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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唐初上林韦氏大首领家族: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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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7 01:26: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智城遗址初探
  韦仁义
智城遗址和《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智城碑》是上林县境现存的唐代文物古迹,年代相当,位置相同或相距不远,且还以智城之名命名其所在地之山为智城山,其所在地命名为智城峒,似乎曾显赫一时,威震一方。然而,两碑早有前人记载,建国后又均公布为自治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智城遗址却被遗忘了,鲜为人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文物普查时才发现,后公布为自治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但把遗址命名为“智城垌古城垌遗址”,觉得不妥,含糊不清,应更正为“智城遗址”为好。城址发现后,我有幸同叶展新等同仁到城址实地考察多次,现将考察及个人的一些肤浅认识略述如后,供同仁指正。
一.  智城遗址及其状况
智城遗址位于上林县舜排乡爱长村石俭屯东北450米智城山山谷,地处东经108°45′,北纬23°07′,西距县城约20公里(图一)。智城山是上林县东部与来宾交界、南北走向的大石山脉近南端西侧边缘,重峦叠嶂的石灰岩山。石山峭壁险峻,高度在100-200米之间,西、南面临平原沃野,澄江自西逶迤穿过沃野向东北流出。智城遗址即在智城山边缘群山间形成不规则、狭长的山谷里。山谷四周石山高耸峻峭,悬崖绝壁,正如《智城碑》所云:“周迴四面,悉愈雕镌,绝壁千寻,皆同刊削,”“直上千万仞”极其险峻。山谷唯一的出入口开于东南角两山之间,前临澄江两岸沃野,距澄江1.5公里(图二)。山谷地势平坦,与山外田野相一致。山谷口宽100余米,进深200余米折向西伸近500余米,临近末端北面石山向南突兀耸起一山峰使山谷形成一个狭口将谷地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部呈镰刀形,较宽阔,面积5万余平方米;后部呈椭圆形较小,面积一万余平方米。建城者廖州刺史韦敬辨因地制宜,充分和巧妙地利用“绝壁千寻,皆同刊削”的天然屏障石山作“城墙”,仅在山谷出入口处人工构筑两道夯土城墙,整个山谷就成了一个封闭、坚固的城邑。为安全着想,在山谷里狭口处及其北面山背山坳上又构筑一道夯土城墙和一道石城墙,把城内分为内城和外城。为加强城的坚固性,外城墙内外及内城外前南侧又开挖有城池,以外城墙外的为最大,呈喇叭形,自外墙起渐向前扩张,长近400米,宽80-150米,面积4万余平方米。外城墙内西侧城池呈圆形,面积860平方米。内城墙外南侧城池呈椭圆形,面积2500平方米。这些城池的形成既是筑城取土所需,也是防御之需。外城墙所围总面积为6万余平方米,周长约1.7公里,而人工构筑的部分共(总?)长仅270米,约占总长的六分之一。而人工构筑部分起直接防御作用的仅是出入口的两道外城墙。这样,由城墙、城池和石山所围护智城其坚固就如《智城碑》所云:“重门一閇,无劳击柝之忧,沟洫再施,永绝穿窬之患”,可谓“永弃危亡,长归遐寿”了。
 综上所述,智城是因地制宜,充分和巧妙利用自然条件构筑起来的一座城邑,是人工与自然完美结合的杰作,是具有独特风格、极其罕见的一种城池形式;它既是羁縻制度下少数民族渠酋俚帅的大宅,又是他们世袭的州县的治所。它没有中原地区的州县多建有人工构筑的呈方形的城廓、公廨和里坊等设施,也不像我区与之同时期的平原或丘陵地区的州县(如钦州钦江县城址和浦北越州城址等亦建有呈方形城廓等设施),独具一格。
  智城遗址迄今未作过勘探和试掘,所能观察到的除城墙、城池、碑刻外,还有城内的石制用具和构件、水井及陶瓷残碎片等遗物遗迹。
  城墙:有外城和内城墙。
  外城墙:建于出入口外侧两山之间,两道,间距40米,均夯土墙,基部间有大石块。均崩塌,仍清晰可辨。两道墙东段保存较好,中段有一宽10米缺口,应为城门所在。西段基本夷平,内城尚可辨。
  外墙:全长130米,现存东段残长70米,残高1.5米,底宽30米,顶宽10米;内墙全长110米,东段残长80米,高2-3米,底宽40米,顶宽10米,两段有10米痕迹可辨。
