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化与秦文化之比较

劳同琪

赵秦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国家。在战国后期赵国是惟一能与秦相对抗的山东国家。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说“赵氏之先与秦共祖”，有着同一祖先的赵秦两国在文化特征上确实具有一致性，原因是秦赵共处法家文化圈，与东部的齐鲁文化和南方的楚文化有着根本不同的特征。大力吸收赵地法家的秦不仅战胜赵国，而且实现统一全国的目的。秦国把赵地法家思想在治国中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两国都具有功利、务实的特点，基本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化，如果说有不同，那么只是存在表现程度上差异。赵秦文化以其独特的特质在中国古代社会诸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与其他区域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下面，我们就对这两个先秦列国的区域文化作一下探讨。
一
关于赵秦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
首先，表现在重法、尚法方面。
赵地是最早颁布成文法的地区，赵氏先祖赵简子把范宣子所书法铸于刑鼎，使赵成为最早颁布成文法的国家之一。赵氏先祖赵盾在初掌晋国国政时候，就发布了“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捕逃”等法令，将晋国纳入法制化轨道。赵氏先人进行的法制建设，形成了赵地独特的重法思想。赵国的“势治”法家慎子论述过依法治国的必要性，提出“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的主张；董阏于在做赵氏郡守时提出过“轻罪重罚”的办法；荀子也提出过这种重刑主义思想如“罪至重而刑至轻”，“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1]。赵国曾制定成文法《国律》，可惜已经失传，却也能说明其重法、尚法的事实。荀子是“名儒实法”的思想家，他的弟子韩非和李斯为秦带去法家思想并在秦付诸实施。而且，著名的赵奢“奉公守法”典故也发生在赵国。这些都是赵国文化在重法尚法上的表现。
秦是三晋法家最主要的吸收者，是运用法家最成功的国家。秦孝公听商鞅说“帝道”、“王道”无动于衷，但给孝公说“霸道”，就为孝公采纳。商鞅变法成为法家占据秦文化思想的主要标志。在列国中秦是运用法家最彻底，也是最成功的国家。秦国在战国后期军事的强大就是得益于功利主义与法家思想的结合。“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2]是秦国重法、尚法的立法思想。商鞅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3]，就是说要是加重刑于轻罪，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无从出现。
其次，表现在变革创新方面。
赵氏在做晋国公卿时候就善于变革创新，赵简子立毋恤为太子时就勇于突破宗法制的限制，是从完成赵氏发展的雄心抱负而出发的。如早期的从常山发兵取代的战略，重视晋阳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实施经济与税制改革，以240步为亩，将亩制扩大了1.4倍，从而鼓励人民开垦荒地。这就是变革创新。赵简子为取得与范氏、中行氏的胜利，曾下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土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4]这在当时是进步创新的。赵国在赵烈侯时期就曾任命公仲连、牛畜、荀欣、徐越等进行过“选练举贤”、“任宦使能”、“节财俭用”、“查度功德”等范围的改革，它适应了战国初期各国竟相变革的历史潮流。赵武灵王进行的“胡服骑射”的改革开了向胡族学习骑射的先河，是改变车战为骑兵作战的重大变革，对当时列国产生过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秦也是在这场改革影响下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现，在我国骑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使赵军的战斗力为之迅速提高，而且使掌握骑射技术的由原来的匈奴等游牧民族进一步扩大到中原各国。与此同时，战国各国亦先后扩展或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队伍”[5]。
秦一直被赵国等山东国家视为夷狄，看做落后国家的。但秦作为落后的民族凭借着变革创新而迅速崛起。秦在简公时期就实行过田制改革“初租禾”，献公时候也进行过一些改革，特别是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不仅比赵全面、彻底，就是在列国中也称的上是最具特色的、最富创新的变法运动。经过两次变法，内容涉及全面，如提出“刑无等级”，废井田，建立新的阡陌封疆，让大家族分家，以便实行“一夫百亩”的国家授田的需要；“令民为什伍”，颁布“连坐法”；建立一套军功赏爵制度；建立郡县制，等等。这场变法运动把具有尚武精神的秦人武装成为能征善战的斗士，为秦统一中国做了政治、经济、思想等一系列的准备，把秦文化推广到秦统一后的全国。
