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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1945年以来泰国华人宗亲组织的发展
在当代海外华人社会中，血缘性组织频繁举办大规模的恳亲大会，组建永久性的世界性组织，这种现象早已引起学术界关注。泰国华侨华人数量
600多万，是世界上较大的华人群体之一。二战后，泰国华人族群内部发生急剧变化，从侨民社会过渡到华人社会。华社在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不断经历变动以适应泰国环境。大部分华人逐渐确立新的认同物件，把泰国当作自己的祖国和效忠物件。在华人高度认同泰国的情况下，血缘关系仍然是华人可资利用的一种文化纽带，同姓华人成立宗亲组织，建造宗祠祖庙，撰修家谱族谱。本文探究泰国华人宗亲组织的发展脉络、组织形式和社会功能，认为泰华宗亲组织能够适应战后侨社变迁的需要，以姓氏认同为基础，丰富、发展组织的社会功能，表现出这类传统社会组织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
一、中国人移居泰国的历史脉络
据记载，在汉代中泰间已有交通往来，唐代有中国人移居泰国的记载，14世纪以后此类记载更屡见史册。
1656-1666年已有相当大量的中国私商在阿瑜陀耶、曼谷、六坤、宋卡、尖竹汶贸易。［01］
世纪后半叶至少有华侨
1万人。［02］1767年以后，吞武里王朝（1767－1782）、曼谷王朝（1782年至今）都采取招徕中国移民的政策，以解决泰国社会劳动力不足问题。1855年《鲍林条约》以后，泰国现代化经济建设需求大量的劳动力，如运河开凿、公路和铁路建设、港口建设和外贸的发展、现代化工厂的建立和运营、城市劳务、商业扩展等，因此广招中国人到暹罗。中国移民数量有了空前的增长，1850年时中国移民及侨生约为30万人。［02］至1910年全泰华侨达79.2万；进入20世纪以来，再掀移民高潮，至1942年，华侨人口猛增至
187万人。［02］二战后，1946－1949年间，大量中国移民来到泰国，散居在全泰各地，人数达167000余人。20世纪40年代末，泰国规定接受新移民每年每个国家不超过
200人，大规模的中国人移居泰国的活动基本上结束了。从50年到70年代初，中国人移民泰国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据统计，1950－1959年仅有4817人，1960－1969年为1997人，1970－1979
年再降至
710人。［03］1980年后，以各种方式移居泰国的中国人陆续增多，2006年在泰国的中国新移民大约35万至40万之间。［04］在泰国的中国新移民按其移民目的和谋生方式可分为商贩、劳务人员、从事色情行业者、从医者、偷渡中转第三国者、养老者、留学人员等。［05］泰国政府积极争取外国投资，台湾、香港等地区到泰国经商落户的人员大量增加，据估计至2004年在泰的台湾人数约为9600人。［06］
二、1945年以来泰国华人宗亲组织的发展状况
在泰国侨社，华人很早就参与宗族活动，19世纪80年代已成立同姓大宗祠，20世纪初相继成立一些宗亲组织。二战后，泰华宗亲组织获得快速发展，同姓华人的宗祠、宗亲组织等陆续成立。据不完全统计，至2005年
6月，泰华宗亲组织达 318个。
宗祠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同姓华侨举办各类活动的场所。龙仔厝、佛统、合艾等地林姓华侨相继成立了林氏宗祠。云姓华侨于1956年开始筹建云氏大宗祠，符姓华侨于1954年发起筹建符氏祖祠，吴姓华侨1956年将吴氏宗族自治会改组为泰京吴氏宗祠。澄海湖心林姓华侨于1956年组成澄海湖心林氏家族会。
1959年以来，泰华宗亲组织大量出现。以同一姓氏为组织原则的统属全体的宗亲总会的发展状况特别突出，是泰国华人宗亲组织的发展模式之一。为扩大宗亲会力量，以异姓联宗的宗亲总会组织也相继出现。刘、关、张、赵四姓于1960年成立泰国龙岗亲义总会。1966年洪、江、翁、方、龚、汪六姓组成泰国六桂堂宗亲总会。1972年12月各宗亲总会进而联合组成了泰国各姓宗亲会联谊会，使泰国宗亲组织有一个最大最高的统领机构。
1959年至1975年的16年间建立起47个同姓结合或异姓联宗的组织，至90年代有60个姓氏建立起60个同姓宗亲总会。
从组织原则看，同姓宗亲会的涵盖地域范围可大可小。以省籍为组织基础的，如泰国海南张氏宗亲会、泰国海南王氏宗亲会等。以县市为组织基础的，如梅县李氏宗亲会、梅县张氏宗亲会等。更小的范围则以乡为单位，如潮安、潮阳、揭阳、普宁等县以下的多个乡为范围的，旅泰泥沟乡张氏族亲会是1969年由祖籍普宁泥沟乡的张姓华侨成立的［07］；旅泰急水仙美乡李氏族亲会是1971年由祖籍潮安仙美乡的李姓华侨成立的。闽粤等地的乡村往往是同姓村，即一村一姓，在华社中有些小型同乡会是由来自故乡村落中单一姓氏的成员构成，因此也是宗亲组织，1977年成立的旅泰古巷同乡会是祖籍潮安古巷乡的华侨组织的，由于古巷乡只有单一姓氏——陈姓，因此古巷同乡会也是陈姓华侨的宗亲组织。潮阳玉峡溪尾同乡会实际上是周姓华侨的宗亲组织，旅泰潮阳简朴李氏同乡会则是潮阳简朴李氏的宗亲组织。
