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氏迁徙分布

凤雏

迁徙分布：堕氏是一个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三千位，在台湾省则没有，今主要分布的河南省的安阳市、洛阳市一带地区。

1.佛教(Buddhism)：
佛教，是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宗教，是世界性五大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六～前五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北印度，今尼泊尔)王子释迦牟尼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但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显相对特殊。凡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摩尼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而佛教却是无他神论者，因此佛教是以自己为神的宗教，这是佛教的最大特色。
佛教，就是“佛”所说的言教，用佛教术语来说叫做佛法(Buddha Dharma)。在佛典《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用其自解来说，佛教就是佛让众生“止恶扬善、自净其意”的教法，是佛陀的教育。众生，不仅仅是人，包括所有世间万物。
其实，这就是所有宗教体系所固有的概念置换哲法。


2.佛教的历史：
佛教，传说发源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多年的古代印度。当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发展，主要生产方式从畜牧业生产转向农业生产，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加上人们学会了种植产量比较高的水稻，以及铁器的使用，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结构进入奴隶制社会。
当时的古印度社会人群被分成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①婆罗门：宗教祭司，掌握掌握神权和教育权，宗教经典和文化知识；
②刹帝利：武士阶层，后来还包括国王和军事贵族，他们掌握军事和行政权；
③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后来还包括从中分化出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
④首陀罗：由非雅利安的土著部落平民组成，地位低下。
另外，还有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奴隶，无种姓者，被称为“贱民”，又称“不可触者”(untouchable)。
当时印度社会上的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一种多神教，崇拜自然精灵和祖先神，信奉天神、雷神、司法神、日神、火神、风神、雨神等多神。
婆罗门教是维护当时的奴隶社会的一门宗教，它宣扬业报轮回的观点，认为人在今生的行为(业)的善恶，将带来来生轮回不同的因果报应；如果不相信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或有违犯种姓规定的行为，或有杀生行为等等，死后将轮回转生为下等种姓贱民或为牲畜，而如果学习吠陀经典，苦行，行善，死后可转生为上等种姓，以至成为天神，与大梵合一。
婆罗门教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说梵天用口造婆罗门，用手造刹帝利，用双腿造吠舍，用双脚造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婆罗门教强调向天神祭祀献供，每年要举行多次祭祀仪式，包括马祭、祖先祭、天神祭、梵祭、精灵祭种种献祭。献祭时要屠宰大量牲畜，信徒们耗费大量财物，甚至土地献祭给神——实际归婆罗门。
公元前五～六世纪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国家的兴起，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人数比较多的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的财富和势力增加，他们对婆罗门教的婆罗门至上的旧种姓制度不满，而且婆罗门种姓的专横、腐化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对抗、批评婆罗门教的新宗教思潮，即沙门思潮。其中，在尼泊尔国南部的释迦族中有一位年轻人乔达摩?悉达多，即后来的释迦牟尼，也接受了沙门思潮，他决心建立一种新宗教——佛教。
释迦牟尼吸收原来婆罗门教的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觉悟者，达到觉悟的人。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
当然，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佛教的对人的社会性的制约作用，也还需要通过宣扬按照佛教的道德规则进行的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来实现。
佛教虽然产生于古代印度，但是其发展和得到广泛的传播却是在古代中国和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东方国家，诸如日本、朝鲜、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等。而在其发源地印度，佛教却没有成为主要的宗教。
印度的第一大宗教是由婆罗门教改革后发展的印度教，甚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比佛教在印度要传播广泛。究其原因可能是印度教更加符合印度的民族文化，有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
到了近代，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也进行了广泛的宗教改革，如取消古婆罗门教中存在的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殉葬制等不符合民主社会的内容，对繁琐的宗教仪式进行简化等。使得印度教成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印度大多数人信奉此教，但是旧宗教中的种姓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妇殉葬等诸多陋习在一些地区仍然有存在。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随着阿拉伯波斯帝国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入侵而得到传播的，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基础。特别在由印度分出的巴基斯坦等国家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佛教虽然在古印度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成为了国教，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弘扬。
到了公元九世纪以后，印度教经过改革后逐渐兴盛，而佛教僧团内部派系纷争不已，从而日趋式微。到公元十二世纪，阿拉伯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进入印度，统治者排斥佛教，很多佛教的重要寺院被毁。到公元十三世纪初，印度的佛教终于一蹶不振趋于消亡。
直到公元十九世纪末，在印度沉寂了约七百年的佛教又出现了复兴。公元1891年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在印度首创摩诃菩提会，恢复了一些佛教胜地，重新建立了一些寺院。特别是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佛教有了新的发展。
1956年，印度政府举行了大规模纪念释迦牟尼涅盘两千五百年的国际性活动，同年10月，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多伽尔在那格浦尔组织了一个有五十万“贱民”参加的改信佛教运动，以后又有数百万“贱民”陆续由印度教皈依佛教。在印度，虽然佛教徒只占印度总人口的0.6％，即六百万人左右，但是佛教思想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还是颇有影响的，特别是在下层民众中，更是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东方许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的吻合。
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悠久文化融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所造成的，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汉朝是有密切关联的。
佛教的教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版本来传达的。
古代佛经的翻译本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的翻译是在汉明帝刘庄时期进入中原的大月氏国人迦叶摩腾、竺法兰，他们在洛阳白马寺译出了《四十二章经》。汉桓帝刘志执政时期(公元147～167年)，安息国(今伊朗)的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汉灵帝刘宏时期，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对于佛经的翻译，最著名的是龟兹名僧鸠摩罗什(公元343～413)。据传，在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为了把鸠摩罗什请来宣扬佛教，几个割据政权之间还发生过数次战争，征灭了若干个国家。
