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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死，好不容易简单整理了一下关于蒲姓的几种渊源，不承想无意在网上看到一篇更细的，不过大体来说主要还是那几种说法，看来现在对于蒲姓的资料的确有限，再加上曾经的夷族之祸，便似焚书坑儒那般断代了吧。既然有更详细的，就收藏过来，日后慢慢整理吧。
一、姓氏源流
蒲（Pú）姓源出有四：
1、来源于封邑名。相传夏朝时舜帝的子孙被封在蒲坂（今山西省永济西蒲州一带），于是他的子孙就把封邑名“蒲”作为自己的姓氏。
2、来源于一种称为蒲草的植物。东晋时期怔北大将军、冀州刺史苻洪的家中有一个水池，里面长了茂盛的蒲草。很多人看到以后都感到奇异，于是人们就把他家称为蒲家。得到蒲姓。
3、出自少数民族，扈氏的后代，同样来源于蒲草。据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载，古时西羌族的扈氏酋长的家中有一个池子，其中生长的蒲草长约五尺，节子象竹节一样，为时人所异，人们于是把酋长一家称为蒲家，后来他们家也以蒲为姓。又据据《路史》的记载，蒲姓出自姒姓，是有扈氏的后代，世袭为西羌的酋长。
4、出自中东人后裔。宋、元时期，西域阿拉伯人东来经商居住后，即有以蒲作为汉姓的。
得姓始祖：虞舜。蒲姓家族是虞舜的后裔。《万姓统谱》记载，舜曾建都蒲坂，所在地在现在的山西省永济西蒲州一带，他的子孙后来又被封在这里，后代中就有以受封地名为姓的，而称蒲氏，望族出于河东，故蒲氏后人奉虞舜为蒲姓的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蒲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蒲姓出自己姓。夏朝时，舜帝的后代被封在蒲邑（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建立了蒲国，后来蒲国的王族就以封地名为姓氏，称为蒲氏，是今天蒲姓的起源。又有一支起源。春秋时期，帝少昊的后代有封地在蒲（今山西省隰县北），后建立蒲国，蒲国王族的后代称为蒲氏。远古时蒲草可当食物，长老后可织衣编席。蒲草多生在水边，被看作是吉祥之地。所以在一些说法中蒲姓的起源和蒲草有关。十六国春秋中说：“其先有扈氏之苗裔，其后家池生蒲，谓之蒲家，因以为氏。”意思是扈氏有后代，家里面的池子里长了很多蒲草，当时人们就成他们为蒲家，后来也就渐渐地干脆用蒲作为姓氏了。按宋、元时期，西域阿拉伯人东来经商居住后，即有以蒲作为汉姓的。回族中的“蒲氏为唐宋时回教商人常用之姓。”（《中国伊斯兰史存稿》）早在南宋时，福建泉州就已经是“回半城”“蒲半街”了。蒲姓的来源也比较广。如回回名“普刺”（蒲拉）就可以转化为蒲姓。同时，蒲姓又“是由‘Ahu’的读音而来，而阿拉伯的人名之前，多加‘Abu’一字，中国读其音为“阿蒲”，后省其‘阿’，则视为其姓‘蒲’了。”（《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作为地名和部族名，也是蒲姓的一个来源。蒲姓望族居于河东郡，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夏县北部
关于一些蒲姓名人的资料
蒲衣子：(生卒年待考)，本姓伊，名畴。传说中的帝舜之师。
据古籍记载，蒲衣常年穿一件蒲草编的粗服，所以人们称他为蒲衣，或蒲衣子，也有的古籍记为蒲伊子、伊蒲子。相传他浑浑噩噩，淡泊名利，隐居深山之中。帝尧闻其贤，特登山造访，拜他为师。《高士传》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说帝舜也曾拜蒲衣为师，还要把天下禅让给他，蒲衣却不受而去，继续隐居在山林之间。
由于这个传说，到春秋时期人们把这一带称为“蒲”，把这里的一座小城叫“蒲邑”。
蒲邑兴建于公元前666年，这与晋国宫廷中的一次内乱有关。起初，晋献公纳齐姜，生太子申生，又娶大戎狐姬和小戎子，分别生重耳、夷吾，最后娶骊姬生奚齐。晋献公晚年，貌美心毒的骊姬受到专宠，遂产生废掉太子申生，改立奚齐的歹念。为达到这一目的，她的党羽首先密谋将诸公子调出绛都。他们借口曲沃为宗庙所在，蒲与屈同为国防重地，鼓动晋献公下令让申生居曲沃、重耳守蒲、夷吾守屈，完成了其扫清障碍的第一步。蒲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起的。
接着骊姬开始了各个击破的图谋。公元前656年，骊姬趁晋献公出猎，对申生说：“你父亲最近梦见齐姜，你可速去曲沃庙中致祭，回来把祭祀的肉敬与父亲。”申生听从其言，祭毕将肉献上。六天后，晋献公猎罢归绛都，骊姬将肉“毒而献之”，结果献公以肉祭地，地面立刻鼓起；以肉喂狗，狗死；给仆人吃，仆人也死。骊姬趁机说：“都是太子搞得鬼！”献公大怒，申生吓得逃往新城，最后走投无路被迫自杀。当时，重耳、夷吾正入朝绛都，二人恐祸及其身，于是重耳逃奔蒲邑，夷吾逃奔屈邑。