  内城墙、两道:建于狭口处的为夯土墙,基部有石砌,为土石结构,保存完好,全长30米,高27米,底宽30米,顶宽30米。顶部南端与山崖之间有一宽3~4米缺口,应是城门所在。顶部两侧原堆放有大小不等的的石块;建于狭口北面山背隘口上,石砌,完好,全长40米,高45米,底宽70米,顶宽10米。
  城池:如上所述,基本完好。
  水井:一口,开挖于内城,偏东近城墙。现充满淤泥。深度不详,井口低凹,周围堆放有大小不规则的石块。
  外城内遗物遗迹有碑刻、石滚、石构件、废弃石材、陶罐、板瓦等。
  智城碑:镌刻于外城内东侧山麓石壁,距城墙25米。1963年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无虞县令韦敬一撰制,为摩崖石刻。碑刻高164厘米,宽78厘米,29行,1108字。碑文中日、月、星、天、地、年等字皆用武则天所造字。
  石滚:外城南面,长150厘米,径64厘米,大部分埋于地下,石灰岩。
石构件 在北面近内城,仅露一小边角。
废弃石材 北面中部山麓,一长近2米巨石断面上开凿两排各三个长方孔,两排间又凿一圆孔,长方孔长10、宽6、深10厘米,圆孔径5、深10厘米,应为开采石材所为。
  陶罐、板瓦残片:距外城不远东侧近山麓地里一矮坎露出断层,距地表约5~10厘米。有一层0 ~5厘米厚灰色土,杂夹有瓦残碎片,不远有一残罐底部,无釉。
  内城遗物较多,有石马槽、石臼、石磙槽、青瓷碗残片、四耳陶罐残片及板瓦残片、砺石等等。
  石马槽:位于内城南侧,露于地表,表面风化浸蚀严重,长157、宽87、高65厘米,开凿有两孔圆形臼槽。
  石臼:位于内城西侧,两件南北纵列,一件已被挖出地面打破成数块,一件开口于地面,完好。均呈圆形。好的径90、高约50、臼孔径43、深30厘米;残破的径86、高40、臼孔径46、深30厘米。
  石磙槽:位于石臼西南侧,相邻,由十余件有沟槽的石构件组成径约2米的磙槽。石构件被挖出散布地面。
  青瓷碗碎片:仅见两片,属直口、深腹、圜底碗类口、上腹部残片,青黄釉,开细片纹,釉易剥落。
  四耳陶罐残片:散见于内城靠山麓的乱石中,采集有十余片,有口、肩、腹、底等部位残片,无釉,属不同个体。
  板瓦残片:散见于内城南,西、北三面近山麓乱石中,均残碎,里面有布纹,厚2厘米,火候较低。
  砺石:一件,残,两面有磨面。
  城址中没有发现比青瓷碗片最早的遗物,比青瓷碗片晚、皆唐时期及以后的遗物亦未发现,说明城址使用时间不长。在内城墙顶部乱石堆中发现三片现代瓷碗残片,是迄今城址中发现比青瓷碗片较晚的遗物。当地老人均称:1957年以前里面古木大树参天没有人敢进去,是可信的。
  从城内遗物遗迹分布看内城应是渠酋及其亲属聚居区,外城为家丁、部曲、公廨区。城址的具体布局有待今后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来解决。
  二.智城兴废与韦氏家族
  智城碑将智城与韦氏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智城的兴废与韦氏家族兴衰密切相连。
  1.智城的始建年代;智城始建的年代历史文献资料没有明确记载,提及智城的除智城碑外,还有南宋王象之在其《舆地纪胜》一书中提到韦厥“唐武德七年,持节压服生蛮,开拓化外,诏领澄州刺史,后隐于智城峒”。早于智城碑15年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没有提及智城,但它所颂的坚固大宅“一夫所守,即万夫莫当”之险要坚固,碑刻所在地距河岸仅10米之遥,周围也没有如此险要之地可建“粮粒半储”,足“以万世澄居”的坚固大宅。而碑刻所述倒与智城有酷似之处。如果大宅颂碑所颂的即是智城,又为何不将颂碑即镌刻在智城山像智城碑那样,而要到远距智城4.5公里的澄江上游洋渡麒麟山来刻,令人费解。智城碑的全称是“廖州刺史韦敬辨智城碑”,它直接道明了智城是廖州刺史韦敬辨所建造,也道明了韦敬辨所建智城是“爰创州庐”,对旧有建筑设施进行更新重建,按等级制度秩序“烈位颁曹,砥平绳直”的城邑,且智城碑直呼智城、智城山,说明这些名称已成惯用名称,韦敬辨在这里“爰创州庐”前智城已存在,只不过智城原范围仅在内城规模较小,或者包括外城,但还没有城墙仅有木制之类的栅栏而已,以致韦敬辨在经过一场争夺世袭的血腥纷争掌权之后,亲切感到要大兴土木重新兴建城邑的必要。这就是留存下来的如今的智城遗址。大宅颂碑镌刻于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即公元682年,智城碑镌刻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间隔15年,从两碑中可知这15年间曾发生过一场争夺世袭的纷争,因此,韦敬辨重新建智城应在这场纷争之后,至万岁通天二年间进行并完工,很可能就在如意至万岁通天二年这五、六年间。
  在城址的历次考察中,城墙露出的断面土色纯正,没有发现杂色土及其它遗物,表明城墙是一次在一个地方取土夯筑成的。在内城也仅发现两片具有隋初唐特征的青瓷碗残片。这说明文字记载与遗物遗迹是大致吻合的。
