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历史剪影《二》

星聚一堂

台北历史剪影《二》

六、深具古风的台北府城

十九世纪中叶（一八四〇年）以后，面对著列强一波波的军事威胁与贸易开放的要求，满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一连串制度的变革与国防的建设以求自保。先是在英法联军之后
（一八五七至一八六〇年），中国被迫开港，其中影响台湾最大的是台南和淡水的开港。由于淡水的开港，于是有新式贸易制度的建立，改变了台湾传统农商的社会型态。后来，又因牡丹社事件
（一八八四年），满清政府被迫派遣大员沈葆桢到台湾来增强防务，于是有台湾北部海防的加强与台北府城的兴建。同时，满清政府为因应纷至沓来的挑战，于是有自强运动的展开，最能代表这项实务工作的是刘铭传治台期间在台北地区从事的一些西化建设。因此，新式贸易制度的建立、台北府城的兴建和台北西化建设的推展，迫使台北地区的政经和社会等环境产生彻底的改变。

一）开港后的社会变迁

台湾一经开港，由于外商的正式进入台湾，扩大了台湾对外的贸易出口量，以及通商的贸易地区，同时也对台湾原有的经济制度和贸易方式产生极大的冲击。如樟脑专卖制度的转变和商品制造过程的规格化等即是。

这时，台湾稻米的生产，仅供自给自足，糖和茶的生产量突告增加，樟脑也因外人的大量需求，而增加生产量。而在台北地区，最明显的是，茶叶和樟脑已成为洋商操控的经济性产品。以乌龙茶来计算，自一八七二年
（同治十一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输出量约增加七倍的数目。以樟脑输出量来计算，自一八六八年
（同治七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则增加数目约三点六倍。

近代外国人进入台湾从事贸易活动，最早的人是英国的驻台领事郇和，他于一八六一年
（咸丰十一年）至打狗（今高雄市）调查台湾的产业。约在同时，又有甸德和怡和洋行所属的快船来淡水进行贸易的输出入业务。有时，洋行也采用买办方式，利用本地有商业经验者，来直接控制本地的生产者。由于外国洋行的不断发展，来北部地区从事贸易的商馆日多。直到十九世纪末年
（日治时期），尚有宝顺、德记、水陆、和记、怡和、嘉士等六大洋行。

由于洋商贸易的不断发展，造成原有郊商的逐渐没落，艋舺的泉郊、北郊以及大稻埕厦郊合作自保即是实例。然而郊商本身的堕落亦是郊商衰微的主因。如郊商踵事奢华、重利盘剥、劣货欺人、贩售禁品、刻薄巧诈、放任子弟、结纳胥吏、析产分伙、兴讼不已等均是。

传统郊商的经营方式大部分是家族式或是少数人合股来经营企业，无法像西方公司制度的累积资金，扩大营业范围。再加上传统郊商的观念保守，安于现状、知识落后，要使郊商具有挑战力是极其困难的。从此洋行与本地的买办遂代替郊商在台北地区贸易的地位。

二）从水田中矗立起的台北城

今日的台北市是台湾的首善之区，也是国际有名的大都市。这在一百年前，当台北府城建立时，已看到它的雏型。在一八六
〇年代（同治）以前，台北近郊便已发展出三个大街市。一个是新庄，一个是艋舺，另一个是大稻埕。当台北府城要兴建时，经过一番研讨后，遂决定在艋舺和大稻埕两个大街市之间，连起了台北府城。

艋舺原只是淡水河边从事汉「番」交易的「蕃𫉄市」。及一七四
〇年（乾隆五年）艋舺龙山寺落成，逐渐成为三邑移民的信仰中心和同乡会公馆的所在地。到了一八二五年
（道光五年）艋舺成为台湾北路与军事的中心，由于汉人移民日渐增加，逐步侵占原住民的土地，迫使番社急速让出台北平原迁入山区。其后人口聚集，商船往来约在一八五三年
（咸丰三年），可称得上是艋舺最兴盛的时期。不过，曾执台北最大街市的艋舺，却因蓝靛输出的减少，米粮的输出不力下步上了衰微。