二公子的逃奔使晋献公对骊姬的话更加深信不疑，就派人带兵伐蒲，重耳无奈逃离蒲邑，从此开始了他的十九年流亡生涯。
战国时期，蒲地称为蒲子，属魏国，有魏国方足布“蒲子”币为证。战国末，这里还有个地名叫“蒲阳”，如《史记·魏世家》：“(襄王七年)秦降我蒲阳”，古代地理学家都认为蒲阳亦即蒲子，两名实为一地，但也可能是地相连属的两地名。
汉朝因在此置蒲子县，属河东郡。县境包括今隰县、蒲县及交口县南境。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废蒲子县，在今蒲县东南六十里黑龙关置石城县，又在今蒲县西北四十里古县村置平昌县，这样原来的蒲子县被分成两县。到北周大象元年(579年)，改石城县为蒲子县；又在今隰县北三十五里长寿村置长寿县，成为隰县的前身。至此原蒲子县地被分为三县。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平昌县为蒲川县，同年又将蒲子县治所从黑龙关迁至今蒲县东北三十里的故箕城。
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蒲子、蒲川两县合并，改称蒲县，同时迁治于今县城东十五里略东村。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蒲县迁治今县城地。金兴定五年(公元1221年)，蒲县一度升为蒲州，领大宁县。元代复名蒲县至今。
蒲衣的神化传说通过蒲邑、蒲阳及蒲子、蒲川、蒲县等县名的演变，一直流传了几千年。现在县北的蒲子山上还留有蒲衣庙和讲道坛的遗址，相传蒲衣隐居于此，并曾为帝尧讲道。诚如清代《蒲县志》中对悠久历史的赞叹：“帝师高隐而蒲可名国；公子分封而蒲始有诚。蒲之由来尚矣。”
蒲 元：(生卒年待考)，三国时期蜀国人，是刘备的大臣。是一个铸造刀的能人。相传那时的西南民族很善于铸造刀，蒲元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为诸葛亮铸造3000把刀，他说汉水不能使刀很锋利，于是派人去蜀江取水。水取来以后，他告诉取水人说这水要是不纯就不能用，取水人说是纯水，蒲元用刀划了一下水就断定其中有八升不是蜀水，取水人马上承认了。后来重新取回蜀水，打造的刀子果真锋利无比。
蒲宗瑞：(生卒年待考)，字信之，永州人。著名明朝官吏。作县令的时候爱民如子，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因为疾病退居乡里。回去的路上，碰到强盗，将他的行李抢去，才发现只有一个竹笼的东西。由此可知他作官的清廉。当时他被称为清白令。
蒲国宝：(生卒年待考)，著名宋朝状元。对宋朝很忠诚，进入元朝以后不再做官。对经史很有研究。
蒲尧元：(生卒年待考)，著名宋朝官吏。宋朝时期的泰和知县，福州人。绍兴进士，为官清廉，他的俸禄要得很低，经常数月不吃肉。
蒲师训：(生卒年待考)，一作蒲宗训；蜀人。著名五代时期画家。
约活动于十世纪前半叶。幼师房从真，善人物、鬼神、蕃马，尝携画诣从真，从真高蹈拊膺曰：“子之所得，非吾授也。”
孟蜀主爱师训画艺，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蜀中祠庙如江渎庙、诸葛庙、龙女庙、丈人观及陵庙皆有其鬼神、兵仗、冠冕人物之作。惟画迹皆已失传。
蒲师训养子蒲延昌，亦善人物、鬼神，尤精于画狮，行笔劲利，用色不繁。广政年间(公元938～965年)进画，授翰林待诏，赐绯鱼袋。
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蒙古族，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临淄人(今山东淄博)。著名清朝文学家。
蒲松龄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终生科举不第，以教书为业，晚年成岁贡生。旧志称其“性厚朴，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所著有诗词、文赋、杂著、俚曲、戏等，其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饮誉海内外。
淄川蒲氏，自元代迁来，原籍何处，文献无征。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并任般阳府路总管，名载邑乘，但无任职年代。墓在城西北店子村附近，旧有华表翁仲，俗称“石人坡”。故其民族成分引发学术界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未定论。