以历史上一位元共同祖先为组织基础而形成的宗亲组织，如旅泰林氏翰学公总会、旅泰西河林氏南山公总会等，由于这些后代往往是分布一个区域或相邻的几个区域内，因此实际上也是以地域为单位的。旅泰林氏翰学公总会的会员为祖籍揭阳金坑乡，翰学公是该乡林姓的宋代33世祖先，该乡林姓族人54世以后移居泰国的人数很多，便以共同的祖先翰学公为组织基础成立了旅泰林氏翰学公总会。［08］以特定居住地为组织基础而形成的宗亲组织也不在少数。从其分布地域来看，遍布泰国各府，如彭世洛府有李、黄、陈、谢、许、林、刘、徐、张、王、罗等姓氏的宗亲会。甚至有以府以下的县治为单位的组织，如合艾有钟姓、林姓、罗姓等宗亲会。
三、泰华宗亲组织的主要活动及其功能
泰华宗亲组织作为一种华人传统的社会团体，其活动内容保留了具有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特色的专案如建造大宗祠、举办祭祖婚丧事宜等，同时通过不断对组织自身进行调整，增加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活动内容如颁发奖助学金、救灾恤难等。一方面满足泰国华人对祖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宗亲组织凝聚人心、服务社会的功能，在泰国社会中展现出积极的社会意义。
（一）建造同姓宗祠
祠堂在宗族活动中占有重要性地位，泰华各姓宗亲组织均把建造大宗祠定为一个时期内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大多数宗亲组织都筹集巨资建造同姓大宗祠，一些以地域为单位的宗亲组织也建立自己的宗祠。
建造宗祠的费用通常由同姓华侨捐赠以及宗祠内祖先牌位、长生禄位的收入支付。郑氏大
宗祠于1983年落成，从各种管道募集来的费用达6339万多铢，主要有各宗亲捐赠及宗祠内禄位收入，理事长郑午楼不仅慨捐巨款，而且还垫付了
2千万铢的借款。［09］
宗祠的建筑用途主要表现在供同姓华人祭祀祖先，同乡聚会，乃至于教育后代。作为文化载体的宗祠本身便是华人文化意识的物化，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泰国华人的中华文化旨趣；而且对整合同姓宗亲具有直接的象征意义，也是华人宣传伦理观念、追求传统美德的重要场所，从精神上起到了团聚族人、缅怀祖德、教化后代的作用。
（二）祭祀祖先
祭祀祖先是泰华宗亲社团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大部分宗亲组织每年定期举行祭祀活动。徐氏宗亲总会自
1970
年徐氏大宗祠落成后，每年阳历12月举行祭祖大典。从1982年起，许姓华侨每年均在许氏大宗祠举行冬至祭祖大典，有时宗亲总会整年只组织过一次活动，就是举行祭祖大典。各宗亲总会祭祀的对象通常是本姓氏的伟人和祖先。如郑氏宗亲总会举行的祭祀典礼，春祀秋尝，每年公祭两次，主要祭祀对象是始祖郑桓公、郑子产、民族英雄郑成功、泰国民族英雄郑信大帝等四位先贤以及历代郑氏先祖。通过对这些族贤的参拜和认同，表露了郑姓华侨对祖先认同感和自豪感，希望达到团聚族人、光前裕后的目的。拜祭祖先的仪式非常隆重，仪式模仿中国社会的传统作法。众多同姓华人参加拜祭活动，拜祭完毕后，分发祭品，再则举行集体会餐。例如徐氏宗亲总会每年举行祭祖大典，当晚举行敬老联欢
盛大宴会于祠前大广场上，并有电影音乐助兴，参加者有曼谷及内地宗亲不下五六千人。［10］从祭祀祖先活动的方式、过程看，活动是非常程式化、仪式化的。通过祭祀祖先，向各宗亲灌输宗亲团结、血亲相爱的观念，尤其是增加了纪念先贤的内容，进一步充实了活动的文化意义和内涵，活动本身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整合同姓宗亲的重要基础。
（三）设立奖助学金制度
泰华宗亲组织进入蓬勃发展后，宗亲组织相继设立奖助学金制度。向同姓子弟发放奖助学金成为宗亲组织开展的重要活动。海南林氏宗祠1969年开始设置奖学金，以资奖励成绩优秀的海南林氏青少年，鼓励其力求上进，成立以来至2001年，发放了奖助学金总额达
230多万铢。［11］
发放奖助学金的意义在于，其一表明宗亲总会热心教育事业。其二各宗亲组织也希望借助发放奖助学金，起到道德引导的作用。例如郑氏宗亲总会奖学金的设立，不仅在协助教育，还要领导教育走向德智兼全的方向。其三是培植宗亲会后继管理人才。海南林氏宗祠为使在泰出生子弟熟习祀典，于秋祀日祭祖特别增加以大专学生担任主祭、陪祭、与祭等，培养其对固有庆典习俗，传统礼节的认识。
