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任雅相——唐高宗时宰相
唐高宗时宰相，在位时间不长，曾为坝江道行军总管、燕然都护等。659年，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安乐县公，两年后卒于军中。
任大椿——江苏兴化人，清代著名学者
［清］（公元一七三八年至一七八九年）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苏兴化人，任陈晋之孙。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年，卒于乾隆五十四年，年五十二岁、少工文词。家贫。乾隆三十四年（公元一七六九年）进士。尝充四库馆纂修。累官陕西道监察御史，甫一月而卒。大椿诗商店清远，为王鸣盛所称。有集六卷，及《小学钩沈》二十卷，《吴越备史注》二十卷，《卉服释例》八卷，《字林考逸》八卷，《列子释文考异》一卷……等，均《清史列传》并传于世。经训名家。
任大椿的学术，有着深厚的家学渊博，祖父任陈晋，就是一位经学家。任陈晋，字似武，一字后山，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少工文，见重当时，其后潜心钻研经籍，“尤邃于羲经，日坐小楼玩《易》，虽家人罕见其面”。他曾担任徽州府教授，“徽士多通经者，晋至，老师宿莫不心服”。任陈晋的经学研究著作，主要有《易象大意存解》，该书收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是编不载经文，惟折衷诸家之说，明易象之大意。故以为名，卷首标凡例七例，多申尚象之皆，书中首论太极五行，兼谈河洛先天储图，然发挥明简，惟标举其理所可通，凡一切支离推衍布算经而绘弈谱者，剪除殆尽。其凡例有曰：后之言象数者流入艺术之科，其术至精而其理亦更奥涩，然偏于一隅，似反涉形下之器。可云笃论。”此外，任陈晋的著作还有《燕喜堂初续文稿》、《后山诗钞》等。
任大椿秉承家学，致力于经学研究，早在青年时期就以他的突出成就为是时贤所折服。《戴东原集》卷九有《与任孝康幼植书》，戴氏称赞说：“好学深思如幼植，诚震所想见其人不可得者。”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十五，有《赠任幼植序》，开头就说：“兴化任子大椿，字幼植。年甫逾冠，而笃志经术，覃精稽古。其于虞、夏、商、周四代郊丘、褅袷、宗庙之制，《周礼》井田税赋之法，遂人、匠人、五沟五涂之异同，《禹贡》五服、大司马九羲之远近以及《仪礼》之《丧服经传》，靡不留心研核，于近日昆山徐氏所刻宋元诸家经解，皆极其说之误者辨之。气盛而志锐，求诸今世，实罕辈俦。进而不已，其将为一代之通儒无难也。“从王鸣盛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任大椿在他二十岁左右时，即深为前辈所器重。
任大椿对于经学的研究，主要对象是典章制度之学，重要著作有《弁服释例》，《深衣释例》和《释缯》。
《弁服释例》一书，解释三礼弁服所用之例，分爵弁服、韦弁服、皮弁服、朝弁服、玄端等门，共一百四十余事。每门先例条目，次引经文注疏，后加按语解说。深衣，是古代是衣下裳相连缀的一种服装。为古代诸侯、大夫、士家居常穿的衣服，也是庶人的常礼服。《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郑玄注：“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任大椿《深衣释例》即对古代深衣之制作了详尽的考释。在《释缯》中任大椿首先考订“缯”的含义，指出缯为帛之总名且缯之颜色尚深，其次根据其质地、厚薄、有无颜色及其正名与别名的区别，逐一另以分析，条分缕析，以简驭繁。
根据任大椿弟子汪廷珍《小学钩沈跋》中所说，任氏这一类的著作，尚有《释色》若干专题的分篇撰述，然后融会贯通以求其全。可惜他的这一志愿，未能很好地实现。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一书指出，任大椿“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考证名物制度；一是辑录小学佚书。”其辑佚之作，主要有《字林考逸》和《小学钩沈》。
《字林》，晋吕忱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七卷，《魏书·江式传》所载《论书表》中作六卷。该书按《说文》所部首，分五百四十部，搜求异字，补《说文》所遗漏者，凡12824字，当时与《说文》并重。原书久佚，任大椿得《字林考逸》八卷，共15000余字，已超过原《字林》载字数的十分之一。他自序说：“今字书传世者，莫古于《说文》、《玉篇》，而《字林》实承《说文》之绪，开《玉篇》之先。《字林》不传，则自许氏以后、顾氏之前，六书相传之脉中阙弗续……爰是参核典坟，兼及二藏音义，钩沈起滞，积累岁年，遂成八卷。”
《小学钩沈》十九卷，所辑极为广博，该书所辑集的有《仓颉篇》、《三仓》、《凡将篇》、《古文官书》、《劝学篇》、《圣皇篇》、《通俗文》、《埤仓》、《古今字诂》、《杂字》、声类》、《辨释名》、《韵集》、《杂字解诂》、《周成难字》、《小学篇》、《字苑》、《字指》、《音谱》、《篡文》、《篡要》、《文字集略》、《字略》、《广仓》诸书。王念孙《小学钩沈序》：“任君勤于著书，采拓极博。业未及终而病，以其稿属余。”王念孙受朋友之托，很忠实地设法刊布其书。任大椿弟子汪廷珍说：“前十二卷，高邮王怀祖先生手校付梓，后七卷未及校。……谨以原来缮写，属怀祖先令子伯申侍郎刊其讹误，授之剞劂，以质世之君子。”
任大椿的辑佚工作十分艰苦，经常带病操劳。他的亲密朋友章学诚在《任幼植别传》中曾记录探病所见：“余访君，属疾，廷见卧所，则君方辑吕忱《字林》。逸文散见，搜猎横博。楮墨纷拿，狼藉枕席间。君呻吟，谓病不可堪，赖上此消长日耳。”然而当时竟有人诋毁《字林考逸》是任大椿窃人之书，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记下了这段公案：“同时有归安丁小疋名杰者，谓曾著《字林考逸》一书，稿本存子田处，子田窃其书而署其名，作者遍告同人，一时传以为笑。然子田似非窃人书著。”这种无谓的诽谤，丝毫无损于任大椿的声誉。
值得一提的是，除经学研究外，任大椿的诗也写得很好。《兴化县志》称：“所撰乐府古诗为钱尚书陈群、沈文恪德潜称赏。”王鸣盛在《叙任子田诗初集》中赞扬说：“其乐府幽深杳冥，五古曲折微至，而一种淡风远响，又入韦柳之室，是真卓然名家者矣。”著名诗句“无言便是别时泪，小坐强于去后书”、“放船归思减，久客别人难”为袁枚激赏（《随园诗话》）。
任大椿一生，“惟键户读书，不肯谒权贵。”（施朝干《任侍御墓表》）因而政治上并不得意。从乾隆二十五年23岁中举起，32岁中进士授礼部主事，36岁以主事修四库全书，49岁迁员外郎，51岁迁郎中，直至52岁去世那一年方以郎中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兴化县志》说他：“天性淳朴，事亲能尽色养；非其道义，铢黍不苟取。”正因为如此，死时竟无钱下葬，他弟弟把他的藏书卖了，才得治装归榇。
任氏故居在兴化儒学街西，名“六十四以之堂”。任陈晋、任大椿读书著作的小楼今仍存，名“读书楼”，其址近处即为明宗臣所立之“中原才子”坊
任伯年——浙江省山阴（今绍兴）人，清代著名画家
