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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汉武帝》：“西域流沙古未开，氂牛边堠接轮台。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和议终非中国计，雄兵方逞帝王才。守文弱主书生见，难得英雄靖九垓。”——清代诗人王昙
从军事上来说，汉武帝北击匈奴，东征朝鲜，南服南越，是为我国疆域扩大作出巨大贡献的"
从外交上来说，汉武帝多次派人出使西域，张骞，苏武，为开通西域作出巨大贡献"
从经济上来讲，汉武帝增加国家税收，实行盐铁专卖"
从政治上来说，汉武帝增加中央集权，增加朝廷控制力"
可是刘彻暴戾，强横，自大，专制，罢黜儒术，独尊百家，也为后代的愚民政策埋下伏笔。但正是这种做法，使中国文化不被外来文化所吞没"
刘彻第一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带了一百多人，仅二人生还
汉朝连年战争，汉朝军队死伤人数动辄上千上万。
我对司马迁恶评汉武帝的看法
古语有言：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有没有乱臣贼子害怕我不知道，但知道皇帝和权臣倒有很多是怕的。
班固既是总述西汉史的〈汉书〉的作者，也是讲东汉开国史的〈东观汉纪
世祖光武皇帝本纪〉的作者之一，可说是汉代史的大家，他讲过一件事，很有意思，对于我们认识他的《汉书》和〈东观汉纪〉都是有帮助的。
班固说他当年在东观编史那会，有一天汉明帝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始皇本纪〉来问他，觉不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回答说：司马迁引贾谊过秦论说，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话不对。班固的意思大概是，秦朝暴虐所以天命归汉，司马迁这么说将置上天所生解救万民的刘邦于何地。汉明帝对他的回答很满意，派人招他进见，又问他：你是确实一直认为司马迁评论的有问题呢还是今天看我专门问你才这样说的。班固当然说我历来都是这么想的，这时，汉明帝说：“司马迁这个人思想很有问题，不是个忠臣，汉武帝治过他的罪，他就在史书里把汉武帝写得很不堪；别人都说司马相如浮薄无行，我看他还比司马迁强些”。
汉明帝当然不会真有雅兴来和班固来探讨史记，他所要传递给班固的信息是，不要学司马迁，不然你就不是个忠臣。班固想来对最高指示是心领神会，他写的〈史记〉和〈东观汉纪
世祖本纪〉都没出漏子。
如果说汉明帝还表达得很委婉，东汉末年执掌朝政的王允就比他爽快得多了，王允要杀蔡邕，大家都说蔡邕当代才子，一直有心著述，饶他一命让他续成汉史，也是一时盛事，王允回答说：汉武帝已经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不能再犯了。于是最终老蔡的脑袋还是搬了家。
汉明帝不喜欢司马迁，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皇帝批评太烈，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的评价，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否定的，对于汉武帝在位时的主要政策，无论是对内的财政货币改革还是对外的扩张政策，〈史记〉都或明或暗的表示了批评。
《史记》的这些批评也有明显失当的地方，比如《史记
平准书》说当时铸币改革弊端丛生，每年坐私铸入狱的数以万计，又说张汤为汉武帝主持铸币改革，张汤死而百姓不思，写了很多消极的东西，似乎是满地鸡毛。实则至少这次改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信誉最为稳定的货币之一----五铢钱，仅仅从这点来看，这次改革就绝不能称为是失败的。
