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当彭德怀遭遇毛氏“牛精猪”与“象精猪”(定稿）
余习广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大跃进，无疑是在毛泽东个人意志支配下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运动；大饥荒，无疑是由庐山会议毛泽东执意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而引发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灾难。
就治国安邦的统治术而言，大跃进与大饥荒，无疑都是统治者思想、方略与行为都极其失常的产物。
1957年10月以后，在毛泽东的狂热情绪支配下，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口号日渐升温、噱头日渐升级的大跃进高潮。至1958年夏季，这场在“三面红旗”下的社会运动，随着全国大放“卫星”、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呈现出领袖因乌托邦情结思维失常、全民因歇斯底里集体疯狂的高潮。
几十年来，人们和历史学家们，对这场社会运动，大都冠之以“狂热”、“疯狂”来形容和表述，并非有意泼污诋毁与刻意践踏，而完全是对于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以人类医学科学做出的基本评判。
所谓疯狂，是指行为主体者由于神经发生错乱，导致行为失去自主控制，病因为长期处于极度亢奋而形成狂躁性心理指向，属于比较严重精神病范畴；歇斯底里病因多为情绪长期压抑抑郁或兴奋难抑而至亢奋状态，形成极度焦虑情结，不能得到及时纾缓而至该病。其症状表现为精神恍惚、喜怒违悖常理、暴躁多动，重症者痉挛呓语，与疯癫略同。
是的，大跃进运动，完全是一场亢奋至疯狂失控、狂躁至悖逆人理的运动！
大跃进运动，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的基本定调是：“产品以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长”。运动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精神，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指导，竟然以“海阔天空、大胆想象”为基础，在所谓“社会主义大竞赛”中，从1957年11月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从浮躁到狂躁、从狂热到疯狂的大放高产“卫星”运动。
在这场大跃进中，所谓大放高产“卫星”运动，完全悖逆了人类社会的常识和理性范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所谓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百万斤！写到那个时代官方记录中的水稻最高纪录，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14斤，红薯最高纪录，是山西新绛县东方红人民公社行云庄红薯“卫星大王”亩产1139789斤；蔬菜最高株产，是河北徐水县一颗白菜500斤；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广西鹿寨县放出生铁日产20万吨的巨型卫星；在全民“技术革命”运动中，见诸《人民日报》的公开报道，各地大放“技术革命卫星”，什么西红柿与土豆嫁接，上面结出西红柿，地下结土豆；高粱与玉米再与甘蔗相嫁接，顶上生高粱，中间结玉米，秸秆轧糖；红薯与西瓜嫁接，地上结西瓜，地下结红薯……
尤为荒诞无稽、癫狂疯乱的是：《人民日报》等多种中央机关报刊报道说，各地干部群众充分发挥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进行了海阔天空的奇思妙想，提出了改善品种，大大提高产量的办法，将牛与猪杂交、大象与猪杂交、骆驼与山羊杂交、鸵鸟与鸡鸭杂交、鲸鱼与鲤鱼杂交……
《人民日报》社论对此感叹无限地声称：“我们进入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
用神话作为治国之策的时代，无疑是一个癫狂的时代。终于，癫狂导致混乱，荒诞导致破产。
歇斯底里具有状态不可持续性，在狂热行为的宣泄中，如果不能得以缓解，心理定势就会持续加压，直至神经完全疯狂；如果极度焦虑情结得到一定纾解，则会出现理性回复的间歇期。倘若没有新的刺激，或许这种焦虑情结也会能够得到进一步缓解。但是，从心理学和精神病临床学的角度而言，在失去外界医疗治理的前提下，尤其是在遇到新的刺激情况下，歇斯底里具有再次爆发、甚至是恶性爆发的可能性。
那场社会性集体歇斯底里症的间歇期，在1958年10月，随着毛泽东的逐渐冷静而到来。两次郑州会议、武汉会议，直至毛泽东写出《党内通信》，对中国社会的治国大政上，逐渐开始了农村政策的调整和退让。
不意，为进一步调整而召开的庐山会议，竟然成为恶性刺激的历史性契机！在一个权力极度集中的体制下，个体的意志控制着权力结构整体，歇斯底里的恶性转化，在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必然导致恶果。领袖的个性，必然通过权力体系的社会结构，放大成为社会整体的行为指导，从而扩大成为社会化的整体灾难。
从人类的正常思维角度，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彭德怀措辞和缓克制的一封信，竟然能够成为触发那样一场大灾难的契机！
