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香港碑铭汇编序言

永春陈氏

香港碑铭汇编序言

序言

新界政务署长许舒博士

我很荣幸得到科大卫代表三位编者邀请我为香港历史博物馆新刊之《香港碑铭汇编》作序。此书为目前辑录本港记载于石、铁或木上之历史文献最详尽者。

在中国史学史及中国文化上，碑铭之搜集和研究都有很悠久的历史。二千多年来，一直都有人收藏“金石”；而“金石”的记录更常常占省、府、县等行政区域之文献重要的部份。故此，本书之编纂实承继着一个很长远的学术传统。不过，倘若从篇幅多少的角度来把本书之三册与普通方志比较，显然方志的收录并不详尽。大部份碑铭都是最基层地区之活动及成就的记录。学者往往以为这个社会层面微不足道，而这个层面的碑铭亦因而未为方志收录。

既然如此，为何现在需要搜录这类文献呢？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现在并非生活于一个静止的文化之中。在这方面我们与方志的编者不同。我们现在的生活与五十年前的旧传统和生活都有了相当距离。既然旧传统再不是我们生活方式之一部份，要捕捉它的平常面貌就需要下一番工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书编者和他们的学生不断努力，将能够在旧建筑或津梁等地还可以见到的碑铭文字尽量抄录下来。这项碑铭调查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因为经过大量的发展和建设，不少重要的碑铭已经不可能在原地见到。一般而言，庙宇重建时亦会失落不少碑记。有一位知名的长洲居民还记得，五十多年前，在他年青的时候，大石口天后庙的外墙上是有整行石碑的，但这些文物久已荡然无存了。所以，除非我们认真地及时作出现存碑铭之调查，否则便机会难再。科博士亦曾证实，即使自此计划开始以来，亦有若干碑铭散迭【佚】不存了。

这些从建筑物——有部份从很偏僻地方之建筑物——所找到的碑铭之价值，在于它们能够提供所属地方基层社会及地区相互关系之历史资料。除非我们应用这类资料，或从其他更容易失去之文献，如家族记录、田土契约、商业帐簿等处得到所需的资料，否则我们便无法有信心地或详细地重建前代社会之历史。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经验引证这一点。二十多年前，我决定写一篇有关长洲的文章（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学报》第三册，1963年刊，页88至106）。如果当时没有引用数件富资料性的石碑，这篇文章肯定写不成功。大部份石碑上找到的资料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即使部份资料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也没有这些石碑的记载那样集中。这些长洲石碑证实了长洲曾驻有中国海关及军队，亦常有战船巡哨。军队中之官员亦有捐助长洲的公共建设；因而他们名列石碑上。从这类资料，我得到了较为深入研究的根据。

无疑，假如我们日后更努力去找寻，一定会发现更多石碑。从建筑发展或旧屋之改建，也一定会有更多散迭【佚】的石碑重现。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显示这些碑铭之重要性和鼓励有兴趣之人士继续本书之工作。找到更多碑铭，我们可以对香港前代的历史知道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