任伯年，1840年生，1896年卒，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在“四任”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他的杰出艺术成就受到世人瞩目。
任颐初名润，字小楼，后字伯年，。生于鸦片战争的清道光十九年（1840年），卒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任声鹤是民间画像师，大伯任熊，二伯任薰，已是名声显赫的画家。少时受家庭的薰染，已能绘画。十来岁时，一次家中来客，坐了片刻就告辞了，父亲回来问是谁来，伯年答不上姓名，便拿起纸来，把来访者画出，父亲看了，便知是谁了。这说明任伯年幼年就掌握了写真画技巧。
任伯年曾在十几岁青年时期，在太平天国的军中“掌大旗”，当时军旗较大，
“战时麾之，以为前驱”。直到天京沦陷，任伯年才回家乡，后至上海随任熊、任薰学画。以后长期在上海以卖画为生。任伯年为人率真，不修边幅，学画时近30岁，画多而名声渐大，但其身心深受鸦片之害，损伤元气，这也是他年仅56岁就过早去世的原因。
艺术特色
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
任伯年精于写像，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人物画早年师法萧云从、陈洪绶、费晓楼、任熊等人。工细的仕女画近费晓楼，夸张奇伟的人物画法陈洪绶，装饰性强的街头描则学自任董，后练习铅笔速写，变得较为奔逸，晚年吸收华（岩）笔意，更加简逸灵活。传神作品如《三友图》、《沙馥小像》、《仲英小像》等，可谓神形毕露。
就任伯年的个人艺术造诣来看，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影响比较大，原因是当时画人物画家少，成就高者更少，象任伯年这样造诣，自然推至旁首。
任伯年的花鸟画更富有创造，富有巧趣，早年以工笔见长，“仿北宋人法，纯以焦墨钩骨，赋色肥厚，近老莲派。后吸取恽寿平的没骨法，陈淳、徐渭、朱耷的写意法，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这种画法，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对近、现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任伯年的山水画创作不多，早年师法石涛，中年以后兼取明代沈周、丁云鹏
、蓝瑛、并上追元代吴镇、王蒙、以纵肆、劲真的笔法见长。
1 9世纪80年代是任伯年创作的鼎盛时期，创作题材上范围扩大了，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用隐晦的手段寄寓深情。90年代，数量很多，但从作品的思想性看似乎没有超出80年代，但艺术手法上则更加熟练，大胆、概括，特别是花鸟画，达到“炉火纯青”的佳境。
作品流传
任伯年二十多年的绘画创作，留下了数以千计的遗作，是历史上少见的多产作家。最早的作品是同治四年作的，最晚的作品为光绪乙未年冬十月，去世的前一个月作的。重要作品如同治七年（1868）仿《陈小蓬斗梅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光绪三年（1877）作《五十六岁仲英写像》、《雀屏图》。光绪七年（1881）作《牡丹双鸡图》，收入日本《支那名画宝鉴》；《渔归图》，收入《陆氏藏画集》；仿《宣和芭蕉图》，收入《南画大成》。次年作《人物册》，收入《南画大成》。十一年（1885）作《壮心不已图》、《墨笔人物山水册》、为外祖赵德昌夫妇写像。
任伯年现存作品，大多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内。民间及港、台私人手里也留有一些他的作品。作品行情
任伯年作品在他在世时即广为流传，解放前画店、地摊多有出售。解放后则较少出售，多由国家收购，归各地博物馆收藏。80年代后民间收藏部分流入香港，台湾、美国、尤以香港为最多。
香港的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行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拍卖任伯年画作，八十年代末半岛拍卖行和协联古玩拍卖公司也加入拍卖行列，但拍卖较少。1986年5月第一次由苏富比拍卖的《人物册》就达到16万港元的高价，位列最高层次，以后有所降低，但保持在5-10万港无。1988年有大突破，达到70多万港元，但小立轴价格较低，不如册页。1990年拍卖的两幅较大的立轴中，一幅38万港元，一幅24万港元，算是较高的。1991年价格又有重大突进，一幅《钟馗》立轴达93万港元，这是目前任伯年作品的较高价格。
任化邦——清末捻军起义首领，太平天国封为鲁王
（1837－1867），又名任柱，蒙城坛城人，捻军起义重要将领，蓝旗旗主，1851年树旗起义，1857年被洪秀全封为太平天国鲁王，赐名化邦。1864年天京陷落后，赖文光整编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组成新捻军。任化邦为东路捻军统帅，1865年在曹州大败清军，俘杀清军统帅僧格林沁。李鸿章称任化邦“称雄十年，拥骑万匹，蒙古马队皆惧，为天下第一骑将”。1867年11月19日在江苏赣榆战斗中，被叛徒潘贵升从背后袭击，遇害牺牲。
任弼时——湖南省湘阴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湖南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于乡村教师家庭。曾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底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4年秋回国，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任教于上海大学。1925年1月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组织部主任。积极领导青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同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0月任中共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月，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继任团中央总书记。同陈独秀右倾错误作斗争。国共合作破裂后，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与李维汉、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草《城市农村工作指南》等中央文件，为纠正盲动主义、复兴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被捕，受严刑折磨，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0年任湖北省委书记、中共长江局委员、武汉市委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1年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2月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