大稻埕最早有商店出现，是在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
）。林蓝田因躲避海盗洗劫，从基隆逃到大稻埕来建立一小商店，称为「林益顺」。两年后
（一八五三年）艋舺地区的泉州人在移民械斗中失败，由郊商林右藻带领，辗转迁到大稻埕，在林蓝田店铺对面建立起三个商店，并组成了厦郊「金同顺」。由于多位郊商的投入开发，便陆续在附近纷纷建立起商店，即形成今日迪化街的「中街」。一八五九年
（咸丰九年）他们重建的城隍庙在中街以南落成，街肆延长至城隍庙前，出现「南街」。后因南边多沼泽湿地，不易开发，便继续朝北，发展出「中北街」、「普愿街」和「杜厝街」，越来越兴盛。再加上开港后外国洋行在沿著淡水河岸建立洋楼，贸易更加发达。直到十九世纪末年
（清末到日治初），贸易额占全台的首位。

台北府城，位于艋舺以东，大稻埕东南，在围绕的府城城墙之内，通称为「城内」，是继艋舺和大稻埕之后发展的市区。约在一八七五年
（光绪元年），沈葆桢为加强处理台湾防务以及开山抚番事宜，并奏上「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后为朝廷允准，于次年
（一八七六年）获准设立。

台北设府后，台北府的知府尚驻在竹堑（新竹
），直到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实行淡水、新竹分治，台北府的知府陈星聚才正式在台北就任。当时陈星聚立即公布一张招建告示，大抵上决定了新府城城基和街道的位置。不过，台北府城位在艋舺和大稻埕之间的一片水田上，筑城和招建的工作都很难进行。

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岑毓英担任福建巡抚，他除了督办台湾防务外，还督促陈星聚积极进行筑城工作。但岑毓英回中国大陆后，被任命他调，台湾的一切政事，遂由台湾道刘璈主持，刘璈一到台北就更改了岑毓英的规划蓝图。据说岑毓英在规划台北府城时，他的风水观是以恒常不动的北极星作为建城工程的基准点，使南北轴线有所依据，因而形成方形城池、城开四门、十字形街道，重要轴同为南北向的城市。

后来接手的台湾道刘璈，是属于「峦头学派」的风水观拥护者，以山势的走向作为建城参考。他更改城墙的方向，使北城墙后方有七星山可倚靠，而保留城内已有建设，于是台北城的面貌遂不同往昔，周径改成一千五百余丈。台北城自一八八一年
（光绪七年）筹划，翌年兴工（一八八二年），而约于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竣工。

三）模仿西洋建设下的台北

在台北府城建筑前，艋舺和大稻埕大致上均已开发到饱和阶段。而城内地多水田，只有田寮、竹围等点缀在其间。早期仅有零星街道和商店的开发。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台北府城完工，官衙、庙宇依次兴建，人口才逐渐增加，城内也益形繁荣。

台北府城的发展，到了刘铭传向清廷请求台湾建省后，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刘铭传授命为台湾巡抚，计划将台北建为商业都市，于是一面建造铁路，以通基隆和省城（原在彰化县），一面整顿大稻埕，扩充城内建设，设计新市街。

在大稻埕，刘铭传大事扩张生产组织与规模，使大稻埕成为茶叶的国际贸易市场。他又大兴土木，修建市街，借以招徕外国商人，该区南部市街如建昌街、六馆街和千秋街陆续建立，并指定这几条街为外侨居住区。尤其是铁路的建造，不仅拓展台湾交通发展的领域，也促使台北成为南北交通的控制中心。从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起，铁路以大稻埕为起点，开筑通往基隆、新竹的铁道分别在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完成。此后货物逐渐改由基隆进口，以铁路运销各地。

