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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省长梁灵光的故事
国际老作家协会会员 黄方生
我本人是归侨，现在还有亲属在南洋。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自己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梁灵光
鬓发开始花白的梁灵光壮心不已，在神州大地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时候，欣然受命南下主政广州，接著主持广东省政府工作。退下来以后，就地生根，长作岭南人。
他在广东工作的时间虽不长，只因他在几十年的征战沙场和地方建设中，赤胆忠心，忧国爱民，劳苦功高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又敢为人先，开拓创新，政绩显赫，深得广大人民爱戴，在海外和港澳也享有盛名。许多人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省长，海内外侨界更是深情地尊称他归侨老省长。
小司令
东南沿海有一个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它的中部偏南有一个永春县，县里有一个鼇顶村。背靠碧翠群山，面前清澈溪流，天空白云飞渡，田野稻浪翻腾，自然风光如诗似画。一九一六年的初冬，梁灵光在这里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来到了人间。
梁灵光的祖父是个商人。父亲大学毕业后执教，传播新学，后来弃教从商，财运亨通，在泉州、厦门、福州、上海等地均设有分店，还向马来亚投资开发橡胶种植业。他豁达大度，仗义疏财，把赚下来的钱多半用于赈济贫民，广施善事，而自己生活俭朴，也不让儿女染上纨绔习气。母亲识字不多，但心地善良，经常收留乡村中穷苦人家子弟在家吃饭，还供给衣服，对上门求助的乡亲，无不慷慨解囊。她自己却非常节俭，常以咸菜、萝卜为食，被民间传为佳话。
梁灵光父母生下儿女多人，他排行第五。健在的有兄长梁披云，寓居澳门，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是颇有名气的学者、诗翁和书法家。还有二姐、四妹，分别定居马来西亚和厦门。
梁灵光从娘胎出来的时候，并没有神话中说的什么吉利预兆。可是，从小表现出来的聪明、好学和才干却不同凡响。读小学时，成绩超群。七岁开始，便对读书产生浓厚的兴趣，硬著头皮似懂非懂地看《三国演义》，被书中生动的描写、曲折的故事吸引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看完《水浒传》看《封神榜》，再看《七侠五义》、《罗通扫北》，哥哥买回来的书籍杂志，也爱不释手，成了小“书虫”。高小时偶然看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深为作者的宏伟构想所感动，不禁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更令人惊奇的是，那时候便开始显露了他的组织领导能力。他喜欢玩耍，还爱动脑筋，常从自家的商店里找出一些市面上不再流通的旧铜钱，分发给小同学们作为军饷，组织他们分为敌我双方，模仿小说中描述的精彩战例进行激烈战斗。进退攻守，调兵遣将，全由他统一指挥。军令如山，谁也不得违抗，打得人仰马翻，不亦乐乎。小朋友们玩得开心、痛快，都听从梁灵光的指挥。也不知谁带的头，大家都一致封他为小司令。这以后，他名震一时，在小朋友中的威信更高了。
迈出人生第一步
梁灵光的父亲英年早逝后，家中经济一蹶不振。母亲迫于无奈，有意让梁灵光小学毕业后继承父业，弃学经商。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哥哥梁披云说服母亲，把弟弟带到上海继续升学。回忆往事，灵光感慨地说：“我挥泪辞别了生我的母亲，养我的故乡，迈出了决定人生方向的第一步。”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部分市区早在两千年多年前还是海浪翻滚。后因海岸东移，当时的吴淞江以南的支流上海浦，是来往船只的登陆点，并成为闹市，故此得名上海。一九二七年设市，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商业、金融中心，曾经是帝国主义压榨中国人民的据点，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梁灵光进入上海名校立达学园后，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没有兴趣去欣赏灯红酒绿的繁华世界，只顾埋头读书，除了学好功课，便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著名文学著作，宿舍熄灯了便点燃蜡烛看，经常看到深更半夜，甚至在上课时还偷偷地看。这使他开豁了视野，触摸到时代脉搏，还萌发了将来成为作家的念头。
一九三一年，我国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给年小的梁灵光极大震动。他看到了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肆虐，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思想的急剧变化，开始关心国家的时局和命运。读高中时，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一九三四年五月间市公安局突然派人到学校搜查，他冒险把寄存在另一位元同学处的党团秘密档转移，后来被学校发觉，即被开除学籍。从此，晋升高等学府深造的愿望成了泡影。
回到厦门后，年仅十八九岁的梁灵光，血气方刚，才气过人，在一九三五年夏秋期间利用担任公开发行的《平话》杂志专栏编辑的机会，用化名以泼辣的笔调、隐晦的手法发表大量短评、专论、杂文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共鸣，却遭到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的抗议，最后《平话》杂志被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当局查封。
为了争取升上大学，梁灵光又回到上海。这期间，他寄宿暨南大学校外学生寄宿，与进步学生朝夕相处。刚好那时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北平又发起了“一二．九”运动，上海青年学生热烈响应，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梁灵光也投入了这股洪流。
在一次上海各大专院校联合组织的前往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活动中，寒风凛冽，雪花飞舞。有一位暨南大学的女纠察队员飒爽英姿，无所畏惧，面对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宪兵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公允，言辞严正，给在场的梁灵光流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回忆说：“她长得一头飘逸的秀发，两颗眼睛充满青春活力。她在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宪兵面前，不怕凶险、毫无惧色的神态令我十分钦佩。”后来得知这位女纠察队员叫朱含章。也许是天赐良缘，从此多次奇遇，志同道合，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成为同甘共苦、天长地久的伴侣。
