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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用人性光辉温暖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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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4 10:56: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今天的话题仍然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有趣的问答题,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历史学家,那么司马迁记载历史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史记》与别国历史著作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余秋雨:大家好,我们继续讨论司马迁。
今天我们会从他的生平深入到他写作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或者是他史笔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梁启超先生的概括就是他是以人物为本位来写作历史的,以人物传记为本位以后,事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了,就写这个人了。写刘邦,那么不仅有关刘邦的事,和刘邦有关的当时中国发生的大事,他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所以区别不在于他写人,写事也是在写人。外国人也写事,司马迁也写,问题就是以谁为核心,或者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以谁为本位。
司马迁是以人物为本位,这在世界的历史书写中,确实显得非常特殊,或者说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创造,就是以人物来贯穿历史。以人物作为历史的本位,我们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因为"以人为本"特别具有故事性,故事它总得需要以人物来贯穿才能记得住,才能讲得下去,因为有故事性的时候,它特别容易流传,流传以后造成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历史意识特别强的民族,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如果我们设想全部是事件,全部是历史评述为主,那一定没有那样大的普及度,没有那么大的流传的幅度,这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以人物传记为本位的这种写作方式,使整部中国史充满了人类的体温,这个体温有可能是热烈的,也可能是冷漠的,但我们可以感触到它生命的温度。事件是缺少生命温度的,只有人物是有生命温度的。在中国这个长期充满专制集权的、非常不在乎人性的统治构架当中,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却是以人物为本位,这就造成了某种制衡。
我一直觉得历史是我们和过去的进行一场持久的对话,怎样对话很重要,但是和谁对话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告诉我们可以和这些活生生的人进行一种对话的,但是这可能也就带来了中国历史的一大毛病。马克思韦伯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在序言中写到一句话,他说中国有很发达的历史书写,但是根据没有以理论形式得以发展的历史学。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进行的这种历史叙述方式,因为它的具体和形象,也就少了很多抽象性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这样虽然会使得历史变成故事,易于传播,但是很大程度上会缺少深刻。
同学:秋雨老师,我刚才听您说讲述那些话的时候,忽然想到我们很小的时候看《三国演义》。它的片尾曲前两句就是"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面容",我是那个时候就很喜欢,但是现在咱们讨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可能对一个民族来说,对一个民族的每个个体来说,最终沉淀在民族血液之中、整个民族记忆之中的,可能就是这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和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而不是那些大的事件或年代,《三国演义》给了我们这个感觉。
余秋雨:这个词是现代人作词的,现在中国人对复杂的历史里的恩怨是非都搞不清了。严格讲起来也有一点拒绝对这段历史的思考,谁对谁错我们都搞不清楚了,谁是正统,谁是不正统也搞不清楚了,我们留下的就是几个面孔。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人物作为经纬的时候,它确实具有对科学理性思维的排斥性。就个人来说,我们不讲今后讲以前,就历史学家来说,当你在感性地接受一个人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举止投足全部都进入你的想像之中,于是你马上就对他做出了情感判断,而这个情感判断,其实并不是科学的历史态度,当然我们的综合的情感判断更简单了,就是比较脸谱化,比较漫画化,这不是非常科学的历史态度。很多很多人都是做这么思考的时候,你不仅降低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且也降低了历史本身所拥有的理性的、展瞰的力度。比如我们现在直接面对的一些民族、自由、人权,这些在传代系列当中谁也不考虑了,大的问题全部让开了,唯一思考的就是代表性、地位、群体当中的等级等等,这可能确实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历史观念所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

所以总的说来,以人为本的、或者说以人物为中心为本位的这样一个历史写作方式,它在一种生气勃勃的、有体温的历史文本的建立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不仅牵制了集权专制的非人性的、极端主义的一面,同时它又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原型结构,另外它又非常适合中国历史的传播和普及。但是它又带来了的不好的效果是,用形象的直接感受能力抵御了科学的哲学思维,使我们缺少对历史过程的理性考察,每个人都愿意在当前和今后的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所以造成了不必要的人间矛盾和心理挣扎,这是它的负面效果。
宣传片:司马迁创造的以人为本的历史途径使历史变成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统一的民族记忆,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经过他的精彩叙述而被中国人民所熟知,这些人物和他们所经历的故事已成为全球中国人进行文化交谈的话语基础。接下来,我们会选择性地重温一下《史记》里写人的一些片段。
余秋雨:在他的《史记》里边有一些片段,几乎是所有的中国人,大体都会知道,不管他住在中国内地,还是在世界各地。而且据我所知,只要是华人的中小学,课本中都会收录《史记》里面的一些片段,所以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了。看看谁能够想起来,自己中学或小学的时候读到过的那些片段,现在印象还没有能够磨平的。