在城内，建设的情形，比起大稻埕来说，更有成果。刘铭传为突显其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江浙地区的富商巨贾募集资金创设「兴市公司」，大量的建筑店铺。为谋取地方的繁荣，并从事筑路、建街，于是石坊街、西门街、新起街等新兴市街便陆续出现，并且使大稻埕、艋舺和城内逐渐联成一气。后来，刘铭传又于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自上海购入人力车
150辆和马车若干辆，行驶于三市街之间，以便利交通。从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起城内初设电灯，除重要衙门外，西门街等处也有路灯的设置，但民间使用电灯的情形并不普遍。另外，也督办商家广达沟渠，保持环境卫生，改善饮用水，减少传染病，并自国外输入压路机，以便道路修筑，一时交通便捷，市容整齐，曾有「小上海」之美誉。

七、传统的信仰和族群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民间的信仰，大致是采取较为宽松的放任政策。除了十八世纪初年（康熙末年）发生了满清朝廷和天主教教廷之间对教会问题的歧见，而有一段期间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外，原在中国流行儒教、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等都任由人民自已去信仰。

早期台湾的移民来自中国大陆的闽南和粤东最多，当他们前来台湾垦拓时，常是以同祖籍的移民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开垦，自然会以家乡传统的信仰为目标，而建立起地区性崇拜的庙宇。并且可以在各项年节活动中，团聚族群的向心力。但是，相反的，如果在区域内发生各族群之间的利害冲突，各族群也会以庙宇为中心，团聚各族群的力量，发生彼此间的分类械斗。

一）华丽的庙宇和建筑巧艺

当近代欧美的思想趋向理性和解放之际，并且在工业化推动下，提出了震撼性进化论和唯物论的思想理论时，中国内部却极少有思想家对宗教本身的反思。甚至，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台湾的社会反而背道而驰的，在民间宗教信仰上趋向蓬勃的发展，这与台湾各地区垦拓的形态有关。这一现象表现在台北地区，则是约有五十座重要庙宇的兴建。

台北各地区兴建的庙宇，和当地居民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随著各地区人口和经济的发达情况，都会直接的反映在庙宇的规模上。不过，站在现代人的眼光来观察，我们所要认识的，不仅是庙宇的辉煌和衰落，更要深入的去认识庙宇本身的时代性和艺术风格。

台湾庙宇的建筑，虽然发展的时间不长，但从其建筑的艺术性来看，有其独特的风格。早期来台的垦民，人力与财力都不及家乡甚远，而且以闽南和粤东的移民为主，所以在建筑上不免受到漳、泉、客等家乡原型建筑的影响，而因陋就简。但假以时日，在台湾的垦殖成功，农商方面都有超前的成就时，便逐渐培养出属于台湾地区的建筑风格来。

台湾的庙宇，大致上以闽南系统的建筑为主，它的共通点是建筑的材料以红砖、红瓦为主调，在内部结构上的斗拱系统，一直保持自屋架缝上向外出跳的方式，并不向左右发展。如从建筑类型看，有四合院式与前后院式两种「合院式」的建筑，也有三开间单院式与三开间多院式两种「市屋式」的建筑。如从建筑形式看，台湾的庙宇显然比中国大陆的庙宇来得较具「巴洛克」特色。屋脊和屋簷表现曲线的法式，装饰上集画、雕、塑、砌于一炉，令栱或厢供的「托木」有精美的雕刻，龙柱采用穿凿技法，前门有嵌版的装饰，脊饰除有石灰与釉片拼出的「剪黏」外，尚有交趾陶的生动造型，而砖墙用薄砖做成箱式砌法，再以砖柱收头，更具创造力。

特别是台北地区开辟较晚，受到传统影响也较为薄弱，尤其是财富累积有后来居上之势，所能动用的财力和人力更加可观，甚具地方性的特质。其中以艋舺龙山寺、淡水鄞山寺、淡水龙山寺、新庄广福宫和长福岩清水祖师庙最能代表清代中叶以来各时期台湾传统庙宇的建筑风格。

