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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一词"看欧阳修的双重人格
摘要：欧阳修的“六一词”，充满着幽怨与艳色，这同他的诗歌及散文的写作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六一词”情谊缠绵，风流深婉，真实地体现了词人的情感生活，这种生活情趣与创作冲动与其在政治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时也有违于儒家的“止乎礼义”的清规戒律，反映出宋代文人学士的双重人格。
关键词：宋代文学、欧阳修、六一词、双重人格
自古以来，我国文坛就存在着“人品”与“文品”不一致的现象，例如，唐朝有名的贤相宋璟，人称“铁石心肠”，然而就是他，却写出了“风流妩媚”的《梅花赋》，这是一种双重人格的表现，是一种关于人的感情世界的多面性的问题。欧阳修也是一位具有双重人格的文人，这双重人格在他的诗文和词的创作对比中得到了较为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以此为媒介，分析他的双重人格背后的深层内涵。
读欧阳修的诗与散文，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有他那副严肃护道的庄严面孔。在一些政论型很强的“古文”中，他是一位“原则性”极强的“铮臣”。如其《与高司谏书》，直斥政敌高司谏之流排挤范仲淹的举动为“不复之人间有羞耻事”，“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黄庭坚后来曾说：“观欧阳文忠公在馆阁时《与高司谏书》语气，可以折冲万里！”（《跋欧阳公梨花诗》），这儿出现的欧阳修，可谓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他的诗歌也体现了这种正直不阿、忧国忧民的姿态，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空虚”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社会现象，一位贤臣良将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是如若我们读一读他的《六一词》，情况就大为两样了。如：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玉楼春》）
这首词上片对男女之间的恋情进行了正面的肯定，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畅快淋漓地抒发了不忍分别之恋情，尊前新歌，不能帮助词人转移情绪，反而引发离人更多的病苦。词人便渴望能与意中人“看尽洛城花”，一起度过春天所有的美好时光。然而，分手就在眼前，这种愿望显然非常不现实，送别之后的悲苦也就不言而喻。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多情”的一面。
其实不仅仅是这一首，翻阅他的《六一词》，大部分描写的都是爱情，与他的散文和诗中所表现的庄重的儒者面目不同，他的词情意缠绵，风流深婉，处处透露着风流蕴藉的情调。这与他“文以载道”的古文家身份是极不相称的，可以说这是其双重人格的表现之一。
除此之外，欧阳修的双重人格，还有第二种表现。那就是，在他的词集中，存在着“雅”、“俗”判出两人之手的词风。在前文中举的例子是他的“雅词”，在他的词集中，确也存在着一些“俗词”。如：
有个人人牵系，泪成痕，滴尽罗衣。问海约山盟何时？镇教人，目断魂飞。梦里似偎人睡，肌肤依旧骨香腻。觉来但堆鸳被，想忡忡，那里争知？（《解仙佩》）
因倚兰台翠云鸳，睡未足，双眉高锁。潜身走向伊行坐，孜孜地，告他梳裹。发妆酒令重温过。道要饮，除非伴我。丁香嚼烂偎人睡，犹记很，也来些个。（《惜芳时》）
有不少后人为欧阳修辩解，如王灼说：“欧阳永叔所采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碧鸡漫志》卷二）；曾慥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乐府雅词序》）；罗泌说：“其甚浅近者，前辈多谓刘煇伪作”（《欧阳文忠近体乐府跋》），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欧阳修的《六一词》和《醉翁情趣外编》中确实有不少这一类的俗词，而且欧阳修的俗词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柳永遥相呼应，可以说是北宋俗词创作的一个重镇。我觉得这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发展和表现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因素。