但司马迁所述及的当时各种弊端则确实是事实，而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挟私诋毁。我们可以翻查一下汉武帝死后七年所举行的盐铁会议所留下的会议记录《盐铁论》，在这个两千多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式的大讨论上，来自全国各郡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参与了讨论，他们的叙述就足为《史记》的佐证。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讨论并不局限于铸币改革，而是涵盖了汉武帝时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政策，从盐铁官营到均输平准，从远征匈奴到凿空西域，统统都被他们亮了红牌。他们没有否定的，只有汉武帝推尊儒学，并按儒学改订制度制礼作乐这一项。这当然是因为受举为贤良文学的大多是以明经入选的儒生的缘故。
实际上班固《汉书》对于汉武帝的定位，就是顺着他们的思路作出的，班固说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一通狂捧过后，接着说以他如果向文帝景帝一样节俭，那就是旷世未有的圣王了，言下之意还是说汉武帝好大喜功。
但司马迁对推尊儒术，表章六经同样也是不怎么感冒的，〈史记〉说儒生王臧赵绾为汉武帝策划表章六经，制礼作乐。汉武帝以安车蒲轮征召他们的师傅申公入朝，结果申公到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话：“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又说汉文帝的时候也有人建议制礼作乐，汉文帝自称功德浅薄，不愿意劳动百姓来粉饰太平。诸如此类事情，司马迁都是寄托了自己的褒贬在里面的，我们现在常常称赞史记擅长寓议论于记叙中，正是这个缘故。
在司马迁身后，儒学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天人合一”也统治了两汉三百年。但对于这个，司马迁没有一点预感，所以只在〈儒林传〉给董仲舒留了个普通会员的座位，十来行字就打发过去了，董圣人那部划时代的巨著〈春秋繁露〉，甚至提都没有提到。
现在专家学者作分析，喜欢长篇累牍论述儒学独尊之格局的形成有有多少多少必然性，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学说在两汉的盛行又多少多少必然性，说到底，也不过是马后放炮罢了。历来都是由结果分析原因容易，由现象预见结果难，这也不足为奇，君不见星期一的足球行家，有几个在星期五不犯迷糊？司马迁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他有满腔对汉武帝的怨毒要借史书发泄，而在于他写的相当一部分是当代史，没有放马后炮的机会。他的大多数错误的论断根本也在这里。我们现在看从前一些大师对与当时政治经济的论断，也常常有错得很厉害的结论，道理也是一样的。
司马迁自己推崇的是道家，所以班固批评他作史“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我们知道道家治国的第一要诀是清净无为，老子说治理大国必须象煎小鱼一样小心，一天换个花样的折腾是最需要忌讳的。道家是最反对变革的，儒道两家有个辩论命题就是商汤周武王把天子灭了该还是不该，儒生说：“有道伐无道，该！”道家反驳说：“帽子再烂还是应该戴头上，鞋子再新还是该穿脚下，所以商汤和周武王再有道毕竟还该是臣子，桀纣再无道毕竟还该是天子”，到家的反对改革一至如此，偏偏汉武帝又是个特别喜欢折腾的主儿，司马迁对他不以为然也是情理中事。
