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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民国初元纪事》的整理
与南昌朱桥梅氏研究（三）
付小红
第四章、南昌朱桥梅氏的分化与迁变
抗日战争时，这个家族中大部分人都逃到重庆，并谋到一份职业；解放前夕，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去了台湾，一部分留在了大陆，之后，还有一部分人移居美国、日本，将他们按不同空间来叙述。
一、朱桥梅氏的海外播迁
（一）撤往台湾
这个家族的成员刚退居台湾时，有从事军政界的，后渐次退出军政坛，转入文艺、医学等行业。
梅晓春三子梅汝璇，字桂生，民国八年（1919）八月十六日生。毕业于四川大学，在中央银行工作，解放前随江西省主席方天败走台湾，先在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属下工作，后任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中兴大学等教授。著有《台湾对外贸易硏究》（台北:世界书局,民国50年[1961]）及《经济学》（台北：中正书局，
民国58年[1969]），妻四川省彭氏文静，国画美术家，国画多次展出。生有一子一女：长锟，长锜（或琦）。
梅长锟，民国二十八年（1939）十二月廿七日生，世界新闻学校毕业，电影制片人，蒙太奇影业董事长，台湾影像文化协会理事长，作品有：
编剧：那年夕阳红红的(2002)。
制片人：报告司令（2002）、报告班长－女兵报到(1997)、报告班长3(1994)、看海的日子(1983)。
制片：至圣鲜师(1990)、过河小卒(1989)、小祖宗(1986)、街头浪子(1985)、篮球情人梦(1985)、排行榜(1985)、少年阿辛(1984)、杀手挽歌(1984)、七武士(1982)。
此人为老国民党员，曾有一事，可以说明他的政党情结。台北二十日（2000年3月20日）消息：“电影圈知名导演梅长锟昨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以蛋袭‘台北市长’马英九，遭现场群众围殴并送医院急救住院，今天下午他召开记者会，对於自己卤莽的行为公开道歉，但说是身为老国民党员爱党之深责之切。”这件事在《大家庭》中提及，梅汝琅似乎很认可这位侄子的行为,也可见他自己的政治倾向了。
梅长琦，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生，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美国克莱大学化学系光化学博士学位，任美国通用材料公司发展部总工程师，现在上海开半导体科技公司。嫁于台湾台北市。
梅晓春长兄梅炳湝的儿子梅汝琢，也在台湾，是台南医师，“字多根，民国廿二年（1933）生。娶广东安要县黄氏月娥，省立台南师范学院，任高雄县立求安，三候、文贤等校教师，民国廿八年（1939）生。子二：长铨、长钢；女二：长女长鈺适湖南，台北大学毕业，任秘书，一九六一年辛丑初四日吉时生，”汝琢的儿子长铨，大学毕业，经济系，一九六五年六月廿六日生。这一家在台湾过着比较祥和的生活。
梅炳淗的儿子梅汝瑚，即梅汝璜的哥哥，据梅汝璜介绍的情况是：“在台湾，是在1949年，解放前夕，在学校读书时，军队招‘青年救国军’，去的台湾，原本是个连长，但因为生病住了八年医院，一直未婚娶。自81至2003年，每隔一两年来家乡住，至97年来家乡，当时已经67岁，梅汝璜帮他操办了一场婚事，是侄女的一位来自山东在南昌工作的同事，生是男孩，已8岁，母子住新溪桥，2006年去台湾领遗产。”
在台湾的也未必就都飞黄腾达了，但凭自己的才智罢了。
（二）移居美国
家族中部分人先是居住于台湾，后来定居美国繁衍，并接另一部分人去国外发展。
梅喻春长子梅汝琅，字贡仙，号健生，1911年8月15日生。其简历：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交通科第六期毕业，留学英国，是无线电专家，曾任中华民国空军通讯处长等，解放前夕飞往台湾，1956年由美国空军学校受训回台湾派任职务，退休后定居美国，2003年去世。
梅汝琅在梅氏家族中是除了梅汝璈之外，另一位比较有作为的人，也为家中做了不少事。梅汝琅曾在湖北电台工作时，请一远房祖父的孙子，梅汝瑞，当事务员。抗战末期，梅家不少人逃到重庆，在梅旸春家聚会，梅汝琅靠自己的能力，把弟弟汝玑夫妇、堂弟汝琪、堂姐夫魏延年，安插在空军。梅汝琅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人物，极憎恶日本人，“台湾初日本统治五十年，光复初期，台湾人对日本人还是怕兮兮的，即使在今日，李登辉还自认为李系日本的一条忠实走狗，奴才已极”。