1959年7月13日,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作“万言书”的信件中，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氛，彭德怀一方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等问题。
因信中提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并指出“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引起毛泽东的勃然大怒。7月16日，毛泽东将该信加上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批语，下发会议。
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扭转乾坤，开始批彭。从此，庐山会议转向以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篡党夺权”的“军事俱乐部”，并决定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猖狂进攻”，“掀起更大跃进高潮”的运动。
1959年11月24日，专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做政策性阅读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在第2917期，专门组织刊登了三篇文章，《青年科学家杨明汉培育水稻“千粒穗”成功》、《一个青年讲师培育成功一种普通分枝小麦良种》和《金龙公社试验培育“牛精猪”成功》。
这三篇文章，作为当时“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猖狂进攻”，“掀起更大跃进高潮”的政策指导性文件，一时在党内发生很大影响。
在关于“牛精猪”的文章中说，金龙公社通过人工授精的方法，将牛的精液输入发情母猪的体内，成功地使母猪怀孕受胎，出生的小猪作为改良品种，将有牛的体型和特点，即这种“跃进”猪，将有牛的体型那么大，又将有牛的力量和能耐的特点。
这篇奇文，来自于庐山会议上紧跟毛泽东、狠批彭德怀的四川省委负责人李井泉。毛有好者，李必效之。毛泽东提出反“右倾”、“更大跃进”，李井泉在痛批“右倾机会主义”之际，再次祭起了“革命浪漫主义”大旗。一时间，四川的“万斤稻”、“牛精猪”、“万头猪场”之类的神话，再次旧话重提。更有甚者，在李井泉的大话高调风气倡导下，四川一些干部甚至搞起了“象精猪”！
从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上，“象精猪”与牛精猪”，同属于一个思想体系，其中荒诞无稽，一脉相承。
毛泽东看过这三篇文章，对此亲自作出批示：
一
送彭德怀同志阅。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三件[2]可阅。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此后，这三篇文章，作为教训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证明大跃进和“放卫星”运动的伟大正确的材料,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并传达到党的中级干部层面，一时成为一些党的高、中级干部教训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话题。
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更大跃进”运动，放出“更高产量、更大跃进”的“高产卫星”，浮夸风甚嚣尘上。其中，“卫星猪”成为各地领导人的宠儿，许多地方办起“万头猪场”，放出“牛精猪”卫星。
彭德怀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首恶后，解甲归田，被刻意安置在挂甲屯。本来已经失去阅读这种高级别文件资格的彭德怀，被特意送来了这期的新华社《内部参考》。
今天，我们无法知晓他读后的感想，但我们知道，就在这种极端险恶的压力下，就在这一段时间，彭德怀写下了一本长达5万字的笔记，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忧虑：“会后又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就使得在当时本来己经存在着的‘左’的东西更加严重，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许多无根据的计划，就造成了严重损失。庐山会议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而1959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1960年这种形势仍将继续。”
“庐山会议既不正视这一严重事实，又不悬崖勒马进行调整。反而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正这个错误。”
针对宣传报道中的浮夸风，彭德怀认为，出现在报道中的工人劳动不计报酬，取消计时计件工资、商店无人售货、农村继续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队与穷队拉平等等作法都是“左的蛮干”，是“党的各级机关的有些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企图跳进共产主义的问题”。
他认为：“这些全民大办并不是人民群众多数自觉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
