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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谁说话最有分量？可能有的人会说是政治家，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也可能有人会说是明星，因为他们身上有魅力；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应该是商人，因为他们手中有财力。其实，这度不是最终的答案，一个时代的声音落在哪一类人身上，看的是什么，是谁具有话语权。因为是有观点被表达才被称为观点。一个人的观点与思想表达出来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经常用的则只有两种，一种是书斋式的，通常被称之为“独白”，现实的做法就是让自己的思想成为文字，让文字广为流传；二是广场式的，也即“对话”或者“辩论”，通过与受众面对面的言说达到传播的目的。而孟子应该说是在他生活的时代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因为他即通过文字又通过言语来传播自己的观点。那么他是如何成功传播自己的观点的呢？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位能言善辩之人，首先他具备了灵活的思维，丰富的知识，再加以自己流利的口齿，把语言发挥成利器，虽没有雄兵百万的威风凛凛，但足以震撼人最隐蔽的心魄，不可小视语言的力量。孟子的语言力量在于什么方面呢？我们来一一探究。
一、善用比喻与类比。
比喻是用一事物说明另一事物，两事物之间应有相似性。它一般使用熟知的事物比陌生的事物，用具体的事物比抽象的事物，用浅显的道理比深奥的道理。比喻最基本的作用是使要表达的事理更生动、形象、鲜明、易懂。
汉代的赵歧认为“孟子长于比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可谓说到点子上了。《孟子》选文用喻多且广，富于创造性，它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置比喻，既有针对性，又有妙趣横生，以一些超乎寻常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郑振铎先生认为，孟子“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
《孟子》选文中的比喻大多简短而深刻。如孟子说，齐宣王不施行仁政，不是“不能”，而是“不为”。齐宣王问二者又什么区别，孟子取喻说明：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要你把泰山夹在胳臂底下跳下北海，你说“我不能”，这是真得不能；要你给上了年纪的人折一根树枝，你说“我不能”，其实这只是不为，而不是不能。这一解释既浅显地说明了道理，又妙趣横生。在与齐宣王谈君臣之道时，他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与戴盈之的对话中，孟子认为戴盈子关于税率下调和免去关卡要一步一步进行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这就像一个偷鸡人说他一时不能杜绝偷鸡的习惯，而请求每天少偷一只从而最后不偷一样是荒唐的。
除了采用简短的比喻，孟子还善于运用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作喻，形象说理。《梁惠王上》中，孟子用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寓言故事，想说明梁惠王对本国采取的移民移粟的措施，跟邻国的君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没有实行仁政，这就如同战场上逃跑五十步的嘲笑逃跑一百步的一样，他们本质上都是逃跑。梁惠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不要疑惑“寡人之民不加多”了，还比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现在留下了“齐人之福”的成语。孟子要说的道理跟故事内容有很大相似性，让人容易接受。另外如“揠苗助长”的寓言（《公孙丑上》），孟子想说明不要预期所达到的效果，不要刻意促使浩然之气成长，否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如同拔苗助长，反害苗干枯，这跟孔子的观点“欲速则不达”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更能为人接受，这就是形象说理的佳效。有很多的成语和典故是从孟子的比喻之中流传下来的。
二、善于诱导与伏笔。
这种方法的逻辑通常是首先顺着你的思路对你进行无声的反驳，它首先向你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你给出结论。最后它再说出一个类似的但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再反问你的结论，也就是说，结论有了，在逻辑上讲，你不得不承认，因为你对先前简单的问题给出了答案。但是从感情上讲，你又往往不愿意接受它。要让听者理解某种现象，认识某个道理，必须为听者铺设思维前进的道路，循序渐进，就像登百尺高台一样，拾级而上。
比如，在梁慧王章句上中，孟子问梁慧王，杀人用刀子和用木棍是不是有区别，梁慧王说没有区别，然后孟子又问梁慧王，杀人用刀子和政治是不是又区别，梁慧王又说，也没有区别。这两个问题是极其简单的，梁慧王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接下来孟子不直接说梁慧王用政治杀人，而是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即你梁慧王厨房里有肥牛，马厩里有健马，但是您统治下的领土之内却是路有冻死骨。这样一说，实际上你梁慧王就是杀人犯了，只不过你是用政治来杀人，而用政治杀人与用刀子杀人是没有区别的，你梁慧王自己亲口承认的。
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主张施仁德，劝农桑，薄赋役。他四处劝说君王要勤于政事，善待民众，而不能醉心个人享受。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有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您有一个臣子，出游楚国，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时，他的家属却在挨饿受冻。对于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和他绝交。”孟子说：“假如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好他的下级，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撤消长官的职务。”孟子又说：“假如一个国家治理得很不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听了面红耳赤，不敢正视孟子，并转移了话题。
