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户人家·实业家卷（连载十一）乔致庸与山西乔氏家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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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与山西乔氏家族（上）
杜 鱼（王振良）


在中国商业史和金融史上，晋商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山西祁县东观镇乔家堡乔氏家族，则是晋商的杰出代表。乔家经营的商号，垄断包头达二百年之久；乔家开办的票号，是近现代中国最著名金融机构之一，并创下经营时间最长的记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完美谢幕。据有关资料估算，乔家财产最多时高达数千万元。无论财富积累、社会影响，还是对文化的贡献，以乔致庸为代表的山西乔氏家族，都可毫无争议地进入中国近现代“大户人家”之列。关于乔家的资料纷繁冗杂，在两万字左右的篇幅中，不可能进行全面深刻的梳理，笔者仅是在前人基础上，对这一家族的兴衰历程作个简单勾勒：前人论述比较多的，尽量少谈或不谈；对过去较少涉及的乔家与天津关系等方面，则尽量开掘得深些。
1.乔贵发包头发迹

乔家发迹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东观镇乔家堡村。其父乔仕威是农民，生平事迹无考。从乔贵发生活的窘境推测，乔仕威当不会有多大作为。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死后倒是风光了一阵子——曾孙乔致庸为其捐了个“通奉大夫”诰赠，并在乔家祖坟树碑纪念。乔贵发约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来岁时父母双亡，寄食于外祖父家，靠帮舅舅做豆腐、生豆芽过活。外祖父母去世后，他遭到舅母白眼，索性回到乔家堡自立门户，以种地和帮工为生。

乔贵发虽然勤奋肯干，但毕竟无依无靠，穷得媳妇都娶不上，故常受人歧视。约在乾隆元年（1736），本家侄儿结婚，乔贵发去帮忙。他是新郎的叔伯辈，午宴时本该有个体面坐位，没想到被安排在最后一桌的席口上。乔贵发遭此羞辱，决心要活出个人样来，乔家的命运由此改变。

祁县人多地贫，历史上并不富裕。但祁县有个得天独厚的资源——一条纵贯境内的南北官道，南可达川湘，北可通满蒙，交通十分便利。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就沿着官道跑买卖，并由此发家。乔贵发选了个日子，独自悄悄离家，到了祁县贾令镇。贾令地处官道要冲，为南来北往客商必经之地。乔贵发随着商队到了口外。当时祁县人在口外已形成较大势力。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三大旅蒙商号，有两个是祁县人创办的。乔贵发聪明勤奋，很快找到一份拉骆驼的工作。骆驼是旅蒙商人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所以拉骆驼的工资也比较丰厚。几年下来，乔贵发见了不少世面，也攒下一点儿钱。他觉得继续拉骆驼难有大出息，就决心自己做买卖。做买卖要选准地方，于是有了乔贵发“三次择地”发迹的故事，至今为后人津津乐道。

乔贵发第一次择地是辞掉工作来到萨拉齐。萨拉齐位于归化城通往西部蒙古的交通要道上，是旅蒙商队进出蒙古的歇脚地。乾隆初年设萨拉齐镇，这里虽远没有归化城大，但发展蒸蒸日上，到处充满商机。乔贵发调查发现，这里冬天蔬菜奇缺，除了山药和羊肉，偶尔见点别的都十分抢手。萨拉齐豆类便宜，乔贵发从小又练就了做豆腐、生豆芽的手艺，于是开了个小店面，专做豆腐豆芽生意。乔贵发的豆腐豆芽，一上市就成了俏货，销量与日俱增，买卖虽小利润却不薄，乔贵发从拉骆驼的小伙计，一跃成为东家兼掌柜。

在萨拉齐有个种菜的秦姓青年，是山西徐沟县人，与乔贵发算半个老乡，两人交往融洽。随着旅蒙商队增多，为其服务的草料铺生意日火，很有发展前途。乔秦两人决定合伙开草料铺。乔贵发仔细考察后第二次择地，选中离昆都仑山口不远的西脑包。内外蒙古被阴山阻隔，昆都仑口是进出内外蒙古的咽喉要道。旅蒙商人穿越阴山，若从西脑包携粮或下货，比萨拉齐更加方便。乔秦两人遂来到西脑包，以比萨拉齐便宜得多的价格租地建房，开设草料铺。生意开张后十分兴隆，许多人效而仿之，包括西脑包在内的包头一带，逐渐从荒野变成繁荣的村镇。

