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香港特区概况

字派偶拾

香港特区概况

历史发展：
远在六千多年前，香港地区已有先民活动。当时他们的活动地区，大多是位于沿海岸的沙丘、小山岗或内陆的小溪边。如香港西南面的海滩，例如南丫岛的深湾和大湾、大屿山的万角咀和石壁、香港岛的舂坎角，以及屯门的龙鼓滩。西元前二二○○年左右，他们已开始以渔猎为业，懂得使用石器砍树、造船。从已发掘的古物，可知时人已懂得制造陶器，有精细的石刻，并开始制造青铜器。除了补鱼外，也从事种植稻米和饲养家畜。
近年来，考古学者在港、九及新界各海岸地域进行不同规模的考古发掘，获得石环、印纹陶器、彩陶器物及青铜器颇多，可证香港境内的史前文化遗址，分属新石器中晚期及青铜器时期。惟至今仍未有房舍遗址发现。
在东龙岛、蒲台岛、港岛石澳大浪湾及黄竹坑、大屿山石壁、长州、西贡滘西洲及龙虾湾八处，均发现先民时代的古石刻。这些石刻，疑为先民的图腾图形，用以镇海，或为先民祈求子孙昌盛之所。而在大屿山汾流及坏澳、南丫岛洪圣爷湾、西贡海下等处面海的山麓上，有石圆环多处，可能是先民祭天的地方。
秦始皇派军平南越，于西元前二一四年置南海郡，香港属南海郡番禺县。西元前一一一年，汉武帝平南越，以其地置南海等九郡，香港改属南海郡博罗县管辖。
这个时期内的香港情况无资料可考，亦无该时代的文物可供研究。
直至一九五五年，在九龙李郑屋村地区，发现了一座古墓，经考证为东汉期间的古物，墓内明器包括铜镜、铜碗、陶碗及农村屋宇模型等。该墓的顶部呈拱形，为当时建筑的特色。古墓是现在境内独一的遗迹。
西元二二○～五八九年，东晋时，香港改隶东莞郡宝安县。这个时期的香港已较发达。东晋末年，有孙恩、卢循为乱长江下游及福建等地。晋将刘裕率兵讨伐，将其打败，余部逃入广东南部海中，称卢余，其地称卢亭，可能就是今大屿山一带。
南北朝时期的名僧多驻锡或路经香港，然后才转往交广地方。相传印度高僧杯渡禅师曾居于屯门青山。现时屯门青山禅院外有「杯渡禅师」石像
。
在西元五八一～六八一年，隋废东莞郡，香港改隶广州府宝安县。
及至唐时（西元六一八～九○七年），香港始以屯门一名见著于史籍。《新唐书．地理志》广州通海夷道条首见屯门的名称。它的地理位置紧扼广东珠江口外交通要冲，故该处自刘宋时已为一重要海门。当时欲由外地循海路往中国贸易者，必先集屯门，然后北上贸易。
屯门，亦称团门，又称段门。屯门是来华贸易船舶停靠的地方，玄宗开元年间曾派军队二千多人驻守屯门，以御海寇，故屯门有「屯兵之门」的意思，由安南都护府管辖。
天宝年间，浙江海盗吴令光为患，南海太守刘巨麟派遣屯门驻军北上平乱。
肃宗时，香港改属广州郡东莞县，是中国南方水路交通要道。
五代：西元九○七～九六○年，当时称为「大步海」的吐露港是采珠的地方，南汉政权曾于沿海一带（今日的大埔）设置「媚川都」，募人采珠，并驻军保护和监管采珠业。
又于屯门设军寨，驻扎重兵，向番舶课抽税。
北宋，西元九六○～一一二七年，邓氏族人在北宋时迁到新界地区。
南宋，西元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年，南宋对外贸易发达，佛堂门成为当时的交通要道，设有税站对来往船货抽税，九龙湾从前是一块盐田，故特设「官富场」，并派官专责主理煮盐事务
。
蒙古人南侵时，宋帝及帝昺逃难至此，在这儿建立行宫，并相传曾在九龙湾的小山岗「宋王台」逗留。
大批人口自中原移居香港，并在新界建立村落，其中有文氏族人，就在新田、大埔泰坑一带建立村落。
邓氏族人在十三世纪时在厦村的邓氏分支迁到元朗居住。
庆元间，大屿山岛民作乱，朝廷遣兵平乱，进行屠杀，地方荒废。
名臣李昴英被赐大屿山地为其封邑。
相关古迹：宋王台公园，元朗邓氏宗祠。
元代，西元一二七一～一四○四年，元末，廖氏族人自福建迁至上水居住，侯氏族人自广东迁居至上水河上乡，而彭氏族人则由江西迁居至粉岭。
相关古迹：上水廖万石堂。
殖民前的香港，一直以来，历史书籍记载香港的历史，多由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说起。然而，香港早在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最有力的考古发现是：最近在香港最大的外岛－－大屿山上，发现了一座五千年历史的（古窑）。至于史前新石器时代的石刻散见在香港各地，虽然前人刻凿的意义和创作者身分已不可考，但可以深信的是，这避风港和淡水湾曾经吸引不少在太平洋沿岸航行的古人在此停留。
约二千年前，在汉朝时，中国把香港纳入版图。坐落于九龙李郑屋的汉墓就建于此时。十四世纪，许多广东人纷纷来香港定居，还有从中国中部南迁至香港的（客家人）。许多现代香港人至今依旧向当日地主的后代支付（佃租），这些族群习称为（新界五大族）。
根据一些最早的史册纪录，香港认定要成为一个经济重镇。官方史实中记载，军队最早驻守在屯门和大埔，目的是为了确保吐露港蜒另外，来自广东东部的鹤佬渔民也到香港定居。十七世纪，满清入主中国，为了剿平反对者及海盗，清廷严禁老百姓在沿海定居。最后，禁令废除，新的移民又陆续到香港定居，即（客族）或（客家人）。
原本务农的客家人以后就开始种稻米、栽茶树，亦出产莞香及凤梨。家采收珍珠的利益；现在，屯门和大埔已摇身一变成为新界的两个主要市镇。
香港早期的生活方式，可在一些小渔村和小田庄里找到历史证据。这些早期村落，许多至今仍有访御墙、护城河及守卫室保护著。
鸦片战争与战后余波：英国人的到来，使得香港卷入世界性事端。十九世纪，英商来华进行鸦片贸易，赚取大笔财富，换取中国的白银、丝绸、茶叶和香料。清廷担心老百姓受到鸦片烟毒影响，决定禁止鸦片的进口。英商方面，欲渴望在港口加强地位，不受满清朝廷控制，因此导致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八四二年