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抱怨中国古代文化没有，至少非常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与忠君爱国思想平行发展的还有另一条线索，其代表人物往往更加着名，有时甚至在文化界居主流地位，其基本的精神取向正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也才能解释为什么西学东渐之后，许多旧文化人接受西方系统的自由主义并不困难。不但胡适这样的留洋学者迅速被社会承认为学界领袖，王国维、陈寅恪这样遗老遗少型的也很自然的言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而接受其他真正西方特色的比如说基督教就远没有这么轻松，直到现在中国的洋化知识分子中基督徒也极少，而自由主义者简直泛滥成灾。重组想探讨一下该思潮的发源地之一：司马迁及其《史记》。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倾向于黄老的无为而治，对此现代学者评价颇高，古时儒家也基本赞同，至少分歧不大。问题出在如何看待汉家的法制和君主的统治，因为司马迁个人的遭遇，《史记》中对汉王朝以及几个皇帝冷嘲热讽，把汉朝开国到武帝时期描写的非常糟糕，这就需要仔细分析了。关于司马迁如何巧妙的骂人，一直有学者在研究，成果十分累累，笔者无意引述。需要思考的是司马迁讽刺嘲骂的符不符合实际，以及这种心态的后果。
汉法之严，古今公认，但这种严并不仅仅针对司马迁或者他同情的几个人，而是对大家都一样的。“李广难封”，是因为他战功不够，西汉按所斩首级和俘获的人畜数目在再减去己方损失论功行赏，卫青、霍去病都是这样计算功劳的，魏尚虚报六颗人头，就地免职，可见不能含糊。唯一一次例外是李广利远征贰师，损失很大，得不偿失，武帝因其万里长征，特加优遇，未罚小赏。李广虽然善射，不过匹夫之勇，斩将擎棋未见其功，老年入漠，竟能迷失道，可见其用兵无能，仅以百步穿杨必求封侯，是谓无自知之明。汉武帝的外甥犯法，也同样要死，汉武帝所谓：“赦之，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司马迁因为自己受刑，将汉朝写成酷吏当道的极其黑暗的社会，应该说是不公平的。尤其恶劣的是，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话遭刑罚，将自己的一腔不满，竟发泄至当时的汉匈战争。卫青、霍去病的战功及用兵策划，《史记》未见详载，却在卫青的出身，霍去病的为人上大做文章，《匈奴列传》中对李广利、赵破奴的军事失利用看似公正，隐含幸灾乐祸的态度祥加叙述，以证明自己的正确，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战争前景的悲观情绪，传末的“太史公曰”更明显认为对匈战争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反复咏叹其“唯在择任将帅哉”的老调，用意仍是表白自己的冤枉和高明。事实证明，司马迁对汉匈战争的估计是错误的，汉朝一直掌握着主动权，直到最后彻底降服南匈奴，消灭北匈奴。对比一下以后的情形，更加能够看出汉朝是汉民族最繁荣强盛的时期，司马迁对那段历史的记载，是非常不能令人接受的。至于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描述成只知道求神仙长生的荒唐人物，更是公报私仇。
司马迁的《史记》成书后，虽然他自作聪明，还是被时人所看破，但汉武帝有胸怀让后人评说，没有治他的罪。《史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反而被当成“狭私成史”的谤书受到广泛批评。而是在唐中后期后，日渐走红，司马迁的声望也越来越高。近代批评家李长之认为是中国人的读书理解力逐渐增强，渐渐领会了司马迁的用意。这是一种误解。汉朝人或者南北朝的文人并不笨，否则也谈不上说《史记》是谤史，只不过当时整体的心态还健康，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利害的没有占据上风，大家也就没兴趣研究司马迁怎么讽刺的。随着汉民族精神的日益颓废，司马迁的趣味也日渐被人接受，那种以个人眼光看国家民族大事的狭隘心理得到越来越多的共鸣，于是琢磨司马迁骂人技术的日渐增多。这不是什么“中国读书人理解力的飞跃”，恰恰是中国读书人民族精神的堕落。