梅汝琅对自己的一生也颇满意，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有一番成就。在《大家庭》中回忆自己的经历，不时地透露出几分得意与自豪。“大学预科没有读到一年，革命军光复南昌，天天宣传革命，校长熊育鍚，系位老革命家，鼓励学生革命，进黄埔军校，我同时也因家庭关系，就考进军校六期交通兵科，从此便成为一职业军人，服务空军军卅余年，积资爬到国军通信最高职位，廿十岁结婚，六十岁辞去公职移民美国，生平性子急，遇事反应快，说做就做，立身处事，自幼到老，可以‘早、快、勤、忙’四字为代表。”
梅汝琅的家庭幸福美满，子女都很有出息，“生平最值得满意两大事，一为婚姻十分美满，二为儿女个个成才”。其妻吴玉玲，江西医药专门学校护士班毕业，在救济院当过护士长，婚后未工作，一生勤俭持家，抚儿育女，贤慧祥和，大智若愚，从不发脾气，有耐心，她帮助梅汝琅做了几件扭转乾坤的大事，梅汝琅甚是感激，并在回忆录中记下。④他们有一儿四女，儿梅强中，女梅强华、强民、强国、强英，都在美国。梅强中，1992年台湾中研院院士，研究领域：土木及海洋工程；现任职务：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研究专长：应用海波理论水波动力学。梅汝琅在《大家庭》中这样自豪地讲述他的儿孙们：
……强中当年在六千多名考生中，考取台湾大学第一名，毕业后奖学金留美，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妻高若兰，美国人，麻省大学毕业，女梅语萍，康乃尔大学化学士，宾州大学国际企管硕士，现在香港某美国公司……强华，台大化学系毕业，美国加州洛杉机大学化学博士，任职政府机智，六十岁退休，丈夫赵炎武，南加州数学博士……二女强民，台大医学院毕业，美国塔虎兹大学医学博士，现在政府食物药品管理局工作，丈夫吴期平台大医学院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国防医学院系主任……三女强国，美国普度大学心理博士，现在司法部工作，丈夫夏劲戈，普度大学工程博士，任职国家标准局……四女强英，台大毕业后进加拿大麦克尔大学后又转入美国洛杉机加州大学，获得化学博士，现在和丈夫佟秉宇开贸易公司，佟秉宇也系洛杉机大学工程博士……大陆改革开放，才去北京开公司。
晚年联络大陆亲人，写作回忆。1970年退役侨居美国后，始渐渐和留居在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络，2000年其妻吴玉玲去世，“哀伤逾恒，当即写就《六十八年姻缘》回忆一厚册，儿女们为纪念母亲，将亲友送的奠仪加上自己捐赠，捐给中国农村教育促进会转赠她出生地江西赣州十个农村小学图书室，在她逝世两周年，我又捐赠三千元纪念她懿德范行，今为她逝世三周年，我特写此书《大家庭》以为永恒纪念。”在另一文章中他说：“老年人喜欢谈往事，这也许是消磨时间的一个好方法”，常写些回忆文章，直至2005年逝于美国，笔者所能查到的文章有：《英雄无名：兵工事来家陈哲生》，《中外杂志·人物春秋》，1995年1月；《抗日名将史说》，《中外杂志·人物春秋》，1994年12月；《追忆吴顺明将军》，《中外杂志·人物春秋》，1994年8月；《抗战时期情报通信话沧桑》《传记文学·历史与人物》，1994年7月；《追念堂兄梅汝璈》，《传记文学》，1994年3月；《俞大维二三事》，《中外杂志·人物春秋》，1993年8月；《我国无线电知名人物》，《传记文学·历史与人物》，1992年10月；《装甲兵先驱胡献群》，《中外杂志·人物春秋》，1990年9月；《走错一步？——我的堂兄梅汝璈》，《中外杂志》，1989年2月；《永怀经国先生》，《中外杂志·蒋总统经国先生逝世纪念专辑（续）》，1988年3月；《过年忆趣》，《中外杂志》，民国六十九年（一九八0）三月号；《记南昌青云谱道观——观内八大山人画与已故蒋总统一段因缘》，《春秋杂志》，1983年6月1日，第622期。
另外，梅汝琅一直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带在身边，让她安度晚年，直到寿终正寝。其父梅喻春与后母在大陆，“潘母比他早几年去世，他一人独居城内一间小屋，七十九岁逝世，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满身》被老鼠咬破，子女们不敢奔丧，埋葬地仅黄土一堆，我在一九八七年知讯后寄钱给汝珮姐弟把他迁葬于祖坟冈子山，并立碑纪念，同年九月南昌中级法院批准‘平反’”，在大陆的亲人回忆说梅喻春是在下放的猪栏中去世的，发现时双眼被老鼠咬去，悲惨至极。
