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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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1929.1.14—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等。
　　茅于轼-个人简介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中国早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著名铁道机械专家茅以新，而桥梁专家茅以升，则是他的伯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46年，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主攻铁道机车。1950年毕业后，舍弃上海滩的荣华，自愿远赴千里冰封的齐齐哈尔铁路局，等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火车司机。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驾驶机车在保持正点的条件下，使燃料消耗为最小。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便全面深入地学习了数学，并通过苦思冥想，得到择优分配的重要结果。由于勤奋上进、刻苦好学，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员、工程师，并于1955年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
　　1958年，茅于轼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在随后的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他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甚至有过以蚂蚱为食的奇特经历。“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喜爱太极拳的茅于轼对这12年的风雨看得很开——“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我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12年劳动实践和潜心研究后，他于1979年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1981年，他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北京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正式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并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使得我们国家富起来。后来我发现，国家更需要经济学，于是开始转向”。20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申请调入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他认为，在社科院美国所的10年是自己进步很大的10年。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脚步的加快与深入，茅于轼有感于国人在经济常识方面的匮乏，开始写起了散文、随笔，向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1986年，他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他不断用经济学家的眼光观察和思考，这些思考的一部分结果，体现在他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来，一时洛阳纸贵，声名远播。之后，《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相继出版，一发而不可收。
　　1993年，茅于轼从社科院退休，与其他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天则所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请国内外有创见的专家学者讲演，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和批评，畅所欲言。如今，天则所旗下不仅聚集了张曙光、盛洪、樊纲、汪丁丁等一批实力派经济学家，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
茅于轼-曾任职务
　　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
　　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
　　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
　　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7年-1994年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顾问
　　1989年China Economic Review 杂志 顾问编辑
　　1990年《科技导报》编委
　　1987年《改革与战略》杂志(广西)顾问
　　1990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访问高级讲师
　　1990年： 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199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
　　茅于轼-主要著作
　　（1）《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2）《财富是如何创造的》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01月
　　（3）《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观察》上海三联书店， 1993年
　　（4）《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发表于《美国研究》1988年第一期。（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
　　（5）《环境收费制及价格系统：中国的经验》发表在《环境收费制国际经验交流会论文集》199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
　　（6）《中国的交通业及其能耗》(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7）《经济改革对能源业的影响》(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8）《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第二期
　　（9）《伦理学·环境·经济学》(英文)，1993年在意大利《Bioethics》出版
　　（10）《中美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美国研究》，1991年第三期。
　　（11）《环境伦理的演进：中国人的看法》(英文)，《第二次国际伦理与环境政策讨论会论文集》
　　（12）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上的一系列演讲，包括：“煤与天然气”； “将中国煤炭技术引进非洲”；“环境审计简介”；“能源单位及其相互转换”； “发展型煤政策的逻辑构思”；“煤炭市场的供需特点”；“能源政策与气候变暖”(英文）
　　（13）《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1987年174期
　　（14）《中国发展再生能源的社会经济条件》(英文)，第六届国际能源会议论文，1993年
　　（15）《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
　　（16）《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
茅于轼-名人语录
　　1.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它能够帮助我们合理利用资源，使用一定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靠经济学的指导，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经济学发展的二百多年中，社会财富成百倍地增加，教育得以普及，寿命得以延长，人类真正走进了不愁匮乏的时代。大家都认为经济学造福于人类，功莫大焉。
　　2.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主张计划经济，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的，都是赞成自由的。
　　3.过去我们把富人打倒了，全世界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可是把富人打倒了，一小部分穷人变成了富人，世界上还是分穷人和富人，然后历史重新再来一遍。但是我们过去是造富人的反，全部人都变成穷人。
　　4.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
　　5.要补助，就只能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现在的政策好多都是这样的，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穷人的声音很响亮，很有力，富人说，我也赞成，但是最后谁得到的好处最多？是富人
　　6.为什么孟加拉可以，中国却干不成？现在小额贷款不允许吸收存款，这肯定要改，我是看准了。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7.读书让精神丰厚，让心灵充盈，让思想纵横捭阖。不囿于一门学术，穿越壁垒，拓展视野，终成大家。
　　茅于轼-个人主张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个人动机来说是高尚的，但在普遍意义上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私”是人类本性，也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前景并不暗淡，重要的是肯定私利，反对特权，保护个人财产，使私心从破坏力变成创造力。
　　政治改革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改革效率的层面，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
　　政治改革不应当是个敏感话题，如此，不利于改革深入和全民参与，公民应当可以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当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民众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快乐学
　　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财富不是。快乐是衡量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环境好坏的惟一和无上准则。助人不要给人带来负担，争取自己的快乐的同时给别人快乐，要增加快乐的总量，要不折不扣地进行帕累托改进，即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快乐，而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
　　一个社会要有宽容精神，也要有批评，从善意出发的批评就是二者的结合。“以直报怨”是化解一切矛盾应有的态度。以直报怨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要直率地指出对方的错误，用适当的制裁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让他有改悔的机会，惩罚中有爱心。
茅于轼-炮轰耕地红线
　　根据2008年12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其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指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直接导致了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也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主张在市场经济机制下通过国际社会购买。
　　茅于轼先生曾宣称“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果真能够“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说话倒也无妨，穷人至少得到了真实惠。但是茅先生此次的一番宏论，却难免让穷人惊悸。
　　资料显示，到2006年，在国务院扶贫办重点调查的100个贫困村中，仍有36.4%的农村不同程度缺粮，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此来看，茅先生自己有饭吃，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温饱了。
　　茅先生主张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即便在缺粮的情况下富人也可以通过向国际社会购买来丰衣足食，但并不一定是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所有人都买得起。资料显示，预计未来5到10年间全球粮食价格还有可能上涨10%-20%，这是低收入者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未必有充足的粮食可以购买，为应对30年来首遇的全球粮食危机，5月3日至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举行全球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预计到2025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75%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实际上，目前全球有37个国家存在粮食短缺危机。而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和人口不断增加。
　　茅先生将房价上涨归咎于耕地红线的限制，似乎经不起推敲。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130多平方米，而国际上只有80多平方米。具体来看，香港地区和日本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7.1平方米和15.8平方米，而中国内地人均住宅面积在2006年就达到了26平方米。住宅建设上暴发户式的摆阔心态，使得大户型、复式结构、别墅豪宅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下，即使提供再多的耕地开发住宅，恐怕也只能延续“全球最大建筑浪费国”的窘境和加深“土地财政”的自我束缚，很难有助于房价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