（四）加强与世界各地宗亲组织的联系
泰华宗亲组织与其他国家的宗亲组织也建立联系，国际性的联谊会或恳亲大会轮值在世界各地举行，加强与世界各地同姓宗亲间的交流、共谋发展，已成为宗亲组织的活动内容之一。泰华各宗亲组织热衷参与故乡建设，如村落道路的扩充、校舍的建设、运动场的修建、学校教育基金的创设、经济开发区的设立等方面。旅泰岗湖乡黄姓华侨为了帮助家乡装置全乡照明用电，呼吁旅外乡亲集资支援，由族长宣导，于1981年成立旅泰岗湖乡黄氏家族会，每年举行常年联欢聚餐。
泰华宗亲组织举办的活动既保留了传统宗族文化的内容，也适应世界潮流的推动，积极谋求与各国宗亲组织的跨国联系和合作。1983年11月泰国郑氏宗亲总会举行郑氏大宗祠落成晋祠盛典，同时举行世界郑氏宗亲总会第三次会员大会暨第五次恳亲大会，世界各地宗亲1000多
人参加了这次大会。泰国许氏宗亲总会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多个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宗亲活动，包括世界许氏宗亲总会、世界昭伦宗亲恳亲大会、亚洲烈山五姓恳亲会、世界烈山恳亲会等。
宗亲组织参加海外宗亲活动都提到“慎终追远、奉祀列祖列宗、弘扬祖德”等内容，但世界性宗亲组织结构比较松散，主要是为各地宗亲提供一个定期交流、沟通的机会。许多宗亲组织期望借助参与海外宗亲组织来强化同海外宗亲的文化纽带，加强商业网络的功能，或许还期望带来经济利益，由此提高自身在宗亲中的地位。
（五）其他
泰华宗亲组织还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如推广群众性体育运动、出版刊物等，推动宗亲之间的互助互爱，强化宗亲之间的文化纽带，有利于加强人际关系。一些较大的宗亲组织还设立医务所、体育馆、养老院等公共福利设施。郑氏宗亲总会在大宗祠前有附设卫生医疗中心，建完后，献给市府管理，不收租金，由市府调拨医护人员、医疗设备，为民众服务。
四、1945年以来泰华宗亲组织发展之原因探析
（一）外部现实因素
1949年后，从中国大陆移居泰国的移民数量锐减，侨社失去了新移民补充。泰国华人原本对
中国国内的宗族活动是亦步亦趋的，战后海南陈姓族人发起联修全海南各支族谱，在泰海南陈姓华侨受到鼓舞，也发起组织旅暹海南陈家社。［12］
在对待宗族问题上，新中国政府认定宗族是一“封建统治机器”，是与中国革命理念相违背的封建社会残余，不承认宗族组织的存在，数十年间采取批判政策。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左倾冒进思潮渗入国内侨务工作中，出现失误和偏差。这些工作中失误和偏差逐渐引起一些泰国华人的疑虑和不满，进一步疏离了华人与祖籍国的社会联系。有美国学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华人并不寄望以宗亲会取代家乡的世系群，他们不过希望宗亲会提供聚会、交谊的机会，并借以维系第二代、第三代青年对本土文化和世系群的关系。［13］
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后，在侨务工作中，利用与海外侨社的传统关系和强大的侨务网路争取华侨华人的支援，针对泰国华人的实际情况，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争取侨心。台湾当局历任驻泰大使也积极实施争取华侨的政策，大使、官员参加宗亲总会的成立仪式以及其他的一些仪式本身就显示了对这类组织的重视，这些组织也以能邀请到政府官员参加为荣，影响、带动了泰国华人的宗亲活动的发展。台湾当局还出面组织成立世界性的宗亲组织，这些组织的总部大多设在台湾。
（二）泰华侨社变迁：从侨民社会到华人社会二战后，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人经历了巨大
变化，从侨民社会过渡到华人社会，逐渐归化为当地多元社会的组成部分。泰国华人也大体经历了这种蜕变过程，在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不断经历变动以适应泰国环境。二战后泰国对华侨的政策经历了从放任自主、严格限制到逐步放宽，最终给予同等权力的演变过程。1955年后，泰国逐渐放宽对华人的限制，转而采取温和的同化政策，华侨在入籍、公民权利等方面逐渐有了一定的改善。1975年中泰建交，泰国不仅放宽华侨入籍条件，且入籍后可享受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华人逐渐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
