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记福建辖域宋代进士论述

追远堂记

福建辖域宋代进士论述

在中国历史上，福建文化的发展相当晚，直到东汉，福建仍似孤悬海上的化外之地而有“闽在海中”之称。总体上可以说，包括士人在内的北方汉人的入闽，才带动了福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唐代贞元以后，福建学术文化逐步改观，至宋代，福建文化在全国已可以算是走在前列了。这可以从科举考试中窥见一二。从隋炀帝大业二年（
606年）开始，至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结束，历时1298年，全国共举行
670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102000余人（特奏名除外），其中闽人
10800余人，约占九分之一。而宋代福建科举第一，宋代 319年间共举行
118次进士科考试，录取进士
3万多人（包括特奏名），其中福建7607人，将近占四分之一。从福建一省来看，历代录取的进士人数分别是：唐、五代74人；宋7607人；元76人；明2410人；清1337人，总共是
12800余人，仅宋代就占了一半以上，可见宋代福建进士之多。那么，为何本来文化落后的福建，在宋代能够有这么多人考取进士，而且远远排在全国前列？这不仅和宋代科举制度有关，也是由于经过五代的经营后，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

一、宋代科举制度有所变化

宋代的科举制远较唐代精简，是唐向明清过渡的中间阶段，主要是贡举，另外也设有制举、童子举和武举。宋代科举取士主要在贡举上，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三传、学究、明经等科，最贵莫过于进士科。制举是为民间有奇才异行的人和在官者而设，但录取人数极少。童子举为15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的童子而设，童子举考试偶有举行，取人也不多。仁宗朝开始实行武举，以后一度废止，南宋也举行过若干次。贡举考试一般分为州试、省试和殿试三级。州试时，由州之通判主持进士科考试，州之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凡取中的考生被称为“举子”、“贡生”，到京城参加尚书省礼部的考试，称省试。主持省试的官员由皇帝任命，在任官员也可以直接参加省试，称作“锁厅试”，仁宗以前，未被考取的官员要“重置其罪”。和唐代不同的是，自太祖开宝五年（
972年）开始，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成为常制，这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方面。省试和殿试几年举行一次，宋初尚无定制。仁宗末年曾规定隔年举行一次，英宗时又改为三年一次，但在具体实行时并不是很严格。宋代科举制度影响到科举取士，主要表现在：

1.宋代科举扩大取士。北宋一反五代时期的武人专政，采取“右文抑武”网罗士人的政策，因此在科举中扩大取士名额，政权向地主阶级知识份子开放。有宋一代通过科举各科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
361人，大大超过唐代以及元、明、清各代的取士人数。尽管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一再采取“糊名”、“誉录”等措施严格考试，但据统计，宋代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
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 4倍，约为清代的
3.4倍，可以说宋代是历史上取士最多的朝代。

据统计，北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的 166年间，共开科69次，取进士、诸科
34163人，每举平均取士达 495人，每年约为
205人，相当于唐代每年取士人数的二三倍之多。此外，尚有制举和特奏名没有统计在内。不过由于宋代参加制举的人并不多，考取的北宋仅40人（有张方平中制举两次，因此实际上只有39人），南宋只
1人。而特奏名人数则是相当可观的，例如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参加殿试的考生有
840人，而另外就有特奏名多达900 多人。北宋末年，僧道百家也可应试。

2.科举与选官直接挂钩，促使更多人选择科举之路。宋代谋得官职较为容易，甚至国子监的上舍生中的上等生，曾一度不用参加科举就可直接授官，而中等生则可直接参加殿试。唐代进士要得到官职，须有公卿的推荐，还要通过吏部的选试才可。而宋代发生了变化，宋初，在殿试时还淘汰一些人，后来凡是在礼部考试及格者，一律授予官职，殿试只是评定他们的等第，而且考在前等的很快就可以获得高官，升迁也较他人为快。例如仁宗朝，共开科考试13次，每次前
3名共有39，这些人大多数都得到高官厚禄，只有
5人没有取得公卿位置。这也促使了更多的士人纷纷投考科举，以期取得功名和官爵。为了减少因考场不意而对政权产生不满情绪士人的增多，宋政权扩大取士。太祖时最多一次，取进士31人；太宗时，每次
100多人；真宗时，多至 400多人；仁宗以后，每次也录取在
400人左右。如此选仕制度，有利于吸收大批地主阶级和其他阶层的知识份子，扩大政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但随著年代的推远，这种作法也成为了宋代官僚机构臃肿的一个重要原因。

