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尴尬

甜橙

司马迁的尴尬




余志刚



人们读《史记》，通常以《游侠列传》为热门，傅山会作《杂记》，内中有一段颇具趣味的言论：“贫道岑寂中，每耽读《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持相反意见的如苏辙，他说：“太史公所传游侠，皆豹翻之类耳。”豹翻指齐豹与孙翻，是周朝的杀父弑君之徒，《春秋》里提到他们皆书“盗”而不表其名，警示此二人“欲求名而终不得”。——太史公的笔墨里一再写到他们，言之津津，心有戚戚，这是怎样反常的事情呢？

《游侠列传》凡3000字，其多半篇幅写了一个名叫郭解的“布衣之侠”。司马迁这样描述郭解：“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从字面上看起来，郭解是个杀人魔头，且在平日里公行剽掠、私自铸钱、掘墓盗宝，与政府结下了很深的“梁子”。但他却很注重在江湖上立德，敢于藏亡匿死、活贼匿奸，把犯有死罪的亡命者容留在自己门下，往往是官府千里追缉，马蹄得得，郭解家里却“贼匪满座，弹冠声声”……这位武断乡曲、横行闾里的匹夫细民，竟在政权和法网之外，扮演了一个“振人急难”的救世主角色。

司马迁喟然而叹：“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布衣之徒，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侠客之义曷可少哉！”他是说人活在世上，总不免陷于急难穷窘，倘没有郭解辈站出来排难解纷，又怎能脱离苦海而得活命呢？世道如此，侠客们的高义真是少不得呀！


《史记》里的这一段笔墨颇见平民性情，人们抚卷踌躇，不禁发远神、费思量。

李景星撰《史记评议》，分析太史公“辟游侠传而详叙郭解”，是因为他曾“亲见其人，深悲其死之冤，故言之津津，不胜感慨”。这一说看起来无关痛痒，却对史官修史的基本态度提出了温和的质疑：煌煌史乘，光照北斗，光凭一己悲喜，真能左右史家笔底的风云气象？！

参看《汉书》，班固笔下也曾写到郭解，文字要古奥峭拔些，内容并无大的变动，但作者劈头就是一句：“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笔走风雷，辞锋十分凌厉。班固与司马迁同为汉家史官，时代间隔不过二百年，臧否人物的立场竟出现这样大的分歧，比如薰莸同枝，实在是悖乎常理的。

宋代稗官搜集风俗故事，称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北涉汶泗”，其间“混迹闾巷”、“数通轻侠”，以致后来秉笔演史未免夹带了“任侠之气”。类似于这样的街谈巷议，附会的成分多多，但它至少给读者透露了另一种消息，即韦尔斯所谓“大部分中国人灵魂里斗争着儒道侠三家”（《人类的命运》）的说法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能否找到合理的印证？

司马迁十岁诵孔孟，恐怕受儒的影响会多一些，但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却称儒术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以为道家的教义才是“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武帝一代的“崇儒风气”似有较大的疏离。耐人寻味的是，太史公对“救苦救难”的侠者情怀却投注了过于饱满的用世热忱，他说：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仲尼困于陈、蔡，罹灾蒙羞，饱经厄难，谁去救他们？谁去救他们呀？！司马迁于执笔演史的同时，似乎在披发捉剑、对天索问——呼唤着皇权之外的法力庇护和精神拯救……

恐怕只有历史，才能回答司马迁的发问。

汉武帝元封五年，司马迁受太史令，太初三年，司马迁修史之初猝遭李陵之祸，受腐刑、陷囹圄，阳光雨露倏忽远逝，孤寂与黑暗弥漫了阴冷的皇家狱舍……鲜血淋漓、大痛大悲之后，司马迁只好静下心来“述往事，思来者”。黄钟毁弃的伤情很快过去了，深宫望月的期盼最终化为泡影，也是秀才牢骚笔墨间，他只能捏着别人的“话把儿”吐块垒、叹命途，祭起游侠的青锋剑发悲歌、刺时政——“作罢剑侠书，壮气增百尺”，俯仰天地间，风云东复西啊！

即使不能自救，也算慰情胜无。

时至东汉，史学家荀悦披览《史记》，看到“游侠列传第六十四篇”，突然大喝了一声：“德之贼也！”历朝历代的皇家史官吓得尿了裤子，自此正史不传游侠。说来也是，史官不同于稗官，“发愤”自然是可以，倘要“发私愤”，就难防后世会有“失德”之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