二）移民心中的神明与赛会

早期入台的移民，必须泛海垦殖，经历过几许的冒险患难，像海道的险阻，开拓土地的纷争，以及天灾、地变、疾疫等，在在都必须靠自己去克服。为了在各项活动中祈求心理上的平衡，就有赖于精神上的支撑，所以一般移民在背井离乡之初，都把家乡奉祀的神明，随身携带，冀保水陆平安，等到侥幸抵达目的地之后，又无灾难的很顺利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便完全托神明的庇祐，都很慎重的把这些神明供奉在家，早晚膜拜，一旦大伙儿家大业大，人兴财旺，为了崇功报德，更进而兴建庙宇，移奉神殿。

台北地区的移民原来的祖籍以漳、泉、客三地为主，他们所信奉的神明也是以家乡原有的信仰为本，例如泉州的安溪人信仰清水祖师，同安人信仰保生大帝，汀州人信奉定光古佛，漳州人信仰开漳圣王，客家人信仰三山国王。也有些沿海的渔民与居民信仰观音佛祖和天上圣母，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居民则是信奉神农大帝和保仪尊王。至于属于意念性的信仰如关圣帝君、孚佑帝君(吕洞宾)则比较特殊。可是，绝大部分的居民则配合地方的习俗，信仰道教中的玉皇大帝及其领导下的众神。

台北各庙宇在信仰神明之余，最重要的活动便是迎神赛会。每个庙宇都有自己特定的祭典与节日，来纪念他们自己的神明。在台北比较受到注目的庙会，如万华的龙山寺、万华的青山宫、大龙峒的保安宫、大稻埕的霞海城隍以及三重的先啬宫大祭典。每到各大庙宇祭典来临之前，都会引来台北地区各族群，甚至全台各地人民的重视，而来参与他们的各项活动。

以大稻埕的迎神赛会为例，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城隍爷的纪念日（农历十一月一日为城隍的纪念日，但后来改为关帝的诞生日期五月十三日），各种音乐团、诗意阁、广告车等都会出动参加游行。不过在祭典的前一天，有所谓「打八将」的夜访活动，是为祭典展开的序幕。打八将常吸引了无数民众的围观。

据民俗专家的研究，打八将与远古的「大摊」祭，由人扮鬼，做迎神驱逐鬼的原始宗教仪式有关。霞海城隍庙的打八将活动是城隍爷带著阴司官、八将、虎爷、马爷及五营兵将出巡、查访，捉拿坏人，为民除害，以保佑市民无灾无厄，平安喜乐为目的。

方有七星山可倚靠，而保留城内已有建设，于是台北城的面貌遂不同往昔，周径改成一千五百余丈。台北城自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筹划，翌年兴工（一八八二年），而约于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竣工。

三）族群角力的分类械斗

台北居民开发垦拓和传统的民俗信仰也是息息相关；虽然在各自发展中有其地域的特异性，却也潜藏了一些内在的矛盾和冲突。由于早期在台北垦拓的各种祖籍居民各自据地发展，官府始终很少涉入，当垦殖和交易逐渐接近时，自然容易产生互争水源垦地和贸易据点冲突。于是除了加强同祖籍之间的维系外，更造成不同祖籍之间的分类械斗。

台北盆地发生分类械斗的事件起于十八世纪中叶（乾隆中期），但规模不大，仅限于小地方。在十八世纪下半期（乾隆中后期）有树林柑园、刘厝埔闽客械斗，树林樟树窟漳泉械斗，树林东园里闽客械斗，莺歌阿四坑、阿南坑闽客械斗。十九世纪初年的一八〇九年（嘉庆十四年）有台湾北部漳泉客械斗。及十九世纪中叶后（咸丰年间）则变成大规模的械斗。如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有八里、新庄闽客械斗，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有新庄闽客械斗，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有淡水漳泉械斗，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有士林漳泉械斗，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有艋舺（八甲）、新庄漳泉四县械斗，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有板桥、中和、士林漳州人和同安人的械斗。

