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马季

二爷

我心中的马季


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着个电话，姓名栏里写着“汪爷”。那是汪景寿，只一面之缘，就再也忘不了那张往下滴着憨厚的圆面阔颐，洪钟一样的嗓门，和几乎束不到头的裤腰。我向他打问起他最熟悉的朋友之一：“你说马季啊，现在也少联系了。马季存了十多个自己写的新段子，他不想拿出来，等以后再说。”


马季为何怠于抛头露脸了？汪爷说，他厌恶如今的风气。属于马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办相声晚会，摄像机镜头四面八方扫过去，扫不到一个连鼓掌都透着整齐、个个笑容都透着幸福的观众席了。名义上马季依然是业内的顶梁柱，但同行不见得买他的账。他批评大兵的基本功有欠扎实，对方立刻表达不快，可是观众不管，他们不觉得大兵说的《卖布头》是在糟践传统相声，因为他们确实都被逗笑了，还赞许此人的段子敢揭露社会阴暗面。马季注定要沉默，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世无英雄，难道刘、侯两位大师亲手传授的台风、手法、吐字技巧，已经不如“揭露社会黑暗”更重要了？


不管在哪个领域，原教旨主义者的形象都不会太好，他们是守旧排外偏执顽固的代名词，但在戏曲曲艺这些“国粹”领域，“保守”确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倾向。马季认为，没有那些薪火相传的基本功，就不成其为相声；欣赏不了《报菜名》，把它混同于饶舌音乐，就难说是懂相声之美。祖宗的东西既成定格，往后的修补就只能在框架以内进行，不管什么内容的相声，都得讲究三番四抖，讲究假痴不癫，讲究语气急转、卖关子、谐音谐义，讲究甲乙二人的默契，等等。所以，当年东北的杨振华挎吉他上台表演一事不但没人指责，反被传为美谈，正是规矩下画方圆之故。但是，当各种第一流的音响设备都可以信手拈来时，当观众不再奉一种规矩为正宗时，马季的原教旨味道就散发出来了，特别是当他向媒体流露出对某些“新锐”的不屑之后。


但我记忆中的马季却从未落伍过；他用自己的方式开新，开得惊艳而奔放。最早吸引我成诵的，就是他和唐杰忠的《地名学》，也叫《新地理图》——旧版《地理图》贯口报国名，马季的新版另辟蹊径，以嵌国名谐音叙述故事：“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我妹妹敲起了开锣，我姨在后面打曼鼓，我给他们唱一支圣地亚歌”；吃水果时先吟“梨巴嫩”，上厕所前默念“轮蹲”，下馆子时背一串口诀：“香酥洛杉鸡，红烧斯德哥尔馍、虾仁炒约蛋、清蒸乌拉龟”，这都是听《地名学》几十遍的后遗症。后来这段子重演，还有不少绝妙的翻新，比如在桌上发现一个小盒，打开一看，哦，“印泥（尼）！”


马季也曾新锐过，而且是一位难得的全面的相声新锐，火爆，热烈，生气勃勃。而且不论是什么题材的相声，他的叙事与抖包袱都能在精巧的编织之间透出文学作品一般的韵律，选句择词妙到纤毫，不容半分增减。听听《百吹图》里马赵师徒的一节对吹：“我六岁就长老人斑了”/“我五岁就有抬头纹了”；“我四岁就驼背了”/“我三岁就留胡子了”；“我两岁就谢顶了”/“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最后一句堪称龙睛：用生理特征竞价，却以职业状态（“退休”）落槌，辅以语音上的一仄一平，先抑后扬，最后三字四两千斤，汉语音韵的妙趣跃然而出。


80年代可以找到的相声音像制品寥寥，只有一套十大笑星的磁带，马季的《多层饭店》被我听得几乎烧机，然后就要到90年代中期，我才又得到一套马季的相声录音，听过后方能慢慢领略这些细节之美，并企图用干燥的文字来解剖其“一气呵成”的成因。那些录音证明，马季相声中的美，早在一个据说只能孕育样板戏的时代就产生了；而且，他的才华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歌颂体”之类概念的束缚——去除掉蒙在外表的话语枝蔓，《桃源新貌》就是一段以制造古今话语体系的矛盾收获幽默效果的作品，《找舅舅》是一段充满误会和错进错出的趣闻轶事，《游击小英雄》则是儿童、成人、日本鬼子三套语言系统交织、穿插、碰撞而成的喜剧。只有功力深厚如马季者，才能在如此刻板的题材上栽成幽默之花。


那些磁带里有《万紫千红绕营房》，有《友谊颂》，有《画像》……这些段子加深了我的一个印象：正是一个力主“歌颂”的时代，最大程度地激发了马季的创作力——他的所谓局限性也正是他的力量所在。然而，这也铸就了马季晚年的困惑和受挫感：时代嬗变之后，他对观众不再有十足的把握了，他不知道除了完美地演绎一个笑话获取台下的欢乐之外，还有什么稍微高一点层面上的东西可以唤起观众的共鸣——而追求这种共鸣，却是很多马季这一代相声演员的内心自觉，且将其忠实地传到下一代。所以姜昆再也不可能演出《时间与青春》、《我与乘客》、《北海游》这样的作品了，因为他只是那有限的若干年里，在“四化”、“新长征”、“劳模”成为流行语的若干年里，意识到一种为青年人慷慨指路的强烈需要——一如马季当年背负的使命；他的观众们掌声齐整，笑起来的样子幸福欲滴。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季的艺术，是在人民还成其为“人民”时的艺术，人民是通过对“人民”二字的自然认同来认同“艺术”二字的。设若没有那种自然认同，对艺术的认同就可能带上逆反或猎奇等各种动机。2005年初秋季节，我去戏剧学院的实验剧场看林兆华导演的《厕所》。那剧场相貌陈旧，管理松散，正在人影昏乱之中，舞台喇叭里忽然传来了掌声，由远而近，夹杂着陈年录音特有的轻微的噼啪：那是何等熟悉的声响啊，它似乎裹挟了一个时代所有特殊的征象，几乎把两位年轻的演员送上这座还紧紧拉着帷幕的舞台。马季、唐杰忠……我开始鼓掌，越来越响。当“友谊颂”三个字从琐繁的记忆中弹出脑海时，我才意识到马季已经内生于我，他在我心里确立了对“人民”的认同，一种特别的、移情式的认同，连同那背景音乐一般不可分割的掌声。我继续鼓掌。


我十分感谢林兆华，他无意中唤醒了我心里的马季。然而，当我按捺不住激动，把这一场巧遇通过电话告诉汪老爷子时，完全想不到那将是我跟他的最后一次通话。我听到他那一声标志性的拖腔“喂——”时，完全想不到他只剩下不到半年的岁月，身后子嗣全无。马季比他的老友晚走不过9个多月，我与他毫无接触，对他的为人更不了解，只知道他晚近常偏居京郊习书法养性，但是，我依然能感到他的存在——谢绝“灵魂附体”之类的恶俗解释。


马季先生的困惑也是相声本身的困惑，一切宏大叙事的精神支柱瓦解以后，相声的衣食父母顿成乌合之众，而一些离经叛道，把老一辈变成原教旨主义者的演员似乎又在尝试一轮开新。郭德纲们赶上了“人民”话语全面瓦解的时候，很可以像赵本山那样走泛娱乐化的路子——谋求个人的辉煌则易，而“恢复”相声的辉煌则难。关注一下这些问题，也许比计算相声界还剩几个大师要有意义得多。不管马季是否大师，我都相信他是不朽的。他就在我心里，和汪老爷子在一起，和他的一个电话号码、一声戏韵十足的拖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