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国学概论第一：孔子与六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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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礼乐


《汉书·艺文志》：“礼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则孔子已不见有《礼经》矣。《论》、《孟》言“礼”，皆明礼意，著于行事，不在简策。《汉书》所称《礼经》，乃今《仪礼》十七篇，而《春秋》二百四十年列国君大夫行礼，绝不一言及之。且其书与孔子之意多违，盖出周末战国之际。

“乐”与《诗》合，本非有经。又礼乐应时而变。魏文侯听古乐，则昏昏欲睡。庄子称古今之变，犹猨狙(yuan三声ju一声)之异周公。孔子不云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今使考索孔子当时玉帛钟鼓之制度法数，而曰我将复孔门之礼乐，则又经生儒者之过也。

综上以言：孔子以前未尝有六经，孔子亦未尝造六经。言孔子者，固不必专一注重于后世之所谓六经也。

今考《楚语》载申叔时论教太子，列举古代典籍甚详备。约而举之，不出诗、书两类。书者掌故，凡申叔时所谓春秋、世、礼、令、语、故志、训典皆属之。诗者文学，凡申叔时所谓诗、乐皆属之。诗、书者，古人典籍之两大别也。不曰“诗、书”，即曰“礼、乐”。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书》即“礼”也，《诗》即“乐”也。诗之为乐易明，书之为礼难晓。盖礼有先例之礼，有成文之礼。先例之礼，本于历史，春秋、世、语、故志、训典之类是也。成文之礼，本乎制度，礼、令之类是也。而后王本朝之制度法令，亦即先王前朝之先例旧贯也。盖昔人尊古笃旧，成法遗制，世守勿替，即谓之“礼”。舍礼外无法令，舍礼外无历史。“史”、“礼”、“法”之三者，古人则一以视之也。史实之变动，新例之创兴，而礼法亦随而变。如《檀弓》记“士之有诔”，“鲁妇人之髽(zhua一声
丧髻)而吊”，“晋人之毕献而扬觶(zhi四声
古代酒器)”，《左传》记“晋之始墨”，“楚之乘广先左”之类，大率前代因一时特情，开一新例，其后因习沿用而成礼制。违“礼”即违“法”。“历史”即“制度”。而诗、乐本包括于礼制之中。则古人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惟“礼”而已。其守礼知礼者则“史”也。故古人言学，皆指“诗、书、礼、乐”。此即求之《论语》而可证。

至增孔子《春秋》与《诗》、《书》、礼、乐而为五，又增卜筮之《易》而为六，而因以名之曰“经”，此皆后起之事，非孔子以前所本然也。《论》、《孟》不言“经”。

“经”之称昉(fang三声，起始)《墨子》，有经上下篇。荀子儒家，始称“经”，始以《春秋》与《诗》、《书》、礼、乐连称。然犹不知“六经”，又不以《易》
为“经”。

秦人焚书，则曰：“诗书百家语”，而《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其谓“诗书”，统指孔、墨以前旧籍。“百家语”，则儒、墨以下私书也。《易》在秦时，人犹知其为卜筮书，非儒家之一经也。荀卿屡举《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孟子》七篇，无一字及《易》，知《易》不与《诗》、《书》、礼、乐、《春秋》同科。尊《春秋》齐于《诗》、《书》、礼、乐者，其论始于孟子，定于荀卿。并《易》与《诗》、《书》、礼、乐、《春秋》而言之者，则儒、道、阴阳合糅之徒为之。其事起于汉，见于刘安、马迁、董仲舒、贾谊之书，而亦犹弗称之谓“六经”也。

司马氏之言曰：“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明“六艺”中自分经传，而经传不限于“六艺”。汉之“六艺”，则惟五经，以其无《乐经》也。然不能仅言礼而无乐，则增五经而称“六艺”。古自有“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今以称简册，则亦汉人之说。其明称“六经”者，一见庄周书，后成于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