还有一位也是后来才移居美国的梅晓春六女庚英，又名蕴珍，考上清华大学，解放前夕由梅汝琅安排去台湾，后转入台湾大学中文系，嫁与教授李东明（毕业于台湾大学，获美西北大学博士，洛杉机某大学教授，1996逝世），“蕴珍，台大中文系毕业，在某洋机关工作了两年，来美深造研究营养系，两夫妇育有三儿两女，大儿李盛林，加州大学博士，电脑专家，二儿因脑膜炎在纽约大学医院医生任上逝世，三儿也系医学哲学博士……”。据梅汝璜回忆：“梅蕴珍，是来大陆最早的，78年来的，到了家里，有照片。后来到了江西省人民医院，看望王院长，王院长是她爱人的姐夫，去了北京，现在老了不能动了。一直关心在国内的姐妹，特别是蕙英（小兰）的生活”，把外娚接到美国学医。除了探亲访友，她还很关心朱桥的故居——梅汝璈故居，2006年10月，她曾电传一份恳请重修、保护故居的传真。因为她和丈夫李东明都系清华1946年校友，她对清华大学有着深厚的感情，曾向清华大学校友会捐款五万美元，作为奖学金基金，资助清华学子学业。现因年事已高，很少来大陆走动。
他们的子孙都已在国外安居乐业，各有作为，学洋人的东西，说洋话，连梅汝琅都感慨自己写下了《大家庭》已作后世承传，但恐无人能识汉字。现在梅家与海外的关系主要靠梅汝璜与美国的梅蕰珍来维系，这两人都年事已高，现在还可为家族的团结做些事，但以后呢？而且在采访中，当事人告诉我梅家也出现了不同的“派系”，由于意见不合，少有来往。在这个不断有新家族重构的时代，梅氏家族却显现分崩离析了。
二、南昌朱桥梅氏成员的曲折命运
（一）从革命到再生：梅长英故事
梅晓春一支，除了三子梅汝璇和女儿梅蕴珍去了台湾，其他二子五女及其后代均在大陆，他们的后代继承了这个家族爱国的一面，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现居南昌的梅长英就是其中一员，梅长英，现年74岁，民国廿二年（1933）九月十二日生，她出生在一个文化人家庭。其父即梅晓春的次子汝璘，一直住在武汉，民国三年（1914）十一月初九日生，殁于一九八一年，葬在南昌。谱上记载梅汝璘：“温驯儒雅、秀外慧中，幼时一日学字百余，与乃兄后光辉映，人因是奇之。十岁考升模范高小，囗囗外祖田家，朝干夕阳不乃禧戏，戚友皆以大器目之，后自囗赁学舍与弟妹相处一堂，自修之余兼课弟妹，毕业后以第一名考升二中，文名大着，所作论说校刊选登，演说辩论每获奖品，初中毕业，考升南京高中，肄业三年，成积优异，行将毕业，考升大学，徽诸吾兄过去之用功及默察将来之努力，当必有学成……斯时岂堪限量耶！”这是他还未毕业时别人给他写的小传，以为日后必有大器。大学毕业后，他在农民银行工作，后来在湖北当中学教师。梅汝璘的妻子徐淑璋，家谱中记载她“江西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第一名毕业，上海中法大学肄业”，梅汝琅《大家庭》说她：“娘家富有”。他们生有五子二女，长铮、长钧、长铭、长镇、长钊、长英、长华。据梅汝璜口述：“老二汝璘，武汉大学毕业，毕业后一直在武汉工作，教书，从反右起，一直是右派到死。他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梅长英就是他的女儿，是作家，她的妹妹，有一只眼睛坏了，到苏联去治，回来后就死了，未婚。大儿子梅长铮，在美国（由小姑蕴贞设法移民去），一九七八年去的，求学，学医，是外科医生（针灸医生），家眷也都去了，半年前回来了，与我有合照。老二，在湖北荆州，是医生，去年去逝。老三长铭，在北京国防单位，已经退休，长铭的儿子（梅朝荣，1970年生于武汉，法学硕士。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心总经理，中国著名图书策划人），也不错，写了《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再现了梅汝璈当年在国际法庭坚定与智慧。老四长镇在南昌造纸厂，退休了，是个普通工人，高中毕业，不允许这个人考大学。老五长钊，小名叫小毛，在武汉一中学任教。”此外，梅长钊还写过《送日本战犯上绞架的中国大法官——伯父梅汝璈旧事》呼吁我们不要忘记历史。
出身于这样一个知识家庭的梅长英，她本人小时候为逃避日寇，曾到过湖北、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农村，抗日战争后就回到南昌，考上八一革大（未毕业被迫退学），后做编辑记者，出嫁于罗教授，现两人都已退休。她说自己只不过初中毕业，是自学成才。
