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通鉴之五十八】司马迁的自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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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非工商人士：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


班固观点，在官僚体制下，具有普遍性。官僚体制的土壤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之最大特点是安土乐业，这极易滋生官僚文化。在农耕时代，士贫之时，耕读山野垄亩，学得满腹经纶，待时而动。若遇大治，则以孝廉科举取官进爵，为民父母。如遭大乱，则随军幕僚，命好的随个明主，闯条开国大道。再不济，若逢不治不乱之衰世，则闲来采菊东篱，坐以清谈，把个衰世越说越衰。


这样的官僚体制，必不欢迎工商业，因为工商业对官僚政治是不利的。按官僚们的说法，商贾多出不轨奢僭之奸民。在官僚目中那些耍小聪明的奸民，某种意义上，是历史上最先开智的一部分民众。商贾们奔波而无定所，“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乃先古商贾写照，氓者，流徙之民也，为世人同情。但其所见所闻，决非耕耘者能比。农民富了，最多是乡绅望族；而商贾巨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其影响力甚至可跨国界，天壤之别可见于史，如春秋时代的范蠡即是此。官僚们在内心里排斥商贾，本质乃惧怕商贾的崛起将影响他们稳定的政治前途。这对皇权亦如此，故皇室与官僚一样，对工商业的策略是：能用则用之，一旦没有利用价值，坚决打击。

我更喜欢把古代商人和旅行家扯在一起谈。古代很多旅行家见载史册，如张骞，如徐霞客，如玄奘，如郑和。史家对旅行家的贡献，大大肯定。但中国史载旅行家，多官僚色彩，纯粹官办。而西方史上，最顶尖旅行家多杂在商人之中。意大利马克波罗，其父乃一商人。西班牙哥伦布，由商团协助其壮举。此皆充满商贾文化色彩。由此见，在全球范围内，欧洲人的视野比中国人开阔了好几个世纪。这是工商文化的贡献，而非农耕文化能成就。甚而，在黑暗的中世纪，当欧洲人活在十分愚昧的宗教集权下，北欧海盗（Viking）的海上航行，亦能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光辉一环，为后人津津乐道。而东方元明时期倭人海盗，则一直遭中土农耕文明排斥。


诚然，中国不能在古代发展工商业，不能归于官僚之压制，而应归于地理之优势。喜马拉雅山东部之中原，宜植五谷，注定为农耕文化之乐园。当亚历山大与罗马的力量对中南亚地区施加影响时，喜马拉雅山之东的中国精英分子，仍能沉浸在耕读的田园乐趣中。而北方胡貉，虽时有入侵，但进来后亦贪恋田园之甘饶，忘却戎马之艰辛，渐同于农耕一分子，此乃同化外族的地理因素。中土物质富饶令北胡生羡，而文化层面，巍巍然使其感到自卑。汉宣元甚至吕后时代的匈奴，已透露此微妙心理。而到北魏统治北方时代，此民族心理更展露无遗，北魏贵族改姓氏、断胡语等皆能佐证。古代，西方对中国农耕有何看法？从马可波罗的游记看，在十三世纪，西方工商文化对农耕文化之了解，未如北方匈奴时代透彻，仅止羡慕其物质之饶、歌舞之美耳，而对东方文化之核心学问，不能窥见。此如我中国不了解西方的工商文化一样，乃长期隔阂的结果。


风水轮流转。千年后的当今世界，西方工商文化鼎盛，资本主义政治横行，官僚政治奄奄一息，此是工商文化外向之必然：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其必然崛起。读司马迁《货殖列传》，可窥其自由经济之思想完合于当世者，可见其学识有别于班固，我深服其超越千年之卓见：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由此见，今人所言之社会大分工、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消费拉动经济，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已略有论焉。但官僚体制，难容“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的反官僚言论，而使其学藏在《史记》两千年不能发挥。迁乃天纵之才，然生非其时也。后世对其学或有辩驳，而惜其不能直面司马迁本人，其亦无门徒为其批论是非。我唯窃幸其“隐忍苟活”，而有此超时代学问“表于后世”，为我等偷学之辈所管窥。


司马迁本身亦可称为卓越旅行家，其学识博洽，多源自其多年游历。然类此学者，无发达工商业，终未能成批涌现。因为工商乃图利之业，人之欲“若水趋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水，浩浩汤汤不能阻隔也。故唯壮大商贾，方能涌现大批旅行家，方能开我先民地理之视野。而世界上很多学问之发展，如天文、如数学、如物理等等，究其根，皆源自地理之开拓。


郑关耳

己丑年三月廿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