南渡马来亚
马来亚是现在的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位于南海与麻六甲海峡之间，南与新加坡相隔柔佛海峡，北与泰国接壤，面积十三万平方公里。从十六世纪开始，相继遭到葡、荷殖民者侵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这里华侨、华人众多，约占总人口的三成，其中祖籍福建永春的不少。
梁灵光的兄长梁披云早于一九三四年应同乡邀请前往马来亚首府吉隆玻尊孔中学执教，次年兼任当地《益群报》总编，积极撰文号召侨胞抗日救国。此前，他曾在福建泉州创办黎明中学，具有新型办学模式和独特教学思想，被称为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府之一，影响日益扩大，后来被迫停办。梁披云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消极抗战极为不满，因此远离祖国。
梁灵光的哥哥出国以后，他自己因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受到了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又一时无法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经组织认可，于一九三六年夏天回到厦门，再乘邮轮经过几个昼夜的航行抵达新加坡，然后前往吉隆玻寻找哥哥。始料不及的是，哥哥因主编《益群报》受到英殖民当局刁难，已被迫离开马来亚转到千岛之国印尼的苏门答腊担任一所华文中学校长去了。由于哥哥的事前推荐，梁灵光得以顺利进入尊孔中学任教，并兼小学部的一些课程。
他在学校的待遇很不错，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的使命，在教学中结合介绍祖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罪行。他现身说法，讲得生动逼真，扣人心弦，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爱乡热情，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他还在教育界和文化界中开展爱国抗日和反帝活动，先后组建了“华侨抗日救国会”、“左翼作家联盟”和“雪兰莪邦反帝大联盟”，被推选为这些组织的主席。他积极开展活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其中不少人后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或成了马共的中坚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灭亡中国、独占亚洲的野心，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向我驻守北平宛平县卢沟桥的军队发动疯狂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开始了抗日战争。
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海外华侨同仇敌忾，以各种形式竭力支援祖国。二十刚出头的梁灵光更是怒火中烧，热血沸腾，决定回国参战，共赴国难。同年十月，他从吉隆玻出发途经新加坡，走访了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负责人，该报委托他为特派记者，负责采写祖国抗战前线新闻。随后，和一位吉隆玻华侨小学的校长一起乘邮轮经香港回到战火纷飞的上海。
尽显英雄本色
遵照上海地下党联系人关于到敌后开展工作的建议，梁灵光和一起回国的那位元同伴奔赴苏北地区。他们巧妙地利用当地国民党内部矛盾，组织了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简称抗战支队），并在斗争中日益壮大。
这以后，根据国共协定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一九四○年，抗战支队改编为苏北游击第二纵队，梁灵光任二支队长。不久，又转到新四军挺进纵队工作。同年8月，梁灵光被任命为抗日根据地如皋县长。与此同时，经过严峻考验的梁灵光实现了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当时，形势发展迅速。新四军成立了苏北指挥部，决定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由此引出了孤胆英雄闯虎穴的动人故事。
一九四○年十一月中旬，在一次地区军政委员会关于筹建苏中抗日民主政权的会议上，梁灵光表现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气概，主动请缨，被任命为南通县长。这个县地处长江口北岸，黄海之滨，既是鱼米之乡，又具战略意义。可是，地下党员很少，也不在要害部门，群众基础薄弱，而国民党顽固派和封建势力却相对强大。该县原县长何润章还兼保安旅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和当地反动势力互相勾结，横行霸道，气焰嚣张。
当新四军要派梁灵光接管县长兼保安旅长的消息传开后，该县国民党军政头目和地方土豪劣绅无不如惊弓之鸟，恐惧到了极点。何润章还散布谣言，攻击新四军，并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密谋对策，同时宣布县城戒严，命令士兵进入战备状态，交通要道叠起沙包，街头巷尾架设铁丝网，加紧挖掘战壕，随时准备武装反抗，铁心与新四军部队决一死战。气氛十分紧张，激烈战斗一触即发。
梁灵光很懂得古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克敌制胜的经验。他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对该县情况了若指掌，并秘密同国民党保安旅中一个与县长存在利益冲突的地方实力派中校团附取得联系，达成默契。
为了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地区游击指挥部准备派出一支精干武装队伍护送梁灵光上路。智勇双全的梁灵光认为，我们有强大的新四军做后盾，只要充分发挥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善于利用对方的内部矛盾，做好策反，里应外合，加上灵活的斗争方法，就一定能战胜面临的困难。他谢绝了领导的好意，胸有成竹地说：“不必了，为了避免误会，还是不带兵好。”领导面带笑容，点头表示同意，并暗自欣赏他的胆量和能力。
一九四○年隆冬的一个下午，朔风凛冽。梁灵光只带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三人骑著破旧的自行车，从指挥部往相隔十五公里的北兴桥镇进发。当原先疑信参半的国民党保安旅中校团附知道梁灵光真的没有带来部队后才放心下来，表示为了抗日，愿效犬马之劳，并说：“一切都已安排好了”。经过一再交代政策和具体研究，在那位中校陪同下，梁灵光大义凛然，临危不惧，顺利地通过层层设防进入县政府。国民党县长对梁灵光的突然出现大惊失色，手脚无措。与此同时，那位中校下令解除县政府警卫排武装，并断绝县政府同外界的联系。该县长见大势已去，回天乏术，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接管，妄图反抗的阴谋彻底破产了。第二天上午，梁灵光宣布由抗日民主政权正式接管南通县政府和县保安旅，并把民愤极大的国民党县长及副旅长扣押起来，赢得全县人民的热烈拥护。就这样，兵不血刃，迅雷不及掩耳地接管了国民党顽固派政权和武装力量。梁灵光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又立下了汗马之劳，尽显英雄本色。