3.录取特奏名人数多。特奏名又称恩科，凡参加省试和殿试多次不中的士人，累积到一定的年龄和举数，可由礼部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等地，并赐出身和官衔。这一制度是为宋代所特有，也是为了笼络下第士人，以防止他们起而造反，投奔异域。获得特奏名的资格，一般是要经过省试进士五举或六举、诸科七举或八举，年龄在50以上，北宋中期以后曾实行“一举三十年推恩之法”，即参加省试以后30年，即可参加特奏名殿试考试。南宋则要求“进士六举曾经御试、八举曾经省试，并年四十以上；进士四举曾经御试、五举曾经省试，并年五十以上”，准予特奏名，形成定制。特奏名的录取人数，没有具体定制，自真宗朝逐渐增多，并开始分等次。据统计和推算，两宋贡举各科共取士约11万人，其中正奏名约
6万人，特奏名约 5万人，特奏名占总登科人数的
45%，人数之多，可见一斑。凡特奏名，不论殿试合格与否，均赐予一定的出身和官衔。这种制度，一大批士人坐候岁月，希冀恩泽，也造成人才的浪费。

二、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

从各地上榜人数看，福建考取进士各科的人数远在全国之首，这是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从而能在科举中表现突出。

1.宋代福建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重心不断南移的结果。中晚唐时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更多的移民涌入福建，于福建的文化发展准备了必要的人口素质。五代时期，福建已成为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宋朝统一后，南北交通更为畅通，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所以，南迁的北方移民不断入闽。南宋由于定都东南的缘故，东南一带，荟萃了更多的文化精英。东南各路文化大省中，唯有福建位于远离战线的后方，宋朝将南外宗正司与西外宗正司置于福建，便反映了这一考虑。

从晚唐至五代，中原经历长期战乱，而闽浙远离战事，受祸较轻，所以宋统一之后，社会经济能够迅速恢复，而且文化也日趋发达，一改过去荒远落后的面貌。进入宋代，福建文化呈现了高度繁荣的景象，不论在科举、书院、出版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各种统计不断说明两宋福建各类人才的涌现与文化地位的显赫；《宋史》所列《儒林传》和《道学传》中闽人17位，居全国第一；“福建出秀才”列为全国第一；两宋进士中福建占了近五分之一，居全国第一；《宋元学案》立案学者988人，福建178人，居全国第一；《宋史》闽人位宰辅之职，居全国第三，等等。

2.对缺乏足够传统积累又无其他因素作用的福建学术来说，学校教育特别是官学教育，在当时是推动它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宋代福建的教育拥有官学和私学两大支柱，两者共同构成推动文化发展的基础力量。宋朝福建教育系统大概分为私塾、官学、书院。其中私塾，大、小学兼有，主要是小学，包括部分官办的义塾和乡学广泛分布于各地，如长乐阜林乡学、莆田寿峰义斋等；官学，即为州学，属于大学，以广泛发展的私塾为基础。南平州首先设官学，随后，其他八个军州也都开始办州学，学校经费主要靠学田收租。学田除官拨公产或寺庙废产等外，也有官私个人的捐赠；书院的性质一般多为民办，也有少量公立、私立公助、公立私助的形式，但在宋代福建的书院中，私立者还是占多数。书院也属大学，宋代福建有书院
110所，最突出的代表是朱熹办的考亭书院和武夷精舍，宋代福建书院是理学发展的重要基地。

教育的发达，使福建各地学风甚重，有“学校未尝虚里巷”之势，从而使得宋代福建科第特别兴盛。《宋史．地理志》将“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列为福建的重要特点。据《福建通志》所录，宋代福建各类科目，包括进士正奏名、特奏名、词学兼茂等制科、博学宏词科、舍选、上舍释褐、八行举、童子科、明经、医学、宗子正奏、宗子取应、恩赐、武举等共有近
1万人。在民间重学风气浓厚，州县学普遍设立，书院日渐增多的情况下，应举求试者也不断增加。

综上，尽管由于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关于科举取士人数的统计各种说法不一，虽然其中有少数附会的进士，但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出，福建在宋代科举中首届一指的史实是可信的。宋代福建有这么多进士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宋代出于扩大统治基础，拉拢地主阶级知识份子的原因，在科举制度上有所变化，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科举取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福建在宋代，承接唐晚期和五代的发展，经济和文化进一步繁荣，而表现在科举上就是在全国科举考试中，占上榜者的将近五分之一之多。因此可以看出，福建在宋代出了如此多的进士，是有其深厚的人文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