“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对此，他认为“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在《看法》中，彭德怀列举了一些他不能容忍的现象。如：“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因而残废”,
“死亡者有之”。
彭德怀将其在挂甲屯监视性居所的门前土地，开垦出来种“实验田”，以验证是否能够种出亩产万斤的“跃进卫星”粮。
他收集报纸上介绍的增产措施；在园内小河边开出一块地，保证浇灌；封了自己有抽水设备的厕所积攒粪尿；土地深翻，施足底肥；又找来良种密播，精心管理。麦子抽穗之后，他清早起身就去赶麻雀，还扎了两个草人竖在地中心。麦子熟了，他到村里邀来一位老农，老农十分惊讶地说：“老彭，你当元帅，还种得这样好的麦子哟！我们庄稼人也比不上呢。”彭德怀请老农估产，老农搓了根麦穗在掌心一数：“嘿！你这一分地能打90斤。”
麦子黄了，彭德怀和工作人员一起，精收细打，一分地，正好90斤麦。彭德怀并不为他的丰收庆贺，他紧整一双浓眉计算，集体大面积种植要达到他这一分试验田的标准必定很少，即使如此，一亩也不过打900斤，一亩地按两季收成，充其量不过2000斤。
对于那些高产卫星的“神话”， 彭德怀认为：“净胡闹！”。
他坚信自己没有错，尽管他为此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
1978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彭德怀平反，恢复名誉。在悼词中，邓小平称他是“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领导人”、“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彭德怀将以其“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刚正不阿，人民至上，为民请命而不畏生死的高尚品质和风格，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附：
关于“牛精猪"与“象精猪”的来龙去脉
本文发表之后，许多读者非常关心所谓“牛精猪"的来龙去脉，有人追问：“牛精猪"后来的情况怎样了？当我提到：四川有人干脆提出要搞“象精猪”。即有读者追问要搞“象精猪”的是何许人也？
因我看到的材料，为浙江一地委转发的文件，而文件其出处不详，一时难以回答。即有网友追问：是否又触到了某位大人物，由此我不愿提及而欲为其做春秋笔？
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我是研究历史的，以据论史，是史家的基本品德。途听道说，身价立马烂钱不值！我无语，但有心！今天，我找到了四川学者郑光路的一篇文章。其资料出处于四川省委文件及有关材料。特贴出以告读者，以了心愿！
——长出一口气！
据郑光路所著:"四川大跃进中的神话与现实"中,有"'象精猪'、全国现场会和跃进大牧场"一节所载：
在举国大跃进的高潮中,四川一马当先,力争先进.重庆，当时四川另一重要中心地区,同样大放“卫星”，遗患无穷。这里只谈表现突出的“猪肉问题”。
１９５８年重庆在市委小礼堂召开市级财贸干部会议。会上倡导放卫星，提出“要夺取全国第一”的口号，要大家辩论。有人说：“不提‘全国第一，提争取‘全国第一流’吧!”遭到斗争，被斥之为“没干劲”，“阻碍群众运动!”辩论中，听到重庆农业部门乱吹牛搞出了“牛精猪”，个大体肥，似牛非牛，似猪非猪，大有搞头。一位重庆负责人就说：“我们也搞牛精猪!”又问：“什么动物最大?”答曰：“象最大!”“好!就搞象精猪。”
于是就派人去搞象精液。派人到北京动物园，联系搞象精。对方不同意，说“象不容易开情，也没办法搞!”后来还要用飞机运象精，在对方坚持不干的情况下才作罢论。
“象精猪”卫星没升空。１９５９年二季度在区县负责人会议上，硬压任务说“１９６０年全年生猪发展必须达到２００万头!”并说“当年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压力—下，巴县就提出全县发展２５０万头。这样一来，各区县硬起头皮乱定指标，全市为６００万头。实际当年发展数只达到１０７万头。食品公司为邀功，乱说城市里居民伙食团等自养猪已够自足，不需农村供猪了。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３日向上级党委写了一个报告说：“截至１０月底，全市生猪已发展到１７０万头，比去年增加６７、１７％，由于
生猪的大发展，已经实现了肉食基本自给。因此，请市委转报省委。”省市领导人李井泉、任白戈加以赞扬，并在《四川日报》、《重庆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居民伙食团也养了成万头猪，已有４３６个单位实现了食肉自给，４７６个单位做到半自给，有２００多个餐厅实现了熟食品自给……”而实际情况怎样呢?全市发展的生猪只有９０几万头。社会上的养猪也多的是食品公司拨出农村运来的商品猪代养的。浮夸的结果争取得了中央在重庆召开副食品现场会议的荣耀。
１９５９年底中央财办在重庆召开全国副食品现场会，充满弄虚作假。
为了把南溪口打扮成全国大型饲养场典型，连夜赶修猪圈，赶运活猪。人员，挑选“可靠的”，年青力壮的。把老弱病残的职工统统赶出去，叫他们在代表参观时到井口茶馆喝茶，不准到现场去看，不准多嘴。活猪全部换成又肥又大、又整齐的白毛猪。由水陆两路，从肉联厂连夜挑选赶运了白毛猪１４１４头，每头平均１７０斤以上。又从南岸六公里运来大批仔猪。七拼八凑５０００头猪，号称万猪场。
参观的路线事前安排好，不好的就不让参观。还叫粮食部门拨给好饲料，拨给了大量碎米和包谷。又布置，饲养人员要少，说明功效高；还提出“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圈内干干净净的，别人一看，人又少，猪又喂得好!”