随着赚钱日多，乔贵发搞起一种“买树梢”的生意：春天农民需要钱时，议定一个价格将青苗买下；秋天收获时，不管市场粮价如何，收成都归买主。这种买卖已有现代期货雏形，风险非常之大。乔贵发“买树梢”，几次出奇制胜，赚了不少钱。但人算不如天算，又一年“买树梢”时，乔贵发把多年积累全赔了进去。他把仅存的铺子留给秦姓兄弟，自己回了老家。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粮食丰收，秦氏低价贮存了一批黄豆，次年粮食歉收，秦氏获利破丰，又把乔贵发从原籍请来共同经营。

乔贵发重返包头时，这里已由原来的转龙藏、南龙王庙、召梁、寺粱、西水沟、西脑包等分散居民点，逐渐联为一体。各行各业相继兴起，草料铺行业已不再最赚钱，西脑包也逐渐被迅速崛起的包头挤到边缘地位。乔贵发又第三次择地转移买卖。此时包头的商业中心正在形成，乔秦两人精挑细选，购下今包头市解放路一处地方，将买卖扩展为综合商号：经营范围上至绸缎、布匹、皮毛，下至杂货、蔬菜、米面，还兼营客栈、货栈、贩马等。他们请人起了个吉祥的字号——广盛公。乔家商业在包头近二百年的垄断大幕至此拉开。乔秦两人去世后，秦家后人逐渐抽光股份，广盛公最后由乔家独自经营，于嘉庆六年（1801）更名“复盛公”。再后，乔家陆续开办复盛全钱庄、复盛西字号及复盛西粮店、复盛和粮店、复盛兴粮店、复盛菜园、复盛油坊、复盛协钱铺、复盛锦钱铺等，形成拥有19家店面的“复字号”系列。复字号商业在包头长期居于垄断地位，因此民间甚至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家的商业和钱业后来虽然扩展至数十个城市，但都无法像包头一样形成垄断优势。乾隆三十一年（1766），乔贵发回原籍养老。

乔贵发有两位夫人：元配程氏，续弦李氏。他共有三子，长子全德，次子全义，三子全美。乔全德有子致祥，但此后人丁不旺，隔两代才过继二门致远曾孙晋櫰顶立门户。晋櫰曾中举，以候补知府听用，其后人踪迹现已渺不可寻。乔全义有子致远，致远生二子：长子嵘，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乔超五是咸丰九年（1850）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其影响下，子弟秉承遗训，用心科举，故保元堂一支多有科名，因此祁县民谚云：“保元堂出人，在中堂出钱。”乔全美有二子：长子致广，次子致庸。乔致庸堂名在中堂，他是引领乔氏家族走向鼎盛的功臣。
2.乔致庸与在中堂

闻名全国的山西祁县乔氏家族，指的主要是在中堂一支，为乔贵发三子乔全美后人。乔全美（1770—1825）是包头复字号的创始人，复字号的号规等一系列基本经营管理制度，都在他掌家时形成；著名的乔家“六不准”家规，有一种说法也是由他制定的。可以说，他是乔家企业精神和家族文化的奠基者。

乔全美去世后，其子乔致广、乔致庸先后掌家。致庸有着超人的治家经商之才，他在父兄奠定的基础上，将乔家的事业一步步推向顶峰。很长时间，在中堂被误传为乔全美的堂名。后经专家考证，“在中”实际是乔致庸的堂名，取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执两端而用其中之意，这与乔致庸的名字正好相合。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乡人称为“亮财主”。他活了89岁，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皇帝，是乔氏家族中最长寿的人。父亲乔全美去世时，乔致庸才七八岁，加上母亲亡故得也早，致庸一直由长兄致广抚育。当时乔家有三门：长门全德之后人丁不旺；二门全义之后生意一般，但举业十分成功，已出了5个举人，门前竖起5根旗杆，十分荣耀；三门全美之后主要精力用在生意上，虽然有钱，但连个秀才也没有。因此乔致广有个心愿，就是希望弟弟能给三门挣个举人，也竖个旗杆。在长兄教诲下，乔致庸养成了淳厚好学的性格，年纪轻轻就考中秀才。就在乔致庸欲以“儒术荣门阀”之时，乔致广不幸英年早世。乔致庸遂放弃举业，挑起治家经商的重担。