其三，表现在尚武精神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赵国军事力量的强盛，是和赵人的雄健尚武的习性分不的。这可称是赵文化的典型气质之一 [6]。从赵地的民风看是存在尚武精神的，史书中说赵的种和代一带的风俗：“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桑”，“在全晋之时固已患其？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淫俗犹有赵之风也。”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赵之民“雕悍少虑”[7]。这种民风和秦民极其类似，赵地所处的这种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接的人文环境是形成尚武精神的原因。边地的少数民族的强悍与尚武精神侵染赵人，与胡服骑射改革相结合，使赵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秦人尚武风气也与赵人不相上下，秦与赵都处于与戎狄交汇的地区。秦民这种长期与戎狄杂居和战争，培养了他们尚武好战的气质。正如杜正胜先生指出的：“秦人尚武的习性与其社会构成之戎狄成分（也就是‘戎狄性’）恐怕很有密切关系。”[8]另外，从秦陵兵马俑来考察以及云梦秦简《日书》中都能反映秦人尚武的文化特征。
第四，从秦赵文化的特质来看，两国都有务实和功利主义的特点。
所谓“务实”和“功利主义”，就是指“主张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行为准则的伦理观点”[9]。秦赵文化中都有务实和注重实际效果的特征，他们身上很少或没有什么温让礼仪，多功利，少温柔敦厚。赵的实用功利表现在处于“四战之国”的地理位置，才能形成合纵的大本营，一切讲实用的法家、兵家、纵横家多生发于此。在赵国“四战之国”的地理条件下，主张“行仁政”、“只有仁义而已矣”的孟子的儒家在赵地没能扎根。什么样的思想学说适合赵国的需要呢？那就是，“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的法家理论。在战国社会变动中，法家对社会变动反映最为敏感，观察也最细致。当时人们对征战兼并的看法极不相同，在种种不同见解中，法家最为实际。注重对物利的追求，赵地商品经济发达，“邯郸亦漳河之间的一都会也。”赵国不仅有以冶铁致富的卓氏、郭纵，也吸引了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赵人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赵人又多算计，投机取巧，讲求实际。《盐铁论？通有》说赵地“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赵人不事农桑，农业发展不足，就是其注重实用的民风使然。
秦国具有功利主义价值观，并且表现得赤裸裸。从考古及文献资料看，秦自建国到统一全国，一贯坚持的是攻伐、农战、徕民垦荒、重本抑末这些国计民生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大事，没有什么仁义礼乐、人伦道德关系的诉求，他们缺乏齐鲁那样依本周礼，温柔敦厚的儒家道德传统。《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日书》中反映了秦国社会生活的画面。“从中可以看出，秦国所关心的问题，不是仁义的施废，礼乐的兴衰，而是攻城夺地、为官为吏、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饮食娱乐、牛羊马犬、耕耘稼穑、屋室仓廪等与人们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的社会生产之事。”表现了秦人重实惠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10]。由于秦没有什么严格的宗法制度，做事情没有条条框框，就讲求实用。在战争中因为有利益所趋，军功赏爵，促使其战斗力最强。其功利主义的表现就在于对外作战时的勇战、好战。“军功爵制是秦王朝鼓励士气、提高战斗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对秦人来说，则是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秦军功爵规定以杀死敌人的多少，作为赏赐爵禄的标准”[11] 。在与赵等山东六国的战争中，这种功利主义发挥到极致。
第五，在重人才，任用贤能方面。
赵国国君招揽人才不拘国内国外，就是敌国人也会委以重任。除以上谈过赵国在赵烈侯时期就曾任命公仲连、牛畜、荀欣、徐越等进行过改革外；著名的蔺相如也是被举荐而委以重任的。早在襄子时期就起用过贤士中章、胥己；顺应当时招贤的潮流，毛遂是通过自荐的得到重用的；本国的廉颇、赵奢、庞？、周绍、赵固、李牧等人也都在赵大显身手过；赵的客卿如虞卿、腹击、田单、李伯、司空马也都为赵国出谋划策，效过力。赵国也重用了像平原君赵胜等贵族亲戚，其中也不乏贤能之士。