“逼上梁山”
从卢沟桥的炮声宣告全国抗战开始，海外赤子梁灵光便不远万里回到祖国，先后在苏北、苏中等地区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和地方政权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他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书生，从来没有学过军事，也没有打过仗，但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令人赞叹。有人问他：“你是怎么学会打仗的？”梁灵光笑著回答：“我是被‘逼上梁山’的。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
梁灵光不仅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败了倡狂一时的敌人，而且在战争中成为优秀的领导人。一九四三年秋，他奉命由南通县上调苏中四分区任专员。这前后正是华中敌后斗争中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在苏中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主力部队的配合下，梁灵光身先士卒，亲临前线，带领地方武装浴血奋战，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清剿”和“清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违背历史潮流，撕毁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于一九四六年发动了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开始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这年七月，蒋介石部下汤恩伯指挥十二万兵力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华中野战军三万余人在粟裕司令的指挥下英勇战斗，以少胜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歼敌五万余人，取得了有名的苏中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而且初步探索了解放战争的经验。在战斗过程中，粟裕对梁灵光说：“主力部队不久可能作战略转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敌后坚持要靠地方武装，组织上决定你到新成立的华中九分区担任司令。”对此，梁灵光毫无思想准备，感到突然。心里想，自己不是军事干部出身，经验不足，要自己独当一面，困难不少。可是，当时形势紧迫，只得又一次被“逼上梁山”，临危受命。
这是对梁灵光的意志和才干的新的严峻考验。在炮火中新组建的九分区，只有梁灵光和政委洪泽，还有十一个侦察员、通讯员，其他一无所有，空空如也，可以说是“空头司令”。梁洪两人面对困难，竭力尽能，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同时趁苏中战役大捷之东风，掀起了参军热潮，除输送三千人参加华中野战军外，仍有两千人组建了分区的第一个主力兵团，番号为“七团”，寓意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时期战功显赫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的光荣传统。战士大部分是土改后的翻身农民，政治素质好，斗争意识强，但普遍缺乏实战经验和基本军事技术，装备较差，弹药也少，在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中，曾经受过挫折，付出代价。
分区司令梁灵光和七团指战员总结经验教训，从挫折中奋起战斗。一九四七年五月间，梁灵光指挥主力越过敌人封锁线袭击灵甸港，个个如猛虎下山，人人似蛟龙出海，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不到十个小时便结束战斗，全歼守敌六个连五百四十多人，缴获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和弹药一大批，这是七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出了军威，振奋了士气，得到了上级的传令嘉奖。在九分区成立的短短一年半中，武装力量由原来的一千六百余人，发展到一万六千多人，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一万六千余人。
在解放战争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后，解放军所向披靡，形势迅猛发展。梁灵光率领的地方部队于一九四八年初上升为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他被任命为十一纵队三十三旅旅长。不久，任纵队副参谋长，主持司令部日常工作。在参加著名的淮海战役后，纵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梁灵光任军参谋长。在强渡长江战斗中，他任二十九军渡江总指挥。尔后，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紧接著，奉命组建入闽先遣部队的重任，并参加攻占福州等战役。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表现出色的梁灵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逼上梁山”兼挑重任。在厦门即将解放的前夕，他突然接到调离部队到厦门当市长的命令。
海上长城
长期征战沙场的梁灵光对转业当市长一事，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道中央为什么会叫他到厦门当市长？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陈嘉庚在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恳切地向中央领导提议，说厦门快解放了，那地方的海外华侨多，又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在海外影响很大，希望派一个能干的闽南人到那里当市长。中央很尊重陈老的意见，深感厦门的重要，将来还要担负支援解放台湾的任务，市长人选必须慎重。为此，中央征求福建省委的意见，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叶飞知道梁灵光是闽南人，又是归侨，而且在根据地从政多年，又带过兵，是最合适的人选。省委同意他的意见，并向中央推荐。