1933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8月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底，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会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共同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1月底任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5年11月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同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0月任中国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国，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同年11月赴苏联就医。1950年5月回国。同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收入《任弼时选集》。
任继愈——中国佛教哲学家
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
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7年至今，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手全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O六卷)等。
任继愈的哲学观
近20年的中国学术界，人们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抛出这个“绣球”的人恰巧是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正是由于他的“儒教是宗教”的观点才引起了这场长达20年的哲学大讨论。
有好调侃人士戏称：88岁的任继愈是“国宝”级人物，这句话里面既含有对他的敬意，也有对他性格中夹杂着可爱的一种尊称。不少人羡慕他坐拥书城，饱读天下华章，他却说：“我读的书再多，也比不上图书馆的书多。”对这位国学大师，一直心向往之，却无缘一见。“非典”时期，记者小心翼翼地向他预约采访时，竟然出奇顺利，而采访的地点就在他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处于闭馆状态，此后又前去“骚扰”数次，他每次都态度热情地接待，毫不嫌烦。
任先生著作等身，皆为巨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担任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当然，这里面很多职务都是些虚职。采访那天，他身着一件黑色西服，他说这件西服是自己最喜欢的，经常穿着它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每次访问之前，他先给记者泡了杯浓茶，让我想想后再问，而他也要想想后再答，这可能便是性格严谨的体现。虽然，他年事虽高，精神却是大好，谈起往事，思路也较为清晰。与他的外部所呈现出的性格一样，低调而不善言辞，他的语言朴素、简短和实在，甚至有点“乏味”。在回答问题上，他也时不时地会在你高度渴望他长篇大论时“鸣金收兵”，弄得你顿时慌了神，而他正微笑的等待你下一个问题。有人评论任的性格中有一种“和”与“雅”的独特气质，但我觉得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善于比较别致的“幽默感”。
在自由氛围中不读死书
1916年，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他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一家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更名为大明湖小学）。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曹老师大为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当然，学校除了开设音乐、体育等常识性课程外，曹老师在若涉及酗酒荒淫的文章时，还附带的讲授一些相关的性知识，比如告诫学生婚后性生活要有节制，否则会伤害身体一类的话。这对于七十年前的中国来讲，这种给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传播性知识，可以说是相当开明和大胆的。”任对小学的发生事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自己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给任继愈留下了一个保持到现在的观点：小学与大学老师不同之处，一个是无私地奉献，而另一个可能会留一手。当我问及现在是否常回老家时，他说：“老家的一些亲戚和朋友都差不多先后故去，而我的社会关系和圈子也已经不在山东，所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过老家看看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茶几，来回抚摩着手中的杯子，若有所思。
任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四年，但在任的心中，它有着很重要的份量。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这样自由的氛围是由一班倡导民主的教师创造的。一名叫鲁涤平的教师，就爱把他教授“党义”课变成了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专门攻击“三民主义”，在攻击之前，最喜好用“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来提起学生的兴趣和表明自己轻蔑的态度。当记者问任在中学的成绩时，他只是以“我在学校的成绩属于一般般，只是我比较幸运罢了。”匆匆带过，怪不得有人评任继愈是“谦虚中人”，而他始终都保持的这种处世态度，深得不少人的钦佩。