从这些资料来看，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以前械斗的族群以闽客为主，一八四一年以后则以漳泉为主。及至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泉州人也发生三邑人和同安人的械斗。移民群体认同的标准，初为省籍，渐缩为府、县。在闽客不同省籍的械斗中，客家人的势力先退出盆地，连客家人的信仰中心一新庄广福宫（三山国王庙）也因而冷落无人祭祀。客家人势力退出后，盆地内几乎成为闽南人的天下，而闽南人间漳泉的关系自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前后趋向紧张，发生械斗。其后矛盾更加剧烈，至一八五〇年代（咸丰年间）的大决斗，波及的地区相当广泛，对于台北盆地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大祭祀圈的共聚乡情

台北盆地早期移民的祭祀，以籍别相同的人群为集合体。在十九世纪前期（道咸年间）由于经济的恶化，已造成社会内部的不合。后来，又经过分类的械斗，使得各祖籍之间的矛盾更加扩大。每当各祖籍的冲突出现时，为了强化同族群内聚力，常会扩大同祖籍祭祀的范围，这即是祭祀圈的扩大与结合。台北盆地的移民，在十九世纪初期（道光年间）以后，客家人已在分类械斗失败后退出台北盆地，而漳泉的移民则常藉著各自的庙宇展开迎神赛会的联系。

安溪人在台北盆地的地缘组织最为紧密。他们最早在此建立的祖籍结合根据地是艋舺清水祖师庙，规模也是最大。大龙峒是同安人的大本营，在十八世纪初年同安人建保安宫后，成为台北盆地内同安人地缘结合的中心。后来同安人又在大稻埕建立霞海城隍庙，成为同安人另一个信仰中心。士林和摆接（板桥）地区为早期漳州人两个主要居地。由于漳州人居多数，十八世纪（乾隆年间）在枋寮（中和）建广济宫，随著土地的开发，该庙成为永丰圳灌溉地区漳州人的信仰中心。

从台北盆地的艋舺、大龙峒、大稻埕和摆接地区，祭祀圈的发展观察，原来的范围较小也各自分立，后来，透过一年一度的中元节普渡祭典，则将各地的祭祀圈连结成为一大祭祀圈，无形中加强了同籍的地缘意识和团结力。连结各地祭祀圈的中元祭典，都在盆地内各移民祖籍保护神最大的庙宇举行，而这些庙宇多在大街市。同安人最大的中元祭典，在大龙峒保安宫举行，除新庄以南，各地的同安人皆赶来参加七月十、十一、十二日的祭典。安溪人由于来台的组织不同，在盆地内分成许多祭祀圈，如三峡、莺歌的三峡长福岩由各姓轮流祭祀，中元普渡的中心则在艋舺清水祖师庙，分由三个堡轮流主持。漳州人在盆地的祭祀圈，以内湖碧山岩、士林慈𫍯宫，摆接地区的广福宫为中心。由于地理的阻隔，三地并末经由中元节普渡祭典把各自分立的漳州人连接起来。三邑人的信仰中心是艋舺龙山寺，他们在台北盆地的大本营是艋舺。此外也有一部分人分布于淡水、新庄、树林、泰山和土城。艋舺龙山寺的中元祭典本由当地三大姓主持，但藉著宗教活动，促使盆地内约三邑人也连结起来。

从台北各地区祭祀圈的发展，可以发现，它们在有些时候是扩大了不同祖籍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但在有些时候，相反的，也可能经由祭典活动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台北盆地传统的信仰带给过去居民不少的欢乐，现在虽然有世界性的大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等大量的深入民间，扩大了他们影响力。不过，存在台北人的内心深处，这些原有的传统民俗信仰尚能带给他们无限的安慰和欢欣。