乔致庸青少年时代得到长兄特殊照顾，过得自由自在。他虽有过“儒术荣门阀”的思想，但当官对他的吸引力应该说并不大。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不过几百两，远远低于乔家商号大掌柜每年上千两白银的薪金，这还不算4年一次的分红。乔致庸弃文从商，使乔家失去了一个可能博得功名的“举人”，但却多了一位纵横捭阖的商界奇才。乔致庸素性恬淡，酷爱诗书，经营之道本来非其所长，但他能知人善任，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可以说，正是乔致庸敢于和善于用人，才缔造了乔家庞大的商业和金融业王国。

包头复盛西下属有个小粮店，掌柜马荀不识字，但人很精明，把生意搞得十分兴隆。相反，复盛西连续两三个账期都赔钱，只好拿粮店的盈余补窟窿。粮店虽然赚钱，但伙计的待遇却总是比复盛西低，大家很有意见。一年马荀回祁县探亲，冒充“大掌柜”到乔家堡求见乔致庸。经过一番交流，乔致庸认定马荀是个人才，不久即让复盛西给粮店一笔钱独立营业，任命马荀为复盛西粮店大掌柜。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16岁开始学徒，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35岁时，还只是个小伙计，二十年间其才华一直未得到赏识。高钰的善于应变后被乔致庸发现，光绪二十年（1894），将其一下子就擢升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

乔致庸虽不善于具体经营决策，但其商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却相当先进，有些直到如今也还有着借鉴意义。他特别强调“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他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首先重“信”，以信得人；其次讲“义”，不挣昧心钱；最后才是“利”，不能利益为先，把钱看得太重。正是这些看着简单实践颇难的道理，使得乔家在此后一百多年里，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乔致庸掌家十数年后，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他在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商号，左右着整个包头市场。咸丰初，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使南北茶路断绝，而乔家设在祁县的大德兴茶庄，主营生意就是茶叶。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横行，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不便。路途的艰苦和危险，使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劫走，没有密记也无法兑到银子。乔致庸遂利用乔家资本，先后办起大德恒和大德通两个票号。在乔致庸掌控下，大德恒和大德通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著名大票号。据记载，光绪十年（1884）大德恒成立时资本是6万两，不到十年工夫，资本已增加到35万两。

生意上成功的同时，乔致庸又致力于治家课子，广行善举。他“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光绪三年（1877），祁县遇到饥荒，他出巨资助赈。乡人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他均捐出重金襄助。其赈灾义举还受到清政府嘉奖，并赏顶戴花翎。

乔致庸晚年，家中人丁兴旺四世同堂，复字号称雄包头地面，大德恒、大德通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码头，在中堂财势居于晋商富户前列，鼎盛期仅流动资产就达上千万元。为了光大门庭，乔致庸开始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院中两楼对峙，十分雄伟。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眺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其上砖雕极其精美，鸟兽草木栩栩如生。后来他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院。几座楼院正好分布在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我们今天看到的著名旅游景观——乔家大院，有三分之二是在乔致庸时代修建的。
3.大德通与大德恒

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票号肇始自日升昌，成立于道光四年（1824）。山西商人见它业务繁忙，赚钱很多，于是群起效之，逐渐形成平帮、祁帮、谷帮等群体。据《山西的票号与钱庄》记载：平帮指总号设在平遥的票号，主要有蔚丰厚、天成亨、蔚盛长、新泰厚、蔚长厚；祁帮指总号设在祁县的票号，主要有大德兴、大德恒、三晋源、存义公、合盛元、大盛川；谷帮指总号设在太谷的票号，主要有志成信、协成乾、大德玉。票号中势力最强的有三家，日升昌资本32万两，大德兴、大德通资本各24万两，其中后两家都乔家出资开设的。