  2.智城废弃的年代;从上述考察城址所发现的遗物遗迹中,没有发现年代比青瓷碗残片更早的遗物,也没有发现比它们晚的遗物,城墙建成后没有经多次改建等痕迹,城内未发现文化堆积层等现象说明智城使用的时间不是太长。诚然,没有形成文化堆积层和更多的遗物遗迹,可能当时像青瓷碗、陶罐之类生活日用品在这里还十分稀少,属稀珍品之类难以寻求,另一方面当时居住之类的建筑等也还是像后来著名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诗中的茅屋一样的茅草盖的木结构建筑,经一场大火就化为灰烬,再经风吹雨打就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了。再是可能当时人口不多,留下的废弃物垃圾之类少也有关,而这些又都跟城址使用时间的长短有关。
  其次,从社会背景来看,唐王朝经“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迅速发展、繁荣。中央集权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与强化,各地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亦日益频繁与密切。这种政治控制的强化,经济、文化交往的频繁、密切与迅速从智城碑使用了据说武则天自造的12个字中的6个字即天、地、日、月、星和年等字得到证实。这种交往的日益频繁与密切使原先作为一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封闭、纯防御性、坞堡式的智城,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渐被处于交通便利、新兴起的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所取代,而失去存在的意义渐渐衰落、消亡。
  再次,韦氏家族势力在这地区的衰落与消失,是智城废弃的关键因素。廖州刺史韦敬辨建成智城后廿五年,据《福州刺史管府君(元)惠神道碑》云:“开元十年(722年),……前守(邕州刺史)李袆(此字作者都写为示字旁)之诬澄州刺史韦守盈反,劾袆之不道,获赃贿万计,明守盈不叛,免子弟千余。”①可知韦氏家族在廖州刺史韦敬辨、无虞县令韦敬一之后还有澄州刺史韦守盈在掌权。且不管他们是否是父子关系,但同族应是无疑的。而更重要的是智城建成后廿五年即开元十年,韦守盈遭邕州刺史李袆之诬反得以雪昭,“明守盈不叛”,但韦氏受累“子弟千余”,元气大伤,大势已去。又据《资治通鉴》载:唐玄宗开元十六年“春,泷等州獠陈行范、广州獠冯璋、何游鲁反,”杨思勖受命率军征伐。其墓志铭则云:“澄州刺史陈行范,拘数十州渠魁,欲割据江岭,公尽覆巢穴,俘虏凯归。”证实韦守盈遭诬反后虽雪昭,但澄州已不是韦氏的势力地盘而为陈行范所取代。且在杨思勖平定陈行范等反叛之后亦未见韦氏势力在澄州东山再起的踪迹。恰巧在这之后,邕州左江地区却冒出一个与原聚居在那里的大姓黄氏势均力敌的韦氏。这支新出现于左江地区的韦氏很可能就是开元十年(或许稍前)遭邕州刺史李袆之诬反的澄州刺史韦守盈受累的千余子弟被驱赶到那里的。总之,上林韦氏像其所要攀附的京兆韦氏在武则天之后的一系列宫廷政变中遭到李隆基致命打击而退出触角宫中的历史舞台一样,随着开元十年韦守盈遭诬反的牵连而衰落退出澄州的历史舞台。随着韦氏家族势力退出澄州历史舞台,作为澄州山区边沿、韦氏家族一手兴建起来赖以生存发展,“万世澄居”的老巢——智城亦随之失去昔日的光环,衰败而废弃。智城因澄州刺史韦守盈遭邕州刺史李袆之诬反受累子弟千余被杀戮驱赶出澄州而废弃的事实,似乎在城址中遗留下来的正在开采中而终止的废弃石材上得到佐证。智城从建成到废弃前后仅有廿五年,这与遗址中发现的遗物遗迹是相吻合的。
  三.余语
  近代以来,上林乃是广西地区姓韦的人均称其先祖是宋代从山东随狄青征伐侬智高后落籍广西繁衍而来的。但又都把韦厥、韦敬辧、韦敬一作高祖供奉祀之。这种相互矛盾实则是历史附会造成的。同样,在韦厥、韦敬辧等人的身世上也存在这这种历史现象。他们自己都认为先祖是“昔居京兆,流派南邑”,不是本地人,别人亦云,实际上他们应是土生土长的土著人。上林有着适宜人类生息繁衍良好的生态环境,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并留下他们的遗迹。