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admin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的一生，集报人、学者、政治家、改良主义者、保皇党、立宪派于一身。光学者一项，便有哲学、史学、文学、政治、法学、新闻学、社会学、佛学等门类，荦荦大观。他虽然只活了57岁，但少为神童、长为贤达、终为哲人，一辈子都保持有活泼的灵魂、超凡的精力、绝项的智慧。

作者：火燚2006-1-30 22:37回复此发言2回复：梁启超  梁启超著作

作者：火燚2006-1-30 22:37回复此发言3回复：梁启超  少年中国一昆仑

仿佛是怕那个南海少年单肩难挑起叱咤风云的重任，在康有为出生十五年后，历史再一次把搅动一个没落帝国的魔杖，交给了广东南海边上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梁启超出生的新会茶坑村，离康有为的家乡南海银圹乡苏村，仅仅一百公里；新会往东百里，是香山县；过广州再往北五十里，是花县。面积并不大的珠江三角洲，因为这四个县，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绝不在浙江奉化和湖南韶山之下。

　　所谓的风水、所谓的人杰地灵，远远未能尽释广东在近代史上为何能为中国输送这么多的风云人物。也许，历史现象还得从历史原因上来分析：从1684年康熙取消海禁始，至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全面轰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对海关是开了又闭闭了又开反复无常。但在这近两百年里，广州，却是唯一一直对外开放的商埠，即使是闭关政策最严厉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广州街道上的外国商人，依然熙熙攘攘。经济上的来往必定要带来思想文化上的交流，马克思把当时的中国比喻成一具木乃伊，按这个比喻，闭关锁国的政策就像密密层层的裹尸布，而广州，则是这裹尸布上被剪破的一个洞，一切能导致木乃伊分崩离析的新鲜空气就从这个突破口汹涌而入——

　　在西方先进文化思想持续两百年的冲击下，得风气之先的珠三角地区如果不成批涌现能改造近代历史的风云人物，那才是不正常的。

1890年，梁启超17岁。这一年，还戴着“神童”桂冠的他在科场上踌躇满志，一次不经意的机会，他到广州拜会了康有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双雄会”，历史便总是喜欢这样在一次又一次偶然的事件中露出必然的真面目来，梁启超一见康有为，整个人生便随之发生质的改变；而康梁双剑合璧，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要害，则注定要被他们所戳中。

但梁启超又是有别于康有为的。康是梁的导师，但梁并没有处处都活在恩师的阴影里。维新变法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梁启超那些振聋发聩的言论文章，比康有为更能体现“少年”血气方刚的斗志，其感染力和受欢迎程度也隐隐跃居康有为之上。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两人避难日本，政治观点开始分化，特别是在对待复辟的立场上，师徒终于分道扬镳，康有为逐渐沦落成一个腐朽的保皇派，梁启超却与时俱进，慢慢站到支持革命的队伍中来。后来，即使在其政治理想备受独裁者愚弄，政治抱负根本未能实现的时候，他也能够放开一切，潜心学问，终成一代国学宗师。

究其原因，梁启超信奉变化哲学，惯于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后”，善于否定自己。梁启超说自己是个“太无成见”之人，而康有为则“太有成见”，所以，对新思想特别是革命思想的认识上，康顽固不化，粱则能从不理解到接受，从接受到热情投入。也许，这仅仅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解释是不够的。

一个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做出过如此巨大贡献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却曾经备受责难。那时候，对梁启超的评价以戊戌变法为分水岭，功过分明。集中起来，“罪状”主要有：首先，变法失败时未能像“六君子”那样慷慨赴义，而是“夹着尾巴逃到日本去”。对于这一点，谭嗣同说得最好，他在劝梁启超出逃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是很清醒的，粱启超不走，戊戌多一君子，对中国毫无好处；而按梁的雄才大略，若逃出生天，肯定能为中国“图将来”。那一句壮怀激烈的“去留肝胆两昆仑”，正是对他自己和梁启超最恰当的评价。

　　其次，是粱启超在日本跟革命党的论战。他之所以一心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太平天国等暴力革命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后遗症仍然存在，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就摆在眼前。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粱启超肯定明白一条历史规律：每一次暴力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肯定大于其建设，中国这么一个积弱颇深的病人，国民索质极其低下，需要的是以“新民”为基础的对症下药的改良运动，而不是以大出血为代价的手术式暴力革命——几年后，历史再一次印证了粱启超的先知先觉：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但它所带来的连年军阀内战却把中国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泥坑里越推越深。更令人扼腕的是，梁启超56岁的时候，北京协和医院由于误诊，把梁启超一个健康的肾给摘除了，而这个结果直接导致了他的过早谢世——外科手术一旦失误，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弥补的。

　　假如，戊戌变法像明治维新一样取得成功，20世纪的中国将会如何?假如，协和医院不误诊，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又将扮演何种角色?

　　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梁启超另一个被人所诟病的地方，便是他的“立场不坚定”。戊戌变法失败，他逃到日本，站在保皇派的一边与革命党论战；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窃得总统位，他回国为这个维新派的叛徒效劳；袁世凯称帝，他即帮助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他又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中说过，任公虽然“善变”，但他的爱国情怀却从没变过。他深知自己不是一个能够经天纬地的政治强人，但他想做一个商鞅式的人物，假“强人”之手，让自己的满腔壮志为他深爱着的少年中国服务。可惜，他一次次“所托非人”，他所寄予厚望的“强人”，一个个不是无能、昏聩便是残暴、专制，而他又不能像某些人一样忍辱吞声委曲求全，所以，他只能一次次否定自己，最后忍痛退出政治舞台。

梁启超总是把自己比喻成“少年中国之少年”，既是少年，有血气方刚斗志昂扬的一面，也就有天真单纯容易冲动的弱点。他欠他的“少年中国”的，他已用一千四百万字的著述连本带利地还清；而他的“少年中国”欠他的，却还有很多。

历史的债总要算清的，一毫一厘，一个真实的梁启超，等待着彻底还原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