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海外华人社团的地缘、亲缘、神缘纽带与兄弟会

字派偶拾

《华人在他乡》：海外华人社团的地缘、亲缘、神缘纽带与兄弟会



19世纪前往北美洲兴建铁路的中国劳工

华人亲缘是华人文化范本的主色调，主要包括地缘纽带（compatriotism，同省、同县、同镇乃至于同村，以方言区分）、血缘纽带（kindship，也可能是想像的）、神缘纽带（corituality，信奉某共同神灵）、以及兄弟会（brotherhood，类似「私会党」）。

亲缘群体与文化范本

海外华人社团是华人亲缘群体的正式组织形式，华人社团的组织形态主要可分为四大类（当然这四类组织形态时常有相互结合或重叠的状况）：华人亲缘是华人文化范本的主色调，主要包括地缘纽带（compatriotism，同省、同县、同镇乃至于同村，以方言区分）、血缘纽带（kindship，也可能是想像的）、神缘纽带（corituality，信奉某共同神灵）、以及兄弟会（brotherhood，类似「私会党」）。这些组织形式都源自中国本土，其历时久远且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但是它们被加以灵活地应用，不只是僵化地复制中国社会的古老模式（实际上也不可能），而是作为具有灵活性的范本，适应了海外华人在当地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谋求生存发展的需要。

一个华人社团往往同时综合了两种以上的纽带，这就是为何海外华人社团的领导职务之间经常相互交织，即一个人可能同时在数个不同社团担任领导职务，因而可以看出此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不同的亲缘关系。实际状况是，一个宗亲组织可能又与本籍地的一个省或县相关联，例如「永春陈氏宗亲会」就是原籍永春县的陈氏宗亲社团组织。此外，某一同乡会组织很可能会和某一地方性的保护神相结合，而类似情况也同样出现在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中。我们在第1章已指出，因为在某一地区从事某行业的华人往往来自同一原籍地且持同一方言，因此，行业类社团也就可能呈现出和某一地缘、神缘相关联的组织形态。在以下的相关论述中，各种亲缘纽带之间如何相互关联，将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核心问题。

地缘

对于海外华人社会而言，「帮」字指的是来自同一县、同一省、持同一方言的一群人，正如「助」字是传统的同胞情谊的象征，即远离家乡的同乡们理应守望相助。在大移民时代开始之前，在麻六甲、巴达维亚等殖民地的华人社会中，已经有某一方言群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该方言群中的商界首领人物也就自然地成为华人社会的领袖人物。尔后，随著大移民时代到来，基于不同方言、祖籍地纽带的各类社团纷纷建立，华人社会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确切言之，大批华人移民进入海峡殖民地（槟榔屿、麻六甲和新加坡）并不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而是以新加坡开埠为开端。1819年，英国占领了新加坡岛；短短五年后，英国又在1824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麻六甲，新、马由此成为英属海峡殖民地。随著新加坡这个新兴港市的迅速发展，麻六甲逐渐失去其在商贸领域的生机活力。大批麻六甲峇峇们迁居到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新加坡，那儿已经接纳了数量日渐增长的中国新移民。此时，那些从麻六甲再移居到新加坡的峇峇们变成这一新殖民地的商业菁英（尽管直到19世纪中叶之前，这些来自麻六甲的峇峇们一直自认为只是暂时侨居新加坡，他们在去世后仍然将遗体送回麻六甲安葬）。

从麻六甲再移民到新加坡的峇峇群体规模虽小，但普遍较为富有，这个特性使他们得以成为当地华人社会的领袖人物和庇护人，华人需要透过他们来与英国殖民政府打交道，新来的福建人是如此，其他方言群体的移民（主要包括潮州人、广东人和客家人）亦如此。虽然英国殖民当局在1826年就废除了甲必丹职位，但是这些已经克里奥尔化的福建人仍然在许多领域行使从前甲必丹的权责如承包税收。当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人数急剧上升之后，这些来自麻六甲的峇峇移民群就得定位他们和新移民之间的关系了。