《蒲氏族谱》记载，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曾遭“夷族之祸”。邢戮之余，只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于外祖杨家，改随母姓，元朝灭亡后，始复姓蒲，名璋(即其始祖)。其后子孙日繁，所居满井庄因而易名蒲家庄。至明万历间，全县诸生八名补廪者中，其族竟占六人。嗣后科甲相继，称为望族。自蒲璋至蒲松龄历十一世，其世系为：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槃→松龄。
蒲松龄的高祖世广，是族中第一位廪生，才冠当时，所生四子中一人为训导，三人为庠生，而后世子孙中在明清两代出了(三名)县令以及教谕，训导等职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与庠生数十人；其曾祖继芳(行二)，庠生，所生五子均为入泮；其祖生汭，所生五子无一采芹者；其父槃，字敏吾，配孙氏、董氏、李氏，少力学而家苦贫，遂弃学经商，数年称素封。业余不忘经史，博恰淹贯，宿儒所不能及。但长子早丧，四十余仍无子(曾过继嗣子)，散金行善，救济乡里，后连生四子(三人进学)。生平“主忠厚”，值战乱，策划守村，出资助修城垣，故而名载县志“隐逸”中。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戌刻，蒲松龄诞生于蒲家庄内故宅北房中。此时，其父正梦见一位偏袒上衣、乳际粘有一贴圆如铜钱药膏的病瘦和尚进屋。而蒲松龄身上也“果符墨志”，故其以“病瘠瞿昙”降生自况。
蒲松龄在兄弟四人(兆箕少亡，过嗣者兆兴回归)中排行第三(董氏次子)，上有兆专(李氏所生)、柏龄两兄，下有一弟鹤龄。因家境渐落，不能延师，兄弟四人皆从父读。蒲松龄天性聪慧，经史过目能了，尤得其父钟爱。
清顺治十四年，十八岁的蒲松龄与本县丰泉乡大刘(今罗村镇道口村)“文战有声”的庠生刘国鼎次女成亲。次日，新婚后的蒲松龄初应童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其制艺《早起》、《一勺之多》，大为山东学使施闰章称赏。其批语：“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
越岁，踌躇满志的蒲松龄与同窗挚友张笃庆(历友)、李尧臣(希梅)、王鹿瞻等结为“郢中社”。每聚首则放怀吟咏，寄兴唱和，诗成共载一卷。旨在长学问，消躁志，相互切磋，以补文业。
其后，蒲松龄岁岁游学在外。先去城西沈家与宁绍道参议沈润之子沈天祥(燕及)“共灯火”；又应李尧臣之邀，于康熙三年春到城东李家与之“共笔砚”。此间，虽经兄弟析箸之变，然而蒲松龄却未改求学之念。为惜时笃学，他曾接受同在李家假馆的外甥赵金人(晋右)的建议，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再后来，面对分家后“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的现状，尤其是弱妻幼子及窘困的家境，迫使蒲松龄不得不违心的终止了在李家的借读。自康熙五年前后，他便到城西王村课蒙，开始了他的熟师生涯。这是他的初馆阶段。
清康熙九年秋，蒲松龄为了全家五口人(已有二子一女)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应聘于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南下宝应县署作幕宾，帮办文牍。他骑马南行，从益都县颜神镇(今山东淄博博山区)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经沂州进苏北，渡黄河(清初由苏北入海)，最后到达宝应。
宝应乃苏北古邑，隶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路之冲，因而迎送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孙蕙自康熙八年任此灾邑，处境困难，蒲松龄的到来确实帮了他的大忙。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署。
蒲松领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九十余篇，大都体现了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南游期间沿途登眺以及苏北水乡的秀丽风光，激发了蒲松龄的文学创作热情。而他亲眼目睹了仕途险恶与社会的黑暗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惨状，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深广的生活感受。
