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充满敌意的局外人转变为积极参与者

水木清华

《勉强的克制》一书考察了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变化：中国逐渐从充满敌意的局外人转变成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内积极的参与者。埃义·梅代罗斯是兰德公司一位积极进取的青年专家，他分析了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其背后的原因。他特别注意到了美国的外交斡旋在改变中国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得出如下结论：华盛顿的接触战略基本上奏效了，但是现在，在提醒一国注意核扩散的危险这一最初目的达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不扩散政策面临着新的挑战。当前的任务是鼓励中国完全遵守核不扩散体制的具体要求。

　　本书是围绕这个主题的第一本重要著述，它依据国际关系理论展开了全面的分析。梅代罗斯设立了三组独立“变量”：美国的政策干预，中国对不扩散准则的接受程度，以及北京的外交政策要务和机构能力。侮代罗斯尤其善于解释中国所实现的非同寻常的平衡：既维持第三世界的视角，看到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不公正性（该体制的准则是按西方价值观确定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双重标准），同时也承认有必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强国的角色。

　　梅代罗斯似乎有点拿不准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改变想法的原因；他只提到美国施加了“重要影响力”促使北京在1984年和1985年作出最早的核不扩散承诺。然而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不受美方压力的影响。早在1982年10月，邓小平就对利比亚的卡扎非说，核武器方面的合作是干不得的；我们可以在别的方面和超级大国斗争、较量……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方面进行战略合作，有百害而无一利。邓的立场毫不含糊，尽管在他说这番恬的两个月前，美国中断了与中国的双边核合作协议谈判。因此，梅代罗斯看来夸大了美国的影响力，好像中国的行动主要是对华盛顿的压力作出反应似的。

　　我们应如何解释在80年代中期之后、控制中日核扩散活动的措施不够多这一事实呢？梅代罗斯的做法是分析他所谓的“机构能力”变量。中国是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中的新来者；它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消化数量繁多的技术信息和准则并在外交工作中加以调整和应用。而且，和西方一样，中国也必须培养一批矢志不移坚持军控和核不扩散的人。中国外交部门在这个领域没有专家，那些后来（似乎在一夜之间）转变成军控领域重要专家的人通常都是外语系的毕业生，他们在翻译国际核不扩散工作的术语时往往对其含意不太了解。中国未受管理的核贸易实务和程序是机构方面的另一个局限性。旨在获取商业利益的民用核出口几乎根本没有得到管理，经济诱因是驱使中国公司参与这类交易的强大力量。换言之 无论在“思”还是“行”上，局面都颇为混乱。但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取得的进步令人瞩目。

　　梅代罗斯按年代顺序记录了1980年至2004年间中国逐步参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过程，他的记录详尽准确。尽管这本书提出的一些理论推断可能不那么有用，它仍是对分析中国在国际计会中“新”表现的海量文献的有益补充。）原题：评埃文·梅代罗斯《勉强的克制：中国的不扩散政策和举措的演变，1980—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