据说乔贵发起家后，在祁县城开了大德兴茶庄，并在各地设了数处分号。到咸丰年间1851—1861）乔致庸掌家时，大德兴茶庄开始兼营银钱汇兑。光绪七年（1881），乔致庸投资6万两白银，设立大德恒票号，地点在祁县西大街；光绪十年（1884），追加白银6万两，将大德兴茶庄改组为大德通票号，地点在祁县小东街。此后，两家票号在全国各地设立数十处码头（分号），包括兰州、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张家口、包头、沈阳等地。

清末民初，外国资本大批涌入，票号业务多被银行夺走，加上社会动荡不安，存款大幅萎缩，绝大部分票号陆续歇业。据1935年1月《上海银行月报》记载，1911年辛亥革命后，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多数倒闭，坚持下来仅有26家；到1934年，全国票号只有3家硕果仅存，就是乔家开设的大德通、大德恒，以及祁县渠家开设的三晋源。

乔家票号资本雄厚，经营得法，在银行竞争和战乱冲击的双重挤压下一直屹立不倒。1937年，乔家票号的总号迁到北京，1940年改组为钱庄，一直经营到1951年，是最晚结束的晋商票号。乔家票号之所以能在解放后岿然独存，主要就在于严密的经营组织规章。

首先是有精干的组织机构。乔家在组织管理上有一套严密的办法。在总号设总经理（大掌柜）一人总管全局，对东家负责。协理一人（二掌柜）协助总经理管理。此外，设管内事的一人，负责号内一切大小事物；管账的二三人，负责流水账、老账、现金账、浮记账；写信稿的二三人，负责来往信札；跑街的三四人，负责所营事物和打听行情。分号的经理由东家或总号选派精明强干的人担任，总理分号一切事物。伙友人数视业务情况配备，分工基本和总号相同。年终分号结账报告总号，总号则不定时地派人到分号检查，实施监控。

第二是任人唯贤，选用人员严格慎重。对总号和分号经理人选，只要合适就大胆使用。大德通经理高钰是祁县子洪镇人，与乔家非亲非故，由一般职员开始做起，后来在中堂看中了其能力，连越数级任命他为总号经理。高钰在乔家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执号权者二十五年”，使“大德通三字声誉日隆”，“本架竟达七八百万之巨”。

第三是严格的号章号规，而且根据情况不断修正。1884年，大德通初设时拟订号规30条，包括了各个方面，其中有“新事招牌”、“账薄规式”、“经营范围”等。1888年合账时又重议号规13条，1891年总号为大德通蜀庄订章程4条，1921年东伙和议号规22条。这些号规对职工、学徒要求不无苛刻，但也多有合理成分，不少甚至具有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雏形。

乔家资本实力雄厚，但在战乱冲击下也屡受重创。1926年，冯玉祥向西北撤军途中，向乔家商号和银号摊牌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乔家资本元气大伤。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大德通票号又经历了一次生死存亡然而不无悲壮的选择。当时阎锡山控制的山西，独自发行晋钞。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后，晋钞贬值几成废纸，25元晋钞才能抵1元新币。不少银行乘机牟取暴利，对晋钞存款户，只给兑换晋钞。但大德通没有这样做，乔家动用了票号历年存储的公积金，按照新币来为存款户兑换，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亏空。本可趁机大捞一把的大德通，放弃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遇，做了其有史以来最大一笔赔钱买卖。作出这个舍生取义决定的，是当时乔氏的掌家者乔映霞。乔映霞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他算的是良心账：假如大德通因此倒闭，但乔家这样的大财团，子弟绝不会沦落到衣食无着地步；但对一般储户来说，如果仍兑给他们晋钞，将威胁到很多人的身家性命。两者相较，轻重可谓不言自明。乔家的举动，为晋商讲究的“信”，作了最具体也是最生动的一次诠释。