孟子从交友之道说起，获得齐宣王认同，登上第一级台阶；次及部门长官的政务，引齐宣王跻上第二级台阶；最后提出议论中心，使齐宣王不得不在内心赞同，虽然他口头上不愿表态，从而达到规谏国王的政治目的，既然你齐宣王认为朋友有负你之托就应该抛弃，那么你有负天下人之托应该如何就不用我说了。这种说理方式在《孟子》中不断的被运用。
三、巧妙用典与举例。
道德权威向政治权威进行说教本身不是为了理论的需要，而是实践的需要，因为道德权威没有一套自己的组织来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因此它必须借用政治组织。这样如何让政治权威相信自己是十分重要的意见事情，在《孟子》中，说理的一种常用的形式是以三代之君主的先例为参照对象，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即现在所说的惯例来作为论据说理，选取一部分举例如下：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玉者之堂也，玉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孪。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裹猴粮，于秦于囊，思殷用光；矢斯张，戈戚扬，爱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爱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歧下。爱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齐宣王问孟子说：“人家都说让我把明堂给拆了。你说我是拆呢，还是不拆？”——明堂是个什么东西，先得解释解释。这是当年周天子东巡的时候盖的接见诸侯的一处场所。现在齐宣王问出这话，背后的意思是：天下已经是诸侯各自为政了，周天子也不会再出巡了，明堂也用不着了。有人可能会问：“那齐宣王留着自己用呗。”可是，按照规矩，这明堂还只能天子待着，别人不能用。所以，这么一个干占地方不能用的建筑，是不是干脆拆了算了？要放在现在，那肯定拆不得，到底是文物啊，更是块发展旅游的招牌。可齐宣王缺乏经济头脑，别人一说，他也觉得是这么回事。而且，拆明堂很可能还有个不好明说的意思——把周天子的标志物给拆了，别在这儿碍眼。这齐国是我齐王最大！这会儿齐宣王到底还是难下决心，因为把明堂一拆，就意味着公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如果齐宣王问的是孔子，孔子非跟他急。孔子连“八佾舞于庭”都“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是拆明堂。可毕竟两百年过去，时代不同了，周天子再也没希望扶得起来了，就当没这个人好了。孟子会怎么回答呢？回答说“拆就拆吧。”这不大像大儒说的话。以儒家的传统来看，“不拆”似乎是个比较合理的回答。可孟子来了一句妙答：“这明堂是天下圣王的殿堂，大王如果要行仁政的话，就留着这东西算了。”这个回答，首先是建议不拆，但不拆的理由却不是要尊敬周天子，而是说，你齐宣王如果施行仁政一统天下，你就是周天子，那你自然也有资格使用这个明堂。看，孟子这是挑唆齐宣王谋朝篡位呢。孟子在这方面一贯的逻辑都很简单：不管你什么血统，不管你什么门第，只要你能行仁政，那你就谋朝篡位一统天下好了。齐宣王一听，大概有点儿动心，接着问：“仁政是怎么回事，孟老师再给我讲讲。”孟子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一带，种地的人缴税缴的是全部产量的九分之一，公务员都是世袭的，关卡和市场只做管理却不收税，湖泊不禁止打鱼，一人犯罪不会株连家属。死了老伴儿的老头儿，叫做鳏，死了老头儿的老婆婆，叫做寡，小孩子没爹叫做孤，老两口儿没娃叫做独。周文王发布政策的时候总是先想到这四种人的利益。《诗经》上说：‘富人的日子不错啦，可怜可怜穷人吧。’”齐宣王重重点头：“这话说的可真好！”孟子追着齐宣王不放：“您既然也觉得仁政好，为什么就不去做呢？”齐宣王把胸脯一挺：“我这人有个毛病，我贪财。”“啊——？！贪财还这么理直气壮的！”孟子一看，齐宣王也不知道真贪财还是给不行仁政找借口，不管了，兵来将挡，“贪财好啊！”孟子接着说。因为公刘贪财，所以他的那些小弟们在家是家家有余粮，外出打仗也人人有干粮，这样大军开拔才没有后顾之忧。大王您如果也贪财，就和老百姓一起贪呗，这不就是仁政么！”齐宣王一听，原来贪财也能贪成仁政啊，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还有个缺点，我好色。”“好色好啊。”孟子顺口就应了一句。“嗯？好色也好？”齐宣王一怔。孟子突然眼睛一亮：“当然是夸他了！太王的时候，宫中没有大龄女青年，社会上也没有单身汉。大王您要是好色，您也推己及人，让您统治下的这些老百姓都能顺利婚配，这不就是仁政么！”
四、善用正反对比进行说明。
俗话讲，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修辞角度来讲，比较中事理相近叫类比，事理相反叫对比，对比使黑的更显其黑，白的更显其白，起到反衬、凸显的作用。
孟子说理善用正反对比。章沧授先生认为孟子的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其‘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风格”。宋国著名学者宋牼想劝说秦楚停战，打的名号是“言其不利”，孟子反对他用这样的名号劝战，他认为，不管做什么都应把“义”放在首位，何必说利，或何必先说利。且看他对宋牼的一番话：
本段话有两个鲜明的层次，即以利说秦楚之王会怎样，以仁义说秦楚之王会怎样。两种不同的劝说依据将会带来两种相反分的结果，一是“亡”，一是“王”。宋牼一听分明，而后人一目了然，该如何选择，如何对待义与利，孟子的话在人的心目中激荡成一盏明灯，照亮正确的方向。
孟子有一个观点叫“与民同乐”，他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他在跟梁惠王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王若不与民同乐，鼓乐田猎时百姓会“举疾首蹙頞而相告”，王若与民同乐，鼓乐田猎时百姓会“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梁惠王》）相比之下，与民同乐的好处昭然若揭。一者如此，一者如彼，事情就明摆在那儿，全看人怎么选择。孟子启发梁惠王”与民同乐“，主旨表现鲜明，也易使人接受，均归结于孟子的正反对比说理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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