泰国政府在一个短时间内排斥华人后转而采取温和同化政策，冀望华人能逐渐完全同化到当地民族中。在政治上，大部分华人逐渐确立新的认同物件，把泰国当作自己的祖国和效忠物件，基本上完成国家认同的转向。加入泰国国籍是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泰国国籍法采用出生地主义原则，出生于泰国的华侨后代自动成为泰国国民，在政治上认同泰国，把泰国当作自己的祖国。
（三）文化冲击引起华人意识的警醒和自觉自40年代末以来泰政府极力限制华文教育和管制华校，只准小学
1-4年级开设每天 2小时的华文课，华校数量由1948年的
426所逐年下降到1960年底的
177所。［14］此举非常有效地割断了华人子女与中华文化联系。年轻一代华人大多进入泰文学校受教育，泰语成为他们的母语，思想日趋泰化。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观察到，华人在日常生活方面，衣食住行、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强的影响，甚至分不出什么是华人的、什么是泰人的，华人的社会关系也逐渐泰化。［15］与此同时，西方文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从思想、观念、社会结构乃至于日常生活都对泰国华人产生冲击。总之，战后华人意识逐渐淡化，族群认同的基础遭到削弱。青年华人思想、生活的泰化，以及民族意识淡化，激起一部分坚持中华文化身份的华人的警醒与自觉，这种警醒与自觉是泰华宗亲组织大量出现的最深刻的内部动因。侨领郑午楼曾清楚表述了这种文化忧虑，“值得担心的，倒是华人子女在泰化过程中，既淡化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又未能很好接受佛教教义的薰陶，因而可能陷于两头失落之虞。本会建立大宗祠，正是为了使郑氏族人的子孙，在接受佛教伦理薰陶的同时，又能从中保持自己克己合群、忠孝仁爱的良好道德风尚，使儒释两种文化的长处都能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从而造成新一代的好公民”［16］。在70年代，侨社已认识到传统文化传承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进而提出要重视培养宗亲组织接班人的问题。
80年代初一些宗亲向郑氏宗亲总会建议，以后除了继续扩展招收各地年长宗亲入会、办妥各
项服务会员事项外，应广泛征集青年宗亲入会，使青年经常接受礼教薰陶，在各项婚丧喜庆及社交联谊活动中，厚植亲情族谊及礼教伦常观念，以便未来顺利实现文化传承的目的，同时培植青年才俊及妇女干部，为接班做好人才储备，选拔青年才俊担任理事及职员，或组成影子理事会，经常参加活动，逐渐完成接班任务。［09］新一代华人社会生活方式的泰化、现代化已是大势所趋、不可扭转，那些保持中华文化身份认同的华人早已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从各宗亲组织开展的活动及其相关资料看，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抱著对抗泰化、现代化的非分之想，也没有要改革社会的理想和诉求，反而是对各项活动进行积极调整，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直强调应该遵守泰国法律，共谋泰国的安定与发展。宗亲组织、大宗祠也注重体现泰国文化元素，如设置泰式佛龛、张贴国王夫妇照片、悬挂泰国国旗等，主动以主流的意识、规范来约束自己，以寻求社会主流的认可。因此，大多数热心参加宗亲活动的华人希望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通过宗亲社团这类组织形式，使得其所认同的文化传统在泰国社会得到适度的保留、传承，从而满足自身对祖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需求。
（四）现实需求：互助与重建社会联系宗亲组织举办各项活动如建造宗祠、祭祀祖先等，这些活动能够把有血缘关系或仅是虚拟血缘关系的同姓华人凝聚起来，提供一个定期交流、沟通的机会，成为同姓华侨人际结合的重要基础，通过这些活动来聚合人群构建社会人际网路，这是宗亲组织成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团结互助、调解纠纷、扶助贫困是宗亲组织的出发点之一。1962年呵叻府丁姓华侨成立“呵叻丁氏宗亲联谊会”，直接起因是武里南府一位丁姓华人被人谋财害命，其遗孤哭诉无门，该府丁姓宗亲知悉后见义勇为，代为报案，并追缉元凶，东北线丁姓族人认为应该团结起来，敦睦宗亲展开社会福利，帮助宗亲办理婚姻嫁娶丧事工作。［17］