随着司马迁的神化，基本无人敢再非议了。以鲁迅之明，郁于偏见，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司马迁写汉史，使历史真实面目埋没实多，现在寻访旧迹，却无奈很多需要了解的方面被修史者一手磨去，想要察知真相也很困难，称不上良史。拿屈原比司马迁，更是不伦不类。屈原受冤，心念楚国怀王，“虽九死其无悔”，郢都失陷，悲恸投江殉国。司马迁未知冤枉与否，含怨君主故国，修史尽多讥讽，二者根本不是一类人。司马迁自己在《屈平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里感叹：“读《离骚》，又怪屈原，以彼其才，使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他还奇怪为什么屈原不到别的国家转转，捞点好处，又怎配和屈原并论。
现在也有自由主义者，虽无司马迁之才，抑且无司马迁之冤，却习其故技，把新中国和领导人写的非常不堪。仅仅以为是西方思潮的侵袭，显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复杂和艰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分歧的延续，做屈原还是司马迁，也就在一念之间，失之毫厘，谬岂止千里哉。
看完《汉武大帝》已经有些日子了，一直用“沉淀思绪”来满足自己的懒惰。本以为过上几天，情绪就渐渐淡了，可事实上，这份激情越来越强烈的感染着我，终于令我拿起了笔，再一次刻画自己的心情。 回想幼时的我，一个痴迷中国历史的孩子，以简单的思维，清楚地划分着自己的好恶。于是，顶峰上那花雨缤纷的盛唐就成了我爱之切切的时代。在《梦回唐朝》的声嘶力竭中，思索长恨歌，无与伦比的繁华和强大满足着一个孩子小小的虚荣。随之而来的，是真挚强烈的三英战吕布，是潇洒飘逸的悠然见南山，甚至是风波亭外的潇潇雨歇。千年来的无数朝代是我手中许许多多的玩具，我选择着，把玩着。可那个与大唐并称的汉朝，却始终难以让我喜爱。当刘邦从鸿门的宴席上匆匆而退时，项羽愚蠢的温柔使我认定，这位净玩阴招的汉高祖之所以使天下姓刘，实在是因为他有一个并不出色的对手。从项羽到刘邦，再到汉朝，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连续迁怒，使中国史上浓烈的那个“汉”字在我心中很淡。直到有一天，我看到霍去病墓前的那只安安静静的马儿。它在我面前拙拙地踩着一个匈奴，眼神轻轻的，不知看着哪里。我却惶惶然的敬畏着它无由的轻松。从那时起，这个朝代的伟大，开始令我窒息。 苦 闷 应该说，我并不了解汉武帝。印象中，他的爷爷和父亲联手打造的“文景之治”，以及李广、卫青、张骞、司马迁等一个个需要仰视的名字，更能使我兴奋。但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是，很短的几天里，我甚至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位陌生王者的生平，便已经深深地落入了他的情绪里。那不是他的豪情冲云，气吞天地。而是巨袖挥洒、仗剑而行的背后，一个男人的苦闷，因无限激情而生的苦闷。所以，匈奴可以逃过茫茫大漠，却无法逃出刘彻的苦闷；所以，数万贼首落地时，我从刘彻的眼中所看到的，不知应称作兴奋还是愤怒。这不是气量的问题，而是融在血中的激情永远在等待释放。武帝也许爱上了战争这种能够在短期内创造伟大功绩的行为，但我更愿意相信，两千一百多年前的这位伟大帝王所痴迷的，是迸发激情时的快感。上林苑的鸟兽们并不知道，十年的陪伴让刘彻把一切的激情强压进骨子里，然后膨胀着。我不敢想，激情释放后的他，是否更加苦闷。但这从收到放的过程，已令我欲狂。它的背后，是彭湃着永不能松开的激情。正因为此吧，即使我很想，却始终未因他的苦闷而哭泣，那些泪水已被激越的情感燃烧尽了。 感 动 父子，兄弟，君臣，敌人。这是一出纯粹属于男人的戏剧。永远激荡的，都是雄性的沉吟、怒目、吼叫、荣辱。据说刘彻与几个女人的故事被淡化了，但在铁血碰撞的巨大声响中，恐怕罗帐轻卷的儿女之情本就难以引人注意。若将汉史都写在竹简上，那么我希望这段历史用刻着隶书的精钢来代替竹片。因为这个时代才有了今天的大戏，而这部把阳刚张扬到极致的电视剧又将那个把阳刚张扬到极致的时代轰然举出，令后辈被祖先震撼。这传承中所浸满的，是后人回首时的崇拜，是先人谈笑中的淡然，是一个民族的豪迈，潇洒与自在。这传承本身就是一份巨大的感动。 爱与仇恨，充满了整部戏剧，营造出巨大的感情气氛，每个人都展现着自己对不同情感的理解，也都被不同的情感羁绊、束缚、驱使。 孝为天下先