北有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塘红石南海遗址,南有覃排舜婆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史书中亦有塘红、三里至覃排一带屡有出土铜鼓的记录,建国后仍继续有新的出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三里双罗附近相继出土了五、六面铜鼓,其年代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尤需指出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里双良村出土了十七件南朝隋唐时期的铜佛像,其中一件的底座上刻有“壱(原字打不出,匕处改为丰)進宿与母铸此”铭文,其“壱(原字打不出,匕处改为丰)”字应是“韋”字的土俗字;宾阳县新宾镇勒马村韦家保存清同治年间的韦氏宗谱,有韦厥“以上林罗圩为建庙地,即公墓也,名飞凤朝天”,又云:韦厥“在罗圩修建王城、王殿,下立金街。”宗谱的记载不一定全都事实,但从当地出土多面铜鼓及铜佛像,铜佛像上刻有韦氏铭文等情况看,宗谱所记亦非空穴来风。三里一带可能是广西韦氏的发祥地,韦厥的老家。三里、来宾石牌等地每年清明节前后当有狂风暴雨下冰雹时,人们都传说是“特掘回家扫墓”所致。这个传说是解开桂西地区岩洞葬之谜的原始素材。而“特掘”的“掘”或“屈”、“曲”,字读音相同或近似,壮语义相同。因此,“韦厥”可能是壮语“特掘”的译意,韦厥就是传说中的“特掘”。原本生活在三里一带,随着家族势力的发展壮大逐步向南扩张,于隋或隋末初唐基本上控制了北起塘红、乔贤,经三里、澄泰直至覃排这一狭长地带,成为这一地区的豪族渠首。隋亡唐兴,当唐高祖李渊派李靖率军平定两湖萧铣势力后,武德五年进兵岭南分道招抚岺南各地首领时,韦厥同其他首领一样归附于唐,领澄州刺史,后隐智城峒,死后归葬故里。
  韦厥与韦敬辧、韦敬辨、韦敬一,不是父子关系,因为《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碑》的作者韦敬辧和韦敬一在碑中都没有提及韦厥,如果是父子关系他们不可能只提自己或兄弟、避而不谈老子,他们分别都不提他,说明他们跟他之间没有父子关系。近代以来,韦家人的口碑或族谱中都把这两碑的作者韦敬辧和韦敬一当作传说中的金轮、银轮,说他们是同胞兄弟、韦厥的儿子。而从两碑所反映之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应不是父子关系,如上所述。大宅颂碑的作者韦敬辧和智城的建设者韦敬辨应是两个不同的人,而不是同一个人。两碑中的“辧”、“辨”字分明刻的是两个不同的字。人名用字是比较规范的,自己和同时代的人一般是不会用错别字的。此外,十余年间一个人的职位可能有升迁,但似乎没有当初做县令的小官时就自号岭南大首领,而到了当州官刺史时人们反而称他为州的大首领,不称岭南大首领。
  在上林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土生土长起来的韦氏家族,于七世纪至八世纪初的百余年间,曾作为社会政治军事的一支力量活跃在桂西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遗迹。八世纪初后,韦氏家族作为社会政治军事的一支力量逐渐衰落以至消亡,这是真实的历史。但是,作为社会个体、社会细胞的韦氏个人和家庭是否都随着家族势力的消亡而消亡呢?我看未必,特别是在像上林这块适宜人类生存,生态环境优良的土地上,即便惨遭如何戮杀、驱赶也还会有一些残存下来的,不可能被杀尽赶绝。
  所用黑白照片为上林县文化馆李道才同志提供,智城遗址平面图底图为县文物管理所提供,叶展新同志亦给予帮助,特致谢。

[ 本帖最后由 韦振华 于 2008-10-17 15: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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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1-7 01:27:54 | 显示全部楼层
只证实韦氏在上林的居住地
在这里韦振华的引用文章的意思,只证实韦氏在上林的居住地,坚决不会附和不骆驼毫无根据的邪说,只以先人韦厥,及其子孙述说的韩信子孙为实据,坚决反对不骆驼的无知言论!!!不过韦仁义所说的韦敬辬和韦守盈,他们不一定是父子传承的关系,本人有极大的怀疑和异议:在世袭家族里面,不传嫡亲子孙那么要传位给谁呢?另外为韦仁义的疑问提出解答:原来称号为岭南大首领为何当了澄州刺史后,反而称号改为:廖州大首领?,岭南大首领是原来赵佗所封的家族官职,虽然南越国灭亡很久,不过韦氏家族在岭南的地位和影响并没有受到任何消减,所以家族一直传承这个首领职位,当然后来就如同虚设一样,不过得到唐朝廷的封赏和承认,自然不敢再用“岭南大首领”这样的字眼,故此改为廖州大首领,初始韦氏家族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所以《六合坚固大宅颂》使用了岭南大首领,而后来《智城洞碑》就更改为:廖州大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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