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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人文/历史
最后儒家之桂林梁氏考
2007
“现实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现实存在和变化着的事物在历史中能捕捉到他嬗变的踪迹和轨迹。并且现实中越是复杂的事情在历史中张开得越充分，演化得越丰富。只有把当今世界那些层层障碍所遮蔽的现实事物放到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才能真实地理解积淀着十分丰富历史因素的现实存在。”伽达默尔·福克说的没错，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演化的十分丰富。而集儒释道于一身,霸王道而杂这之的儒家文化就是其集中体现。即使我们无法证明孔教的存在，我们也无法否认儒家误会对每个中华儿女的深远影响。因此，我们中国人即使没有宗教，也不能称为没有教养。在信仰似乎破灭的时代里，探讨一下儒家文化对每个中华儿女的影响，探讨一下其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故拙文将以桂林梁氏为例，探讨一下这一社会现实，愿对您有所启发。
最后儒家之桂林梁氏考
美国人艾恺称梁漱溟为：哲学家、思想家、乡村建设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五十年代的受害者。而艾恺愈加称赞梁先生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实干家。同时这位“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的儒家大师的家世渊源依旧迷雾重重，为世人所罕知。
尽管“近代中国不拥有麦恩（）、和弗克纳（）、但是，不论作为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传统社会的犀利批评者的鲁迅还是作为传统之圣徒的梁漱溟，他们似乎都在家族破落和精神敏感的关系上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范例。”正是一种传统的崇高和一种道德领导的意识，充分的渗透与桂林梁氏的生活环境中，才造就了进士及第和家族星系中最为明亮的祖父和为民族自救而奋斗的贵族世家。……从大漠狼烟，到中原沃野，再到秀丽的桂林山水，最后又到了昔日繁华的京师；从骁勇强悍的游牧民族到拥有雍容气象的皇亲国戚，从寻常巷陌到深宅大院，这个家族最终成了累世仕清的贵族。
因此，与其是造化弄人，不如说是文化弄人。那些传统的儒学传统影响到了一代又一代 的梁氏后人。故拙文将从这一角度，以桂林梁氏为例，探讨一下这一问题。
一家世渊源
“梁氏之先可考者，当原始居河南之汝阳。旧族谱载一世也先帖木耳儿公，云公为梁氏始祖。躬与其二子并未右翊万户。孙曾袭封，终元弗替。考元史，也先帖木儿（清乾隆年间刊元史译作额森特穆儿）为世祖第五子和克齐之子。至元十七年（公元１２７０年）袭封云南王，后改封营王。故或以吾宗即营王后。然元人命名率多从同，不敢必也。特元初以万户典军旅，世祖尝命宗臣为左右万户，部兵翊卫，位在诸将上。其后定官制，一万户、千户、百户为世爵，使领军多少为爵秩崇卑，则吾宗为元之贵近重臣盖可知。至入明时，原裔之未从顺帝北归者，往往改其旧氏。汝阳地属大梁，故以梁为氏。”①
终元一朝，有人称国之亡与蒙古组的奴役的时代，有人称之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血液的年代。桂林梁之祖或可考证于元，斯乃民族同化之效。牒谱之学与五世成公入明盖可证矣。或以孟子见梁惠王之典而异姓，愈加说明了通过民族之同化，他们已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儒学传统。
六世铭公②
梁铭，汝阳人。以燕山前卫百户从人丛守北平，李景隆围城，战甚力。积功至后军都督见。 事。待仁宗监国，永乐十八年坐事下狱。十九年赦复职，副都督胡原捕倭广东。仁宗即位，仅都督同知。以参将配征西将军印，同都督同知陈怀镇宁夏。追轮首城功，封保定伯，禄千石，予世券。宣德初，御史石璞劾其贪黩，下狱，夺世爵，宥之。副柳升征交阯。升败，铭病卒。铭勇敢善战，能得士卒心。既死，崔聚独以数人，全军遂覆。
七世宝公③
梁瑶承父嗣。正统末，充副总兵，讨福建盗刘茂七，击战余贼与九华山。班师，而贼当当复作，讁为事官。从石亨立功，复爵。景泰元年拜平蛮将军，代王骥讨贵州苗。其余分四道进攻，大败之，斩首七千有奇，破寨五百。明年，自沅州进兵，与都督方瑛破贼于兴泽，又大破于香罏山，俘伪王韦同列等，擒贼数千人。分兵攻都匀、草溏诸苗，悉震恐降。师还苗复叛，瑶复与瑛讨平之。论功，进侯，益禄五百石。四年讨平胡广清浪叛苗。田顺元年出镇陕西，破敌凉州，又敌敌靖虏堡。诏还，理左府事。成化初年卒。赠蠡国公，谥襄靖。
瑶天资平恕，数总兵柄，未尝妄杀一人。子弟从征，以功授官，辄辞不受，人以为贤。传爵至勳，崇祯初提督京营。京师陷，遇害。③
昔日贵族皇戚的雍容气象在长期与中下层汉族融合的过程中渐渐消褪，取而代之的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中间性格。昔日强悍的作风，帮助他们建功立业。在数百年间，梁氏后裔的血管里不断融合起两种不同的血；在理教的熏陶下，坚持中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愈加显出几丝文雅，明哲保身，满门忠烈。此时，即便是梁家人，如果不从谱系上查明，也无从知晓他们是蒙古族人的后裔了…