“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能理解中国社会”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惟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也就没有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任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到了大学三年级，也就是1937年的暑假，“七七”事变爆发，北大决定南迁，任当然也随着学校南移至湖南，而任所在的北大文学院正好设在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蒙自县。任过了体检，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在这个旅行团中，除了学生，还有很多当时在北大教书的知名人士，像李济同、闻一多等。不但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不再为难。但这次旅行对于任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他说：“这次旅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同时，也让他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
经过一番思考，任继愈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深刻地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尽管当时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但这与以往的选择不同的是，在他内心有了一个确切的方向和目标，对于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和幸福都将体现在这个目标上。在研究的同时，他也对前人、外国人和时贤的著作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说得不清楚。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后来他又在1983年写的《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一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中国一些学者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些误区：“‘五四’以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大量的接触，无疑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打开了眼界。但是在我国学术界过去缺乏现代科学方法的长期训练的传统，借鉴西方本来是件好事，搞不好，流弊所及成了依样花葫芦，生搬硬套。先是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后来又生搬苏联的。实际证明，这种方法无助于弄清哲学史的本来面目，反而增加了混乱。”他说：老子的“道”绝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王阳明的心学也不能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相比附。
当“湘黔滇旅行团”兴冲冲地到达昆明临时搭建起来的西南联大时，学校的条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校舍全是茅草顶的房屋，由于窗户没有玻璃，关与不关区别不大。幸好昆明的冬天不冷，夏天也不热。让任继愈一直怀念的是，当时虽然条件差，但是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而且切磋学问也比较方便，俨然一副古代的书院生活图。课余的时间也可以听一些学术报告，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任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一笔财富，无论从他的文章还是平日的谈话，很容易让人看出他对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无限眷念。他略微自得地告诉记者说：由于张岱年先生一生都是生活在“四世同堂”般的大家庭里，所以，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抗战的时候，到大后方去体验生活。因为，这对任何一位学者来说，这种经历尤为重要。
“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时常挂到任的嘴边作为爱国教育的“口头禅”。他说，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和心愿。那个年代若要评价某个人，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者一个评判标准。任也常津津乐道地把冯友兰坚决不愿将那张美国永久性居留证带回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将其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典型”。
建国不久，任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前兆或序幕。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
(耶稣教、回教、佛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经过几番“折腾”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打破了“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信阳干校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一批曾被打倒但还健在的研究人员也都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19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