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城市厦门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解放的。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用木帆船强渡海峡天险，对重点固守的要塞岛屿进行大规模渡海登陆的成功战例。
战争硝烟尚未散去，身为首任市长的梁灵光即带领接管人员于当天下午进入厦门岛。第三天，按照原定方案全面接管。梁灵光在主政厦门的三年里，不论在反特防歼、巩固国防和打破封锁方面，也不论在民主建政、发展生产和侨务工作方面，都取得骄人成绩，得到广大市民和海外华侨的赞赏。
在厦门期间，梁灵光亲自妥善处理了一宗鲜为人知的牵涉二十多人性命的重大案件，表现出他对党对人民极端负责的优良品质和对工作严肃认真的优良作风。一九五○年秋，厦门市原市委书记上调，由梁灵光兼市委书记。一九五一年，厦门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福建省公安厅批评厦门公安局“右倾”，对反革命分子“打击不力”。市公安局顶不住上头的压力，一位副局长急急忙忙上报了一百名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材料。省公安厅很快以省政府名义下达档，判处其中二十四人死刑，立即执行。梁灵光对此感到很惊讶，为什么杀那么多人未经市委讨论？因此，他召开市委会研究，并提出由一位元副市长组织政法人员成立专案小组进行复查。梁灵光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员对党负责也对人民负责，这是一致的。要打消各种顾虑，秉公办事，实事求是，如有什么问题我个人承担。”经过认真复查，专案小组提出只有一人应判死刑，其余罪证不足，应分别处理。市委会审查后，同意他们的意见，并如实向省里报告。结果，获得省的批准，只杀一个，其余免予死罪。
还有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兴建了连接厦门岛和大陆集美地区的厦门海堤。这项大工程就是由时任市长的梁灵光和从南洋回到故乡集美定居的陈嘉庚共同商量发起的，后来得到主持中共华东局的陈毅的支援，毛泽东主席也说：“厦门海堤一定要修。”福建省成立了海堤工程建设委员会，任梁灵光为主任。正式动工前，梁灵光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实地勘察，前后历时半个多月，并推荐继任市长张维兹为工程指挥部主任。
厦门海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面动工了。这是闽南人用自己的双手、意志、智慧、汗水和血肉筑成的海上长城。当时没有什么机械化，只有钢钎、大槌、炸药、手推车和民船等落后的工具；也没有什么外国专家，主要依靠闽南自己的专家、技术人员和上万名民工，自己设计没，自己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国民党派出一批又一批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先后不幸遇难的达一百五十多人。勇敢坚强的闽南人与汹涌的海潮斗，与海峡的风浪斗，与敌人的飞机斗，仅用两年三个月的时间，提前筑成了全长二千二百一十二米，顶宽十九米的可通行汽车、火车的厦门海堤，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厦门孤岛交通不便的状况，大大促进了厦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而且有利于海防建设，还节约了工程款四百多万元支援工业建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商来厦门参观后无不敬佩地说，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海堤的工程量只有厦门海堤的四分之一，全部是机械化施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相比之下还是厦门海堤伟大，闽南人民伟大。
厦门海堤的建成，是中华民族史上跨海修堤的伟大壮举，也是闽南人民移山填海，改造自然，造福后代的壮丽凯歌。
岁月如流，四十多个年头了，雄壮的厦门海堤象一座海上长城，巍然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忆往事，历历在目。梁灵光深情地说：“作为它的建设者之一，我为它感到骄傲和自豪！”
“得陇望蜀”
李白曾说过：“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梁灵光从海外归来投身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之日起，便立下了转战千里为祖国建功立业，不空负海外华侨和故乡父老的远大志向。在解放战争中，他从地方游击队调到野战军主力部队，转战大江南北。接著卸下戎装，又马不停蹄地担任厦门的首任市长，这时不过三十多岁。
一九五三年冬，先后升任福建省工业厅长、省委工交部长等职务。一九五六年春，被补选为副省长，主管省府日常工作，并分管经济工作，直到一九七七年冬上调国家轻工业部任部长
梁灵光在福建整整度过了二十八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许多很不平凡的、难于忘怀的事情。如果说移山填海兴建厦门海堤是他在福建初期的骄傲，那么兴师动众修筑鹰厦铁路、南福铁路便是他在福建中期的又一奉献了。后期则大难临头，遭受残酷迫害。
解放初期的福建有三大特点：一是工业、交通落后，现代企业寥若晨星，全省没有一寸铁轨；二是处于海防前线，随时准备打仗；三是旅外华侨众多，仅次于广东的著名侨乡。
在谈到如何发展福建工业的时候，梁灵光回忆说：“这个问题，我到省工业厅任职后和在省政府工作期间，就一直在思考探索、朝夕以谋。”
福建是海防前线，国家没有安排重点专案。为了发展地方工业，梁灵光从实际出发，大胆提出福建要走“以轻为重，以轻养重”的思路。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有人质问他：“全国以重工业为重点，你不是标新立异，跟中央唱对台戏吗？”声色俱厉，有点吓人。
梁灵光胸怀坦荡，据理力争，终于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把工作重点放在轻工业建设上，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糖、纸、盐等行业，还在福建中部兴建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三明工业城，带动了重工业，为全省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修建铁路、以图自强”，这是福建人民尤其是众多旅外华侨多年来的强烈愿望。二十世纪初清王朝时，南洋华侨捐资修筑漳（州）厦（门）铁路，只筑了二十八公里便半途而废。抗日战争时，国民党以筑防空洞为名，把铁轨全部拆掉。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嘉庚在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提出了修建福建铁路作为主要项目之一。一九五三年开始进行勘测设计，决定修建鹰（潭）厦（门）铁路。一九五五年初正式动工。由中央调入抗美援朝回来的铁道兵部队十二个师的强大兵力承担这项工程。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以国防为主，结合经济发展”。
为了配合铁道兵顺利施工，福建省成立了以梁灵光为首的支前委员会。他们动员全省十多万民工全力支援，投入比兴建厦门海堤时多十倍以上的兵力，是福建省有史以来的投入人力最多的重大工程。他们还发动沿线各级党委、政府保证建设大军粮食、副食品和蔬菜的供应。在这项工程中，梁灵光成了出色的“后勤部长”。