然而，这种代人歌哭的差事，终究难圆自己的科举梦。他决意辞幕，并于康熙十年初秋北归。
南游归来的七、八年间，是蒲松龄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阶段。他满以为凭自己的才智，会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而一展鸿图，但却事与愿违，使其感慨万千。其诗句“世上何人解怜才”，“痛哭遥追阮嗣宗”，“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抒发了他壮志难酬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表露了他蔑视世俗庸人并以怀才不遇的杨雄自比的清高情怀。
这期间，他曾随淄川文人领袖高珩、唐梦赉等游览齐鲁山水，东去劳山，南登泰岱。但仍靠辗转设帐于丰泉乡王家等缙绅之家维生。科举无望，难达青云之志，而灾年频仍，缺乏充饥之粮。中年的蒲松龄身负重担，在人生道路陡坡上艰难挣扎。
清康熙十八年，已届“不惑”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帐城西西铺庄。毕氏乃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载积)之父毕自严(白阳)是明崇祯间户部尚书。毕际有原任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罢归，优游林下，诗酒自娱。他与王士祯、高珩等诸多名门多有交往联姻，就连任淄官吏亦多与攀结。毕家财力富足，居第宏大。除尚书府外，有绰然堂、振衣阁、效樊堂、万卷楼等，第后石隐园方广十亩，厅台廊榭，竹石花树，景色怡人。
蒲松龄为毕家教授八个弟子，还兼职大量应酬文字，并参陪迎送接待，因而博得了信赖。他与老少东家相处融洽三十年，同时也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读书、应试、著书的安定的生活环境。
由于毕家的优越条件和厚待，蒲松龄能在教书并处理杂物之余，得以安心预习举业，以图博得一第。但其命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他参加乡试的确切次数与不中的原因难以说清，仅就有记载的二次都是因为犯规而被黜。
第一次在清康熙二十六年秋其四十八岁时，因“闱中越幅(在考场书卷时，误隔一幅，不相接连)而被黜。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称：“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飘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
第二次在清康熙二十九年秋其五十一岁时，因故未获终试而被黜。其词《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称：“风粘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艨腾，将孩儿倒绷。”这两次失败，对他及家庭打击太大了。尽管其不死心，然而妻子却出面干预了，劝其说：“君勿须夏尔！尚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他认为妻子说的对，可每见儿孙赴试，自己便心生欲念，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总漠置之。
屡试不第，使蒲松龄抱恨终生。其诗词及《聊斋志异》的《叶生》、《王子安》、《贾奉雉》等诸多篇章中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与逼真的描写。
蒲松龄的科举梦想破灭了，而其著述之心却始终未泯。他从年轻时即着手创作的《聊斋志异》,一直断断续续未能结集。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有石隐园的美景，有万卷楼的藏书，再加馆东的支持，他决心续写完成这部巨著。从此他便集中业余的精力投入到搜集素材与构思创作中。“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集腋成裘”，“浮白载笔”，终于完成了他的“孤愤之书”。后来，他还以淄川方言撰写了《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磨难曲》等十四种通俗俚曲及《闹馆》等戏三出。其救世婆心显而易见。他在创作小说、诗文、俚曲、戏的同时还编撰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多种科普资料工具书。充分体现了他的为民思想。
