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眠·暮霭·孟浩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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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稳居所体现的往往只是一份矜持的外表姿态，而这类所谓的消极处世方式，虽然与每个人的品行有着直接关系，但跟求取功名的打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孟浩然的大半生都隐居于襄阳城南岘山附近的涧南园，在一个小庄园地主家庭的环境中，他除了有时从事些轻微劳动之外，苦读谈学、修身养性便成了他漫长乡居生活的主要内容。

正如人们烧香磕头并不都仅仅只是因为精神上的需要，而是出于某种物欲动机一般。开元十六年岁暮，“为文三十载”的孟浩然“迢递秦京道”，首次赴长安应试。唐代科举考试分设明经、进士两类，考进士的难度很大。当然，其仕途肯定也优于明经。本来志在必得的孟浩然万万也没想到，自己会以落榜的结局来结束多年艰辛的求仕历程。考进士不第后，孟浩然仍然留在长安，因为他的梦想还没有彻底破灭。在起码有一年的时间里，他和张九龄、王维等一批著名诗人成为“忘形之交”。由于王、张为之延誉，孟浩然在京都已颇有诗名。

温卷、干谒和献赋等一系列行为，一般情况下都可作为“毛遂自荐”的实用方法。“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唐代李白、杜甫等等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们也干过类似的事儿。然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希望被形容为勉强的加入仕宦，一些热衷于官僚的政客也想披上被动的外衣。在一个传统意义上不太喜欢张扬的国度里，文人们为了保持一点身份，通常会在这类的诗词歌赋的措辞选择上，尽量地写得欲言又止、不卑不亢，并极力泯灭一些寒乞、掉价的痕迹。孟浩然在长安其间，曾向唐玄宗献过赋，委婉地表达自己希望得到赏识和录用的心情。若干年后他又用了十分含蓄的措辞，向张九龄丞相写了一首干谒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只能让他继续“徒有羡鱼情”。

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有些唐史不可靠，这也正是他以诗断史的原因。“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这则有趣的故事出自《新唐书·文艺列传》。从《岁暮归南山》一诗的标题以及内容上推断，显然为孟浩然临别长安而作；而诸如“帝忽至，匿床下”之类的老套情节，屡见于一些不是很严肃的列传之中，因而，这类“轶事”大多不足奇也不足信。

《新唐书·文艺列传》还有一则记载：“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据考，这件事应发生在开元二十三年正月之后，而且可信度也相当高。通过以上这段文字，大家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孟浩然已经在受挫的压抑中找到了心理上的某种平衡。如果孟浩然不是处于醉态之中和朋友面前，那么，这次非常的举动，完全可以让人理解为孟浩然对功名富贵已经采取了冷淡与狂傲态度。

狷傲与软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往往会有那么一点形影相随。大部分饱学之士在科场失意的事实面前，除了激愤填膺之外，很少有人能拥有一份无私无畏的进取精神。无可奈何之下，他们总是急于寻找某些超常行为来进行自我解脱，而这类解脱，有的体现在蔑视权贵叛逆的意志上，有的则表现在漫不经心的消极抵抗姿态中。显然，两者的态度都存在着较高的造作成份。

“语淡而味终不薄”，诗如其人，人如其诗。大概是有些愤世嫉俗的缘故，孟浩然所创作的山水诗，情感上的深沉成份大都浓于色彩上的鲜明。四十岁入长安考进士而落第，对于一个封建时代世俗士子的打击有多沉重，人们可想而知。“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希望有时犹如初春里一朵朵即将绽放的花蕾，而难以接受的现实恰似一夜忽至的风雨。拖着疲惫而且多病的身躯，孟浩然不得不选择了“驱车还向东”，离开他曾经在思想中憧憬过的宦海。又是一个岁暮，孟浩然终于回到了他熟悉的敝庐。此时，孟浩然的母亲依然健在。

“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失落的惆怅常常逐渐地导致一个人信仰主体的变异，与世隔绝、长途跋涉、把情趣尽情吐露在诗中，或许就是孟浩然排遣苦闷的最佳选择。在襄阳呆了一段时间后，孟浩然到了洛阳。显然，洛阳之行的主要目的，依旧寻找那场剪不断的梦。开元十八年，他自洛阳出发，开始了吴越等地的长期漫游。这一年，李白赴京求仕，结果也是失意而返。

“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芳草芊绵，雨润气清，诗人终于带着浓浓的醉意走了，走进了那片真正属于他的山林。花落花开，青山依旧，衬托着孟浩然远去背影，李白挺胸仗剑在千里的江面上泛舟远行；杜甫用颤抖的双手捧出了泪渍斑斑的咏怀五百字……。所有的潇洒、所有飘逸，仍然还在继续着。

同年，王维知南选过郢州，画浩然像于刺史亭，后人称之为“浩然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