欧阳修出身于底层社会，青年时代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对社会有较清醒的认识，曾参与范仲淹的革新运动，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热情，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必须心怀人民，兼济天下，所以会写出《朋党论》、《与高司谏书》、《五代史伶官传论》等著名的政论性古文，抒发了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渴望。但欧阳修并不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而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有情有欲的人。在平庸的宋代士大夫群中，相对而言欧阳修是一位个性的张扬者，不光在仕途上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在私生活方面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他在对待男女情爱的态度上同样异乎流俗，敢爱敢恨，敢于公开享受醇酒美女，表现自己的自然欲望。《钱氏私志》记载：欧阳永叔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钱文僖为西京留守，梅圣俞、尹师鲁同在幕下。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钱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觉，失金钗，尤未见。”钱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云云。坐皆击节，命妓满斟送歌，而令公库偿钗。
这一则创作“本事”记载凸现了欧阳修不同流俗、不顾人言、我行我素的张扬个性。欧阳修任西京时才25岁，刚刚踏入仕途，但他却“有才无行”，任性地与自己喜欢的歌妓厮混在一起，并且拒绝听从同事友人的劝说。欧阳修说：“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浪淘沙》），也就是他放纵的告白。因此他的私生活中有些拈花问柳的风流韵事也就不足为奇———故而他的某些“俗词”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生活和人格，也就并不难理解。又如这首《减字木兰花》：去年残腊，曾折梅花相对插。人面而今，空有花开无处寻。天天不远，把酒拈花重发愿：愿得和伊，偎雪眠香似旧时。从词义看，作者和这位女性，以前就曾有过“偎雪眠香”的一番旧事，而今则对花而空怀已经离去的伊人，十分惆怅。词虽然写得比较文雅，但他的那种不同于“一代儒宗”的面目和人格，还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随着范仲淹改良运动的失败，欧阳修也受到牵连，仕途上屡遭排贬。一次是贬到夷陵，那是当时的范仲淹，就是“小范老子胸中有十万甲兵”，带兵与西夏作战的范仲淹被贬逐的时候，他替范仲淹说了话，因此得罪了当权者而被贬到夷陵。第二次贬官是因为庆历年间变法的政治斗争，政敌用他的私生活污蔑他，使他被贬滁州，几乎使他一蹶不振。官场的失意，使他的内心世界压抑着沉郁的感情。身为历经三朝的名臣朔望，肩任文统道统的显赫人物，在诗文中他必须维护“正统”，抑制私情，而作为一个在仕途上有着大起大落经历，在生活有着内心感情强烈颤动的人，他又不能不暗暗去寻求激情的宣泄和怨艾的抒发。欧阳修说过：“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者愈之。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8]这里所说的穷，指愤懑怨艾，处境艰危；“工”指作词文赋诗，而词作为诗的“余科”也同样。所以，我们不妨把艳词看成是欧阳修宣泄感情的一种工具，借用这种意内言外便于寄托的体裁，以恋情相思、酣饮酣歌、惜春赏花的内容抒发他个人内心的苦闷之情。
纵观北宋中期的四大词家的创作，欧词最富温婉的女性色彩，是“男子作闺音”的典型代表，例如其代表作《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这首词观察细微，想象精到，雕琢玲珑，意境芊绵。把闺中人的离情闲愁描写得淋漓尽致。又《玉楼春》：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
夜深风行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但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写闺中思妇的伤春之情，层次清楚，形象鲜明，余意绵绵，是此类词作中的上乘佳作。再如《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写出青年男女热恋与失恋的真切。这些词把恋情的苦趣写得真挚感人。这些“艳体”词，晶莹绵细，婉唯柔媚，情真意切，体现出离情邈远，柔媚动人的风格，与他的沉郁顿挫的情感恰相吻合。作者笔下的女子不过是一个个艺术形象，是他们内在细腻感情的表现，实是作者感情的艺术加工。作者借用这种填写艳词的小道，以抒发自己的苦闷心情，发泄自己在沉浮的宦海中所遇到的种种坎坷。所以，透过欧阳修严肃的诗文创作与情致绵绵的词章，人格脉络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作为人，他除了应合社会的一面外，还有七情六欲，读了欧阳修的“艳词”，反觉得其中的感情真实可信。