　　乔家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吸收存款、放款、发行票据和代办捐项。汇兑有信汇、票汇，光绪年间有了电报局后，也有电汇的。存款有定期、活期两种，主要是吸收官款、官吏私人存款，商家较少，月息一般二三厘。放款以钱庄、官吏、大商户为主，月息一般六七厘。发行票据就是票号开出的银两票据，也叫小票，一般长方形，上面印有各色花纹，注明银两数目，可在一定地区使用，相当于纸币。代办捐项则属特殊业务。清朝长期实行卖官制度，买官衔不上任的叫“常捐”；捐纳知府以下候补官员的叫“大捐”。捐官者要把大笔银钱交给藩库、户部，带巨额现银很不方便，因此常通过票号汇兑。
4.在中堂的家规

乔贵发与秦姓在包头经商发迹后，秦家在原籍建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挥霍浪费，结果坐吃山空，逐渐入不敷出，就不断抽取包头商号内的股份。秦家抽出的股份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十四个财股中，秦家只剩了一厘二毫五。再说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乔贵发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买卖兴隆时，他把富余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

乔致庸主持家务期间，治家更加严格。《朱子治家格言》是其儿孙启蒙的必读课本。他亲自将其写到屏风上，让儿孙时时引以为鉴。儿孙如果犯了错误，他就罚他们从头背诵。最后他还要讲述先租乔贵发艰苦创业的故事，教育儿孙增长才干，珍惜家业。直到乔致庸最后说“去吧”，受罚者才如释重负，慢慢退出。儿孙若犯抛米撒面的错误，要反复诵读“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认识到错误为止。

乔致庸为在中堂明确制定了家规家法，以此约束子弟和后人。乔氏的家规主要有六条：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这些条款乍看起来不难做到，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豪门富贾往往三妻四妾，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相比之下乔氏家规就显得特立独行了。难能可贵的是，乔家子弟绝大多数都能严格恪守家规。这六条家规，保证家族内部稳定的同时，对乔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在封建时代，有钱人往往妻妾成群，丫环使女难以计数。然而乔家在中堂的几代人，却只有一个纳妾的，这放到当时社会背景下，简直难以想象。在中堂首位掌家人乔致庸，就是严守家规的典范。他一生娶了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六房夫人，后五个全是续弦，没有两房妻室并存的现象。“映字辈”老大乔映霞先娶程氏，后续弦杨氏、刘氏。他与刘氏离婚后，三十多年间未再续娶。老三乔映宵，娶祁县段家窑村马氏，夫妻感情甚笃。后马氏旅居天津（一说北京），被匪徒绑票，未及营救即遭毒手，映霄念念不忘亡妻，终老孤身一人。老四乔映奎，妻子连生五个女孩，后来好不容易得了一子，不久又夭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宗法观念束缚下，映奎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按其当时的社会地位，娶个二房绝对无可厚非，但在家规约束下，他连念头也不敢动，最后过继侄子来顶门立户。纳妾往往是家庭不睦的根由，争风吃醋，嫡庶有差，常常会导致家族解体。乔致庸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因此把“不准纳妾”摆在家规的首要位置。唯一破例娶妾的是“映字辈”的老二乔映元。他因原配有残疾，娶了个偏房，算是情有可原。然而这也遭到家族非议，指责其有背祖训，在兄弟中抬不起头来。

“不准虐仆”一条遵守得也很好，在乔家营造出少见的融洽主仆关系。虐待仆人其实危害很大，轻者坏主人名声，重者败家族事业，甚者还会危及主人生命。乔家的做法很明智，不合心意就不用，用则优厚相待。首先保证他们吃饱穿暖，不打不骂。同时，女仆只用“老妈子”，不用丫环和未出嫁的姑娘，避免男主人越轨，扰乱家庭秩序。还有，逢年过节，都要提前把米、面、油、肉、柴等送到仆人家中。年老的仆人则养起来，要求回家的发给养老金。仆人家中遇到天灾人祸，还会予以额外帮助。在乔家二百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仆人出卖主人的例子，倒是主人遇到困难时，有许多仆人挺身而出，替主人分担。解放后，曾组织过“控诉”乔家的群众大会，结果参会的“被压迫者”不但未说乔家不是，还摆出了一堆好处。