）的爆发。英国维多得亚女皇的船坚炮利，而香港岛就在一八四二年所签订的南京条约中，永久割让给英国。亨利.砵典乍爵士是香港首任英国总督，在中环就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砵典乍街（Pottinger
Street）。

香港得名的由来：
因海盗香姑盘据香港岛得名：
据古老传说，清朝嘉庆年间，有海盗林某与其妻香姑横行于伶仃洋一带，后为清海军将领李长庚击败，林某逃死并死于台湾，香姑则率余众占据港岛，后人因而称之为「香港岛」。
但据史籍记载，清代并没有名叫香姑的海盗，本港各区亦未有发现任何相关的史迹，加上中国人向来痛恨盗贼，理应不会以盗名为一岛之总名，故此说实不足信。
因岛上红香炉山得名：
据古老传说，今日铜锣湾天后庙前的红香炉，是从远地漂来而停在庙前沙滩上。时人遂将它放置在庙前，并称庙后山峰为红香炉山，庙前之海湾为红香炉港。其后渐演变为全岛的全名，称为香港岛。
但据《新安县志》中的地图所载，岛上既有红香炉山，亦有香港村，二者既同时存在，地点亦有别，故「香港」之名实非由红香炉山演变而来。
因骜洋甘瀑下江水而得名：
据传说，今日薄扶林华富的瀑布公园所在地，原有一条由瀑布注成的山溪，称为泷水，相传此处就是《新安县志》中所载「新安八景」之一的「骜洋甘瀑」。此处的溪水味淡而甘，行船者多爱汲此处的水作食用，因而称此水为「香江」，将此瀑布入海的海港称为「香港」，后来演化为全岛的总称。
但今日新界各山溪皆没有以「江」为名的，香江亦是香港近百年来繁荣后的新兴名词。且独骜洋即今日的独牛州，位于塔门州南面，有学者指出该处才是「骜洋甘瀑」的所在地。故「香港」的得名与「香江」，「骜洋甘瀑」应无直接的关系。
因本港盛产莞香而得名：
本港自明代起已是盛产莞香的地方。当时，每年由东莞南部，新安与本港所产制的香品，常在尖沙头（今日的尖沙咀）用小艇运至石排湾，再改用艚船转运往广州。因此时人将运送香品的石排湾东北岸（今日的香港仔海湾）称为「香港」，意即运香贩香的港口，英人称为“Fragrant
Harbour”，即芬芳的港口。位于港湾畔的村落，遂名香港村。
康熙初年时曾因海盗猖獗而行迁界令将村民尽徙内地，康熙八年复界后，居民迁回重建香港村，建围墙以自保，因此又名香港围，今称黄竹坑旧围。
因「阿群带路」而得名：
据说英军初抵香港岛时，在赤柱一带登陆，由一名为陈群的蜑民引路，经香港村，薄扶林等地，到港岛北部一带。经香港村时，英军询问该处地名，陈群以蜑音回答「香港」，英人即以蜑音“HONGKONG”为记，因而成为全岛的总称。

内地人士移居香港历史：
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一九四九至五十年代初，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战争时从香港逃到内地避难的人纷纷返港；另外大量内地人士在四十年代尾因中国爆发内战亦涌到香港，以至人口大幅上升。
在六十年代初，内地政局不稳，人民生活艰难，不少人士因而来到香港。当时正值香港的制造业发展迅速，因而为香港劳动市场提供了不少生力军。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由于香港经济起飞，两地的生活水准距离渐大，遂吸引了不少内地居民来港。直至八○年八月，非法入境人士的数字达每日四百五十人，政府因而取消抵垒政策及重新发出身分证，并要求十五岁以上人士携带身分证，人口增长才得以受到控制，内地人士移居香港亦从始受到名额的限制。

鸦片战争：
清朝对外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禁且外国人与中国人接触，只设广州作为唯一对外通商的港口，而因为中国闭关自守的政策，令当时英国无法使商品在中国畅销，造成对华贸易的最期亏损，所以英国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以赚取暴利，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使当地人民吸食鸦片，严重地危害国计民生。
西元一八三八年底，道光皇帝派遣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下令销毁英国游口的大批鸦片，结果英国不满，英国政府便和国会决定用抢砲打开中国的大门，并在一八四○年引发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
一八四○年，引起中英鸦片战争，次年一月，一支英军在港岛西北部登陆，自行宣布占领香港，到了一八四二年八月，英军进逼南京城
，清廷派遣议和代表，与英国代表砵甸乍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的》，并规定清廷须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
北京条约：
一八五六年，英国与法国联合侵略中国，造成英法联军之役。到了一八六○年十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清廷议和的代表和英国签订《北京条约》根据该约
，中国被迫将今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部分（包括昂船州在内）割让给英国。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一八九八年六月，两国代表于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条约规定英国可租借新界，为期九十九年，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