八、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

「传统」与「现代化」这两个名词，是个相对概念。「传统」好像是代表过去一成不变事务，而「现代化」则代表一般人的时尚或流行的风潮。当日治时代视前面的满清末年生活为「传统」时，我们现在又视日治时代为「传统的」习俗，而非属于「现代的」生活。可见「传统」和「现代化」是个比较的观念。

一）传统士绅和平民的生活

满清时期，台湾传统的农商社会是根基于原有农村社会发展出来的社会面貌。这类社会的本质，承继于中国大陆传统的政治制度以及闽南、粤东的社会组织形态。政治上，以效忠王朝为理念，一般的读书人则是透过科举制度成为王朝行政官僚的一分子。社会上，大部分是以同祖籍的居民生活在一起，只有在大街市才能藉著互相交易之便而共同生活。日常生活上，除了士绅阶层有官方的排场外，一般的居民都是承袭著原有汉人社会的习俗。

台北盆地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年间）逐渐开发，盆地内的新庄街（新庄）突然成为台湾最北的大街市。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八里坌巡检首先捐赠义学一所，是盆地内最早成立的学校。其后有胡焯猷，于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捐建明志书院（泰山）；潘定民在芝山岩开漳圣王庙旁，建文昌祠义学（一八四〇年）；艋舺建学海书院（一八四三年）；板桥林维源、林维让兄弟捐建大观义学（一八六三年）。于是士林、艋舺和板桥的文风都相继兴起。不久，连大稻埕、大龙峒等也有义学的设立。

十九世纪初期（道光以后），台北盆地内学校逐渐增加，文教也因而兴起，地方中举的人数增加。自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的七十四年间，盆地的生员、贡生和举人的人数，以艋舺、大稻埕、枋寮（中和）、板桥四地最多，大龙峒、士林和新庄人数也不少。由此可知盆地中央区文教较为发达，盆地边缘地区，则呈现落后的现象。因此，人民性格不同，盆地中央爱好文教，边缘地区则崇尚武质。

满清末年，台北的经济生活是兼具农、商社会的型态，但如以人数与该行业所占的地理空间而言，农业仍占优势。一般农民生活随季节的工作性而有改变，家庭大部分是属大家庭的组织，而以「父权主义」为中心思想。当时的台北人衣、食、住、行相当简单，与中国闽南地区相类似。但开港后（一八六〇年后），台北日益繁荣，舶来品进口日增，生活有若干程度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西式洋楼的建立，如千秋街，建昌街与六馆街为最有名的洋楼街。而刘铭传为整合台北三市街的交通，建造基隆到台北间的铁路更促进台北地区茶叶，樟脑和煤炭等大宗货物的输出。

二）传统势力的衰微

由于台湾住民长期生活在传统的习俗中，对于满清统治期间的各项措施，并不太感觉出有什么多大的改变。可是，被视为「不变的中国」，受到近代世界潮流的冲击后，情形就大为改观了。不仅满清帝国的权威受到影响，连中国传统的文明也受到怀疑。

近代以来，首先有力量向台湾传统社会挑战的是英国人。他们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一八四〇年），打开中国的闭关形态，并且把近代西洋的工业化文明输入中国，当然台湾也在这一战役中，感受到船坚砲利的威力。后来，英国人又利用英法联军（一八五八年）侵犯中国之便，迫满清开放台南和淡水为通商口岸，于是台湾正式成为西方拓展贸易的一个据点。当时对于台北地区的影响，只是在农业经营方式和商业贸易的机能上。不过，随著大量洋人的前来拓展商机，也把属于个人宗教信仰的基督教文明传入台北。如基督教长老教会首于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传入沪尾（淡水），其后经马偕的继续传教，直到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共有大稻埕、北投、八芝兰、艋舺、锡口等教会。