嫖娼单纯追求感官刺激和声色犬马，常常坏人心术，惹事生非，而且还耗费钱财，害人害己。这些与读书齐家修心养性恰相抵触。乔家非但不准子弟冶游，连看戏之类都受限制。据乔家老仆人回忆，在中堂从来未唱过堂会戏，这对乔家这样的大族来说，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赌博和酗酒危害也很大。赌博输赢无常，再大的家产也可能输得精光，因此家规中严禁此类恶习。乔家人在一起，有时虽也打麻将消遣，但只论输赢，绝不过手金银。酗酒容易惹气伤身，惹气易不和，伤身则短寿，因此乔家开宴时虽也摆酒，但只能持盅小饮，适可而止。

在六条家规中，惟有“不准吸毒”执行得不尽如人意，还是乔致庸在世时就被破坏了。乔致庸最小的孙子乔映雯，年幼体弱，受到祖父特别溺爱，染上吸毒恶习，一直没有戒掉，最后年纪轻轻就死去了。好在当时乔致庸健在，其绝对权威使得这一破例没有蔓延开来，但乔致庸去世后，风气就逐渐难于收拾了。

乔致庸饱读诗书，他拟了不少治家对联，命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时时警示儿孙。如“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告戒儿孙要努力上进，同时要注重节俭，不能贪图安逸。乔致庸十分看重长孙乔映霞，他时常用下面一些话来教育他，“唯无私才能大公，唯大公才可以无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智欲圆，行欲方”，“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话，对后来乔映霞执掌家务时的立身行事，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乔氏“六不准”家规，条条都有着针对性。正因为子孙们基本上能严守祖训，才使得乔家人才辈出，事业不断发展，即使是在民国战乱时期，屡遭重创也还能够艰难延续。
5.乔映霞迁居天津

乔映霞（1875—1956），字锦堂，乳名成义，乡人称为“成义财主”。他本是乔致庸次子乔景仪的长子，过继给乔致庸长子乔景岱，因此算是长门长孙。

乔致庸在世时，十分注重“接班人”的培养。他对儿子逐个进行了分析，感到都不十分理想：长子骄横跋扈，次子性情暴烈，不可委以重任；三子老实迂讷，四子不善言辞，均非经济之才；五子书生气重，六子体质瘦弱，也难承繁重的家族大业。最后选来选去，乔致庸把眼光落到长孙乔映霞身上。映霞本性忠诚厚道，思维伶俐敏捷，处事老成稳重，再加上身体结实强健，这一切都让乔致庸感到非常满意，对其寄予厚望，常常着意进行教诲。1905年乔致庸去世后，乔映霞作为祖父特别培养的“接班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乔氏家族的掌家者。

乔映霞幼年起受过多年私塾教育。他少年时期，正值戊戌维新变法运动风起云涌，因此对康有为、梁启超十分崇拜。他对西洋文明也十分倾慕，是祁县第一个穿西装的人。民国初年（1911）前后，他进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加入了同盟会。乔映霞积极倡导兴办教育，改革陋习。他在祁县乔家堡创办私塾一所、小学堂一所，并亲自带人毁掉村里的神像，将庙宇改做学堂。他聘请了著名教师、学者、拳师等，教授乡里子弟念国学、学新学、练武术，后来还让乔氏子弟中之优秀者，到太谷铭贤学校、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学习，毕业后又供他们留学深造，因此乔家很多子弟，都受过相当教育。

乔映霞还带头破除迷信，剪掉辫子，提倡放足。乔映霞不但到处宣传进步思想，而且对其很多主张能身体力行。民国二年（1913）农历五月十三日城内赶庙会，他拉着狼狗，见人就剪辫子。祁县九汲村的段步洋、赵富贵、范有元三人进城赶会，在城内碰上乔映霞，吓得躲在商号的栏柜底下，但最后还是被拉出剪了辫子。因为这些不无激进的做法，村里人认为乔映霞是个怪人，与谁都不一样。有人还编了顺口溜嘲笑他：“成义子，削了头发剪辫子，穿得洋袄儿洋裤子，脖子上扎得腿带子，裤子裆里缀扣子，尿尿不用解裤子……”这些顺口溜，至今仍在祁县流传着。