蒲松龄在西铺期间，由于馆东的乡宦地位条件，更因其诗文尤其《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使其声望与交游日渐扩大。他不仅与本邑友人、省内资深的名士交好，而且还受到邑侯、宪台的青睐。其中的李尧臣、张笃庆、赵金人、高珩、王敏入、王观正、王永印、沈天祥、邱希潜、安于拙、袁藩、毕盛钰、毕盛统、华世持、韩逢、谭再生、张元、杨万春、唐梦赉、钟辕、朱缃、吴木欣、张贞、李之藻、汪如龙、张嵋、时惟豫、喻成龙、黄叔琳、王士祯等，他们同孙蕙与毕际有父子一样，都曾对蒲松龄的生活、举业、思想乃至写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及作用。因而蒲松领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其著作中多有记载。
至清康熙四十八年，七十岁的蒲松龄结束了在毕家的塾师生涯，撒帐归里。自此能心境闲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适，或东阡课农，或时邀五老斗酒相会。
先是，他几个可爱的稚孙皆以痘殇，令他伤心不已，后来，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又不幸病逝，更让他痛不欲生。它饱含深情撰写了《述刘氏行实》缅叙妻子美德，还满怀悲伤作《悼内》等诗八首以挽悼。当江南画家朱湘鳞为其画像时，他亲笔题跋两则。妻子去世使他失去精神支柱，年后他去看望刘氏坟墓，又写诗《过墓作》怀念亡妻，读来催人泪下。清康熙五十四年春节，邃于易理的蒲松龄自卜不吉。农历1月5日，他率儿孙为父槃上祭日坟，似冒风寒，医投理气之剂，自是食量尽减。至22日竟倚窗危坐而逝。
蒲殿俊：(公元1875～1934年)，字伯英，一字沚庵，又号雪园，笔名止水；四川广安城北北沟人。著名民主革命先驱。
蒲殿俊的祖父蒲瑞溪是老贡生，父亲蒲玉林是县学生员，在当地颇有些名望。但蒲殿俊的启蒙老师，却是其母李氏。李氏能赋诗做文，算得上是位才女，她亲自监督、教授年幼的蒲殿俊读书习文，天资聪颖的蒲殿俊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很快。待他年岁稍长时，就拜县里的饱学之士周煦笙为师，同时也跟从祖父蒲瑞溪、叔父蒲慕学习诸子百家的文章。蒲殿俊十八岁时，就考中秀才，名列第一。关于蒲殿俊在尊经书院的学习经历，史料上鲜有记载，但书院里的新学风气，对他日后维新思想的形成，可以说关系密切。
蒲殿俊自幼天资聪颖过人，开始读书，即由他的母亲亲自课督，严格教育。年岁稍长，便拜县里饱学名儒周煦笙为师，同时在祖父蒲瑞溪、叔父蒲慕的循循诱导与严励督责下，学习诸子百家之学，数年孜孜不倦。熟读记诵经史子集，并能融会贯通，造诣不凡。所著文章，常常鞭辟人里，见解独到。蒲殿俊18岁开始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次年又以优异的成绩为州里的凛生。
公元1895年，二十岁的蒲殿俊参加州科考，又得了个第一，很是踌躇满志。他的姑丈胡骏在北京做官，他就随姑丈一道，赴京赶考，却意外地栽了跟斗。他写得过于投入，洋洋洒洒，时间到了还没写完，于是落第。落第后的蒲殿俊呆在北京，开始和提倡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往来，思想渐渐转变。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双重压力与日俱增，国内的维新运动高涨。在北京的蒲殿俊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戍六君子常有联系。特别是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深秀（都是四川人）极受蒲殿俊的崇敬。康有为、梁启超于公元1898年4月12日发起保国会第一次大会。蒲殿俊和姑丈胡骏也来到北京广东会馆参会。在两百多个维新人士和爱国军官参加的大会上，康有为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一时间，京城内外群情沸腾，纷纷倡议各省、各府、各州、各县设立分会。于是，北京又出现了保滇会、保浙会和以蒲殿俊为首的保川会救亡小团体。
公元1899年，蒲殿俊与胡骏受刘光第、杨深秀之嘱，邀集四川尊经书院学生，在成都创立了“蜀学会”，办“蜀学报”，与北京康梁等遥相呼应。六君子被杀害，蒲殿俊极为愤慨，他决心继承六君子未尽之志，继续做革新救国的努力。