从炙手可热的贵亲重族，到文治武功的封疆大吏，这完成了梁氏家族的第一次转变，也是他们汉化的重要见证。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时的他们已是温文尔雅的儒教中人了。而梁铭之弟梁鉴前往江宁后迅速成为名门望族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二桂林梁氏
“逮十八世讳兆鹏，公之高祖也。清乾隆年间为广东永安县令。曾祖讳垕，永安君至第三子，始迁桂林。”
梁譞（即梁垕）始迁广西桂林，此后其子宝书、其孙承光、其曾孙济等皆以桂林籍中顺天乡试，故而至梁漱溟一辈皆用桂林籍，参加广西桂林同乡会。
进士及第
梁垕子梁宝书(1804-1879)，道光甲午举人（1834）进士，历任直隶定兴、正定、清苑等县知县（以官定兴最久）。梁宝书为官清廉，实惠在民。故而有“志书称有清二百年，得循吏二人，其先有谢某，迨后则公是也”。后升任遵化直隶州知州，居官三年，以事杵上司，被吏议罢去，“旋开复亦不再出，诰授朝议大夫”。
如彗星一样短暂而辉煌的祖父
梁宝书嫡长子梁承光(1832-1867),著名学者、诗人、杰出的骑手和军事战略家。承光少负才气，年十八（即道光已酉）而举顺天乡试，“廿四京官洛，磊落豪放、交友甚广，喜谈兵，好骑马”。先后历任内阁中书，委署侍读截取同知，借补陕西永宁州知州再任候补知府，诰朝授议大夫。适逢内忧外患之际，1864年六月曾国藩率清兵克服金陵，“南中渐定，而北方捻匪大炽”。同治五年九月，，“张总禹窜陕汝”，“而永宁南近河洛，西与陕西交界，防务甚急”故“永宁公昕夕筹防，至极勤瘁”。十月，带兵勇巡防黄河渡口。入冬，每日顶风冒雪，巡察河岸，督兵役打捞冰块，以不使河面冻结，来防止捻匪偷渡，昼夜不休，近至两月之久，遂于腊月以病还署。翌年正月初三卒于任年仅三十六岁。
嫡母刘恭人
刘恭人即梁承光的正室，直隶通永道贵州毕节春坪刘公讳延熙之女。“通史书，能学问，性刚毅，气象严正有威。”
承光之死使梁家中衰。梁济当时年仅九岁。而祖父宝书以年近七十，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这个累世士大夫的家族在破落之际，失去了以往的权力和财富，但每有失去作为古代理想的承担者和成为社会栋梁的信心。于是嫡母刘恭人、生母陈氏以母代父，劬育教诲，训督勤励，并托人买来儒家经典，并“亲自裱褙，贴满于墙，复钉成册，俾不破坏”。从这一生活细节可以看出，刘恭人并不是一个缺乏爱心的妇人，但这位出身官宦家庭的女子，自然期望梁济读书中举，以恢复梁家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于是，这位严峻的明教信徒，无论在学问还是在品行方面，都以十分严厉的态度督导梁济。但在大厦将倾之际，他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
家族往日的繁盛给了他深远的影响。而像这样独有的中国贵族氏的典型家庭，似乎常常产生格外敏感的后代。长期浸润于这种充满儒家文化气息的环境中，就特别容易熏陶成为儒者。而他特别希望梁济成在道德方面尤其在事业方面有所成就。从一定程度上说，他的道德教育或许是梁济自杀的直接原因。
父亲梁济
梁承光之子梁济字巨川，又字孟匡。清咸丰已未十月十日由承光侧室陈氏生于潘家河岩京官邸。正值承光供职内阁之际。遵化公梁宝书已罢官，奉养在家，以望六之年得孙，颇以为喜。1864年，梁济开蒙读书由祖父亲授《大学》《中庸》《论语》等经典，均能背诵。（而所用之课本，均有刘恭人亲自抄写，亲自裱褙装订）九岁时，父亲死于任职两年的陕西地方官任上。后由嫡母刘恭人授徒，生母陈恭人捣衣。永济公逝后一直寄居于陆仁恺姑丈家，直到1869年移居高碑胡同，从陆静表兄读书。寒窗苦读，只为一试，1901年27岁的梁济在顺天乡试上考中举人，后利次还是落地，终其一生也没有考上进士。为官前，他多在私塾担任塾师，有时也在满清王公贵族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孙毓济于中日议和罢政之际（即1895年至1898年），梁济担任了孙的记室。直到1898年梁济40岁之际，他才开始入仕，当然内阁中书，起草例行的批奏与诏书。1903年，参与修撰皇史窚书。数成，以“公有劳，晋侍读加四品衔”。1906年掉往民政部，担任外城教养总局、分局两局总办委员，策划罪犯的教育事宜。后辞去此职，直至清朝灭亡他担任的是无俸地候补员外郎。在这些年他主要以典当妇人张滢的妆奁来维持生计。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教子原则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长子梁焕鼎（字凯铭），京师译学馆毕业后去日本明治大学读书（专修商科）；次子梁漱溟姑且不谈，长女梁焕诰和小女儿梁新诰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又主动承担起了梁妇人叔叔张励君的三个子女的教育责任，送张耀曾去爱丁堡大学读书，此外，还送张德女儿去日本读书…
仅才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位主张变法图强的立宪者在天朝陨落，礼崩乐坏的时代中的探索。但当民国代清后的几年里取而代之的是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在公理战胜强权，“眼看着国内也将实现和平统一，全国上下都对国家的前途抱着莫大希望”的1918年11月10日，“北京一个绿色的黎明中，梁济从他的书房中走了出来，花白的胡须衬托着他的庄严。他在书房中度过了一个孤独的不眠之夜。此刻，他走向了附近的敬业湖，投身于冰水之中。”
