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国学概论第十：最近期之学术思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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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言夫最近学术思想之轩然大波，以特异于前人者，则尚不在此。盖自前清道、咸以来，外侮日逼。当时士大夫鉴于国势之不振，已渐有求通洋务之说。其先特注意于船礮(同“砲”，火炮)之仿造，以谓西人之胜我者，坚甲利兵则已耳。其次则繙译格致实学。甲午败后，康、梁乃言变法，则以公羊春秋孔子改制之说为缘师。戊戌政变，康、梁逃亡，志士一趋于革命，则以宋、明遗民为鼓吹。


洎夫民国创建，而政象杌陧(音物聂，不安定之义)，国运依然，乃进而谋社会文化思想道德之革新，以蘄夫一切之改造；始专意为西方思想之输入。此则民五以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是也。新文化运动，唱自胡适之、陈独秀，以文学革命为旗帜，以社会道德思想一般之改进为目的，以西洋之科学与民治为趋向之标准，以实验主义的态度，为下手之方法。至于民八“五四”之学生运动，而新文化之趋势遂达于最高潮。自此以下，一般青年之误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而转趋于堕落放纵的生活者，既日繁有徒，而新文化运动之自身，亦自改进社会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仍转而入政治之途。于是青年之激进者，相率加入政治革命上实际之活动，而率流于过激。其退婴者，则遯(同“遁”)入于文艺之途，而率流于浪漫颓废。而所谓新文化运动者，遂不得不为功成之身退矣。又当新文化运动进行方锐之际，对于本国旧有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为颇当之抨击，笃旧者已不能无反感。欧战以后，彼中之自讼其短者，时亦称道东方以寄慨。由是而东、西文化之争论遂起。其最先发为有力的议论者，为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次之有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皆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然于西方化之科学、民治，则根本皆无所反对。其所谓东西文化者，亦不能有严正之区分。盖其言论之影响于时代思潮之进程者，舍为新文化运动补偏救弊之外，亦不能有若何积极的强有力之意味也。同时稍后有学衡杂志，为美国“人文主义”之介绍。有张君勱、丁文江等为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虽各依引西说，仍不脱以前东西文化争论之意义，特为其余波旁澜而已。继此以往，国人精神所注，既已返入政治一途，而新文化运动，亦成衰歇。则此一方反对之言论，因亦同归于休止。此则最近数年间学术思想骤呈枯寂之所以然也。


于此而有深闳博大之思，足以鼓动全国，以开未来学术思想之机运者，则为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先生本革命活动之经验，而创“行易知难”之说，又定“三民主义”以为救国之方针，其于恢复民族固有道德智识能力，以恢复民族固有之精神者，尤言之深切而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