蒲殿俊于公元1898年与胡骏、顾鳌等人，在广安创办了“紫金精舍”。为增强力量，以推行新学，决定邀请有识之士前来共创大业，便礼聘了南充的张澜，西充有真才实学的罗纶，并有革新救国思想的人士为教员，按照学生的文化程度、志趣爱好，进行分科教学。所授课程，除经史词章之外，还设时务、舆地、博物等现代科学，力除旧书院讲学陋规及八股制艺词，因而学生日众。后来得到四川总督岑春煊的同意，将旧有培文、甘棠、渠江三书院并入紫金精舍，改为广安州高等小学堂。四川州县改书院为学堂，实始于广安。蒲殿俊为当时四川废八股，讲经世致用之学，倡导新学的先行者。
此时，蒲殿俊已是提倡新学的名士，但他对自己当年科举落第的事久久不能释怀。1903年，他参加四川乡试，中了头名解元，一年后又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进士，被授刑部主事，终于当上梦寐以求的京官。1905年，清廷派蒲殿俊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为川人保路而筹款，此后他一直为此事奔走，即使身陷囹圄也未曾退缩一步。
在日本，蒲殿俊深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高谈阔论。他那雄辩的口才和犀利的文笔也是在这里练就而成。但他并没有忘记远隔重洋的家乡，他鼓励家乡的少年留学日本，甚至自己出钱资助。其中两个学生郑鸿基和何庆余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分别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所法政学堂——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和四川第一所体育学堂。不久，留学日本的川籍学生发出了川人自办铁路的倡议。蒲殿俊联合川籍学生三百余人，甚至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尽力认购筑路股金，共筹得三十万元钱。
在他们的努力下，川汉铁路公司成立，遗憾的是，不懂筑路知识的官吏只知道中饱私囊，并无实质行动。1906年，蒲殿俊约集留日川籍学生三百余人，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他被公推为该会正干事（会长）。这个改进会每月出版一期《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并由蒲殿俊领衔，由邓榕、胡骏、邵从恩等四十四名留日学生联合署名，发表《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指出：“近年来兴学、练兵、办警察等赔款竭泽而渔，势已不支”。
1908年秋，蒲殿俊留学归来，在北京担任法部主事兼宪政调查馆行走。第二年，清廷令各省成立咨议局。蒲殿俊久怀盛名，也是川人所推崇的通晓新政的好官员，于是成都各界纷纷邀请他回川。不久，蒲殿俊来到成都，被选举为咨议局议长。
蒲殿俊一到来，咨议局就成了民主思想的阵地，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与四川总督赵尔巽所代表的旧官吏集团“斗法”，一些不法官吏纷纷被弹劾。但蒲殿俊最热衷的，还是办报。1909年，咨议局的机关报《蜀报》诞生，蒲殿俊任社长，他在日本练就的犀利文笔终于派上用场。他撰写了许多文章，介绍国外科学论着，评议国家大事。而那些贪官污吏的腐朽生活，也逃不脱他的笔伐。
蒲殿俊这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又办起《白话报》、《西顾》、《启智画报》等报刊，抨击守旧官吏。但此时，保路的纷争并没有解决，1911年5月，清廷忽然以上谕宣布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大家都非常明了，这只是个幌子，来自民间的资金全部被清廷没收，路权全出卖给了洋人。蒲殿俊知道后，异常愤慨，他在《蜀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以死力争之”，要“死中求生”。同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到会的两千多人推选蒲殿俊为会长带领众人抗争。蒲殿俊让众人到总督衙门请愿，同时散发各种保路传单，号召全省群众起来“破约保路”。保路的风潮很快传遍各地，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个县，参加者达数万人。
