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容欧阳修

地藏王

宋采取的文人政策，对修养生息，繁荣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打下了“积贫积弱”的底子，使宋建国以来一直处于外族铁蹄的威胁之下，赔款乞和的勾当不断。在武治方面一直缺少能员干才，即使出了狄青、岳飞这样的武将，也由于祖宗家训得不到信任，落得下场不好。文人治国，犹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顾忌太多，嘴巴太多，七嘴八舌，听起来都有理，都不成。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王安石“熙宁变法”失败，不是人不行，而是由于人太行，对手太强，对治国的道理说起来都有各人的道理，最后便偏离真理，变成了个人的意气之争，误国误民。就像有人评论三国一样，魏、吴、蜀的每一个班底分别放在中国历史上其它阶段都会出现一个盛世，放在了一起，便三国鼎立，乱世纷呈。但宋文治方面却由于群星璀璨，获得了中国历史上新的高度，首功应归功于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成功。

《欧阳修传》记载：“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那我为什么又冠于其“雍容”二字，且听我道来。
欧阳修给我的影响就像奔腾不息的黄河，涉世之初，奔腾而下，为了心中的理想仗义执言，不计个人名利得失。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干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唯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唯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唯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一篇《与高司谏书》，一篇《朋党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酣畅淋漓、敢于战斗的作风，为他博得了生前生后名，但也引来了仕途的坎坷，他无怨无悔。后来，“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颛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

此时，久经坎坷的欧阳修，似乎从学长范仲淹的遭遇结局中，悟到了什么？在范仲淹写出《岳阳楼记》大叹“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之时，写出了他脍炙千年的《醉翁亭记》，阐明了自己的心路历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于山水之间”变得雍容起来。就像进入宁夏平原的黄河，清澈温顺，创造了富庶的河套地区。生命的重点转移到了追求自然之道，变得清静无为，雍容自然起来。岂不知，他这一转变成就了中国文学史跨时代的成就，完成了唐韩愈以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夙愿。

十一年的外放生活，使他逃离了朝廷纷争的政治“漩涡”，得以更好地贴近生活，贴近大自然，静下心来感悟道德、文章的真意。于是《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一篇篇佳作问世，据说：

“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所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

这真是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从拓碑者那络绎不绝的身影和朝圣般的虔诚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精神的闪光。为了拓取石碑上的当代人写的一篇文章，竟把寺庙库房里的毡子用尽了。当代人文章的拓片，又不是古董，却可以行贿沿途的税官，以求得对方高抬贵手。透过漫漫的历史云烟，我们看到税官以他职业性的贪婪审视着一件当代碑刻的拓片，开始，他的表情漠然，忽然，他的眼睛一亮，然后相当满足但又不动声色地笑纳了———他掂出了这卷宣纸的分量。受贿的税官自然是可恶的，但这个收受拓片的税官却让人感到有几分亲切。也许，他只是想用这件小玩意装点一下自己的客厅，好早晚观赏这篇摇曳多姿的美文，有什么不好呢？没准时间久了，那些流光溢彩的文字会把他心中的污浊荡尽呢。也许，正是因为有了最初的那些拓片，《醉翁亭记》才得以流韵千古。”

《泷冈阡表》成，勒诸石，遣吏赍之归，并檄郡守董墓。渡江，风涛大作，有龙蜿蜒夹舟。舟欲覆，篙师呼曰：「客有怀宝者乎？请投之以禳此厄。」客曰：「无之，惟碑在焉。」因共挤之江，龙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实告郡守，守讶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则碑已岿然植于其侧矣。守墓者曰：「昨夜震电发土，碑于是出，薄视之，见表文内独以朱圈祭而丰不如养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额及趺不绝，朱迹炳然，阅数百载如新。《江西通志》

《筠廊随笔》云：欧阳文忠公〈泷冈阡表〉为龙神借观，事甚奇。黄鲁直〈檄龙神文〉云：臣黄鲁直谨言，臣闻天子诏修永叔以三月三日趋朝，钦承皇上宠锡以重爵，推以峻位，加恩三世，着褒辞以赠修，命石氏镌之，故刻〈泷冈阡表〉世次。碑乃雇舟载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阳湖，泊舟卢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带，来舟揖而言曰：闻公之文章盖世，水府愿借一观。自谓龙也。请碑入水，遂不见焉。惟阴风怒号，淡月映空，修为惊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谕。直时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谊，命直为文以檄：恭维洞天水府之宫，震泽主者，润济王阙下：福地阴阳，龙池岁月。星斗芒寒，受穹质于上界；云津变化，膺显号于人间。庙食吴中，官民均赖。兹有河神之玩法，敢将表石以沉沦，妙画雄文，自应呵护，琼章玉册，孰敢谁何。虽龙宫之幽元，而雷神之慧彻，巽风震雷，骇虬奔鲸，地裂水竭，渊泉俱灭，既已各司其职，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骧首云霄，德配庭毒，干道之性，厥位六焉。鼎成以升，实汝之神，下地利也，渊源潭洞。养身遁性，坤绝妖尘，其德元焉，禹舟之负，实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罹兹禁，万一株连，五龙尽灭。书毕，投檄湖内，忽空际语曰：吾乃天丁也，押服骊龙往，而送至永丰沙溪，勑赐文儒读书堂之南，龙泉坑而交也。文忠公归家埽墓，但见坑内云雾蒙蔽，虹光烁空，往视一大龟负碑而出，倏忽不见，惟碑上龙涎宛然在焉，乃起置于崇国公墓前。”

就这样，欧阳修以自己文学创作的身体力行引导着当时的文风，并在游玩，饮酒酬唱中形成一个团体，潜移默化，一切看似不经意，一切若在有意无意之间，直至“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水到渠成。

《欧阳修传》评价他“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论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直至将“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父子、曾巩，四人尽收门下，堪称万世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