鹰厦铁路全长六百九十四公里，其间开掘隧道四十七座，修建桥梁一百五十九座，浇筑涵洞一千六百八十五座，工程艰巨、浩大。前后仅用一年十个月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年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顺利完成。这个速度在世界铁路建筑史上是罕见的。
鹰厦铁路即将竣工了，时任副省长的梁灵光却“得陇望蜀”，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建议：鹰厦铁路将要完成了，铁道兵留下的八个师也没有什么任务了，鹰厦铁路剩余资金两亿多元，还有大批施工材料，是否趁铁道兵还在这里，把南平到福州的铁路也修起来？
梁灵光的建议得到省里的高度赞赏。铁道兵司令王震也高兴地对他说：“你这个意见很好，现在钱也有，人也有，材料也有，趁热打铁。再说，我们也不能窝在这里光吃饭呀！”于是，留下的铁道兵六万多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在具体实施工程中，尽管一波三折，这条全长两百公里的南福铁路终于在一九五九年元旦胜利通车，实际施工时间一年三个月。在短短的四年里，修建了两条共长八百九十四公里的铁路，从根本上改变了福建交通落后的状况，对巩固国防、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修建铁路，梁灵光费尽心血，历尽艰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他并不居功自恃，他说：“除了陈嘉庚、王震作出的特殊贡献外，可以说如果不是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的需要，福建要在短短几年,修这么长的铁路，恐怕不那么容易。”
七年的“囚徒”生活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祖国上空乌云翻滚，神州大地妖魔乱舞，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十多年的战争烽火中勇往直前，在十多年的建设事业中一身正气的梁灵光，却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横遭劫难，他度过了将近七年与世隔绝的“囚徒”生活。残忍，狠毒！这一年秋天，被视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的“红卫兵”南下“造反”，梁灵光便成了“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福建的代理人”，被赶出省委大院，关进“走资派集中营”实行“监护”，实际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关押。
一人受害，全家遭殃。梁灵光在省总工会当副主席的妻子朱含章也受株连遭批斗，他的两个女儿也难逃厄运。因为梁灵光夫妇是“反革命黑帮”，住房又被“造反派”占用，在上海交大读书的大女儿也成了“反革命家属”，不能回家，事实上也无家可归了。小女儿小学刚毕业，年纪小，不懂事，更无法理解和接受这残酷的现实。爸爸的踪影不见了，温暖的家也没有了，只好跟著妈妈到工会投宿。不久，朱含章被“下放”到漳州农场与劳动犯一起接受“再教育”。十一岁的小女儿像只受伤的小鸟，孤独无依，凄楚难言。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工会的一些干部，明知她的父母无辜受害，暗地里收留了她，给予亲切的照顾，才使幼弱的心灵得到温暖和慰藉。许多知情人都为梁灵光一家大小的不幸遭遇洒下同情的泪水。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什么？
在席卷全国的掀“叛徒”的狂风恶浪中，“造反派”对梁灵光这个“叛徒”、“特务”也更加严厉了，无休无止地批斗、审查。残酷无情，令人难于容忍。
人妖颠倒的现实，与世隔绝的关押，支离破碎的家庭，导致梁灵光的心境坏极了，加上“造反派”厚颜无耻地反复施行“攻心术”，说：“你坦白交代了，我们让你跟妻子、女儿见面，可以回家过安静的生活。”一向坚强刚毅的梁灵光也曾有过自暴自弃的念头；干脆“坦白交代”，放我出去，回家做个平民百姓，再也不问世事了，拉倒了。然而，回头想想，不行，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远大理想。于是，他又跟“造反派”斗起来，决心奉陪到底。他不相信，那些“造反派”可以一手遮天；他不相信，自己看不到曙光！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土崩瓦解，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中央的陈云等一批老干部得到了解脱。梁灵光也于一九七三年冬结束了长达将近七年的“囚徒”生活。当他和妻子劫后重逢时，大家将近天命之年了，额上都留下了经受折磨的皱纹，身体也都消瘦了，不觉几多感慨，热泪横流。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彼此挨过来了，的确不容易啊！第二年春节，大女儿也回家来了。她因受父母株连，大学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到汕头一个船厂当工人接受“再教育”。她早在学校时参加了共产党，于是由于父母问题，前后当了七年预备党员，无可奈何，苦笑不得。
造成空前沉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了，当梁灵光回忆这段噩梦般的往事时，意味深长地说：“我无意去分辩个人的荣辱，只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我要告戒年轻一代：决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也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企盼！
高招迭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梁灵光于一九七七年冬依依惜别工作了整整二十八年的故乡福建，奉调中央任新组建的轻工业部部长。他在中央的领导下，和部里的干部团结奋斗，大力拨乱反正，坚决调整整顿，经过三年的努力，扭转了我国轻工业长期徘徊的局面，开始进入较好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春风吹遍赤县神州。地处祖国南方的广东得天独厚，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梁灵光于一九八○年底欣然受命南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市第一书记，次年被选为广州市长。
这一年的十月至十一月初，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先后接见了新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即将赴任的梁灵光，要求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优势，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闯出一条新路。总的精神是希望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央在有关文件中，还特别提到抓好了广州的也就抓好了广东的一半。