一位文化上反传统的儒者自称是为了垂死的中国文化殉难的自杀行为。与其说是如此，不如说是对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安时代的抗议。但这一震通人心的时刻恰恰“决定了梁漱溟一生的基本方向和他的人格及个性的形成”。因此梁济如何把结束自己的一生是解释梁漱溟事业开始的关键。但梁济走向净业湖的那条小绝不是直接的线索。梁济1918年为清王朝和传统中国社会的殉身，并不能完全归就于他一生所采取的态度和从事的活动。一般的保守派、改良派和激进派都不能真正的征服他。
桂林绅士和京城的婆罗门
清道光更子年间，专营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
清咸丰十年，英法攻陷天津清帝避走热河；
清光绪十年，中法之战，安南被法国窃取；
清光绪二十年，中日之战，朝鲜被日本占领；
清光绪二十一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
清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强租胶州湾；
清光绪二十四年，俄国强索大连、旅顺；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
……
在天朝崩溃的年代里，一直把桂林城西南郊看作他们祖籍的梁氏，由科场入仕，达到了日昙花一现般的辉煌，造就了梁氏星系中最明亮的星星。但在承光逝后，这个家族一度中衰。在梁济殉国之际“这个由忽必烈可汗的第五子开始，其血脉在各方知识界延续了8个世纪之久的梁氏家族激动人心的时刻结束了”。但这个以桂林人士挂籍的，长期游宦北方，流寓于北京良乡的名宦之家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些北京婆罗门的文化危机感和责任感造就了最后的儒家。
三最后儒家
梁漱溟，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原名焕鼎，字寿民、瘦民、漱溟，后来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生于北京。1911年顺天中等学堂毕业后，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并任《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早年潜心研究佛典，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长文，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
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至国立北京大学，任印度哲学、儒学、讲习，引起了很大反响。父亲梁济自杀后，他皈依儒学，潜心研究经典。
正如梁先生对自己的评价：
“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
他在理智运用直觉的生活中，时刻关注着自行调和持中的传统文化，关注着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他关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忠实地实成为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
1924年，应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三位之邀赴广州，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代理主席及贵州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1928年，任国民党两广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代主席。他仿照我国古代的“吕氏乡约”提出改造要从农村着手的“乡治”主张，拟定“开办乡村讲习所”的方案，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的批准。
1929离开广州后，到上海昆山、河北定县以及山西乡村考察工作。后因广州政的变化，不在南返。经王鸿一的介绍，与筹办河南村治学院的梁仲华、彭禹廷等相识，并受聘为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但随着中原大战的进行，1930年位于辉县的村治学院未满周岁即宣告结束。
同时他也接办了北平的《村治月刊》，宣称他的政治理论。1931年在国内政府的支持下，率村治学院全体同仁赴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邹平和菏泽两县为试验县（1934年增划山东济宁专区为试验区），设置了用于培养乡村建设运动的骨干研究部和训练部。他先后担任了研究部主任、院长、邹平石岩县县长邹平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国民政府农村建设委员会聘任委员和山东高等政治顾问等职。此时，他又组建了中国乡村建设委员会，出版发行了《乡村建设》，为乡村学派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在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之际，日本侵华的阴谋进一步得逞。