1820年代，当麻六甲的峇峇商人们开始再迁移到新加坡时，他们成功地成为中间人，在英国殖民政府与华人社会之间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有效地运用其克里奥尔文化的各方面优点。他们认为自身对于殖民当局是有用处的（尤其是他们具有与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这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源于英国人，这种思想也许来自于他们（或其子孙）在麻六甲英华书院所受的教育。反之，峇峇们与华人社会的关系则依托于其所传承的华人传统仪式和信仰，他们长期保持著中国沿海地区的地方神崇拜，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麻六甲青云亭的建设。

尽管麻六甲的峇峇们已经部分地马来化了，其用语中包含了一些特殊的克里奥尔土话词汇，但是他们的马来化范围并不包括信仰伊斯兰教。他们认同中的仪式层面，仍然完全保持著福建传统，这也就成为他们与成千上万来到新加坡的福建新移民之间的天然纽带。一些峇峇移民家族虽然处于文化上边际地位（marginal
position），但毕竟同时具备能够与不同文化相沟通的特殊能力，因而得以成为新加坡福建帮的首领，并进而成为整个华人社会的首领。直到20世纪初期，他们一直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边缘性特点，成功地以一种文化去扳动另一种文化，从而确立自己在双方文化脉络中都能拥有的特殊地位。

福建帮是新加坡这一新殖民地中最大、且最富有的方言群，因而他们也就处于领导与庇护其他群体的地位。例证之一就是1838年新加坡天福宫的建造，当时，正是麻六甲峇峇和那些与新加坡有生意来往的富裕福建船主的共同捐款，才使天福宫如愿建成。这座庙宇迄今仍坐落在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treet），供奉著中国沿海地区人们最熟悉的神灵——「天后」，亦即「天上圣母」，或者，用当地人更通行的尊称「妈祖」。

妈祖是中国航海人家普遍供奉的保护神，而对于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移民而言，妈祖不仅是他们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海上航行的保护神，而且是华人在南洋各地生存发展的保护神。可以说，妈祖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移民通道的保护神。天福宫建立的初衷是面对所有不同方言群的华人，然而在1860年时，福建人在天福宫内建立了同乡会馆，于是天福宫就成为以福建人为主的庙宇。但是，天福宫的泛华人色彩仍然反映在它于1850年树立的纪念碑铭中，从该碑铭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天福宫当年不仅是同胞们共同祭拜神灵的地方，而且早期建造者们还希望天福宫能够超出狭隘的特定群体，涵盖所有华人移民。

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

新加坡天福宫崇祀圣母神像，我唐人所共建也。自嘉庆廿三年，英吏斯临，新辟是地，相其山川，度其形势，谓可为商贾聚集之区。剪荆除棘，开通道途，疏达港汊，于是舟樯云集，梯航毕臻，贸迁化居，日新月盛，数年之间，遂成一大都会。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

我唐人食德思报，公议于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剙天福宫，背戌面辰，为崇祀圣母庙宇。遂佥举总理董事劝捐，随缘乐助，集腋成裘，共襄盛事，卜日兴筑，鸠工庀材，于道光廿年造成。

宫殿巍峨，蔚为壮观，即以中殿祀圣母神像，特表尊崇，于殿之东堂祀关圣帝君，于殿之西堂祀保生大帝，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规模巨集敞，栋宇聿新，神人以和，众庶悦豫，颜其宫曰天福者，盖谓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

共庆落成，爰勒贞石，读其创始之由，并将捐题姓氏列于碑阴，以垂永久，俾后之好义者得所考稽，以庆其祀于无穷焉。是为记。

（捐款人姓名。略）

道光参拾年岁次庚戌荔月吉日 大董事总理等同立石

亲缘

因为殖民时代的移民活动中，极少有整个家族一起向外移民的状况，因此，海外的宗亲社团大多是基于同姓的亲缘组织。当然，许多同姓群体的确可以追溯到共同祖先，但是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存在确切的父系血缘关系。他们正是以「同姓」为纽带，才能将更多实无父系血缘关系的人联合在一起。有时来自某一特定县、乡的同姓宗亲人数太少，不足以成立一个社团（例如19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广东人），那么他们只能够吸引来自不同地区但属于同一方言群的同姓成员共同组成一个社团。在大移民时代之前建立的姓氏团体可以他们所建立的宗祠为标志。巴达维亚有一座陈氏宗祠，建于1757年，由福建籍土生华人群体中的菁英「官员」担任该宗亲团体的领导人。在槟榔屿，102位邱姓族人于1835年共同成立了姓氏团体「邱公司」，此团体同样也是由商界菁英组成的董事会管理。