另外，我国古代历来有“香草美人”传统，个人认为，欧阳修的艳词，一方面是他寻花问柳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以女子的口吻表达了自己对君王的忠贞不渝，是饱含了政治意味的，例如前文所提到的《玉楼春》，这并不难理解，欧阳修在一生的为官生涯中，虽也做过庙堂重臣，但也曾一次次被政敌陷害、一次次被贬官。而且他的反对派每次都是以最恶劣的方法——私生活来诋毁欧阳修。所以，此人内心“致君尧舜上”的雄心壮志屡受打击，其境遇和屈原非常类似。所以欧阳修借写作艳词，以女子的口吻写对丈夫、情人的思念，一方面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排解了苦闷的心情；另一方面，也向君主表达了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情怀和不凡的抱负。而当他到了晚年退隐西湖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六一词》中的十首《采桑子》，这些词歌咏颖州西湖的秀丽景色，新颖别致，以轻松优美的笔调写湖上新春或暮春的景象，刻画泛舟湖上的绮丽风光或游览归去的恬静景色，色彩清新淡雅，情调流畅欢快。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些缠绵悱恻的俗词。我想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晚年的欧阳修摆脱了繁冗的政事，也摆脱了良心的自责，感到格外的轻松和惬意，所以不难看出，在欧阳修的创作中，“艳词”只是一个工具，是词人在苦难中对内心苦闷的一种看似潇洒的发泄，是对当时君主的忠心的委婉的表白。
欧阳修在他文学创作中的风格差异，在文学史上有很强的普遍性。在宋代，像欧阳修这样具有双重人格的不乏其人，例如苏轼、黄庭坚、张戒以至严羽等。在朝堂上，在官场里，他们以政治活动家和士大夫的身份面目出现着；而在歌席酒宴上，他们又以风流文人甚至“多情种子”的身份出现着。政治生活和私生活之间的这种很大的距离，必然会促使人的感情世界形成更深的“裂痕”，继而又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这种现象的形成是有其必然性的，个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他们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仕途中的文人，他们的创作心理必然是非常复杂的。五代词人主要是士大夫文人，“学而优则仕”，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自然是他们奋力追求的人生目标。然而身居宦场，规矩甚多甚严不说，更可怕的是宦海随时存在着风险，招来灾难。在宋代诗文中，我们不难读到士大夫们厌倦和忧惧官场生活与宦海风波的作品，即便身居官位的欧阳修也是如此，在他的《渔家傲》有云“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丹禁漏声衢鼓报，催皆晓，长安城里人先老。”可见在当时，文人士大夫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一方面他们戴着假面具在紧张忧惧的仕途中生存，一方面又渴望心灵的放松与休憩；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屈从于社会对他们的外在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怀揣着强烈而又执着的渴望，这种双重人格矛盾的尖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借助于艳词来发泄心中的郁闷，这也许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其次，北宋统治者采取“崇文抑武“的政策，这种政策既造成了国势的不振，但同时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这些都影响到整个文人阶层的心理状态，使他们趋向于柔弱而不刚果，懦弱而不雄强的性格方向，反映进词坛，它就基本被笼罩在一片“以男子作闺音”的“莺啼燕语”的柔婉氛围中去了。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为官清正的词人如韦庄、孔光宪，欧阳修也都有不少艳冶的词作了，这些艳词不仅是他们压抑已久的本能的喷发，是他们遮盖他们毕露的锋芒，明哲保身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当时的统治者所努力想代达到的目的，这种双重人格的现象是个人与时代、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必然结果。
而欧阳修不论是在政治上的地位还是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都是其他文人士大夫所不能及的，所以他诗文和词中的双重人格比其他人更为突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因而，只要了解了欧阳修的双重人格意蕴，对另一些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了解也就容易了。欧阳修的这一人格显现，向人们解释了宋初那层政治上失意，而在生活中寻求情感补给的士大夫文人的复杂心理情态。欧阳修人格代表着中国封建文学的另一种风貌。也正是因其具有双重性，使他的词，没有流入伤乱哀吟，而偏重于典雅，最终成为北宋婉约派走向豪放派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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