茅舍外的长安细雨似乎连景帝的双颊也一并打湿了，他宁愿直接面对这天下，也绝没有勇气面对身后捧着毒酒的恩师晁错；未央宫外的雾气让武帝朦胧了，他更敢于正视这天下，但仍需看着忠良走向死亡。这一切，都由于那位双目失明却以心看世界的窦老太后。老庄和孔孟，传统与反传统，母子，祖孙，针锋。尖锐的对抗夹杂着真挚的亲情，使本该迸然而发的力量，变得柔软，变得收敛。最终，就像一顿午饭，自己慢慢消化了，最多剩下一个像饱嗝似的无奈。对抗的力量或许消散了吧，但渐渐凝聚在我眼前的，是动人的孝道，是最大限度的理解与忍耐。此时，我随历史一同释然了，一段足够令千万代后人景仰的时代的到来已经是必然。因为，它的领导者将国家稳稳的建在最朴素也最重要的道德之上，天大的事也不能动摇这个准绳。若没有这一原则，武帝时代至多只能称为壮烈。但事实上，它公认的代称是，伟大。一个人的征途
从脚下，一直西行。到达夕阳那里之前，有多少连绵的国度和家园。当张骞将目光从长安的宫闱中，从刘彻的博袖长袍上，转向无限的遥远时，他恐怕难以想象，这次坚定的探险所打破的，不仅是空间的壁垒，更是时间的阻隔。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流自此开始，绵延千年。当他从西域归来时，那是我唯一一次，不愿再忍耐自己的眼泪。十三年前，那支渐渐西去的节杖，今天终于又渐渐清晰了。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青年将军，赤足蹒跚而来。一个等待了十三年的王者，一个跋涉了十三年的使臣。此刻，两个伙伴之间的情感，早已突破了军国社稷，只有真挚的心灵才能承载。当张骞的泪水落下时，它将这座足以背负整个大汉历史的未央宫，震的嗡嗡作响。未央宫啊，这是你最雄伟壮丽的一刻吧，是最值得自豪的一刻。当你归于黄土，那泪水也融进了中华大地，那泪水更跨越了千年，在我的脸上肆意横流。模糊的混沌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模糊的混沌中，我竟感到了从未有的清晰……
暴力美学
战争，往往使人感动。在那种特殊的生存状态下，人们更容易抛开虚华，显出纯真。武帝的雄图霸业，将许多奇特的人和事塑造出来。以一股潜在的巨大力量，将一个时代的魅力从深厚的历史沉淀中抽离而出，慢慢地展现在后世惊讶的目光里。 “寇可往，我亦可往”。刘彻的豪气驱动着将士与战马，踏沙成雪，踏雪成焰。无数次的决胜千里中，一段段鲜明的个人命运，支配着我的情绪，令我像许多的前人一样，为差异巨大的人生对比而无奈感叹。让我很欣慰的是，最终我理解了历史，于是更欣然的面对它，不论是李广的百战无侯，还是霍去病的英年早逝。 在郁郁而终了两千年后，李广将军终于战死于沙场。艺术家用浪漫的思维填补了理性现实的缺憾。看着李广折剑于杀阵，我仿佛在为他扫墓，而这虚构的情节，正是手中的祭品。将军英灵不远，应该能得到慰藉吧。 与遥想李广相比，霍去病带来的思绪，是非常快乐的。与其迂腐小气的为他的早逝长吁短叹，倒远不如为这神奇的人生击节叫好。这段生命始终是高速的。弱冠的福将，头上戴着的却是汉家最灿烂神奇的一顶桂冠。他像神兵天降一样，出现在匈奴的朦胧睡眼前。其实，对汉武帝，对中国的历史，对千年的看客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快步迈上历史的舞台，快步走到了最中央，二话不说，一个旷世的亮相，技惊天下，然后匆匆而去，留给众人几千年的时间去回味，去传颂，去叫好。这般的人生，简直就是一个大玩笑，这样的玩笑，也只有上天敢开。一生的能量汇聚在一点上，全然爆发，那光芒到今天仍然从《汉史》中烁然而出，凌人的傲气依然锋利无比，削铁如泥。 矛 盾 巨大的矛盾使武帝时代本身就具有了伟大戏剧的潜质。从国家到个人，社稷的方针、战局的方略、人生的方向都在无数的矛盾中寻找着各自的位置。越是尖锐的矛盾，越能够找到一致的内涵。所以，激烈碰撞后的统一总能够开创伟大局面，发现真理。于是，两千一百四十年前，一个青年帝王在种种的矛盾中坚强前行，终于创造了彪炳青史的伟业。 道不同，不相谋