同学: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箫何月下追韩信》,出自《淮阴侯列传》中的一小段,大概有七八行,我们从这么简短的一段中就能看出了他们三个人鲜明的特点。萧何只跟韩信谈了几句话,他就了解韩信非常有将才,韩信当时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但是他就去把他给追回来,而且说服了刘邦一定要封他为大将。另外还可以看出韩信非常自信,你如果不封我不用我的话,我就要走掉。我想这么一小段就把三个人的性格特点描述得淋漓尽致。我记不清在什么地方看过一句话,就是非常感叹地说,萧何这一追,追回了汉朝400年的江山。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刻画很鲜明。
余秋雨:对,直到现在我还在台湾的电视节目里看到政治人物在讲,我不是韩信你也不是箫何。他已经把你所说的情景变成通用的话语了,不必要注释,只要是中国人都能听懂他在讲什么,这就非常了不得。你刚才讲的很精彩,它把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大跌大宕组合在箫何的这个行动里,而且几个人的心理状态都非常明确,所以怪不得历史上永远有这样的戏,很了不得,有人物有情节,有跌宕而且有情景。
同学: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肯定是霸王别姬的那一幕。项羽被四面楚歌包围之后,听到帐外楚地的歌声,虞姬就起舞,然后项羽饮酒吟诗,最后虞姬拔剑自刎,我觉得充满了美感。其实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司马迁在写这一幕的时候充满了一种诗化的情怀。我联想到《现代启示录》里,那个将军空投炸弹去轰炸越南的居民,当时他的直升机里放着瓦格纳的歌剧。其实如果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上去写的话,这两种情怀的交织无疑也是很美的。但是司马迁站在项羽这个主观视角上来描写这个场景,我觉得他选择的是一个高贵的视角,一个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对他一生的折射,对他个人情怀、人生况味的折射是很有意味的。
余秋雨:你这个复述就很好,因为体现了一个大的艺术氛围,四周都是故乡的歌,这就非常震撼人了,其它劝降的歌就没有意义了,口号更没有意义了。但是司马迁准确地选择了故乡的歌,选择了爱他的美人,选择了自己的诗句,选择了鲜血,选择了自刎,这些东西选择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悲壮而凄美的场面,这个场面会被整个中国历史所记忆,也提升了中国历史的高贵。好多高贵是在失败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失败者的高贵其实也就是司马迁这样的优秀文化人选择和设定的。这个事情本身也有好多不美的一面,比如刘邦悬赏,后来的结果是非常残忍的,我们不愿意再重说一遍的这样的结果,司马迁就非常仁慈地把它删掉了,留下了美丽的那个场景,所以在这一点上,那个场景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好的组成部分了,不低于《诗经》、《楚辞》的这种诗的景象,而且和人紧紧地联在一起。
同学:《史记》中有一个故事,通过后来的《东周列国》以及所有的民间戏曲故事一直传递到现存的所有剧种当中,后来又被翻译成法语,成为一个法国戏剧,这就是《赵氏孤儿》。《赵氏孤儿》所讲的核心情景叫搜孤救孤,就是说赵盾这家人触犯了皇上以及他的老对手屠岸贾,于是屠岸贾就借着某种缘由杀掉赵家三百余口,只留下一个孤儿。赵家一个地位低微的门客程婴保留了这个孤儿,把自己亲生的孩子跟他交换之后,还托负老朋友公孙楚臼照顾这个孤儿。公孙楚臼和程婴之间有个对话,就是生与义孰轻孰重的选择,最后公孙楚臼选择了去死,然后程婴忍辱负重多年,成为全国的叛徒,最后保存了这个孤儿的血脉。这个故事具有强烈的震撼性,我认为所有说中国没有悲剧的人都应该去看看这个《史记》中的这一段。
余秋雨:说的好!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悲剧,往往是一般意义的悲欢离合,就是家庭伦理上的悲欢离合。像《赵氏孤儿》里面一批义士完全义无反顾的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承受着巨大的污名,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行动的路向是世界等级的,最透彻的大悲剧的模式。好多悲剧是被动承受的,但是《赵氏孤儿》是主动承受的悲剧,在美学范畴里,毫无疑问地走向了悲壮而不是悲哀。中国有它的悲壮一面,司马迁首先写出来了,这一点很了不得。
余秋雨:我们好像又到了闪问的阶段了。
同学:2006年最著名的媒体事件就是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的热播。播出之后很多学者和媒体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其中最核心的批评意见就是说这部纪录片将九个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
标签化了,是一种简单粗糙或者偏瑕的理解。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这部纪录片,您认为对这样一种历史的处理方式是否得当?
余秋雨:我看过部分,我不可能全部看完,因为每天播出。我倒不太赞成对这样的一个作品进行如此严厉的批评。现在面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可以有多重的话语角度,这部纪录片也是一个话语角度,不同意的历史界的朋友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表述。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表述比较清楚容易,拍专题片也不难,所以它可能用我们前面讲到的无数的角度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感觉。
像大国崛起所碰撞到的这个话题,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按照这个角度完整系统地梳理过,那么它做这么一个首次梳理,而且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还是合理的。它尽管在国家媒体播出,但是它并不是过去所讲的"钦定范本",它本来就可以是多元的观念中的一种。它里边确实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还没有解答的。
我不认识作者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是我相信如果按照历史的过程来做这样的一种梳理和发言,有它正义的一面,当然它不是完整的结论,有其他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做出另外一个角度的发言。
同学: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消息说,一个网友发现他的日本邻居老是向他咨询一些类似于董仲舒是谁、韦编三绝是什么意思之类的问题,原来是因为这个日本朋友要考警察,如果不知道这些问题的话,考试可能过不了。为什么中国文化辐射的这些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对中国历史这么重视,甚至比我们更加重视?
余秋雨:暂时不要把它放在民族文化的高度去看。我现在看开心辞典已经考到了外国文明极端细小的一些角落,我还算是知识比较丰富的人,但有的知识的细致程度让我大吃一惊,它考的对象也是普通市民。我想那些国家的人也不会欣喜,认为中国突然对他们一千年前的一个什么人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这倒不是,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历史文化知识的考试同样会考到美国、英国、法国。
中华文化是一个世界上的大文明,而且曾经长时间滋养过日本,这是个事实,所以对于中华文化的一些基本常识成为他们文化知识的一个部分,我想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这个事情对我们的启发就是,第一,以后这样的考试应该增加文化历史知识的考察,第二就是不要受国界的限制,这是我们以后考试的时候需要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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