日军统治三年零八个月：
十八天战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时三十分，十二架日本轰炸机空袭启德机场，并令到英军损失了香港唯一的六架古老战机
，使到守军失去制空权。同时，日本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的三个联队，二二八、二二九、二三○联队渡过深圳河进入新界，开始了对香港的攻击。
战事一开始，日军便立刻横渡深圳河，三个步兵联队便向左、中、右三方进攻。由于新界没太大战略价值，所以守军便按他们的计划，退守至“醉酒湾防线”，并在撤退时把道路和桥梁破坏，以增加日军南下的困难。至当日黄昏，日军己进占大埔一带。
次日，日军开进大帽山东、西一带。守军在新界的兵力薄弱，仅有三营步兵驻防，分别驻守在“醉酒湾防线”的西段、中段和东段。日军第二二八联队侦察得知城门碉堡的兵力薄弱，即于当夜发动突袭，并于十日凌晨一时占该阵地。至十一日上午，日军已占领金山一带，东面亦进至大老山。英军司令莫德庇少将将保持实力，决定把留驻新界及九龙的部队撤回港岛。同时，他又下令破坏昂船洲砲台和九龙市区的战略设施，如油库、船坞及发电厂，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十二日，莫德庇少将重新部署港岛防务，将原来的守军混编成东、西两旅，并沿岸平均部署兵力。从十二日起，双方开始发生隔岸炮战。港岛北岸在日军猛烈炮击下，破坏极大。除军事设施外，港岛市民也蒙受不少伤亡。日军在加紧准备登陆之余，亦曾在十三日及十七日两次派人到港岛招降，但终被港督杨慕琦所拒。
十八日晚上，日军三个联队在炮火之掩护下在北角至筲箕湾一带登陆。日军击溃驻守该区的印度军拉吉营后，迅速向高地进发。十九日黎明前，日军已占领柏架山、毕拿山等处。守军东旅旅长华理士准将虽下令反攻以图夺回筲箕湾，但都未能成功。十九日早上，西旅位于黄泥涌的指挥部被日军袭击，其中加拿大军及西旅的指挥官罗逊准将亦在此战斗中阵亡。
二十日，华理士得知二二九联队进入了浅水湾一带，即令皇家来福枪营反击，并想打通与西旅的联系，又命印度军遮普营一连从香港仔东进，以打通南部大道，然而均未能成功。另外，北面日军的二二八联队占据了聂高信山的高处。但此时守军在湾仔峡有好的防御工事，故日军不能一举攻占港岛北部。
二十日，日军炮队渡海参战，原留守九龙的2个步兵大队也渡海增援，加上天气好转，日机亦频频出动助战。日军不断向南推进，还切断了守军东、西二旅的联系。
东、西二旅的联系被切断后，守军曾作出多次反攻，但都不成功。到了二十五日早上，日军再次向港督招降，但又给杨慕琦拒绝了。下午，莫德庇向杨慕琦报告战情，说明守军弹药不足，而且水源已断，实在无力抵抗。最后，杨慕琦接受了莫德庇意见，于圣诞日下午七时于半岛酒店三楼，日军战斗司令室签处无条件投降，结柬了十八日的战事。
军票制度：
一九四二年中，日军政府对香港实行新货币政策。他们废除了港元，以军用手票（简称军票）代替港元成为香港的法定货币，以四元港元换一元军票，并把换得之港元运回日本。到了战后，香港市面上还有很多军票。一些手特军票的市民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但多年来都不成功。结果，一张张的军票成了废纸，令到香港损失了百多万港元。
强迫回乡：
日治初期，日军政府采取缩少人口政策，强迫市民遣反回乡，不论老幼，一律遣反，以缩少香港人口。结果，香港由战前时人口超过一百万，跌到人口只得不足五十万。
开设慰安所：
日军在湾仔一带，曾开设慰安所十多间。他们还在港九各地捉拿妇女充当慰安妇。所谓的慰安妇，其实是用来当作日军的泄欲工具，满足他们的性欲。所以，当时很多妇女都搽“镬捞”在面上，扮作乞儿，以避过日军的魔掌。
六两四米：
一九四三年中，香港粮食出现短决，日军政府为满足市民需要，便实行配给制度，每人每日可得六两四米。但后来由于粮食严重不足，每人每日只可分得四两六米。市民为有吃草根、花生夫来充饥。市民长期生活在饥荒中，还令到人吃人事件出现。
日本军政府的建立：
日本人在香港成立军政厅和总督部，并进行分区行政管辖，利用华人来管理，实行以华制华，以加强殖民统治。
遗返华人政策：
日军推行遗返华人政策，遗返没工作或居所的香港居民返回中国，以减少香港人口，香港人口由一九四一年的一百六十一万减少至一九四五年的六十万人
。
粮食供应短缺：
日本人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便实行粮食配给制。
主要食粮包括米、油、面粉，盐、糖等都需配给。
人每日只能购买六两四及少量的盐、糖等食粮，所以大部份的香港居民都没有足够的粮食，很多人被迫采摘树叶、树根或番薯藤充饥。

蒋介石为何放弃收复香港
每年的七月一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曾有机会收复香港，让“东方之珠”提前五十二年回归祖国，然而蒋介石为获得美英的支持，发动内战，屈从于美英压力，在最后关头放弃了收复香港的主权。
一九四二年，蒋介石要求英国归还香港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英军节节败退，英国政府不得不请求中国派兵支援英国军队。蒋介石于是打算趁此良机收复香港。一九四二年，蒋介石向英国提出了收回香港的要求，为实现这一愿望，他在访问印度期间会见了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表示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以促使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瓦解。蒋介石这一姿态在国内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同情。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参加开罗会议的领导人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和宋美龄。在会上，丘吉尔拒绝向中国归还香港。