这个时代首先改变的，是汉朝的气质。在刘彻之前，汉是一个女人，她美丽丰腴，而且拥有大量的财富。所以，即便是她再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但仍然是一个女人，骨子里总缺点儿钙。无为的老庄学说永远是淡淡的色彩，像极了中国水墨。而在刘邦和他的儿孙手里，却更像极了女子轻凝的眉黛。皇帝们对黄老之术顶礼膜拜，却还不如那个叫中行说的太监理解的正确。宦官受了气，跑到单于那里，成了参谋长。于是，对付异族的战争，实质上是长安皇城里，前宫与后宫的智力游戏。绕了一大圈，还是窝里斗，以外部战争的形式在解决内部矛盾。当这个汉人眼中最下等的奴才告诉单于，要守弱而不争强时，我目瞪口呆的像在听专家讲座。不知道中行说算不算第一个支援不发达地区的知识青年，但他的确给只知道用肌肉和金属解决一切问题的匈奴注入了哲学含义，狼的哲学。奴才在那边讲解哲学，长城这边的君王把守弱当作示弱，最后干脆成了服弱。于是，大汉最初几十年的形象无论多么光鲜，却永远透着两道通向遥远草原的车辙印，泥土里未干的，是一位位真假公主的眼泪。这些女性体现出来的勇气，令我敬仰。车驾后面扬起的那孤独的尘沙，绝对是那几十年里最壮烈的情景。
应该说，汉武帝给大汉做了变性手术，或者只是一个心理上的变性，提倡大有为的儒家思想就是那把手术刀。儒道之间的矛盾，在汉武时代显得格外尖锐。这治国之道的冲突，不可调和，也造就了汉朝最棱角清晰的一个转折点。 创造，是为了打破
剿灭强虏的赫赫功绩与静静停在石碑上的《罪己诏》两两相望，描画着刘彻矛盾的人生。一个伟大的王者因战争辉煌一生，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横谈纵论，指掌自在的天下，到最后，仅是宣室里那一幅地图，一张沙盘。用无数人的痛苦，最后赢得了谁的幸福呢？于是，晚年的武帝以一份空前绝后的检讨书，让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幸福与满足，还有解脱。石碑上隐隐而出的勇气与他剑指漠北时的英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彻终于战胜了一切，包括自己。他能够也敢于否定自我，不再活在别人的舆论中，而是让刘彻活在刘彻的心中，让自己容得下自己。已创造的，何妨打破，只要碎片比花瓶更自在，足矣。 最热闹的孤独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好大的气势，好大的场面，好大的虚荣心。再加上三千粉黛，这个皇帝的位置简直就是男人梦境中的至高点。于是，中国史上跳出来一大堆臭名昭著的名字，挤在一起交流享受心得。历史就像他们选妃子翻牌子那样，把他们统统翻到一边凉快去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成就伟大的帝王，肯定先是一个伟大的男人。在众人艳羡、觊觎、冒着血丝的目光里，在众人阿谀、婉转、喷着怪味的口气里，深深地品味着这世间最热闹的一场孤独。越是人声鼎沸，盛世辉煌，越是孤独的彻底。当霍去病的死讯传入宫中时，刘彻说，朕从未感到如此孤独。那时，汉家的战马正在焉支山啃着草；那时，汉武的功绩通天彻地，正是极致。这孤独，并不是因为走了一个百年可见的奇才，而是因为刘彻的心里，激情退去，剩下一片片的空白。他从头到尾导演着一出大戏，可越接近结尾，他越觉得伤心。于是在喝彩声响彻天下时，他默默地在后台想心事。不怕身边空无一人，只怕心里没有了伙伴的随从。刘彻，你是这样想的吗……
从西北的雪到南方的雨，心情一触而发，然后渐渐收起了。十几天里，引导自己，在历史的一小段隶书中跳跃。我究竟在寻找的，是刘彻，还是一个自己呢。这种朦胧使我莫名的惬意。令我最高兴的，是自己陷入了他的沉重，却发现了真正的轻松，浅浅的取了一瓢水，竟已是心旷神怡。未央的宫门吱吱呀呀的关上时，里面的君臣才刚刚展开了竹简。我的夜，仍未央。
周亚夫
周亚夫(？─前143)，沛人。绛侯周勃次子，嗣爵。文帝时初任河内守。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长安告警，文帝任命他为将军，屯军细柳(在长安西南)。有一次文帝车驾至营门，为军吏所阻，派使者持节诏亚夫，亚夫令军吏开壁门，车驾才得入营，且需减速。亚夫以军礼拜见，文帝也成礼而归。文帝对从臣说，到其他将军的军营，车驾可径自出入，就像儿戏，而细柳营则不能，军纪如此严肃，敌人怎敢侵犯，亚夫才是位真将军。不久迁亚夫至中尉，负责京城治安。景帝嗣位后，任他为车骑将军。三年(前154年)，亚夫以太尉统兵，不到三月就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五年后升任丞相。后因谏废栗太子等事忤旨，梁孝王又屡次说他坏话，致遭景帝猜忌。中元三年(前147年)被免去丞相职务。后元元年(前143年)，其子被人告发私买官物拟为亚夫作葬器，事连亚夫，召诣廷尉对质。廷尉逼其供认谋反，亚夫不服，绝食五日，呕血而死。
