢平的白色花岗岩条石砌成的，城楼中间有一净宽六米的圆拱门南北通道可以通过。

屋盖为双曲线回坡，汉式筒瓦屋面。

城楼前是花岗岩条石铺砌而成的大广场。左前方修造一个小假山，小假山向北一面雕刻著“温陵胜迹”四个大字，下署“永康，已卯仲夏”六个小字。广场中央屹立一头巨大的石雕雄狮，此乃原泉州提督军门前雄踞的文物，高度有七尺多。广场两旁种植奇花、异草和绿树。左边沿建筑一列“报廊”，报廊里矗立著《重修威远楼记》三座石碑。

云榭

位于泉州旧子城泉山门附近高阜，即今中山公园东侧气象站处。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云榭》：“云榭，北宋．节度使陈洪进筑。”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云榭》并收录南宋．王十朋诗四首、元．释大圭诗一首。

南宋．王十朋诗：

“山生平地榭生◇，土木多应役鬼神。

好向危栏高著眼，闾阎无限困穷人。”

南宋．王十朋《又五月晦日会知宗提舶通判纳凉云榭，提舶用仙字韵即席赋诗，中寓四字，次韵以酬》诗：

“云榭衔杯半八仙，却疑来自蜀山川。

地如洙泗占高第，人似羲和分昊天。

单骑双翩成驷马，杯羹淡薄从三鲜。

国风雅颂寂寥久，太史采诗宜与编。”

南宋．王十朋《又提舶携具过云榭知宗出示和章复用韵》诗：

“不须蜡屐上林端，高处登临眼自宽。

◇◇风翻梅里白，荔支日照鹤头丹。

山川满目如京洛，台榭侵云类广寒。

宾主往来俱不远，如棠不比鲁侯观。”

南宋．王十朋《九日登云榭》诗：

“九日无悰懒出关，强登云榭望泉山。

伤心不忍看茱菊，蓬鬓萧疎泪点斑。”

元．释大圭诗：

“老屋危台雨气昏，石苔不见旧镵痕。

当年霸业旌麾尽，故国秋声树木存。

度海雁行惊断角，近城萤火没荒垣。

无人去买长瓶酒，一酹陈王千载魂。”

城心塔（定心塔）

又名定心塔，位于泉州市区西街井亭巷北端西侧（旧属万厚铺），现耸立在一户人家的围墙内。一九八三年一月公布为泉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该塔为楼阁式，五层五簷，下有塔座，平面呈八角型，高约四．五米，边长○．七五米。塔身红砖砌筑，外涂白灰，顶装以红陶罐迭成而涂上白灰的葫芦刹；塔座作须弥座，用花岗岩砌筑。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七．古迹．定心塔》载：“定心塔，在万厚铺郡城之中，明．万历间（一五七三～一六二○年）造，国朝．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年）重修。”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定心塔》同此说。

泉州市政府“保护碑”亦引用此说。然此说不确，因一九八七年发现该塔须弥座束腰上嵌有两方花岗岩石题记，一方镌刻“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重修”，一方镌刻“乾隆十四己巳（一七四九年）重修”，说明定心塔早在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之前就已存在。

根据郑焕章《泉州城心塔建造时间考》（《泉州文博》第七期，一九九八．八）论证，城心塔的始建年代应该与唐故城同期，即武则天久视元年（七○○年）至玄宗开元六年（七一八年）的盛唐时期。

郑焕章同时认为，城心塔不是唐故城、旧罗城、新罗城的确切意义上的城中心标志，仅是象征性而已。其作用，是镇煞风水，因“泉人重堪舆”（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

至高石

至高石与至高石碑，原位于梅石街顶埔村（因地势最高而得名）的今刺桐新村范围内，不知立于何许年。

一九五二年，台湾学者王和声编纂的《闽南采风录．城北志高石》载：“志高石在城北执节境，石无特异，且大部分已没入土内，仅露三数寸在外，旁立一碑，上刻‘志高石古迹’五字，左右小字两行‘戊辰花朝，孙文波立’。”

注－－“志高石”：为“至高石”的误载。执节境：包括今执节巷、顶埔、梅石路中段和东段、蜂尾埔、崇福寺、东西横的广平仓、五脚亭、中营下、庄厝埕。戊辰：不明，指……一四四八、一五○八、一五六八……这些年代，前后可增减六十年。花朝：农历二月十五。孙文波：生平不详。

《闽南采风录．城北志高石》还载：“堪舆家言，此石由城北清源山脱脉而来，地当全城最高处，立石上可望全城七门历历如会，清源山居其背，如屏障然，现碑已被乡人拔去。按志高与至高音相同也。”

注－－堪舆家：风水先生。由城北清源山脱脉而来：至高石和清源山山脊在一条线上。

至高石“石无特异，且大部分已没入土内，仅露三数寸在外”，现已无存。

至高石碑原立于至高石旁，阴刻行书大字“至高石古迹”五字，左右小字两行“戊辰花朝，孙文波立”。现仅存上半截（约十厘米宽，三四十厘米长），残留“至高石”、“戊辰花朝”字样，残碑保存于泉州南建筑博物馆。

至高石所在顶埔之处原称虎头山。实际上，泉州城内诸山丘，东北的虎头山（一九七一年测得海拔二四．○一米）并非最高，比西南的龙头山（一九七一年测得海拔四十．三米）还矮十六．二九米。泉州古城靠海，地势朝海的方向逐渐降低。虎头山和龙头山，是泉州古城墙内的最高点。但由于古泉州没有高楼，虎头山的位置比龙头山好，视觉上显得更高，民间流行虎头山为泉州城内最高处的说法，孙文波也就将至高石立在此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