梁灵光南下后主要抓广州工作。他发现几个怪现象：一是党内外民主生活极不平常。广州市上一届党代会一九七一年召开，相隔十年了；广州市上一届人代会一九六五年召开，前后十五年了。二是国民经济落后。广东工农业发展速度连续十四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一九七九年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比全国还要低。三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家庭主妇上街购物，袋里要带四十多种票证，粮、油、糖、鱼、肉、布凭证限量购买不用说，连肥皂、香烟、火柴等也要凭证。人们讽刺说：“广州人周身都是症（证）”。因为货源奇缺，市场里到处排“长龙”，而且往往不能兑现。梁灵光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左”的思想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结果，不摆脱“左”的束缚，无法实现根本的转变。
趁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强劲东风，于同年九月广州市先后召开了党代会和人代会，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今后的方针任务，进一步调动了全市上下的积极性，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
南宋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梁灵光主政广州期间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花大力气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竭力直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除了加快住宅建设，扩建供水设施，改善交通状况等外，广州市政府使出三大高招。
第一招：减少商品流通环节。打破长期由国营、供销社“一统天下”的旧传统，恢复和兴办各种农副产品、日用百货贸易货栈，购销方便，资讯灵通，联系广泛。这一招，很快显示出生命力，对活跃城乡市场，促进物资交流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招：放开物价。以往的弄副产品实行统购统派，价格由国家制定，生产者既没有生产自主权，又没有销售自主权，价格受限制，生产积极性受抑制，出现了“鱼米之乡无鱼吃”等怪事。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决定率先放开鱼价。顿时，鱼价暴涨，议论纷纷。市政府顶住诸方压力，坚持按价值规律办事，大大刺激了渔民积极性，产量很快上升，鱼价逐步回落。三年后，出现了广州市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市民吃鱼最多、价格最便宜和史无前例的“南鱼北运”的新景象。接著大幅度缩小计划产品范围，并逐步放开商品价格。
第三招：开放农贸市场。政府拨款扩建、新建农贸市场，打开城门允许农民进城摆档经营，弥补国营商业不足，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促使国营商业进行自我改革。
以上开创全国先河的高招，不仅繁荣了市场，较好了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受到普遍欢迎和赞扬。
梁灵光还经常深入群众明查暗访，了解群众要求，了解群众疾苦。他到广州不久，一次到滨江路一带去看被称为“疋民”的水上人家。他了解到，那里大约两万多人，世世代代因没有房子住只得以小木船为家，很不安全，平时还要到老远的地方肩挑生活用水，苦不堪言。梁灵光心里难过极了。首先责成有关部门尽快铺设自来水管解决他们的生活用水困难。接下来，建议由政府投资建设住宅，把他们迁到陆上居住。当这些“疋民”乔迁新居的时候，无不热泪盈眶，衷心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结束了他们祖祖辈辈水上居住的辛酸史。
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
一九八三年春，南粤大地阳光灿烂，百卉含英。广东省的几套领导班子顺利地完成了换届工作。原任广州市长的梁灵光众望所归，被省人代会选举为省长。海外归侨当省长，这是建国以来广东的第一人。
面对这严峻的挑战，梁灵光深感任重道远，在就职讲话中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广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省人民也寄予殷切的期望，而我们的能力和水准要担负这样艰巨的任务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决心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同全省人民一道，在上届政府工作的基础上，把我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他那简洁、朴素、坦诚而又充满自信的讲话，博得了人民代表热烈、持久的掌声。
梁灵光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努力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和对外开放比较早的优势，著重抓好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以及加强基础设施三件大事。也许是他出生于福建侨乡，又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时间，在福建工作时又同华侨有广泛的接触，因此对侨务工作有著特别浓厚的感情。广东是全国重点侨乡，遐迩闻名。梁灵光从深入调查中了解到，祖籍广东分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约两千万人，寓居香港、澳门的同胞共约四百万人，加上他们在故乡的亲属一千二百万人，共约三千六百万人，占广东人中的一半，在全国独一无二。有的地方，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比家乡的人口还要多。海外华侨、华人的财产总额约两千多亿美元，其中广东籍的人所占比例不小，尤其在南洋诸国的经济中举足轻重，广东籍的港澳同胞也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更加重要的是，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都有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就是加入了外国籍的华人也是眷恋故乡的。这就是广东加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是广东的一个独特优势。