秦国在任用贤能方面比赵国更为突出，由于秦不受宗法制的影响，许多愿意为秦效力的外族人都有机会得到重用。秦宗室贵族中见到的有公子挚、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在昭王时也有魏冉、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人，但他们的下场几乎都很糟。这说明嬴姓贵族没有取得什么特权地位。相反，东方诸国贤能之士在秦国取得重要影响的到不少，如春秋时期的百里奚、蹇叔、由余、百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战国时代的商鞅、张仪、公孙衍、司马错、甘茂、楼缓、白起、范雎、蔡泽、吕不韦、王翦、王贲、韩非、李斯、蒙恬等人。他们有的来自敌国，有的出身低下，却能为秦所用，甚至成为左右秦国政局的人物。这些人注入秦以新鲜血液，也是秦不怎么排外的原因。
第六，宗教信仰方面。
文献记载赵国的宗教信仰中存在着图腾崇拜、高山崇拜和祖先崇拜。关于图腾崇拜秦赵相同。《史记？赵世家》认为：“秦赵共祖”“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玄鸟生秦赵之祖，孟戏、仲衍鸟身人言。反映秦赵先祖都是以玄鸟为图腾崇拜的。赵还有高山崇拜，主要表现是对霍泰山的崇拜。赵氏还存在祖先崇拜，常托梦的方式给赵的发展以重要的预示。
秦赵的宗教信仰方面的相似因素就是族源上与赵相同。他们都属于多神崇拜。但秦更多地与殷人有相近层次的宗教迷信，《日书》中反映出其近乎原始的多神崇拜的现象。不仅“天”、“上帝”一直是秦人崇拜的对象，而且鸡、牛、石、树这些具体物都成为秦人的崇拜对像。在宗教信仰方面秦赵不仅族源的传说一致，在自然崇拜和继承商殷神灵崇拜方面有相近的方面。不过赵通过卜筮与神对话，有许多的神话故事。秦也有巫术的活动，但更多的对鬼的描述，并且生动而具体，对神的崇拜是多神的崇拜。
二
综上所述，赵秦两国有着务实而功利的共同特质。自西周以来中华大地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几大文化区域，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将其分为中原、北方、齐鲁、楚、吴越、巴蜀滇和秦等七个文化圈。从中我们看到，赵国纵据两个文化圈，而秦独具一个文化圈。我们看来，几个比较有特质的文化就是：齐鲁文化的特质表现为重宗法礼仪、道德修养的伦理主义；楚文化的特质表现为充满想象、重抒发内心情感的浪漫主义；秦文化的特质是重实效、重现实的功利主义。那么赵文化的特质具有多元、务实的现实主义特质。
可见，秦赵之间在文化特质方面具有许多相同因素。如果把以上这四种文化类型用儒、道、法这三种中国古代重要的诸子学派来划分的话，那么齐鲁文化属于儒家文化圈；楚文化属于道家文化圈；而秦文化、赵文化共同属于法家文化圈。我们可以说赵秦文化在文化特质方面一定具有许多相似的内容。
赵秦文化在文化特质方面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表现在族源的一致性方面。秦赵两国均含有东夷文化、殷商文化及周文化三种因素。赵秦的祖先都出自东夷民族的少昊氏部族，其先祖均以玄鸟为图腾。赵秦先祖伯益被称为玄鸟的化身，其子为大廉，称“鸟俗氏”，仲衍之后是“善飞”的蜚蠊（飞廉），赵秦的族源都可以追溯到东夷民族的少昊时期。另外，商文化也是东夷文化，赵地为商朝的核心地区，赵都邯郸曾为商纣的“离宫别馆”，不可避免地保留商的文化遗风，例如，赵人宗教信仰观念中保留有鬼神占卜的商文化因子。殷文化的向西发展即表现为秦族的西迁。据学者研究，秦赵祖先的伯益部落是东夷族中最早西迁的一支。秦赵先祖都曾辅佐过商王和周王，有过很重要的活动。秦的区域也处于周的居住地。秦文化的形成也是由于秦襄公因护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周天子任命为诸侯，然后在西部发展的。
其次，在多元性、开放性方面的表现。从发展过程我们看到两国疆界都与羌、戎等少数民族区域接界这就为民族融合创造了客观条件。赵占有中原、北方两个文化圈，具有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双重特色；与戎狄杂处过程中通过通婚、战争，实现与之融合，所以赵地有胡族文化与华夏文化的特点；其实，多元、开放就表现为民族融合和变革性。秦也不例外，秦文化在形成早期处于落后地位，所以被山东列国视为夷狄。前770年，秦孝公建立国家时候，秦才跨入文明的门槛。到商鞅变法前，秦已经到关东地区，与戎狄杂处，“始戎狄之教”，其生活习俗表现为戎狄文化性质。以后秦人与戎狄长期相处与交战，逐渐吞并一些弱小的戎狄部落。“秦人保留许多戎俗”，“秦国社会虽有‘周余民’，但新加入的戎狄人口恐怕不少，故不曾稍减其‘戎狄性’”[12]。这样秦一方面实现了民族融合，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周族和其他周边的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开放性表现在秦善于吸收法家文化，在商鞅变法中，含有革除戎狄旧俗，摆脱秦的落后状态的开放性措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一开放性改革，开了向胡族学习的先河，促进了赵地多元文化的交汇。