她是江西少有的一位民间文学女作家，热衷于收集民歌、改编民歌、写作民歌、表演民歌，为“四化”抢救了不少民歌。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梅长英把民歌视为自己的乳浆，把民歌当作自己的刀枪。她随身带个小本子收集民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小调，当工具、当刀枪，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其作品大都在解放后至文革前，作品有：土改时期，歌颂革命，鼓励抗美援朝，改编创作、民歌，短山歌有《七溪岭战斗》、《打垮美帝再成亲》、《参军哥哥最光荣》、《茶山分到农民手》、《茶树开花圆丁丁》、《祸河要变幸福江》、《哥哥去开劳模会》；1954年—1956年，歌颂水乡农民、苏区妇女和模范干部，长篇叙事山歌有《赣江粮船》、《红色歌手》、《渔网风波》；此后至1958年春，收集整理民间歌谣，编辑出版《江西山歌》。其民歌创作高峰，因被打成右派而中断，虽被赶出文艺队伍，但她直至文革结束期间，一直暗地收集民歌。平反后，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1980年代后，任省民研会常务理事。期间，参与了会务组织和骨干培训工作，独立编校了专家讲稿集铅印，计二十余万言，作为应急教材，还有一些回忆性或讲座性文章，1980年《百花洲》上发表《吐尽苦水唱欢歌——致省文代会中的同辈战友们》，1981年《百花洲》上发表《山花向阳开不败――在作协江西分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现已患老年痴呆症，据亲友说，有时走在外面，竟不知如何回家。除了自己的创作，她还培养并发现了一批文学工作者，有农民诗人郭龙桂，歌词作家姚辉云等。
笔者一直未有幸得见其人，她说自己现在是过着隐居的生活，不愿意外界人来打扰。但是作为新中国时期江西第一代民间文艺工作者，她的功劳是不会淹没的。读起她在48岁时发表的《山花向阳开不败——在作协江西分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仍能感受到她在当年的革命工作热情，就是在她被挂上黑牌子，在大山里劳改时，有她的民歌来开导她“不要忧来不要愁，总有好日子在后头。屋上冒瓦盖杉皮，身无钱有双手”，在得到平反后，虽然青春已逝，但她仍有决心利用自己的余生，为抢救民间文学再做贡献，为社会主义祖国和“四化”建设唱赞歌、擂战鼓：“莫道浑身是创伤，就地包扎返战场。莫道遍地是瓦砾，清除瓦砾盖新房，拼死拼活要快上。休叹青丝变白发，年轻祖国跨骏马。我要放声来唱歌，要把那文艺当犁铧，努力建设现代化。”她就是以这样的心情和决心为“四化”讴歌的。其实在她的辛酸背后，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所在家族的“海外关系”太多。
（二）“海外关系”的影响：沉重的回顾
由于海外的播迁，使这个家族在另一个动乱年代，遭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笔者仅走访了现居于南昌朱桥梅村的梅汝璜，他有兄弟四人，除梅汝瑚去了台湾，其他三人均在大陆。
梅汝璜，居南昌朱桥梅村，1933年出生。在原南昌林校中专学园艺时，因“海外关系”，其兄在台湾，学校于1958年5月动员其退学，不予分配工作，没有工龄，一直在家务农。梅汝璜还回忆了一件往事，足见他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胆战心惊”。
1982年左右，哥哥梅汝瑚寄来第一封信，我害怕，不敢自己看，因为我已经吃过亏啊，把信原封送给青云谱公社党委，“你的家信你自己看啊”，我说，“我怕说我里通外国”，后来打开信看，信里只有三句话“父亲可好？家里其他人怎么样？我的年庚八字是多少？”我在想为什么要问年庚八字呢，他走的时候有那么大了，而且他的年庚八字不是写在红纸上了吗？怎么还问？原来是他是怕别人代回信，如果年庚八字写的精细的话，那就是亲戚回的了。于是他来了第二封信……我们以前有来信还要经过化验才看的，怕有毒。
1986年落实政策分配到青云谱区园林绿化管理所做助理工程师。后来进“民革”，进青云谱区政协，现在家安享晚年，时有报刊、杂志记者来访，他都热心接待，并为梅汝璈故居的重建而奔走。
像这样一些人因为当时一直受到压制，所以都诚诚实实、勤勤恳恳、安分守己地工作，以前只能如此，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工作成绩才得到认可，梅汝璜才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区政协的“先进委员”。