1911年，成都等地的民众决定以罢市、罢课、停纳捐税的方式来支持保路运动，清廷命总督赵尔丰把此事镇压下去。消息传出后，蒲殿俊马上组织群众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门口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这可给赵尔丰找了个好借口，他说《川人自保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逆谋日炽”，再让保路同志会和股东大会的领头人物去督署看邮传部的电报。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九人不知是计，准时赴约。不料钢刀就架在了脖子上，九个人就这样被老奸巨滑的赵尔丰诱捕了。此后，铁路公司的文件乃至蒲殿俊、罗纶的私人信件，都被搜查，铁路学堂、股东招待所、各印刷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和《西顾报》等宣传保路的报刊都被查封。
这事很快传遍成都，成都的群众纷纷涌向督署示威，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没想到赵尔丰竟然下令手下对一大群手无寸铁的请愿者开枪，数十人当场死亡。赵尔丰竟然宣布：“三日不准收尸”，群众被赵的马队践踏受伤的亦是不计其数。大屠杀的消息传出后，城外居民人人头包白布示哀，青壮年冒雨赶来城下抗议示威。赵尔丰竟然再次命令军队镇压，数十人又被残杀，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成都大血案。
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惊慌失措的清廷迫于形势，于10月下旬电令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等人，赵尔丰却不乐意了，他说：“只能放些情节较轻者，如鼓兰村、江三乘、王铭新等，祸首蒲殿俊、张澜等还不能放。”“这几个劣绅一旦放归，必纠合党徒与群匪联通一气作乱，那其势更不可收拾矣！”但没过多久，赵尔丰就收到了清廷对他的免职上谕。无奈的赵尔丰只好在11月14日把蒲殿俊他们全部释放。
蒲殿俊被释后，成为“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都督，但他没想到，这个官自己只做了十二天。这年年底，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巡防军当场发动暴乱，会场大乱，阅兵台上的蒲殿俊慌了手脚，四处躲藏逃避。哗变的事情解决后，蒲殿俊有些沮丧，他知道自己写诗做文还可以，却没有打仗带兵的本事。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想请蒲殿俊担任众议院副议长。蒲殿俊不为所动，婉言谢绝，他说：“在共和国体立宪政体之下而言政治，舍政党则岂更有他道？”在北京，他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织“民主党”，大力推行其立宪政治的主张。
1915年，袁世凯和蒲殿俊见面。在交谈中，袁世凯不由自主地自大了起来：“我袁世凯，恐怕就是两个曹孟德也不过如斯而已。”蒲殿俊这次却没有给袁世凯面子，他回答：“天下自认为不为人欺者终被人欺。”当天，蒲殿俊就离开了北京。
袁世凯称帝后，蒲殿俊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主持计划促蔡锷回云南起义。而1917年张勋两次演出复辟帝制的丑剧，蒲殿俊则在天津每日与梁启超、汤化龙“密图匡复”，积极赞助段祺瑞讨伐张勋。
段祺瑞果然成功，理所当然地邀请蒲殿俊出任内务部次长兼北京市政公所督办。蒲殿俊雄心勃勃地走马上任，想大展才智，干上一番事业，但仅仅四个月之后，他便辞职了。因为他这时才猛然发现，自己大力支持，满怀希望的反复辟斗争，“结果成功的是一个假共和的民国”。此后，心灰意懒的蒲殿俊决心“脱离政治生涯”，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尽力于舆论指导和社会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政坛几度沉浮的蒲殿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谢绝了北洋政府请他当教育部长的“美差”，而应北京《晨报》之聘，就任总编辑。后来蒲殿俊的女儿蒲耀琼回忆，《晨报》编辑部当时设在北京顺治门大街一所大屋内，蒲殿俊一家人和编辑部周建侯一家人都住在这所房里，为了节约时间，三餐都在报馆吃。
蒲殿俊担任《晨报》总编辑之后，在李大钊等人协助下改组《晨报》副刊，增设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并请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冰心、刘海粟、王统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替副刊撰稿。鲁迅脍炙人口的名篇《阿Q正传》就是以“巴人”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发表的。