乔映霞接掌家族事务后，像其祖父一样，治家严肃，力戒游情。映霞兄弟辈共十一人，结婚后均各立门户居住，并各起斋名：不泥古斋、不拘今斋、昨非今是斋、自强不息斋、退思补过斋、一日三省斋、不得不勉斋、知不足斋、日新斋、时化斋、习勤斋等。从这些名称中，我们不难看出乔映霞对弟弟们的勉励和期望。

乔映霞自幼习武，因此身上带有几分豪侠之气，行事有时候难免带有激进色彩。他迁居天津，很大程度是生意上的因素，但直接导致他在津常住的，则是一桩命案。民国二年（1913），参加了同盟会的乔映霞被选为祁县第三区区长，并任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不遗余力地推动禁种鸦片，遭到鸦片种植者的反对。民国三年（1914）春，他率人在永安村地区铲除烟苗，不少靠种鸦片为生的村民聚集起来，持锹执锄进行反抗。乔映霞掏出毛瑟枪向空鸣放，本来只想威吓一下村民，不想枪支走火误致一人死亡（一说受伤）。

案子涉讼后，乔家送祁县知事冯延铸（字鼎臣，山西宣化人）三千两银子，又给了丧主一大笔钱，还有一名义仆愿意出头代主受刑，事情本来到此已和解了事，不想突然生了变故。同年，袁世凯的亲信金永调任山西省内务司长，不久升为巡按使。他大力打击进步势力，强迫停办新式学校，提倡男子留辫女子缠足等。祁县、太谷、平遥、介休一带练武术的青年，也被他以所谓“鸡血党”名义杀死不少。家有钱财、倾向进步且有命案在身的乔映霞，自然不会被金永放过。他饬令冯延铸解乔映霞到太原就审，拟借此敲诈一下乔家，发笔横财。冯延铸深恐累及自身，使其贪墨的劣迹败露，遂向乔家私索重金，暗中将乔映霞放跑。乔映霞无奈之下躲到天津避祸。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死后，金永离开山西，乔映霞才敢返回祁县。约1917年前后，乔映霞正式移居天津法租界。

今人整理的口碑资料中，还记载了另一桩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天旱无雨，乔家堡与邻村张庄因用水矛盾引发械斗。乔映霞提枪助威，不想枪法不精弄出人命。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考察，这桩“命案”当属子虚乌有，应该是前述铲除烟苗一事的变异和讹传。
6.乔映霞婚变真相

乔映霞掌家的最初几年间，乔家的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商号、银号的分号数量续有增加。但随着清末和民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乔家的生意也度过了极盛时期，开始走向下坡。

迁居天津后，作为乔氏家族的掌家人，乔映霞有了充分的时间来打理家族的事业。以乔映霞的雄才大略，本来是可以在生意场上纵横捭阖，在祖父基础上更上层楼，将家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可惜的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却使得他显得生不逢时，多数时间只能在动荡的社会现实中左遮右挡，苦苦支撑。但即使是这“支撑”，没有雄厚的财力和过人的才智，也是无法完成的。满腹才学却难于施展，现实注定了乔映霞一生的悲剧色彩。然而不尽人意的是，乔映霞的婚姻生活也颇为坎坷。

乔映霞一生严格恪守不纳妾的祖训。他20岁前后，迎娶祁县东观镇程氏。程氏诚厚敦朴，持家有方。可惜红颜薄命，程氏因难产母子俱亡。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乔映霞续娶太谷县杨氏。杨氏是太谷名士杨次山的胞妹，知书答礼，颇得乔家上下欢心。夫妻两个也琴瑟和谐，感情深厚。光绪二十九年（1903），杨氏得一子，取名乔健，字铁汉。杨氏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大约还不到三十岁。乔映霞失去爱妻，痛不欲生，发誓不再续娶。