为此，1935年先生与梁仲华、孙兼泉等，推动了山东省政府拟定的以改革地方学者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1936——1937），以应付日本入侵，为实行自卫作准备。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从“华北事变”到“芦沟桥事变”，我们也在兄弟阋墙中失去了大好的河山。同时战火也进一步蔓延到了山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七年之后结束，部分人员撤往河南。它为全民族的抗战造就了多少栋梁，作出来了多少的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斡旋奔走，历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等职。我们不能否认，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在黑暗中彳亍着，彷徨着，但他却没有对客人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与巩固。
1938年1月初，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同时，自武汉赴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的交换意见。（其中，与毛泽东会共见八次，两次竞作夜谈）通过访问，他进一步坚定了对抗战胜利的信心。翌年七月，“自重庆，经西安、洛阳，去游击区巡视，历经豫北、苏比、鲁南、冀北、晋东南，前后八个月。亲见国共摩擦，深恐内战爆发，妨碍抗敌。”返回大后方成都、重庆后，得悉党派关系恶化有甚于此。于是与第三方面人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底，皖南事变爆发前夕，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励共四人商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同年九月十八日，以中央常务委员身份，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
期间他致力于民主运动，积极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而1941年，他在光明报上发表了民盟成立的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历行法治，保障人民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就是很好的见证。
同时他还在重庆、成都、桂林等地的一些高等学校讲学或任特约教授。并于1938年在四川创办南充民众教育馆，1940年创办勉仁中学，这说明了他时刻不忘民族的教育，不忘中华民族的最后觉醒。
1946年1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的他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闭幕以后，以为“今内政停止，协商告成，中国人有步入坦途之望
”，“但时局旋即恶化，没容我抽身出来，而且把我拖入”。4月回上海后，接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调停，为争取国内和平奔走。
“从五月初到十月度，整六个月，初一度去昆明调查李闻案外，都在京沪间为和谈尽力”。予谓之达到了政治生命的顶峰。但泰极否来，当梁先生看清楚无力可为的时候，他就把脚走开了。于是，被迫退出民盟，远去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同时潜心讲学著作，撰成并发表了《中国文化要义》一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任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并于1950年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1980年被挑选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凡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的会议，都尽力参加，毫无保留的陈述自己的意见，为新宪法的产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84年北大教授张岱年、冯友兰、汤一介等发起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先生应邀参与创办。书院成立后，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学术委员会委员、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并亲自为书院学员授课、答疑，接待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大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在荣耀地背后却有着一桩桩的历史公案。建国后的是是非非并没有抹杀他刚直不阿、仗义执言的精神。他在1952年的全国政协第十九次会议上为农民请命，对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批评建议，坚持要看毛泽东有无承认自己错误的”雅量，“为此他被轰下台。从民主席的指名批评到全国人民的批评，再从反右斗争到红卫兵的驻扎，他在劫难中讨论对方艺术，讨论儒释异同，思考中国的理性精神。1974年“当‘四人帮’大搞‘批林批孔’的时，他又站出来公开为孔子辩护，反对将孔子与林彪相提并论，在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