早在秦朝时期，中原人们对佛教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太清楚，只是听西方来的人说佛教是可以渡人进极乐世界，获得永生的仙法。秦始皇嬴政就派了徐福带领几千人去东海仙岛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可以他们是一去不返，秦始皇也没有能长生不死。
后来的前秦国听说有位鸠摩罗什在西域龟兹国宣扬佛教。鸠摩罗什是一个年轻的天才，他不仅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对佛学也有深刻的理解。苻坚听说佛教是如此好的仙法，鸠摩罗什又是一位佛法大师，于是就派遣将军吕光率领大军，西征龟兹去抢鸠摩罗什。等到吕光征服了龟兹，请到鸠摩罗什准备返回前秦国，不料这时前秦国内发生内乱，姚苌杀了苻坚自己当了皇帝。于是，吕光就乘机据姑臧自称凉国，鸠摩罗什也就留在了后凉国。
后来，姚苌的儿子姚兴当皇帝，打败了后凉国，吕光的儿子吕隆投降，这才又把鸠摩罗什请进入中原。姚兴亲自迎接他到长安，并封他为国师。为了尽快把佛教的仙法在中国施展，姚兴还专门派了几千人协助他翻译佛经。最后，姚兴没有机会得到长生不老的仙法，而佛教却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
在鸠摩罗什主持下翻译的佛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佛经的翻译中有大量的中原文人参加，其中不乏儒家和道家学者，所以在佛经的语言和解释中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加上佛教本身的培养和教育人的社会性的一些思想，也与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很吻合，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两种思想也不断交映，相互融通。
有一个传说故事：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孔、孟、老、庄的思想。当时艰巨的佛经的翻译工作还在进行中，佛经《涅盘经》还只翻译了一半，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研读。在经文的前部分对“一阐提”(指有破戒、作五逆罪，不信佛法、因果、诽谤佛法，断灭善根、不作善法，破坏僧团纲纪等极端罪恶的众生)的问题，佛祖严厉地说他们会在轮回中永远不得超生，一再出现排除“一阐提”成佛可能性的经文。而有一位文化修养非常高的道生法师从中国的哲理考虑，认为这不符合佛教的完整思想。应该无任对什么样的人，只要悔罪自新便可成佛，他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成佛”思想。这样就受到只学了一半经文的其他佛教徒们的激烈的反对，大家都不能接受与所见经文意思不同样的观点。于是道生法师就到南方的虎丘山隐居，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他就对着山上的石头解使佛法。后来经文翻译完了，果然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便是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陆续来到中国，如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这个禅宗就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老子、庄子和部分儒家思想)很吻合。人们从梁武帝接见达摩时的谈话中，就可以知道这个现实。
梁武帝萧衍自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中国大力推介佛教，甚至为此而压制道教等其他宗教。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当时中原出现五里一庙，十里一庵的佛教盛况。当他听说从印度来了位高僧达摩后，就马上就召见。
梁武帝问达摩：“朕造了许多寺庙，选送了好多僧人，还亲自抄写经文，大力弘扬佛法，这算不算有了功德？”
达摩回答：“没有功德。你这些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在没有’”就是说：你这是有心行善，没有出自本心的行为。就好像一个影子会随着东西走，但是影子是看起来有，实际上是摸不到，拿不走的。有就等于没有。
梁武帝又问达摩：“那么，真实的功德是什么呢？”
达摩说“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无法可得，如是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真正的佛学思想是非常微妙、高深的，是没有一种确定的方法就可以学到的。所以功德，也绝对没有什么明确的做法就可以求得的。
达摩的这一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教的《老子》的思想非常相似。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所以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是很一致的。
从此，达摩推行的禅宗就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派，直到今天它还对全球佛教界起着深刻的影响。
到唐朝时期，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派别。在唐朝，中国佛教界的重大事件，就是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工作。因玄奘大师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紧密结合的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观音菩萨的中国化。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释迦牟尼佛是北印度人，即今尼泊尔，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
根据中国佛学界的历史记载，释迦牟尼的生卒年并不统一，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说释迦牟尼诞生于周昭王姬瑕二十六年，寂灭于周穆王姬满五十三年(公元前1088～前1009年)，世寿七十九岁。
一说释迦牟尼诞生于周昭王姬瑕八十七年，寂灭于周孝王姬辟方五年(公元前1027～前948年)，世寿七十九岁。
一说释迦牟尼诞生于周灵王姬泄心七年，寂灭于周敬王姬丐(姬匄)三十四年(公元前565～前486年)，世寿七十九岁。
今人通常讲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岁，实际上是七十九岁。因为中国人讲求虚岁，虚岁就是先记胎龄一岁，因此是八十岁，实足年龄是在七十九岁圆寂的。如果根据这个记载，从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天的2009年，或是三千零十八年，或是三千零三十七年，或是两千五百七十五年。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但中华民族的文化虽发源于中国社会，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成分，并把它们改造为自己的组成方面。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在汉朝，也可能还要更早一些，即在周朝时已经陆续传来，但不是正式的。佛教正式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了。
佛教到中国来之后，因为是汉明帝迎请来的，所以是以国宾的礼节来对待他。最初来的二位法师，即竺法兰和摩腾，他们二人把佛教、佛像、经典第一次正式带到中国来，为大汉朝野所接受。
寺，在汉朝时期是政府办事的机关，并不是庙，而是帝王所辖的一级单位，直接属于汉朝皇帝督导。汉帝下面有九个寺，寺的长官叫做卿，称做公卿，其中的鸿胪寺卿相当于今外交部长，所以由鸿胪寺来接待佛教使者。由于汉王朝想把他们常留在中国，而鸿胪寺不能长久招待他们，因此汉明帝下诏再增加一个寺，从九个寺增加到十个寺，第十个寺就是佛寺，佛教的“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当时东汉王朝的都城在洛阳，故而洛阳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第一寺。
佛教徒申明佛教的实质是教育，不是宗教：“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与中国的儒教一样，是孔子的教育。古代，中国历代人对于教育都非常重视，《礼记·学记篇》中所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最重要的是教育。过去的历代帝王都对教育非常重视，教育机构在一切政治设施中列于第一，名为礼部，宰相下面六个部都是以礼部为第一，即把教育摆在第一位。佛教也是教育，是外来的教育，其教育的思想基础与中国传统教育的理念完全相应。儒家的教育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是孝亲尊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因此，东西方的圣人就不谋而合。东汉时期的礼部负责一般的教育，替国家选拔人才。汉明帝下诏建立第十个寺，就是增加了一个佛学教育机构，白马寺其实就是佛教的教育机构，直接归汉明帝管辖，而不是由宰相管辖，因此佛教的教育比儒家教育更普及迅速，就是由于汉明帝提倡，上行下效，不久，佛教教育就传遍了整个国家，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文化、思想起了融合作用，并与儒道思想融成为一体，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
实际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源地印度，历代修学成就之人非常之多，比印度早有过之，是佛教真正的源地。佛教从汉朝起一直到清朝，对中国历代封建君主实施统治管理均带来极大的便利，是控制朝政与社会稳定的一股巨大的意识形态力量。