乔映霞在思念中度过了十多年单身生活。然而，一次偶然邂逅，却改变了乔映霞的后半生。

1917年，乔映霞正在天津寓居，偶患小恙住进医院。病房有个实习护士，名叫刘菊秀，与乔映霞一见钟情，两人陷入情网。刘是天津人，早年就读天津中西女中，后肄业于北京协和医专，当时刚二十岁出头。乔刘的婚恋，遭到刘父坚决反对，映霞也曾以年龄悬殊固辞。但刘菊秀最终说服父母，1918年初与乔映霞结婚。婚后两人回到山西，当年10月生下一子，取名仡，字铁民。两人的婚姻，维持了大约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解体。据说主要是个性不合，时常发生口角，夫妻间裂痕愈来愈深，最后只好分手。离婚事件对乔映霞刺激很大，于1921年精神失常，并一度跳楼自杀，致使髁果断裂。乔映霞因自小习武，身体强健，跳楼后恢复得不错，虽然腿部微跛，但外人不细心很难看出来。

乔映霞作为天津知名人物，其婚变过程自然容易引起记者的注意，一时成为轰动天津的新闻。据《在中堂——乔家大院》载：“对刘菊秀，外界诋毁颇多，说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结婚不过贪乔家之财而已，婚后仍和原来情人鸿雁往来，暗渡陈仓。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书写，欺映霞不识英文，映霞截获原信着人翻译，始知为情书。”

关于乔刘婚变的导火线，乔氏后人还有一种家族的说法，作为当事人的后代，这些说法也许更应当令我们采信。乔刘婚变其实缘自一场误会。刘因在协和医专接受正规西医教育，英文非常好。她有一位要好的女性朋友，两人经常用英文通信，互致问候。一次这些通信被乔映霞发现，他因不懂英文，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情书，与刘发生冲突。乔刘裂痕由此增大并导致离异。刘菊秀本人，后来曾暂居上海，约20世纪70年代病逝于北京。

乔刘婚变一事在天津的影响相当大，至今坊间老人还能道出此事，虽细节传说不一，但总的来讲都是大同小异，已没有必要深究了。另有称刘是燕京大学校花者，恐怕是出自后来的演绎。

乔刘婚变，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乔映霞精神失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乔映霞确实对刘菊秀有着很深的感情。因精神疾患难以维持正常的家族管理和对外交往事务，乔映霞的堂弟乔映奎（乔致庸三子乔景俨之子）逐渐成为乔氏家族新的掌家人，映霞长子乔铁汉后来也参与家族事务并成为最后一任掌家人，但精神时好时坏的乔映霞，似乎直到解放，一直保持着家族最高权威者的地位。乔映霞的病有时发作得十分厉害，据老人回忆，他有时就站在赤峰道住所的阳台上，来回逡巡并大呼小叫，甚至向楼下扔砖头。据说法租界工部局（乔家当时住法租界三十二号路，即今赤峰道），还特别定下一条规矩：凡是乔映霞发病伤人，一律不负法律责任。为一个有疯病的人专门定一条规章，这也充分说明乔家在当时天津的影响力。

乔映霞还有个轰动一时的新闻，就是“打茶碗”事件。今赤峰道与和平路交口，有一处法国人设立的交通指挥岗亭。交警平时指挥交通，就把茶碗放在身边。不知怎么的，这只茶碗一次被乔映霞看中，偷偷溜到岗亭边，趁交警不备将茶碗打翻。其子乔铁汉息事宁人，就向交警道歉并赔偿大洋。后来乔映霞上了瘾，经常出来“打茶碗”，乔铁汉也就屡次赔大洋。这事经过报纸宣传，也弄得天津市人人皆知了。

身体的创伤虽然愈合较好，但精神的打击却一直困扰着乔映霞后半生。他常年在天津、北京、祁县三处往返休养，直到1956年9月28日在北京病逝。曾有乔映霞死于天津的说法，这已被乔氏后人证实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乔映霞后半生的坎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乔家的发展轨迹，因为这个家族在他发病后的约三十年时间里，再也没有产生像他这样具有超人才略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