英国出于需要中国出兵保卫其殖民地缅甸和印度的目的，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签订新约的谈判。谈判之初，蒋介石坚持收回香港，然而，英国人从内心里并不想交还香港，谈判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让蒋介石能够坚持抗日，以减少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随著战争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也日趋强硬。在一九四三年的开罗会议上，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了交锋，但丘吉尔直接回绝了蒋介石，蛮横地宣称：“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在英国人的威逼利诱下，蒋介石的立场逐步软化，最终放弃了将收复香港这一内容写入新条约，仅仅要求英国在口头上承诺在战后同中国商讨九龙问题。
中国军队准备从日军手中接收香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香港问题重新摆到了桌面上。此时的形势对中国收复香港极为有利，因为按照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中国军队投降。香港就位于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第二方面军所辖战区的一部分，因此许多人建议蒋介石趁机派兵进驻香港，然后再与英国交涉。蒋介石于是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新一军和十三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准备接收香港。然而英国政府却拒绝接受麦克阿瑟的受降令。八月十八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其实，恢复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是英国的既定政策。为了重占香港，一九四四年初，英国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名叫香港计划小组的机构，负责策划恢复殖民机构的事宜，并确定了战后武力占领香港的方针，准备在战争后期出动军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为配合军事行动，英国还向香港派遣了大批间谍。日本投降前夕，英国派人秘密联络被日军囚禁的港英政府官员，要求他们与日军交涉，为英军重占香港做准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英国命令海军少将夏壳率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香港。为配合海军的行动，英国派出了大约一个师的陆军兵力前往香港。
在派出军队的同时，英国也对美国展开了外交攻势。英国人很清楚，在香港归属问题上，美国的天平倾向于谁，香港就将归谁所有。在中国这边，蒋介石虽然已经集结了部队，做好了进入香港的准备，但他却迟迟没有下达进军香港的命令。蒋介石知道，将来发动内战，不能少了英美两国的援助，若此时出兵香港，必然会失去英国的支持。于是，蒋介石连续两次声明中国无意以武力收复香港，希望这件事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他还向美国派出了使节，去寻求美国的支持，幻想通过美国的干涉来实现香港的回归。
杜鲁门转向支持英国，蒋介石措手不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鼓励中国对日作战，减轻美军的压力，美国曾表示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同时，美国也想趁机瓦解英、法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并取而代之。因此，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敦促英国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但遭到丘吉尔的拒绝。