一般而言，此类同宗社团具有双重特性，分别反映出菁英群体与普通民众的不同需求。就菁英阶层而言，他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模式，能够使他们在不依靠殖民体制及其「官」阶的情况下，将自身的财富转化为自身社会地位。如同地缘性社团一样，宗亲社团组织赋予移民菁英纯粹华人系列的地位标志。然而，对于普通华人民众而言，宗亲社团的主要作用或在于为不幸亡故异乡又无法将遗骸送回中国的宗亲办一个中规中矩的葬礼。宗亲社团或可视为一种虚拟或人为的亲缘组织，因为其成员并非具有真正的共同祖先，他们所谓的共同「祖先」（notional
ncestor）可能只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某一位同姓氏的名人。

在中国的福建和广东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势单力薄的小宗族为了能够对抗大姓强宗，会采取「多姓联合」（multisurname
ssociations）的做法，在某一虚拟姓氏之下实现多姓联宗。因此，将这一模式移植到海外，同是基于弱小宗族脆弱性而采取的对策。当然，无论其宗亲关系是真实抑或虚拟，其目的都是以宗亲联谊的模式来应对移民海外的生存环境。即使在中国，对血缘亲情的创造性应用（多发生于在国内迁徙的流动群体），也可以将人们结合于仅仅是和古代父系血统群体有关的组织，以建构溯源至某位想像的共同祖先的谱系来确定「亲缘」关系。

海外的姓氏社团可以透过不同规模的地域架构组建：可以追溯到乡村、县城、行政区、或某地域群、或某方言群。同胞情感与血缘关系往往相互强化，其方式需适应当地社群结构、领导权、以及与金融资源相关的现实状况。富有的「宗亲」为自己所归属的宗亲社团提供经济支持，而宗亲社团给予的回报则是让他们祖先的牌位能够在「宗祠」中居于显赫位置。因此，正如同乡社团一样，加入宗亲社团也可能因此获得某种具有神圣性的地位。

神缘

正如其他纽带一样，神缘对社群来说同样是跨越阶级差异的管道，虽然它也导致商界菁英地位的强化。如前所述，在宗亲社团的祠堂内摆放祖先牌位是需要付费的，而那些具有荣誉性的牌位位置往往价位高昂，这一仪式性参与（ritual
participation）层面仅对富裕阶层才有意义。对于那些贫困的「宗亲」而言，则是为了能够有个体面的葬礼而向宗亲社团支付一点费用。商界菁英领袖人物们需要为获得具有象征意义的头衔进行捐赠投资——如前述的麻六甲青云亭「亭主」或「炉主」等——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华人社会的结构中，丧葬礼仪至少有墓地为依托乃是关键的一环，亲缘社团的重要服务事项之一就是为死者提供坟山墓地，因此，谁掌控此类有限的资源就代表其占据了强而有力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况，由于某一方言群领袖掌控了坟山墓地的权力，其因而得以维持高于其他群体的社会地位（例如，在巴达维亚，从前享有特权的福建甲必丹正是由于继续握有管理墓地的权力，因而得以继续其特权）。丧葬礼仪也具有加强弱小方言群互助互保的功能。那些弱小的方言群透过共同建立、管理坟山墓地的机构，得以相互联合并维护共同利益。

我们可以在新加坡看到此类弱小方言群的联合方式，这也是为了与占据优势地位的闽南方言群进行竞争。塑造新的族群认同象征，正是移民为了适应新环境而用以维护实际利益的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华人丧葬文化中的一些基础元素竟然也能被用于维护其现实利益，甚至进行实用性的重新建构。

兄弟会

当19世纪移民在新加坡在这个重要的出洋劳工中转港口上岸时，他所见到的第一个人可能是当地某兄弟会的代理人。此人与新抵达者祖籍地相同、持同一方言，此人将支付客头这位新来者的旅费，同时还要向客头支付佣金（客头可能也是某兄弟会的成员，被安排与新招募的移民同船出洋）。随后，那位新来者会被安排和其他抵达的新移民们一起送往某处住宿，等候被转送到某个种植园或矿山公司去当劳工。兄弟会组织控制和安置这些移民劳工，并从中获取重要的经济收益。此外，如前所述，兄弟会还为包税商们的专营权等提供武力护卫。兄弟会，中文又叫「公司」，或「会」，而在西方记载中则通常称其为「秘密会社」，源自台湾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并在18世纪后期传到东南亚。