面目一新的《晨报》很快得到文化界人士的交口称赞。蒲殿俊自己的笔头也闲不住，他以“止水”和“蒲伯英”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凡朝政之得失，法制之良否，学风之醇肆，人心风俗之隆污，无不削切敷陈，婉曲讽谕。”
1927年，呆在北京的蒲殿俊之母因为思念家乡，常常提出要回四川。蒲殿俊是个孝子，他毅然离开《晨报》，抛下一切事务，一大家子回到广安。
他在老家倡办丝厂、染织厂和木器厂等，甚至募修公园，什么事都做，但却多次拒绝军阀的高薪聘请，过着卖文鬻字的清贫生活。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止酒从医谏，因逃恶税征。已无民畏死，安用壮拢人。饥饱凭毫瀚，兴亡听鬼神。此身浮来了，差免附朱门。”
蒲殿俊一直蛰伏到他母亲去世的1934年，此后再次举家迁往北京，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不料刚到北京，他就染上伤寒，于1934年10月28日凌晨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蒲大义：(公元1916～1973年)，四川平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平昌，蒲大义参加了儿童团，同年率领十一名儿童团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地九十三师地二七四团第三营营部通讯员。由于作战勇敢，1934年被调到地二七四团团部当警卫班长。1935年被送到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到红五军团任侦察排排长。1936年升任红三十一军地九十三师地二七四团特务连连长。参军四年，负伤八次。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第七连第一排排长。在神头岭战斗中，指挥全排冲进神头村，勇猛杀敌，以伤亡五人的代价将日寇赶出了村，获刘邓颁发银质奖章一枚，所在的排被誉为“蒲大义排”。1938年升任连长，为掩护旅部和彭德怀转移，率领全连和工兵连坚守阵地，大部分人员牺牲，自己亦受重伤，被彭德怀记功一次。1940年升任副营长，为掩护李达和第一二九师师直机关战役，率部队阻击日寇，战至最后五人，第十次受伤，与主力失去联系，仍收集一百多人，作战五天，突围回到部队，获奖章一枚。在抗日战争中六次负伤，升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营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十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在晋南战役中第十五次负伤，左腿骨被炸断。后担任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第四十五旅旅长，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第一八六师师长。战争年代十六次负伤，荣立大功三次，小功八次，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八六师师长，1952年调任志愿军第四十六师师长，1954年升任志愿军第十六军副军长。参加了1953年春季反登陆战役准备、夏季进攻战役和金城战役。回国后，1955年继续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炮兵系，任昆明军区炮兵司令员。1962年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1969年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出任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73年4月19日在开会时因心肌梗塞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被中央军委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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