一九四五年五月纳粹德国灭亡后，美国同苏联为了控制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急需英国的支持。因此，美国改变了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杜鲁门转而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为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军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划出来。”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正乞求美国人帮他打内战的蒋介石只好从命。但蒋介石还想给自己挽回点面子，他在致杜鲁门电报中要求：“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人连这一点面子也不给。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表示：“美国不反对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看到电文后大为恼火，但他不敢得罪美国人，最后不得不表示：“愿意授权给一个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香港参加受降仪式。”
前港督复职，英国再度霸占香港。
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的一再妥协，使得英国人得寸进尺。英国政府强硬地提出，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英国人步步紧逼的嚣张气焰，使得蒋介石感到脸上无光，这样屈辱的事，令他在手下将领面前无法交待。为了找回面子，愤怒的蒋介石告知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夏壳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并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的行动。
英国方面对蒋介石的态度转变有些始料不及，考虑到国民党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屯兵两个军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夏壳率领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香港同胞眼睁睁地看著英军接过了香港的管辖权。九月一日，驻港英军成立了军政府。蒋介石派遣的军事代表团也在这一天抵港，并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被日军囚禁的前港督杨慕琦返港重任总督，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统治。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面前的软弱致使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五十二年。

香港简史
远在六千多年前，香港已有居民在沿海地区活动，属越族。他们以捕鱼、耕种、狩猎维生，懂得使用石器砍树、造船，也懂得用泥及砂土烧制陶器。沿岸的石刻相信是先民的图腾图形，用以镇海，或为先民祈求子孙昌盛之所。
中原地区的人从香港获取海龟、贝壳、珍珠等物资，中原文化与越文化互相交流以致融合。考古学者在香港发掘出商代玉制礼器及周代青铜礼器，反映中原地区的礼制及文化传到香港。
秦朝时香港隶属番禺县，汉朝时隶属博罗县。朝廷派官员到香港管理制盐、采珠、贸易等活动。
一九五五年发现的李郑屋古墓建于东汉中期，是香港重要的古迹。
唐朝时香港隶属安南都护府，宋朝时隶属东莞县，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两朝政府都派兵驻守屯门湾，管理对外交通，保护往来商船。
宋时战乱，内地人口大量南迁到香港，其中以邓、侯、彭、廖、文氏五大族的人数最多，他们在元朗、锦田、粉岭、上水、新田一带建围村、墟市、书院、祠堂。香港经济文化逐步发展。
明朝时香港隶属新安县，盛产香木及青花瓷器，远销内地及东南亚。
清朝时香港仍隶属新安县，当时沿岸海盗猖獗，海盗张保仔更留下了很多传说。
十九世纪初，香港岛约有五千六百名居民，主要以捕鱼、耕种、打石维生。
英国人视香港为开拓远东航道的基地，欲发展对华贸易。
香港原是个小渔村，缺乏天然资源，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水深港阔，香港又位于远东贸易通道的要冲，英国人欲据为己有。
英国对华贸易机构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自一八○○年起，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引致中国白银迅速外流；一八三八～三九年间，鸦片占当时英国输入中国货物二分之一以上。
白银源源外流，使清朝财政陷入困境，许多官吏吸食鸦片，更为清廷政权带来严重威胁。清廷于一八三九年指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厉行禁烟，英商不得已缴出鸦片二万多箱，全数于虎门海滩销毁。
一八四○年六月，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
一八四二年八月，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英国取得金钱赔偿及通商特权，香港岛亦正式被英国占领。《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商埠初建阶段；许多英商已不只将香港看成是转运站，也建立了长久性的公司，做长期发展的规划