“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并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1987年，他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算起来呆了20余年。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现状的焦灼，任决定在“中国无宗教”这一他看来的谬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说是突破，但何其之难？如果从当时世界思想界的形式来看，突破这一观点决不逊于从万马军中杀出重围，因为不管是外国的思想界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就连中国的思想界，“中国无宗教”的观点也占据着“主流”，当然，这种观点的存在也有其现实的情况与主观因素。正当中国思想界情绪低落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有一个看似文弱的老头竟然不知不觉地，抛出了一个“儒教是宗教”的言论。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一篇又一篇的论述性文章在手中源源不断的诞生。从1980年《从儒家到儒教》；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上，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到：“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的“中国无宗教”的学说，似几滴清凉甘露滋润了整个的思想界，虽然仍然有着心虚的疑虑，但同时也夹杂了几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人们不得不对眼前这个看似儒雅、和善老头的“能量”重新评估。任的这个论点虽然现在还未能普及开来，但已经慢慢的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
“精英哲学”与“群体哲学”
很多人认为，任先生的哲学研究是一种“精英哲学”，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种“平民哲学”的研究，所以，虽然有很多人知道任继愈，而不知道任继愈的哲学思想，这可能只是社会对任评价中的一个观点。任告诉记者说：“我研究的不是所谓的‘精英哲学’，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学’，而应该是群体哲学。我不想离开群体去标新立异，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做好一件事。”人们之所以认为任是“精英哲学”，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任是一位长期的“浮在上面”，“只从群众中来，但没有到群众中去”的哲学家。其实，当初，正是由于看到中国的现实，才迸发任立志从事哲学研究的。任说：“一个国家的改变，并不是一些简单的政治变革就可以达到的，而最重要的是应该在一些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改变。”这与他在1988年写的《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的观点一致。他在《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写到：“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有时候并不是与政治上的变革相一致的。如果说政治上的变革是短期的、跳跃性的过程，那么，思想形态方面的变革便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连续过程。因此，政治上的变革是不能代替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变革的。”
当时，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阐述小农经济意识对中国发展经济上的影响。他说：“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占了小农经济的便宜，然而，占了便宜的同时也吃了小农经济意识的大亏。当然，现在这种意识依然存在，而且还比较顽固。”从他这种对于中国公众意识形态的关注，就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浮在上面”的精英哲学家。他还将触觉伸到影响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琐碎问题，比如他在1956年便开始提醒政府注重中国本土医学的开发和科学利用，并为此写了一篇名为《正确对待中医》的文章。更有趣的是，他还提醒政府要注重人才的选拔与流动，并在文章《创业人才与守业人才》里利用古今事例进行对比，以示警惕。怪不得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评论他是一个“疯狂工作，并忘记自己存在的可爱小老头。”
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拼命地抨击“迷信”与“伪科学”，坚持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惟一法宝。当记者告诉他“中功教父”张宏堡已经在美国被捕的消息，他说：“这样的人，早就该抓了，封建的遗毒，祸国殃民。”他除了继续四处呐喊国家和学界要重视对儒教的研究外，还提倡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要总结传统哲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才能有机结合，找出根本。他在《我们应该求助谁》一文中写道：“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书上找现成的答案，那是愚蠢的。”言下之意，是要灵活掌握马克思的真正思想。
任敖——秦代沛县人，西汉开国名臣
（公元前？——公元前179年），秦代沛县人，西汉开国名臣。初为沛县狱史，素与刘邦相善。刘邦初起时，敖以客从，为御史。亡秦后，刘邦立为汉王，与楚霸王项羽争天下。刘邦东击项籍，敖迁为上党太守。高后当政时，封任敖为御史大夫。孝文元年，任敖卒，皇赐谥号“懿侯”，葬于广阿县丘底村前，清乾隆年间隆平县知县袁文涣曾吊以诗曰：
广阿城外夕阳愁，太息茫茫土一天。
古墓寒烟分野色，残碑衰草冷荒洲。
千秋事业光青史，十载勋名起汉刘。
丰沛当年成往事，萧萧叶落老松揪。
任敖墓位于隆尧县城东偏北2.5公里处的丘底村南。此墓高10米，占地12亩。该墓系土封墓葬，虽经两千余年的风吹雨打，迄今仍若岑丘，肃穆壮观。该墓墓顶有树木数株，并立有隆尧县“重点文物保护”标志。墓地附近的地面上有汉代筒瓦和卷云纹瓦当。墓地原有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的“乡贤汉御史大夫任公之墓”石碑。该碑现已搬迁到隆尧县文物保管所保存。现在，任敖墓基本完好，属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任安：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
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回信《报任安书》。关于此信的写作年代，一说是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另一说是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