梁灵光还了解到，多年来由于“左”的影响，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中侨务工作遭受严重的破坏，侨界的权益普遍受到侵犯，一大批归侨、侨眷受到打击、迫害，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甚至把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一律视为洪水猛兽，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如何把潜在的独特优势转化为现实？梁灵光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彻底肃清“左”的流毒，全面落实侨务政策。通过落实政策激发归侨、侨眷和海外乡亲对祖国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再现他们对振兴中华伟大事业的积极贡献。
梁灵光说：“在发挥广东优势方面，我著重抓全面落实侨务政策。”为了落实政策，赢得侨心，他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仅召开专门工作会议具体部署，更多的是深入下去检查考察。一次他前往台山、开平、新会等地，重点了解侨房政策落实情况和研究如何进一步调动华侨积极性。台山县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最多，有一百一十七万人，比县里的人口还要多三成。这个县非常重视侨务工作，积极清退侨房，在海外产生了意料不到的良好影响。一位旅美侨领陈先生的祖屋早年被拆迁，他一肚子怨气，誓不回乡。后来县里出资在原地给他重建祖屋，使他深受感动，很快回来认祖探亲，还联络好几位华侨捐赠港币千多万元，在乡下兴建一所中学和一间医院。这个真实、生动的事例，使梁灵光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做好侨务工作的重要意义。
华侨早年漂泊异域他邦艰苦谋生、创业，祖屋成了他们及其后裔留在故土家乡的根。根给毁了，有国无家，他们在感情上难于接受，多少人伤心不已，所少人怨气难消啊！梁灵光热爱华侨，了解华侨。他要求各级政府以高度的政治感、责任感抓紧处理好历史上遗留的侨房问题，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被挤占的侨房。他要求各有关部门继续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侨改户”政策和归侨知识份子政策，切实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这期间，各级政府还恢复和设立了侨务办公室，绝大部分县、市恢复和成立了侨联组织，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归侨、侨眷到各级领导岗位，许多知识份子的住房困难、夫妻两地分居和子女就业问题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此外，还妥善安置了十多万印支难民的工作和生活。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侨务政策的全面落实，大大激发了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爱乡热情。回来投资办企业的和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的，引进科技资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与日俱增，对广东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改变侨乡的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香港霍英东先生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捐赠大量资金兴建道路桥梁、体育设施、医院、学校和宾馆等。他投资合办的白天鹅宾馆，全部由广东负责设计、施工和管理，率先成为国内一流的五星级宾馆。李嘉诚先生不甘人后，先后捐资近十亿港元兴办了汕头大学，并捐赠巨款救济内地水灾和开发大西北。邵逸夫先生也捐出巨资支持内地发展教育事业。与此同时，从世界各地回来认祖寻根、探亲观光的乡亲也空前活跃。全省侨务工作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新局面，侨务界普遍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侨务工作的黄金时代。
在梁灵光任省委书记和省长期间，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时期。打开了对外经济新局面，引进了大批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基本建设规模扩大，技术改造步伐加快。城乡市场繁荣，流通管道畅顺。财政收入逐年增长，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人民生活水准明显提高，城市职工和农民收平均递增近百分之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有所好转。广东省人民从心里赞扬他是好省长。
情系海外同胞
岁月不居，时光流逝，梁灵光年事渐高了。按照中央关于年过六十五岁的省级领导干部退居三线的规定，梁灵光于一九八五年九月间改任省顾委主任。可是，他欲罢不能，一九八八年五月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兼任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人们说他从青年时代起便与华侨结下了不解之缘。
梁灵光在全国人大期间，除了积极参与修订《保护归侨侨眷权益法》和起草《华侨捐赠法》这两项重大工作外，曾先后三次前往欧美十五个国家考察侨情，慰问侨胞，以各种形式和广大侨胞广泛接触。
海外侨胞对梁灵光等不远万里专程看望慰问他们深为感动，都给予热烈的欢迎，盛情的款待，出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场面，给人们留下了难于忘怀的印象。他们到达拉丁美洲华侨最多的国家秘鲁时，该国首都利马市的治安不很好，侨团机构为了祖国亲人的安全，特意雇请了十名训练有素的便衣员警在他们下榻的地方昼夜站岗放哨，并随从外出保卫，寸步不离。位于欧洲西部的荷兰的华侨、华人知道梁灵光等前往慰问时，全国二十六个侨团组织起来，专门成立了接待委员会负责接待，这是前所未有的。侨胞说，全国人大侨委第一次派人到西北欧慰问侨胞，是祖国最高权力机关对海外侨胞的关心和爱护。梁灵光在荷兰慰问过程中身患感冒，华侨中有一位医生得知后，一连三天下班后每晚驱车到首都何姆斯特丹郊外的旅馆为他义务检查治疗。当梁灵光一行要前往比利时首都时，那医生还执意亲自开车护送他们到相隔约两百公里远的布鲁塞尔，以此表达对祖国的一点眷恋之情。
梁灵光每次出访，不仅给海外侨胞带去祖国改革开放的喜讯，故乡众多亲人的问候，还尽力为远离祖国的乡亲多办点实事、好事。一九九○年，他们访问位于南美洲北部的委内瑞拉，我驻委使馆和华侨向梁灵光反映，有近万名中国新移民的护照不被承认，还有百多本中国公民的护照被扣留。原因是他们的护照是委国政府有关移民官员贪污受贿出卖的，政府不认帐，要中国移民自吃苦果。梁灵光认为，责任在于委国政府，不在中国新移民，应据理力争。于是，在我驻委大使的陪同下，分别拜会委国总统和内政部长，陈述我方意见，请他们酌情妥善处理。总统当即表示关切，说这问题将会合理解决。内政部长也明确表示，中国移民没有责任，既然远渡重洋来到了，决不会把他们赶回去，但要审查清楚以后再作处理。内政部长还说：“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请中国大使馆派员直接找我反映就可以了。”结果，扣留的护照全部发还，近万名新移民也得到了居留权。那些新移民和他们的亲属为此感激不尽，说祖国人大侨委会为华侨著想，解决了他们最大的难题，情深似海，永世不忘。
