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为何在大陆北方很少有像大陆南方那样的祠堂祭祖文化

字派偶拾

为何在大陆北方很少有像大陆南方那样的祠堂祭祖文化

1.大多数人对宗族的印象，和学界对宗族的形态、特点、作用的典型归纳，全部来自于南方宗族特别是华南宗族。北方宗族是另一种形态，表现和南方宗族完全不同，很容易在刻板印象中被认为是“无宗族”。

2.宗族是为了满足社会实际需求的功能性产物，它对应的是刚刚发展不久、基层组织仍然空疏涣散的华南地区，华北基层社会早已存在类似功能的组织，当然不需要发展那样典型的“宗族”。

现代学术对于大陆宗族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中叶，无论是林耀华等本土学者，还是弗里德曼等外国人类学家，他们观察与田野的地点、利用的资料，基本集中于华南地区。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实属无奈，由于建国初期特殊的历史形势，外国学者无法进入大陆进行田野调查，只能以香港、台湾或其他东南亚华人聚居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区域基本属于闽、粤文化，体现的是华南社会的特点。甚至连另一个宗族社会发达至极的区域——徽州，学界都在很长时间内难以进行充分的了解。

然而，恰恰是诸如弗里德曼的这批学者，在这一时期，利用华南资料，建立起了学术界对大陆宗族的认识。人类学是这样，历史学也是如此，大陆历史学内对宗族研究最为活跃的华南学派，以标榜区域研究著称，其研究对象仍集中于华南，对闽粤二省的研究，远远超过其他地域。其他研究宗族的重要学者，其研究对象也多是宗族势力庞大、族谱文献众多且易得的徽州、江西等地，仍然集中于南方。相较而言，对北方宗族的研究寥寥无几，缺乏系统的研究，人们只能继续停留于“华北无宗族”的刻板印象中。毕竟早在清初，顾炎武就曾说过“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敻绝。”可见这种刻板印象并非仅仅是今人之失，古人亦不能免俗。

因此，学界对宗族的认识，基本来自于华南宗族。对宗族形态、特征、功能和发展的总结，也来自于华南宗族。闽广赣徽的宗族，确实有著很强的特点，他们兼具文化性与功能性，既注重修谱继祖等文化行为，同时还把宗族发展为基层社会的基石，在基层社会中起支配性作用，普通人的行为不仅受到国法的约束，更重要的是，甚至出现了福建乡族地主这种极端特殊的社会组织。

如果以来自于华南的经验去审视明清华北社会，当然不会存在类似的情况，华北并不乏聚族而居、人口众多的宗族，但却远远未到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细胞”的地步；华北的宗族同样难以成为约束全社会成员的力量，族田等功能性产物更是寥寥无几。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北方的宗族甚至不是衰落，而是根本没有“宗族”。

然而，这终究体现的是如何认识宗族的问题，难道宗族仅仅是作为一个功能组织才能算作存在吗？随著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生出类似的疑问，推动著他们重新审视明清北方（主要指典型北方，即晋冀鲁豫陜五省）的宗族。大陆的宗族研究，长期处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上，如果能跳出这一立场，看重宗族同时作为一种文化与礼仪制度，那么华北的宗族便会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华北宗族，的确缺乏族谱、家庙宗祠、族田、单姓聚落等功能性标志，但明代中后期汹涌的宗族建构浪潮，同样影响了北方社会。同样是在士大夫的领导下，华北的地方文献中存在著大量建设宗族的事例，只不过，北方宗族更多作为一种文化和礼仪因素，融入了传统社会后期的北方。他们同样修谱，祭祖，但更多是与乡约等其他社会基层组织结合起来，成为用“软实力”宣扬礼教、维护社会秩序的文化组织，而非像华南宗族那样甚至兼具暴力性，直接成为基层的“土政府”。文化性作为主导特性，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存在，自然导致了华北宗族呈现出松散的特点。

那么为何华北宗族会表现出这种形态，而没有能成为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呢？其实这还是要回归到功能论的视角上去。答案很简单：北方基层社会早已存在功能类似于宗族的、发达的社会组织，不需要宗族来多此一举。

