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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经历之典型：遗民人生之百科全书
明季遗民之志节，素为后辈所传诵，而志节之所谓典型者，则各执一端，不胜枚举。钱宾四先生以为明季遗民生活，大体有“出家，行医，务农，处馆，苦隐，游幕，经商七类”。[7]纵观翁山一生，与上述“出家”“务农”“苦隐”“游幕”“经商”五项皆有所及（翁山虽不以行医为业，亦精于医术。屈父宜遇为民间医生，自幼习医道故耳。翁山于方志《广东新语》之“草语”篇数论中草药之功效，亦足见其于医药见识之渊博）况此外翁山尚有远游，从军，作诗，及著史学之功。
翁山“资性异人，孝廉曾起莘见而奇之，俾从陈邦彦于越秀山，市辄冠军”。[8]顺治四年，清兵入粤，陈氏率义军阻击，不果，终死难。翁山举义军，入朝廷，臣永历，抵清兵，至顺治七年冬，广州尽失，翁山自庚寅丧乱，即逃于禅。[9]
夫佛门，自古清净之地也。明代文人多有参禅之习，陈献章，李贽，公安三袁比比皆是。殆明亡，士人逃禅之风日盛，而逃禅之缘由多为不得已之避世焉。归有光曾孙，著名遗民归庄于《送筇在禅师之余姚序》中云：“二十余年来，天下奇伟磊落之才，节义感慨之士，往往托于空门……岂从异教哉，不得已也”！[10]盖此言亦近于翁山出家之初衷，翁山出家初，作《死庵铭》云：“日死于夜,月死于昼,吾如日月,以死为寿。昼夜之死,非日月之否。欲昼夜之生,须昼夜之死。”足见出家为翁山无力改变现实之无奈举措。明季遗民为保气节、削发出家、遁入空门不失为一明哲保身之法，而所谓遁入空门却绝非只修佛学，不闻世事。纵观翁山出家凡十二岁，除前二三年空门苦修，余时尚远游，好交友，联络舟师其中，诗名远播于外，诚未脱离社会之现实也。一旦有所悟，即蓄发还俗，另谋他事。康熙元年，翁山还俗，自谓：“肤发归父母，薪胆献君臣，逃墨因多难，成仙未是仁。”[11]翁山遁入空门十二年，复国之夙愿并无丝毫磨灭，此足见翁山忠君爱国信念牢固。顺时还俗之举，亦足见翁山忠爱之余，可审时度势而改变。
综观当时士人，忠既君，爱故国仍为心中永恒之信念，然此时士人之天下观颇为变通。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史称“明末三家”。三贤曾置生死于度外，与清兵殊死战斗，而后终生未仕清廷合。然而，从其“忠君”之概念观，所谓“忠君”者，诚不过为匡世济民不得以之旗帜，忠君之目的决非“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谓君主一姓之兴亡，不过是“一人之正义”；而“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私，乃“一时之大义”；民族之兴亡，则是“古今之通义”。此“三义”之关系为：“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12]此可见其主张之本义：若君主不可保本民族之“自固”，便“可禅、可继、可革”。[13]而黄梨洲则力倡“非君说”，其视君主为“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独夫民贼”，又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梨洲以为“天下之治乱兴衰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故“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我从也”；对于暴君，离弃之犹为不足，而应是人人得而诛之。[14]顾亭林于《日知录》中尝系统阐释其天下观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亭林以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实为历史之倒退。[15]
士人欲有所用，必有安全平静之环境。苦隐能表高节，务农可以维生，苦隐务农，乃自古乱世名士之首选。晋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宋陆放翁有“寄语农家莫游情，冬闲正要饱锄犁”，大抵千年以来，乃成中国士人品格之典范。所谓苦隐者，有“厌世“及“避世”，前者甘为平凡，近于消极；后者以退为进，不失为曲线救国之策。纵观明季遗民，多近于后者，如以翁山而论，其数度归隐之作为，皆不乏对国家民族之贡献。
翁山出家十二年，绝非堕入空门，国事莫谈，而以积极之态度结交名士（如钱谦益，王士祯，毛晋），潜心诗作，至于诗名远播，此为日后诗句缓和之复出埋下伏笔。“康熙元年，永历见杀，成功死难，明季危难更甚，翁山蓄发返儒，重返沙亭，作《归儒说》，自谓：“家贫母老，菽水无资，不可以久处山谷之中，与麋鹿为伍……今之归也，行儒之行，而言儒者之言。”[16]是年，适逢清廷下令海禁，屈唯奉母入泷州避难。离乡别井之际，心烦意乱之时，翁山借书消愁，致力于地方文献，先后着手编撰《皇明四朝成仁》，《广东新语》等方志巨作。三藩破灭，郑经亡国，明季再无后继。翁山族从此归隐田园，一家十口之生计，悉在务农、卖文及朋友接济维持，生活颇为拮据。然翁山穷且益坚，《岭南诗纪》、《岭南倡和集》、《东莞诗集》，《广东文选》，《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名著缤纷，文采飞扬，终集文史之大成。全才辈出，可谓明末文化界一种特征，其时有顾亭林，王船山，黄犁洲等一辈全才活跃于大江南北，其博学之精神至今为人所称道。
“天地四方”素为古代文人之自我界限。黄梨洲曰：“予惟人生天地之间，尚蘧庐也，宫室居处，何尝之有？四北之盛，则且海岛东南；东南之盛，则且瓯脱西北。城郭兴废，而人民随之，衣冠大抵皆侨寓也。”[17]钱宾四先生曰：“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18]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自古文人，不可能脱离政治，况自有科举以来，“学而优则仕”为文人内心之惯性思维，以仕报国始终是文人的理想，纵然于国破之际，为官报国之信念犹不可灭绝。翁山早年任职永历朝廷，中年参加吴三桂义军，晚年更与清廷官吏交往频繁，殊不过为国出谋，为民请命，为己生存而已。由此可见，明季遗民游幕者，多不得以。
此外，翁山尚远游，外便交友，内可消愁，于见识文章，增进不少。翁山亦尝经商，不过小型行当，如荔枝小贩之流。
综上所言，翁山之人生经历具备明季遗民之多种特征，当不失为明季遗民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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