兄弟会组织可能是从传统乡村民间的互助性组织发展而来，后来因应人口增长与劳动力外流的需要而一步步拓展。所谓「三点会」或「天地会」，就是世界各地人们对此类团体比较熟悉的几个古代名称。中国兄弟会的成员都是非常年轻、处于社会边缘、离家背景的男性，特别需要相互支援和保护，故而透歃血盟誓结为同伴。与那种联系几个世代在一起的宗亲不同，兄弟会所仿效的是同辈之间的手足情谊，其内部的层级关系是由年长的大哥统领年轻的小弟。就其象征性意义而言，虽然权威在其中仍保持某种特殊地位，但其终究是比宗亲更平等的模式。

在海外华人社会，当多数中国海外移民都是突然间远离家乡、亲人的单身男性，缺乏社会支援和亲情关怀，此时兄弟会就成为亲缘群体的替代品。19世纪初期，兄弟会组织已经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势力，他们掌控了劳工的招募、分派与控制等方面的权力。同时，华人大商家则藏身幕后，他们本人或是兄弟会的高层首领、或成为其庇护人，兄弟会的打手则自普通民众中招募。移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包括，自一开始强迫潜在移民者签约，至于将那些新移民则送到欲购买契约劳工的雇主手中。虽然殖民当局宣称兄弟会破坏法律、危害公众安全，但事实上殖民政府却利用兄弟会组织来加强对人数迅速增长的华人劳工阶级之控制。
对于贫穷的移民而言，兄弟会为他们提供了防范其他方言群或行业群伤害的方法；而对商人富豪而言，兄弟会则是他们强化阶级权势的壁垒。在东南亚华人的诸多社会团体当中，兄弟会组织主要称为「公司」。「公司」名义上是联合股份企业的管理委员会，但在广义上指的是整个企业。此处「公司」的内涵包括互助、财产共享，这与「兄弟会」的理念是相互吻合的。兄弟会中所有成员不按辈分排行，相互称兄道弟，理论上所有人完全平等，然而因为中国人的长幼关系有诸多讲究，所以其内部权力实际上可能很不平等。

由于兄弟会组织参与了边远地区移民劳工的安置与管理，这因此使得相关历史图景显得更为复杂化。一方面，兄弟会组织具有暴力的一面：兄弟会显然参与了中国南方地区以强迫、欺瞒方式征募劳工的活动中，参与购买和出售移民迁移债权的行动中（实际上无异于买卖劳工），而且，当移民被关押在肮脏的「猪仔馆」内等候被转送到雇主手中时，也是由兄弟会组织参与看管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如同先前提及在婆罗洲的情形，兄弟会也为那些在蛮荒山林地带开矿的劳工们提供武装护卫。同时，当某一方言群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地盘而对抗另一群体时，兄弟会则成为凝聚内部力量的有效组织形式；而且如果其成员被殖民地警察逮捕，兄弟会也可以提供帮助。无论在新殖民地遇到风险或获得利益，兄弟会组织都力图实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精神。

总之，在缺乏法律保障的蛮荒之地，兄弟会组织能够帮助移民们的生存。当19世纪大移民时代开始，成千上万劳动民众涌向东南亚和北美新大陆之际，大量以「公司」形式出现的兄弟会组织，就成为贫穷无助的新移民在充满危机的新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依靠。

兄弟会成员相互连结的最紧密纽带是血缘亲情，此纽带往往还与同一方言的会员身分相联。马来亚锡矿地区客家人与广东人曾爆发的血腥争斗，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众所周知，在中国本地，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之前、进行过程中、以及事件结束之后，客家人和广东人之间曾经发生过许多冲突，两大方言群之间的世仇怨恨也被移民们带到了新的移居地。这些兄弟会组织的某些成员最初逃离中国到海外，首要原因可能就是为了躲避族群间的血腥争斗，可是讽刺的是，这一切却在他们移居海外后又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