予亦闻，当年蒋中正感慨到：
“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亲情何在，友情何在？”
是啊，当梁先生无法改变世界时，他就改变了自己。面对政治的阴霾，他没有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邦有道则是，邦无道则隐”。
有批评梁先生在政治上的天真，但我却称赞他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洁身自好，不改初衷。以“我生有涯愿无涯，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气概，在那个不成熟而又近乎疯狂的年代，他一直保持着圣人的身份和儒者的气质，不断反省自己的人生。于是在那个年代结束后这位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世纪老人，依旧致力于研究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历任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为弘扬民族文化，贡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岁月无情，时光荏苒，恰如白驹过隙一般。早年唯好静，万事均关心，曾一度醉心于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赞成君主立宪。而后有参加京津同盟会，理性的由立宪转入革命；父亲梁济对民初共和体制失望、惆怅，而绝望，以至自杀殉国，对他影响深远，以至使他传奇般地回到了世间来。同时，深刻认识到了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主张改造必须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积极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向。通过主持参与乡村建设运动，他的政治生涯也恰在1937年达到了顶峰，他余下的年华仅仅是上承乡建岁月的余脉。晚年不改初衷，潜心著作，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一生作品颇丰，为我们留下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一系列著作。
悲夫，时代之羁绊，悔之晚矣。
1988年，九十五岁高龄的先生溘然长逝。他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恰如郑大华教授所指出的：
他九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得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中长大，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学家，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再声称自己一生都坚持佛家思想；痛恨军阀祸国殃民，但一生与军阀却有不解之缘，他的乡村建设就是在军阀韩复渠的支持下进行的；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然而实践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诤友和同路人。”
四梁氏后人
梁先生一生茹素，共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女儿。两子均为发妻黄靖贤所生。长子梁培宽曾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次子梁培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兄弟俩在1988年已均是副编审；长孙梁钦元，在中国钢铁研究所工作，高级工程师；孙儿梁钦东曾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读书；孙儿梁钦宁曾在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读书。
五小结
书生的后代还在读书，传统的儒学气息依旧影响着中国家族，让他们往日的正义行为已转化为公众的认可和政治上的权力。这也充分说明了即使中国人不是忠实的孔教徒，儒家文化也在影响着每一个炎黄子孙和华夏儿女。因此，如何弘扬以儒学我代表的传统文化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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