忠勇有加，太过耿直。
晁错
晁错(前200─前154)，西汉政治家、散文家。川(今河南禹县)人。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奉命从伏生受今文《尚书》。后任博士、太子家令，深受太子（即景帝）的宠信，被称为「智囊」。他主张重农，又力主削弱诸王势力。景帝即位以后，晁错迁为内史，后升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他因向景帝进《削藩策》而被藩王怨恨，是故七国藉口「诛晁错，清君侧」，发动叛乱。在内外压力下，景帝将晁错斩于长安东市。其主要论文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论贵粟疏〉等等。
虽有大才，不知变通。
李广
李广(？─前119)，陇西成纪人，自幼勇武善射。文帝时从军击匈奴，有功为郎。景帝时，历任北部各边郡太守。武帝时召为中央宫卫尉。元光六年(前126)，以骁骑将军出击匈奴，惜负伤被俘，后佯死再乘机夺胡马驰还。回汉后出任为右北平太守，匈奴畏服，誉其为「飞将军」，数年未敢进犯。元狩四年(前119)，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深入失道，引咎自杀。李广历任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毕生大小七十余战，阻止匈奴南侵，功劳极大。
百战名将、奈何数奇。
李陵
李陵(？─前74)，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人，字少卿，李广之孙。善骑射，初为侍中，后迁骑都尉，教酒泉、张掖将士射。天汉二年(前99年)，自请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遂率步卒五千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至浚稽山，为单于八万骑兵所包围，力战粮尽，救兵不至，投降匈奴。单于以女妻之，立为校王。后武帝误以为陵教匈奴兵，遂族灭其家。昭帝时霍光遣使招之，不返。
汉有大将、却为胡用。
卫青
卫青(？─前106)，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仲卿，本姓郑。父郑季以县吏给事平阳公主家，与其家婢女卫媪私通而生青，遂冒姓卫。少时为平阳公主家骑从，后其异父同母姊卫子夫受到武帝宠幸，得召见，历官建章监、侍中、太中大夫。元光六年(前129年)，拜车骑将军北击匈奴有功，赐爵关内侯。元朔二年(前127年)，出兵云中，迂回至陇西，驱逐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河南地，筑朔方城，置朔方郡，以功封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五年，又率军出朔方击溃匈奴右贤王，俘获人口一万五千余，牲畜近百万，遂拜大将军，益封八千七百户，三子同时封侯。元狩四年(前119年)，青与霍去病各率骑马五万，步兵及辎重运输部队几十万人，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塞，深入包抄歼敌。青自定襄出塞后与伊樨斜单于相遇，单于败走，追过漠北二百余里，至赵信城，尽烧其存粮而还。其后武帝拜青为大将军，娶平阳公主。
性情温和、汉之良将
霍去病
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名将、军事家。西汉名将卫青的外甥，曾随卫青伐匈奴，战功卓著，被封为冠军侯。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任骠骑将军，多次征伐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他又率兵五万，出代郡，长驱两千多里，穿越大漠，歼匈奴左贤王部七万多人，使匈奴元气大损，缓解了匈奴对西汉北边的威胁。他为人沉稳，勇于任事，精通兵略，屡建军功，常言「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充分表达了他一心为国，不计个人利益的胸怀。