梅汝璜的其他几个兄弟境遇也差不多。汝瑾，在家谱上记载的学历及身份是总参航测班毕业，上尉测量员，“抗战前在土地测量局工作，抗战时在逃到赣州、吉安等地，做些生意维持生活。”
汝珲，总参航测班毕业，上尉，测量员。梅汝璜还告诉我他的这位哥哥，“解放前做过保长，做过航空测量，因为做过保长，解放后，在吉安被抓，一直坐牢，邓小平的时候才释放。”
汝珪，南昌市测训班毕业，上海同济大学进修航空摄影测量毕业，工程师，授市命名梅汝珪先进小组称号。解放后，在市城建局测量队工作，后因成分不好，受到打击，平反后，退休在家（宁都）。
朱桥梅村现有300多户人，在海外的，基本上是这个家族的。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这个家族的人都因为有“海外关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使得他们本可以发挥的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的才智都未能发挥出来。在那个年代，连“梅汝璈”三字也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他是因为受到保护尚且如此，更何况他那些没有人保护的亲人呢？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中华大地并不只是这一家遭此不幸，而在平反之后，他们非常珍视自己的重生，依然对祖国、对国家的建设抱着极大的热情。
总之，这是一个在大家长带领之下历经民国，新中国，走出梅村，走出中国的文化人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在动乱时期，是非常革命的，有人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人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鼓手。另外，他们对日本“法西斯”充满了憎恨，这种情愫对他们的后辈也深有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爱家爱国的家族。但随着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的逝去，这个家族便逐渐不为人所知了。一个为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的家族，有强烈反日情结的家族，其故居的重建，却一直只是报纸、杂志上呼吁而已。
第五章结语：面临两次时代转型的朱桥梅氏家族发展命运
由清而民国，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次社会转型，民国到新中国，是近代中国的第二次社会转型，南昌朱桥梅氏家族成员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这两次转型，家族振兴于斯时，以至产生了像梅汝璈这样蜚声中外的国际大法官。其后，梅氏家族成员又随时代变化而沉浮迁变，或移居海外，生存途径不一；或在本土应变而求新，力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前者的存在恰恰又构成后者挥之不去的命运阴影，直到1980年代以后，这种状态才有比较本质的改变。因而，由一部民国志书的编修引发对修志人群的关注，又通过了解其中一个家族成员的发展变化历程，而窥探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及其带给不同社会成员的各种影响。此或可谓“一滴水照见大海”——本文的主观愿望即如此。
当面临第一次社会转型时，无论是生活、成长于清末民初的士绅，还是受新式教育而长成的新文化人，由于他们共存于一个与旧传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新时代”，经历着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撞击。尤其是前者，身心皆处于两难境地，在不可抗拒的“新时代”艰于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在行为上或多或少地出现旧思想的回流，这些就体现在本文加以整理和注释的《南昌民国初元纪事》中，体现在梅晓春的大家长作风上。