第三，功利主义价值观方面。赵秦两国的文化中都有功利、务实的特点。两国都处在“法家文化圈”，表现出与齐鲁文化儒家价值观不同的“外倾”特征。这就是说，如果齐鲁文化秉承周文化，表现出重伦理、轻功利的“内倾”特质，那么秦赵文化含有轻伦理、重功利的“外倾”特点。秦赵文化到是有点像西方文化的价值特征。在人性论方面，赵秦文化的思想基础就是性恶论的价值取向，法家理论都是以性恶为基础的，所谓的“刻薄寡恩”就是商鞅和荀子学生韩非、李斯这样的法家。这种学说是功利主义的。荀子作为“名儒实法”的赵国思想家也主张性恶，不过强调后天的改造，所谓的“化性起伪”。他们和齐鲁的儒家孔孟学说主张“性善说”是根本不同的价值观。赵秦两国，一个是产生法家的国家，一个是接受法家地区。从功利方面谈，赵地作为法家的发源地，法家文化以耕战为本的思想主张无疑是最务实的。赵地还有从其他思想家如虞卿等纵横家，廉颇、庞？、赵奢、李牧等兵家、公孙龙、毛公等名家等事迹来看，适应“战”字当头的战国实际的他们也都是务实的。从价值层面看秦文化的各个层次可以看出其“外倾”的特点特别明显，传统上没有严格的宗法制；在价值评价上，没有道德伦理的痕迹。秦人以世俗功利作为评判标准，完全没有“自省”、“责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关心的是日常的攻战、垦荒、生产等实实在在的事情。赵地出现的这些务实的思想正适应了秦国的功利主义之需。“战国时代法家的学说实行于秦就能成功，在秦国以外就效果不佳，也可以说明这一原理。正因为秦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所以鼓励耕战的政策在这里很容易见效，因为它与秦人的文化传统相适应[13]。”
余  论
赵秦文化的区别虽不像秦与齐鲁那样界限分明，但也表现有不同的特点。赵秦文化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在重法、尚法上，赵是法律的最早诞生地之一，但没有秦法律严密。秦国在变法方面表现得更为全面彻底。赵国保留宗法制度，腐朽贵族政治的势力影响了对人才的重用。秦的功利主义表现强烈，宗法制薄弱，几乎没有重用同姓贵族。秦国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六国大业就是“客卿对于秦国的最大贡献”[14]。秦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缺乏建树，却是接受赵法家理论的国家，但在器物、建筑制度方面秦却并不逊色。赵地出现许多著名思想家，但他们的思想却很少为本国所应用，却在秦开花结果。在经济方面，赵国没有重农抑商，这与赵的经济多元有关，商业发达，农业发展不足。而秦重本抑末，是为了耕战的需要，为了补充劳动人口却招徕赵人到秦垦荒。秦的农业生产适应了后期对山东列国战争的需要。
战国后期，秦国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文化，拥有六国难以匹敌的强大军事，被六国成为“虎狼之国”，表现出与六国的强烈的对抗性[15]。在春秋时代秦国被山东国家视为“夷狄”，战国后期又被看做“虎狼之国”。前期是“诸侯卑秦”，后期是诸侯“恐”秦。这是因为法家治国的实效性正是使秦迅速崛起的原因，赵国文化的多元化让其不会单纯实践法家。秦之变法与统一，得到了赵地法家的指导，在战胜六国中发挥了作用。但这种统治思想的局限性在于“严而少恩”，“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16]，不利于巩固政权。秦统一后的“焚书坑儒”可以看做秦文化对六国文化的反动。赵国作为一个向秦输出文化学术的国家，却没有很好地在政治上实践自己创造的文化学说。
综上所述，对比两国的文化，给我们以许多方面的启示，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荀子？正论》，见：廖明春、邹新明校点《荀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84页
[2][16]《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本，2487页
[3]《商君书？说民》，见《商君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67页
[4]《左传？哀公二年》，见：《四书五经》（下）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518页
[5] 张涛《试论秦骑兵的渊源、发展及其特点 》，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6] 沈长云等《赵国史稿》，中华书局，2001年。10页
[7]《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本，2469页，2468页
[8][12] 杜正胜《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见《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527页
[9]《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2002年增补本
[10] 李哓东、黄晓芬《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1] 徐卫民《 军功爵制与秦社会》，《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1年第4期。
[13] 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3期；《秦文化论丛》第一辑袁仲一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14] 孙铁刚《秦国与客卿》，《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860页
[15] 何晋《秦称“虎狼”考：兼论秦文化遇到的对抗》，《文博》1999年第5期，4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