有一句话很有名，叫做“皇权不下县”，这种说法虽然绝对，但也不算差，明清两朝都保持著一个比较小的政府规模，衙门只能管到县一级，清代派出不少佐杂在县下分防，但一个县就那么几人，对县以下乡村社会的管理，还是非常疏松的。然而具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和日常维护还得有人来承担，于是这个权力就交付到了会社、士绅、宗族等基层势力手中，其中，宗族在华南一枝独秀。

宗族为什么在华南最发达？因为华南开发晚，用汉人社会的视角来看，基层社会极度疏松空虚，需要有基层组织来填补这个空缺，那么宗族正好适时出现。要知道，占领乃至移民一个区域不是难事，然而真正消化，使其彻头彻尾成为“华夏”区域，那不是百十年间可以实现的。即使是相较而言发展较早的福建，虽然在宋朝已经是经济发达、人口繁多，然而由于开发太晚，局势复杂，仍然有海量人口和隙地是朝廷控制不了的，即使到了明中后期，对于福建“盗”多的记载仍然非常丰富，难道福建真的那么多“盗”吗？所谓的“盗”，不过是朝廷对不在其掌控下的非编户齐民的称呼罢了。至于广东，开发更是远较福建滞后，即使是珠江三角洲丰饶的田野，也是明初以降开始大规模开发的，广东其他地区、特别是另一处繁盛的潮汕地区，情况皆与之类似。

这些新来移民和突然汉化的土著人群，既是自己促成，又是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势，他们都需要组成适合自己的社会组织，来构成这个社会，统合在朝廷的统治下。这一组织既要能发挥实际作用，更重要的是能让自己在这个刚刚成形、还处于丛林法则无序竞争的社会中，保护并最大化争夺自己的利益。那么通过血缘归属，聚合其一群人的宗族，就是最为适合的组织。因此，华南宗族才表现出那么强的功能性，因为他们的确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去保障与争夺利益。同样是在华南，令人恐怖的剧烈的宗族械斗，正是相关因素的最好表现。

北方，却不需要有宗族这么一个组织，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为华北的基层社会存在另一样起类似功能的组织——会社。会社和宗族同样是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区别只是，宗族组成的纽带是共同的祖先，会社组成的纽带是信仰。这个信仰并不仅仅是佛道，更多是关帝、真武大帝等民间信仰，依托佛道教寺观而成的会社在华北社会真正有力的会社中并不占什么优势地位。这些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比如明朝九边沿边地区风行真武大帝，山西东南部则流行成汤信仰，这些家门口的地方神祗，更能获得老百姓的拥戴。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会感染人们自愿贡献财与力。既然这种信仰存在并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祭拜，那么寺庙要修建、要定期修缮吧，这就需要大家都去捐款，捐款要有专人维护吧，工程要有人执行吧，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名目繁多的会社，去执行这些与信仰相关的工作。这种现象大致起源于宋金时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宋金时代本身的乡里组织融合后，在明朝已经完全成型了，形成了名目繁多的会社组织。统合在民间信仰的旗帜下，这些会社渐渐成为了基层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承办了地方社会的绝大多数事务，哪怕是纠纷争端，也首先寻求会社社首等人的调解。

会社在北方基层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其实与南方的宗族是类似的，都是管理基层、整合个体农民的组织，他们是编户齐民与官府县衙之间的中介阶层。所以，既然已经有了会社，那么功能性宗族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明朝中后期宗族发育的浪潮中，北方士大夫也曾经努力发展过功能性宗族，但无一例外失败了，因为这种存在实属多余，既然已经有一个运转良好的会社系统，早已深深融入乡民的生活中，功能性宗族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呢？

这，才是为什么在大家的观念中，明清以来北方宗族势力不彰的原因。只不过这种社会自治组织的坚韧性不如以血缘缔结的宗族，在二十世纪现代化的浪潮中，以及其他众所周知的原因的影响下，终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宗族，却依然维持著其顽强的生命力。事实上，在明清时期，要说基层自治组织，南方和北方，都是不缺的，只不过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