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文化人，与旧的士绅不同，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事各种新的社会职业，并且逐步学会用新的价值观念去观察、思考各种社会现象，民族危亡之时，救国救民，维护民族利益，国家政治动荡之时，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沧桑巨变之初修成的地方志书，内容新旧并存，体例争议不休，这正是《南昌民国初元纪事》存在的价值，它让我们真实地看到民国初期文化人的尴尬心态。加上修志的时限短促，修纂者的两难境地和思想搏击不时可见，也不难理解。梁洪生教授对民国初期编修家谱的文化人心态分析，可以作为一个“同类”的参照物：
文化人的担忧集中到一点：满清已改为民国，共和取代帝制，乃是沧桑巨变。此后家谱还让不让修?要不要修?这是个存在的必要性问题，而不是如何修的技术问题。隐忍于心的深层忧虑，他们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但应该留下家族的纪实文字，继而起到明尊卑、敬宗收族的作用，则是众人同声认定的老道理。这是传统的理论资源，信手可以拈来。而对一个变幻难测的外部世界，此可谓“以不变应万变”。
笔者认为，革故鼎新时的方志修纂者们也有同样的考虑。作为主修的南昌知县对前志似有恭维，进而说明只是因为“惟魏君紫侯先生所纂辑者止于清帝逊位，体例宜然。而于国民初元之事阙焉，不有蓍录，非所以振坠昭来也”。故而应该写一部新志，“俾后之览者知专制之所以废，共和之所以兴，匪特有功世道人心，而制作规模亦足备史家之采”。而另一位新式学校的校长则对新成立的民国抱着更加乐观的态度：“痛矣哉！吾人蜷伏于专制之下者四千余年；快矣哉！今乃雄飞于十数列强民主之时，权平矣！自由矣！时势造英雄，实则英雄造时势。丁此世局，自非远放眼光，大张魄力于以恢宏骏烈，创树鸿猷，乌能度越乎恒流、辉煌于史策哉！”修志开始后，又在采取何种体例上出现问题。甚至编辑者不敢贸然冠以志乘之名，只以“纪事”命名，隐喻此“纪事”只是以后志书的稿本。写跋者干脆借用古人“据事直书”的准则，说明写“纪事”的必要性，而且指出民国时有很多事情新创，确实不应该与前志合为一处。
而作为辅助“纪事”的绘图者，则是在接受新式教育后成长起来的一批新文化人，几乎全部出自南昌朱桥梅氏一族。他们的存在、作为和发展历程，遂成为我们观察两个转型期之间和之后地方家族和文化走向的极佳案例。从20世纪开始，就有大规模的士绅群体转向能够获取新的社会资格的新学校，并以此为中介获得新的政治、经济、教育、工商、科技、军事、司法等适应社会结构变动需求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而流向了社会各个层次。清末开始，梅氏家族成员就接受了新式知识，梅晓春、梅喻春、梅汝鹍等凭借自己的新知识，成为民国初期南昌修志的绘图者，把自己的家族推到历史的前沿，在新的“民国”找到发展空间，并且在这个时期振兴起来。
到1940年代末，梅氏家族一部分人流向海外生根发芽，繁衍生息。而在其家乡故地，这条播迁道路则被加上贬义的定性：“海外关系”。在故土守望者中，如梅长英这样的更年轻一辈，既有历史文化遗产的无形继承，又有年轻人必有的寻求发展冲动和需要，再加上“家庭成分”和“海外关系”这两层日显沉重的精神负担，所以竭尽所能，积极地适应和建设又一个新时代，力求脱胎换骨，实现向“劳动人民”的转变，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一份力量。其他的一些家族成员也因政治原因，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抑制。直到大陆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梅氏家族成员的知识才能和贡献才得到认可和重新评价。在某种意义上说，近年来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赞扬鹊起，即可看作对南昌朱桥梅氏家族演变和贡献的重新评价，同时也就是这种评价的具体内容之一。本文则无意跟进这一宏大课题，而是愿意做尽量细致的功夫，去追踪如梅长英这样的大起大落者，以及那些仍然与“朱桥”保持比较密切联系的其他梅氏文化人，并将此作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素材来观察和思考。但又时时感到力不从心，只望抛砖引玉，引起批评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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