面对著这一连串外力的挑战，中国本身为求生存，也开始有了自发性的改革，号称「自强运动」。在满清的有力朝臣中，先有沈葆桢和丁日昌的办理防务，后有刘铭传从事台湾建省行动，陆续引进了西洋的军事、交通和教育等建设，促使台北附近的防务和交通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甚至一些士绅阶层也接受了西洋教育的内涵。只是一般的居民在生活上仅稍稍感觉到一点转变而已。可是，等到日本人有野心侵犯中国，并且在甲午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打败了中国之后，使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分属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情况下，自然改变了台湾传统社会的形态。

三）威权统治的架构

日本统治台湾，原即是以殖民母国的利益为前提，主要是将台湾视为日本经济体系的一环，而企图使台湾成为日本经济榨取和进军南洋的基地。

因此，统治台湾必须有一套异于日本本土的策略。在日本政府处心积虑的殖民统治策划下，进行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由台湾总督掌握绝对的统治权力，以科学实用主义的原则来进行治理，实现差别待遇与种族歧视等必要的手段，如此，再透过对台多项基础工程的建设，必可达到控制台湾和利用台湾人力与自然资源的目的。

「把台湾从中国隔开，使它跟日本结合起来」是日本对台支配政策的首要任务。当日本殖民政府对台统治才刚就绪，便即刻执行「住民去就的决定日」（一八九七年）以逼迫台湾住民成为日本国民。稍后，日本更有计划陆续拆除原属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如文庙、澄瀛书院、天后宫、布政使司衙、筹防周以及西门城门、东北城门的外廓和所有的城墙。从此，日本政府达成台湾人民与中国大陆之间族群的隔离行动，并且丢除了根植华族的历史文化意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即大力的学习或模仿西方现代的文明。对于殖民地和台湾的经营，则采取貌似科学主义的实用政策。其中最有名的理论，是第四任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生物政治学」。他强调任何殖民行政制度必须根据生物学的原则。如从事户口调查、旧惯调查、土地调查、林野调查与整理、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以及铁公路的交通建设等。

依据后藤新平对台湾人的「研究」，认为「台湾人是属于物质的人种，黄金和仪礼、华厦和宏园，是他们所尊重的对象。」所以他劝儿玉源太郎，为了表示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与从前大不相同，实有必要另建总督府。他并且建议，在省会台北中心，建造一座壮大的台湾总督府官厅，周围设有大街、林荫大道和公园，这是权力与领导的象征，可给台湾人一项深刻的印象，以为日本人将留住台湾，且要继续统治台湾。

四）都市计划的蓝图

日治前台北二市街的规模，是日治时代台北都市发展的主要基础，而都市体制的奠立与再发展，依然沿袭十九世纪末年（清末）刘铭传对台北的经营，但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建立台北成为政治、金融以及学术教育的中心，使台北正式成为全台的领导枢纽。基于此一目标，日本殖民政府有计划的扩建台北市街，使日治五十年中台北展现出现代化的都市风貌。

今日的台北市行政区域，在清代并未明文置市，直到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十月一日才做州县市市制规定，将台北市市治改于今城中区，台北市之名称自此开始。在此之前，日本殖民政府曾于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进行过台北市15万人口的都市计划，预计在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达饱和的状态，然而到了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时，人口已超过17万人。

一九二〇年十月，按州县市制规定，正式设立台北市，设台北市役所（即市政府），仍隶台北州，废原来三区之制，一面从事街道地域之延展，一面则将全市分为
155街庄。其后，改用日式町名。一九二二年（昭和七年），台北州又发表大台北市区计划，扩为60万人口的都市，预计一九五五年（民国四十四年）之前不会达到饱和。

一个60万人口的都市，需要相当大的区域，这一计划包括东到松山，西到淡水河，北以士林为界，南接新店溪，除去山地、河川、沼湖低湿地，实际可利用面积4780公顷，每人平均可利用面
积约
0.8英亩，离标准密度一英亩，仅少许差距。市内道路系统决定主要道路59条，其中东西走向32条，南北道路27条，累积总长
257公里，面积
450公顷，约占利用总面积的9.5%。计划设置公园17所，面积约
388公顷，加上既有的公园面积49公顷，合计约为
437公顷，约占市区计划区域利用总面积的9%。

