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代贞观时名相，以善谏著称 - 魏徵(580～643) 河北馆陶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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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580～643)
  中国唐代贞观时名相，以善谏著称。字玄成。先世是钜鹿下曲阳(今河北馆陶县)人，后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祖父魏彦，在北魏时曾欲删削各家《晋书》，未成。父亲魏长贤，博涉经史。魏徵少孤，通贯书术，素怀大志。隋末农民起义爆发，魏徵诡为道士，以避世乱。大业十三年(617)，武阳郡(即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举兵响应瓦岗军李密，以魏徵典书檄。魏徵代宝藏作启谢李密，为李密所重，召为文学参军，掌书记。武德元年（618），瓦岗军为王世充所败，魏徵随李密投奔李渊，遂为唐臣。先后劝降了据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的瓦岗军余部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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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征：(公元580～643年)，字玄成，馆陶人(今河北馆陶)。著名唐朝政治家、史学家。魏征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今河北大名)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李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闇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闇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唐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唐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唐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唐太宗点头称是。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唐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唐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唐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唐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在唐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唐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牠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早已看到，就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群臣都请求唐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唐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农历6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在《十渐不克疏》中，魏征认为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统治集团一度自我克制着的骄逸之情又逐渐暴露了。他由此提出严重警告唐太宗：“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魏征的“四不”，是针对当时统治阶层说的，至今仍不失其训诫意义。首先是“傲不可长”。骄傲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的一种致命之症，它对具有地位与权力的人又最具危险性。如魏征所说：“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凭借权势待人以傲，难免众叛亲离的结局。岂能不慎？其次是“欲不可纵”。人不可能没有欲求。人对自己的欲求必须节制，却又不易，这是魏征强调“欲不可纵”的根本原因。再次是“乐不可极”。求乐也是人的一种本能，但古人早就告诫我们：乐极生悲。魏征曾对李世民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他把居安思危视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常怀忧患，才不会乐而至极。最后是“志不可满”。人需要立志，即为实现一个理想而坚持奋斗。志与欲不同，一个立志高远的人，坚毅执着地为宏伟目标而奋进不息，就能拒绝个人名利，不会沉湎于一时成就。“志不可满”乃是“四不”之纲。魏征之所以强调它，就是要求统治集团以盛世长存为目标，不要因为暂时利益而影响长远。魏征还向唐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唐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魏征辅佐唐太宗十七年，以刚直不阿、敢于进谏闻名，是历史上著名的有才干的谏臣。对于“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巩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魏徵知识渊博，文笔极佳，一生著述甚丰，有《大唐仪礼》、《群书治要》等二百六十余卷。这个介绍的清晰些！请大家 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