本书慎按：
中国佛界执守的释迦牟尼生灭年代记载，与现代史学考据完全不一样，年代相差太大！因为，经典史书所记载的周昭王姬瑕在位只有两年，或说只有十九年，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周昭王姬瑕八十七年”的年代来。
如果按释迦牟尼诞生于周灵王姬泄心七年丙申，寂灭于周敬王姬丐(姬匄)三十四年乙卯，即公元前565～前486年，约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同时代来记载，倒有几分真实。否则，与“公元前六～前五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北印度，今尼泊尔)王子释迦牟尼”的世界史记载二者相差有五个世纪之久。
佛可虚幻，姑罔听之，而历史却不可胡来。
另外，佛教徒自己一直在申明：“佛教的实质是教育，不是宗教。”本书则认为，系统化的精神教育，其实质就是宗教！唐朝以前，佛寺的主要工作都是从事经典的翻译、讲解，以及指导民众修行等学术性活动。唐朝中叶以后，佛家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教育”，开始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直至干预国政，逐步形成为一种政治势力，最终成为历代统治集团的重要工具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实体——这与佛教宗义相去甚远了。
如今，中国的规模级庙宇多达两千三百七十余落，禅、密两宗职业佛教僧侣已经多达三百六十二万，每年消耗精粮一百万吨，但从不为社会创造一分钱的经济价值。不过，众多僧侣们在手机、汽车、空调、计算机、网络、贵重金属、稀有矿藏、香料、纺织品、茶、盐、食用油等方面的消耗与使用效率几乎占全国各行业的第一，拉动了3.92亿佛教信徒的频繁宗教活动以及商品价格的不断上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