宗亲组织不但能够提供团结互助、扶危济困的途径，而且更能为同姓宗亲建立起庞大而有效的社会网路，提供了大量的工商业资源，这种实际利益的刺激促进了宗亲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六七十年代以来泰国经济飞速发展，华人经济实力水涨船高、急剧膨胀。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借助宗亲组织这种传统社团来建立人际网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华人所逐步认识。联络族人、团结族人，取得资金、技术、原料和人员的支援，以应付竞争、降低风险、最大获利。宗亲组织还参与国际性宗亲组织，实现了由各自独立的小团体向跨地域性、国际性的组织转化。郑午楼是泰华企业家中的佼佼者，曾给予宗亲组织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海外华侨在没有得到政治上支持，也没有得到经济上支援的情况下，仍能一路生存下来，不断进步发展，全靠中华民族独特固有的传统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其中血缘比地缘更重要。［18］在世界郑氏宗亲组织第11次恳亲大会上，郑午楼建议通过组织加强世界郑氏宗亲的联系，总会应在海外各地普设分会，向各地会员颁发会员证，使海内外会员可以凭证联系，甚至得以互相帮助；编汇世界郑氏宗亲工商名录，借此加强宗亲及会员之间有关工商业方面的联络或合作。
（五）有意识和经验的人员与物质条件
宗亲组织发展还需要一些具体条件，例如有宗族活动经验的人员、核心成员的推动作用等。祭祖是海外华人保留的最牢固的一种文化特质，许多华人已丧失所有传统文化的特质，唯独祭祖一项仍被保留。中国人移居到泰国后，第一代移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并没有太大改变，在家乡有过家族活动的经历，通晓家族事务如祭祖等。即使是在泰国出生的侨生也有祭祖的经历，7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显示，不仅低教育水准的华人有93.7％的人依照年节祭祖，即使受过高等教育和担任政府公务员的华人也分别有78.7%、68.3%的人参加祭祖。［19］在1946－1949年间约有17万华人新移民涌入泰国，这些移民在迁徙过程中重地缘、重血缘的特征被保留下来，成为在异国重建宗亲组织的基础。祭祖等家族活动为泰国华人宗亲组织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宗祠等有形设施则为宗亲组织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云竹亭的宗族活动经验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云竹亭（1883－1962）是出生于曼谷的混血侨生，童年时遵父命回海南文昌县读书，由于是出生泰国的“番子”，祭祖时不准他进祠堂，只准向祠堂门头烧香叩头。这种经历可以说充满屈辱感。云竹亭后来成为大企业家，侨社名人，其私邸一度是云姓华侨举行祭祀典礼的场所，后由他出巨款发起筹建云氏大宗祠。云竹亭去世前还不忘告诫子女“你们都是华裔的第三代了，但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祖辈的宗骨埋在琼州，你们以后有机会要回琼州祭祖先”［20］。
在宗亲活动中，核心成员的发起、倡议、组织是宗亲组织开展活动的前提条件，在组织的运转中起著主导和组织作用。为了加强宗亲组织的社会基础，各宗亲组织设立了很多名誉职位，如顾问、名誉会员、名誉理事、名誉理事长等，广邀国内甚至世界上有声望、有地位的宗亲入会，担任这些荣誉性的职务。借助这些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兼备的宗亲，增强组织凝聚人心的力量，从而吸引更多的宗亲参加活动，强化了宗亲组织的社会基础；且部分宗亲通常都握有丰富的经济、社会资源，在某个时候能够为组织的存在提供支援和保护，如财力、物力等帮助。
（六）海内外宗亲组织的激励效应
二战后世界许多地方的华人宗亲组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在马来西亚战后至2004年间
华人成立约 116个宗亲组织，在菲律宾战后40多年间共有76个宗亲会产生，在新加坡从1945
年到1959年间成立的宗亲会馆有93个。①各宗亲组织为加强联系还相继组建了世界性的宗亲
组织，如今约有32个华人姓氏成立世界性组织，如世界至德宗亲总会、世界龙岗亲义总会、世界魏氏宗亲总会等，其中比较活跃的组织约10个左右。泰华宗亲组织加强与世界各地宗亲间的联系和交往，世界范围的宗亲组织兴盛态势在某种程度上对泰国华人宗亲组织的发展起到激励效应。1959年