在几次的考察、慰问中，留给梁灵光最深刻的印象是，广大华侨及其后裔虽然身在海外，但心怀故乡，都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都盼望中国更加繁荣富强。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广大华侨都能自觉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刻苦勤劳，并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友好关系和发展当地经济作出贡献。同时，许多人的传统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强调“落叶归根”，而是趋向“就地生根”了。
一朵小小的浪花
身经百战、功高望重的梁灵光曾说过：“从一九三四年我决定走出书斋，投入革命洪流，至今已追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六十余年的风雨历程。我个人的历史与党光辉灿烂的历史相比，不过是奔腾东流的长江、黄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不足为道。”
“一心忠赤山河见，百战功名日月知。”这句古人名言，正是海外归来的赤子梁灵光的真实写照。可是，他丝毫没有居功自傲，却自称是“奔腾东流的长江、黄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哲理深邃、内涵丰富的言辞，生动地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老归国华侨的广阔胸怀和高尚品质。正是无数像他那样的“小小的浪花”，构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瑰玮璀璨、光彩夺目的历史画卷。
老省长梁灵光于一九九三年从领导岗位退休后，一直在和他有著深厚感情的广州过著幽闲、朴素而又充实的生活。然而，多少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军旅和政治生涯铸造了他的特殊性格：始终时刻关心著国家民族的命运，依然牵挂著人民大众的冷暖，自觉地把自己这朵“小小的浪花”融汇在伟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永不停止地激荡飞扬！
二○○一年秋于羊城
永春乡亲悼念梁灵光：“湛叔，一路走好！”
“……可爱的白云呵，请您飞回我的故乡；
告诉我仁慈的母亲，我身体无恙，
生命正如桃花样红！……”
——梁灵光《天边的白云》
一九二八年，梁灵光先生随同兄长梁披云，从永春到上海闯天下时，他挥泪辞别母亲和生养他的家乡。他在后来写的《天边的白云》一诗中说，那是种缠绵的离别。
二○○五年十一月，梁灵光九十大寿之日，他最后一次回到故土。这一次，临别时，他站在吾顶村委会的楼顶，远眺自己出生的老屋足足十多分钟，最后默默离去。
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当这位德高望重的改革家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的消息传到小山村时，村民们都为之悲痛，希望湛叔（梁灵光）一路走好。
“我们叫他湛叔”
“一接到电话说，湛叔逝世了。我们一下子都蒙了。去年梁老还回老家过九十岁生日。没想到，几个月的时间，湛叔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梁德传说起话来，神情悲伤。住在吾顶街道旁楼房的梁德传昨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梁德传今年六十三岁，与梁老是堂叔侄关系，他尊称梁老为“湛叔”。而这种尊称，已不仅是梁德传同一辈人对梁老的尊称。一提起梁老，吾顶村的很多村民都称呼他湛叔。梁德传告诉记者，“湛”是梁灵光的乳名，村民们都这样尊称他。“湛叔，一路走好！”村民以这种方式寄托著他们的哀思。
梁德传说，二十五日七时五十分梁老不幸逝世，十一时二十三分急促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电话是在厦门的梁逸名打来的，“我当时都说不出话来，太突然了。”梁德传说。
“老人家的过世，不只是我们吾顶村梁氏家族失去了一位很尊敬的亲人，而且是国家的损失。”梁德传说。梁老为广东的建设、广东经济腾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梁老两次在吾顶过生日
时间在飞逝，忘不掉往事。梁德传回忆起梁老在吾顶的两次生日，历历在目。
梁德传说，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份，梁老偕夫人一起回到阔别了已久的家乡吾顶。当时正值梁老八十大寿。乡亲们非常高兴，想为梁老及其夫人祝寿。梁老本不想麻烦乡亲，但盛情难切，只好答应。一场俭朴的生日宴会就在同是堂亲的梁祖愉家举行。永春县、吾峰镇的相关领导也纷纷来祝寿。梁老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永春纸织画。这份洋溢著浓浓乡情的生日礼物，让梁老备感亲切。
十年一晃而过。二○○五年十一月九日，梁老再次回到吾顶村，已九十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走起路来，六十三岁的梁德传还跟不上他。又恰逢九十岁生日，乡亲们决定再次为梁老办个生日宴会。
“一个蛋糕，几根蜡烛，一场俭朴的生日宴会！”梁老的九十大寿就这么过了！
梁德传捧著一大叠与梁老合影的照片，向我们讲述了梁老与吾顶的点点滴滴。而如今，梁老溘然长逝，怎不令人悲痛。
为永春办了三件大事
梁德传说，梁灵光先生慈祥稳重，没为村里什么人办过具体的事情，但为永春县办了三件大事至今让永春人都受益。
据梁德传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梁灵光出任福建省副省长时，在任内，建设了社汤公路。这条公路从石鼓社山经过吾峰到蓬壶汤城，永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三个镇，其意义到现在还为永春人惦念。
在福建省“一五”期间，梁灵光先生主抓工业，开创性地发展了福建工业发展的历史，永春天湖山煤矿就是在这个时候兴办，为永春乃至福建工业的发展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梁德传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福建省仅有一家化肥厂，当时，选址在哪意见很多，梁灵光先生最后将化肥厂定在了永春，兴建了永春化肥厂。“去年回家时，他还特意到化肥厂去参观。”梁德传说，那一趟，梁老的行程很紧，但他还是不忘家乡经济的建设，特意去了一趟。
村里有条灵光大道
一条银链般的公路沿著吾顶村一个小山头盘旋而上，直通山顶。这就是灵光大道。
这条公路是梁老的堂弟梁良斗先生捐建的。梁德传说，每逢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梁老就非常高兴，常常问及家乡的教育。梁老还说，一个地方要发展起来，离不开公路的建设。而作为梁老堂弟的梁良斗先生，迄今为止，已经在吾顶村捐资兴建了
五条乡村公路，公路分别以“灵光”、“披云”（梁灵光的哥哥）、“绳基”（梁灵光的父亲）、“第恩”（梁灵光的爷爷）、“怡恩”（梁灵光的高祖父）来命名。
来源：东南早报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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