武功卓越、气量稍逊
张汤
张汤(？─前115)，杜陵(今陕西长安东南)人。早年习律令。曾任长安吏、茂陵尉等职。后经丞相田推荐，补授侍御史。审理陈皇后巫蛊一案时，他穷治党羽，武帝以为能，迁太中大夫。及后又与赵禹一起编定《越宫律》和《朝律》。当时武帝阳儒阴法，张汤投其所好，审办大案必附会《春秋》、《尚书》等古义，并猜摹武帝的意向办理。武帝想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苛的属吏去办；武帝想开释的，他就交给执法轻平的属吏去办。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反叛案，他都穷究根本，由是武帝对他信任益专，加官迁至御史大夫。
汉朝屡次对匈奴用兵，山东水旱灾又频仍，以致府库空虚，他秉承武帝意旨，请求改革币制，盐铁官营，算缗告缗，以排斥富商大贾，铲除豪强兼并之家，形成了「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的局面，因此也受到一些人对他的嫉妒憎恨，屡有人告发他；至元鼎二年(前115年)，丞相府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共同揭发张汤的阴私事，武帝令赵禹责问，汤遂自杀。后来武帝知道张汤的家产不过五百金，皆为俸赐所得，遂尽诛三长史，丞相也自杀。
酷吏首领、自清自廉
霍光
霍光(？─前68)，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桓侯霍去病之弟。十余岁为郎，稍迁侍中。去病死后，光为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深为武帝所亲信。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意欲以赵婕妤所生之子弗陵为嗣，认为光可以辅佐。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危，诏光为大司马，与金日、上官桀、桑弘羊辅佐弗陵，是为昭帝。昭帝时年八岁，一切政事皆由光决断。
始元二年(前85年)封博陆侯。光与上官桀争权，与桑弘羊在政策上又有严重分歧，遂以燕王旦谋反罪名杀桀、弘羊等。昭帝死(前74年)，无子，光以皇太后诏迎立昌邑王刘贺，旋废之；又迎立刘询，是为宣帝。光秉朝政二十年，子弟诸婿皆官朝中。地节二年(前68年)死；四年，以其子禹谋反罪，族诛霍氏。霍光执政期间，执行「与民休息」政策，削减国家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租赋，重新恢复与匈奴和亲，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亦功亦过、毁誉参半
刘安
刘安(约前179─前122)，淮南王刘长之子，好行小惠以笼络人心。刘长谋反事发自杀，文帝八年(前172年)封安为阜陵侯，十六年进为淮南王。吴楚七国谋反，安拟举兵响应，因国相反对而止。武帝接位，安勾结太尉田，暗中整治武备，赂遗诸国，觊觎帝位。元朔五年(前124年)，郎中雷被上书告发刘安阻其欲从军击匈奴，诏削安二县。元狩元年(前122年)，有人告发刘安谋反，武帝交丞相公孙弘和廷尉等审理。安恐阴谋败露，拟抢先发难，又被其谋士伍被告发。安自杀；王后、太子及审问中被牵连到的列侯、二千石和豪杰等数千人，皆以罪受诛；淮南王国被废，改置九江郡。刘安爱读书，鼓琴，不喜狗马游猎，也行阴德拊循百姓，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纂《淮南鸿烈》(又名《淮南子》)，其如《内篇》二十一，《外篇》三十三。《内篇》流传至今。
豆腐刘安、枭雄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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