7月中华总商会主席张兰臣访美后，对美国华人宗亲会活动大加赞赏，其妻黄龙招也对美国黄江夏堂印象深刻。［21］在泰国国内，不少姓氏掀起设立宗亲组织的浪潮本身对后进者也是一个示范。泰油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家骏从华文报上看到呵叻府丁姓华侨成立宗亲会的消息后，深感钦佩，认为呵叻是一府治，宗亲们已能发起组织丁氏宗亲会，而曼谷宗亲众多却没有这种发展，于是发起筹组泰国丁氏宗亲会。［17］泰华宗亲组织数量虽然众多，但有些组织往往流于形式，活力不足，组织的主体呈现老化趋势。笔者访问了在厦门大学留学的多位泰国华裔硕、博士留学生，关于是否参加过宗亲组织的活动，大多数学生表示家中长辈曾参加过，但自己不太感兴趣。其中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表示，父母都是第一代华侨，父亲至今仍保留中国国籍，热心参与各种同乡、宗亲活动，她的哥哥们出生在五六十年代，也会参加宗亲会活动，但他们参与的目的更多是著眼于通过宗亲组织认识、结交朋友。
显然不同代际之间的华人对宗亲组织看法有所不同。
作为传统的组织，泰华宗亲组织也注重为组织注入新活力和拓展新内容，吸收新生力量入会，包括年轻一代的华人和新移民，用中泰文编写族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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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钟临杰著、林徐译：《新加坡华人会馆功能改变的反思》，（新）《源》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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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以外的例如精神方面的需求如何满足，自然需要人们进行精神生产活动了。最后，实践应该包括话语实践。这里所说的“话语”并不等同于狭义理解的言语，而是包括了言语、符号、图像在内的“话语”。如果没有话语这个仲介，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就难以统一起来。
创造性地将实践的意义扩展到话语实践绝对不是对“实践”意义的篡改，而是对当今社会之“实践”的观察后深思熟虑的总结。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史，可发现连马克思本人对实践的理解都经历了几个时期。今天，我们更不能将“实践”粗暴地限定成一个固定僵死的概念，而应该紧随时代的变化和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对“实践”做出有理有据、切合实际的深化解读。进而言之，不应该把实践美学学者对于“实践”意义的新的发现笼统归为对“实践”意义的歪曲。至于批判实践美学在深化“实践”意义的过程中物质生产活动的“决定性的第一性社会存在地位被抹去”［05］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实践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对“实践”的解读自始至终都坚持了物质生产活动的核心地位和决定性地位，而对“实践”意义的新的发现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将探索和进步简单地判断为一种对原始实践意义的篡改和泛化，到现在还是将实践局限在50年前李泽厚的解释而一味批判对实践内涵的其他阐释甚至忽视实践美学对“实践”意义的发展和深化，
那么我们将在过去的思想里故步自封，将使美学失去它的时代意义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蒋孔阳.美学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张玉能.新实践美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5］章辉.实践范畴与当代中国美学［J］.学习与探索，2009（3）：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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