假的总是假的，露出了马脚。参观的代表都是各省、市的负责人。有的代表问：“这么多仔猪，这样好，都是你们场里养成的吗?”饲养员不知所云。有的代表说：“你们的猪饲料比我们省人的口粮还好!”李先念副总理也有所觉察，说：“如真正象这样的话，重庆有十个这样的万猪场就解决了!”还说：“今后不开全国性的现场会议!”同时，把现场会议改名为工作会议。
有关方面假戏真唱，会后，对商业部门的干部布置说：“先念同志讲，重庆要办十个万猪场。”于是又兴师动众，大办“万猪场”，把南溪口饲养场改为种猪场。后来办的十个“万猪场”，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光财产损失就达数十万元以上。
１９５９年后，重庆为争取“全国第一”，在南岸南山搞个畜牧场。口号叫“财贸职工向荒山进军，支援农业。”有关方面“指示”：“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都要有。”并在一次会上宣传说：“南山将来是：“环城轻便马路、码头、缆车、游泳池，还要修个疗养院，修个名符其实的望江楼”。要搞成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乐园”。要有气魄，“南山要挂两块牌子，成立畜牧大学，三个月毕业发大学文凭，每个人都懂得化学名词!”这种情况也非止重庆，当时全国各种“跃进大学”多。
但南山荒林杂木，怪石嶙峋，土质瘠瘦，缺肥缺水，动员了几百名商业职工，日夜赶修，先修抽水站，五·一节把水管接上山，召开万人大会，《重庆日报》发表了消息、社论，大加表彰。采购人员到处采购各种禽畜，奇花异木。猪，有苏联大白猪、巴克夏猪、约克夏猪、荣昌猪、金华猪、新金猪、哈尔滨白猪、河北定县猪、河北吕黎猪等；马，有顿河马、阿坝马；牛，有荷兰牛、浜洲牛：羊，有西北绵羊、美利奴羊、山羊；鸡，有澳洲黑鸡、来航鸡、火鸡；兔，有安格拉兔、青紫兰兔、立克斯兔。还有河南驴子、建昌鸭子、山东海狸鼠、猴子、鸽子和蜜蜂等等。还有各种花草树木。这些东西有的是飞机运来的，大都十分昂贵，如——匹马就５０００多元，一只海狸鼠就１００多元。畜牧场的任务，要繁殖良种。但是，从阿坝买来的４０头牛，全是公牛，无法繁殖，群众讽刺为“牛公子，马小姐”。又由于气
候不适应和管理不善，良种变劣，猪死禽亡，只几个月的时间，８３只羊就死了２９只，５３只建昌鸭子就死了２４只，猴子也跑了，蜜蜂也飞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大白猪。
南溪口饲养场改为种猪场之后，遍找天下良种，食品公司派专人去北京搞了五头苏联大白猪。每头猪一千多元。一位有关负责人向南溪口饲养场支部书记和饲养员指示：“喂养和发展苏联大白猪，关系到中苏友谊的事，搞得不好就是破坏了中苏友谊!”专门为五头猪修建了一幢小洋房，五个小间，白色粉墙……窗户是玻璃的，面临嘉陵江，空气十分新鲜，冬暖夏凉。门前还专门设有小型运动场，比职工宿舍要好几十倍。职工十分愤恨，唾骂为“猪皇宫”。苏联大白猪不只是住单房间，还是专人侍候，每头一个饲养员，吃的是小灶伙食，五头猪每天要吃一瓶价值１８元的金霉素，还经常吃葡萄糖。
母猪产仔后，每天除了炖鸡子、猪蹄给母猪吃外，还指定两个专人养了两头奶牛，每天挤牛奶给母猪吃。这五头大白猪都起有外国名字，五头苏联大白猪养了三年多，挥霍国家资金甚多，不争气的苏联大白猪，只产仔２０多个，就陆续地呜呼哀哉了!敖成化工油，多少算作了些“贡献”。
１９６２年“大跃进”惨败，牧场下马，来个大削价拍卖。农场全部瘫痪，房子倒塌也无人管。为时才两年多，共投资１４６万元，经营损失和浪费损失就１４２万元，这在当时算笔巨款。人力的浪费还未计算在内。风光一时的跃进大牧场，夕阳哀歌中寿终正寝。当时老百姓不敢异议，文革开始为发泄“大跃进”带来的饥馑苦难，纷纷“造反”揭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