五）现代化都市的雏型

日本政府对台北市区进行计划性的改进，除了破除以往农业文化的气息外，对于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推行，也有其实际的成就，新式街貌的推动，使台北市成为新城市的风格；交通建设的展开，使台北市成为全台交通的枢纽；卫生环境与保健的执行，使台北市成为现代化的环境；教育与风俗的改进，使台北人成为日本人要达成的「国民」素质。

在日本治台期间，日本人对台北市的街貌，采取计划性的建设。当时日本人大量引进各种欧洲的建筑风格，而且加以混合、变化、运用，因此展现出极为繁复的特色，大致上、台北市的街貌，可分为「古典式」（台北宾馆、台湾大学医学院、红楼、省立博物馆、监察院、铁路局、总统府、公卖局、台大医院、合作金库、台北邮局、土地银行、台湾银行）、过渡期（如中广旧舍、司法大厦、中山堂）和「现代」（如台北电信局、行政院）三种不同阶段的建筑。

台湾的交通事业，在清末本已有邮政电信的设立，铁路则已由基隆通至新竹。日治时期先加强邮政电信事业，全台各地设邮局、电信通信所、办理公众电报业务。铁路兴筑由基隆至高雄的纵贯铁路、淡水与台北间的铁路，台北联外道路的桥梁。另有市内道路的二线道以及公共汽车的经营，都促进了台北市的发展。

为了提升卫生环境，编列预算，如公医费、传染病预防费、消毒费、水井、水沟、污水清除费、屠宰检查费、卫生品检查费、自来水费等项目。特别的工程有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聘请英人柏特为卫生工程顾问，仿新加坡的开渠式设计，处理污水问题，为改善城内及万华环境卫生，开始设置暗渠下水道，改善台北市人口稠密地区的污水及雨水排泄。自来水工程，始自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于二年后完成，其后增设抽水机、电动机、滤过池，并且增辟大屯山的水源。而公立医院机构有台大医院、总督府立病院、松山疗养院、新庄乐生院以及松山养神院。

日本人武力占据台湾后（一八九五年），为实行殖民统治，必须立即著手日本化教育的推展，先有「国语传习所」和「国语学校」的设立。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日本政府公布台湾公学法，确立公湾人民初等教育的基础。其后，在台湾陆续办有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师范学校与高等学校。日本政府办理的高等教育，目的在配合国策的需要。而且几乎全为日本人所独占，台湾子弟受到高等教育，则遭受政府严格的限制。在社会教育上，有改良台湾旧习及推行日台同化为目的的社会教育，如天然足会、台湾同化会，以及移风易俗的矫风会、俗德会等组织。

除了新式街貌，交通建设、环境保健以及教育风俗的改革外，尚有日常生活的规制化。最明显的是时间运用的精准化，改变公、教、工、商的市民定时、定期的上班工作。其次是衣著的规格要求，如工厂、工人、公家机关员工、学校均要有制服，并要求上流人士与女性，在正式场合穿著西装、洋装、旗袍或和服。另外，为了使各地在使用度量衡器的统一，先实施「度量衡条例」，并规定，度量衡的制作及批发都归官营，使买卖双方都有了保障。

日治初期，台北的社会秩序并不稳定，当时的经济也不开发，传染病到处猖獗，自然灾害非常的严重。及台北市区改正后，现代的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才刚刚发展出来。到了日治中期，台北的社会秩序才日趋稳定，经济的开发日益生效，于是医疗卫生获得改善。由于台北都市机能呈现复杂现象，日本政府便规划60万人口的都市蓝图。此时台北市民的抗争方向，变成为活泼的政治、文化、社会的运动。后来农产品更为增加，生产力大为提高，消费量也同时增进，台北市民的态度乃逐渐改变，愿意采取各种的生活方式。从这些明显的转变中，也可以看出，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大台北市的社会风格已从原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形态，改变成略带东洋风格的现代化都市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