。
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之役爆发。
一八五九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
一八六○年，中国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英国正式占领九龙
（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
中国日益衰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八九四～
九五）失利。法、俄、德、日等国在中国的侵略，使英国有了再进一步扩张香港殖民地的机会。
英国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强迫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地区及大屿山等二百三十多个岛屿，为期99年，由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英国把这片新占的土地称为「新界」。
一九一二年，文化建设阶段：香港的行政、立法和所属的体系、机制已建立了起来，成为港府统治香港的运作和机制。
一九四一年，香港陷入受日军统治三年零八个月，而成为一个最黑暗的统治。
一九四五年九月，英国重新管治香港。
一九四六年，工商发展阶段，离开香港的人纷纷返回香港，国共内战爆发，使香港成为最大的受益地区，不少人也从中国内地涌入香港，使香港人口急剧增加。由于南来的资金、上海的纺织技术人才、设备的引进，香港成衣市场在五十年代便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年韩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出兵支援南韩，中国则派志愿军援助北韩，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沉重打击。
香港的经济发展停顿，于是开始发展工业。香港早期工业以纺棉、制衣、搪瓷、玩具、塑胶业为主，到了六十年代，更扩展至钟表、电子制品业等。进入七十年代，香港成为亚洲轻工业制造中心之一。
一九五三年，九龙石硖尾木屋区发生大火，超过五万名居民丧失家园，政府必须立刻安置灾民，于是开始了本港的公共房屋计划。
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一连串社会骚乱，幸好事件很快平息。政府察觉到他们的管治方式必须配合时代发展，于是开始成立地区咨询组织以收集市民意见，同时政府改善基础建设，增加房屋、教育、社会福利和医疗的开支，使香港成为一个现代化都市。
一九七八年，港府放宽颁发银行牌照限制。
一九八二年，撤销外贷存款利息税后，香港做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正式进入起飞阶段。
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过渡阶段，香港在历经了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后，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以及亚太地区主要的商业中心。
七十年代，香港前途问题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一九八二年，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华。
一九八三年，中英两国进行正式会谈，解决香港前途问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戴卓尔夫人与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同意中国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重新行使主权。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草委会）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咨委会）分别成立。
过渡初期，中英关系良好，但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中英关系出现变化。在民主步伐的发展上，双方抱著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一九九一年立法局首次出现由直选产生的议员。一九九二年，港督彭定康发表施政报告，加速香港的民主步伐，导致中英发生争拗，港府按照政改方案，于区议会、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中废取委任制，并于一九九五年的立法局选举中增加直选议席，中方表明立法局议员不能过渡九七。
中方决定另起炉灶，成立预委会。一九九六年，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推选委员会亦同时成立，准备推选行政长官及临时立法会议员。同年十二月，推选委员会选出董建华为首任行政长官，并由国务院通过有关任命，推选委员会亦选出六十名临时立法会议员。
一九九七年
，香港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