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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屈原名平，是楚国王族的同姓。担任楚怀王时的左徒的官职。屈原学问广博，记忆力强。对国家（如何）治理得好坏的道理很清楚，并且擅长辞令。在朝廷内就和楚王图谋策划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就接待外国宾客，和各国诸侯应对酬酢（zuò）。楚王很信任依重他。上官大夫与屈原同朝为官，地位相同，想同屈原争夺楚王的宠信，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楚王让屈原制订国家的法令，屈原起草，还未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就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上官大夫）因此（在楚王跟前）谗毁他说：“大王让屈原制定国家的法令，众人没有不知道的，每一个法令制定颁布出来，屈原总是夸耀自己的功劳，认为‘除了我，没有人能拟订出来’。”楚王大怒，因此疏远了屈原。
屈原痛心于楚王耳不能听明是非，眼睛被谗陷的人遮蔽看不清黑白，邪曲的人危害公道，端方正直的人不容于世，所以幽怨苦闷，幽思积郁，写成了《离骚》。
所谓“离骚”，就是离别的忧愁的意思。天（开创万物）是人类的原始；父母（生而育女）是人的根本。人遇到穷窘困厄的处境，就回追思本原，所以到了劳苦困顿的极点时，没有人不呼天喊地的；到了疾病惨痛的极点时，没有人不哭爹叫娘的。屈原处心端直，行为方正，竭尽忠诚和智慧，以侍奉他的君主，而谗邪的小人挑拨离间了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穷窘困厄了。诚信而遭到君王的怀疑，忠心耿耿而遭到小人的诽谤，屈原能没有怨愤吗？屈原的写作《离骚》，本是从怨愤而生的啊。《国风》中的诗虽然有很多男女情爱的内容，但不过分荒唐，《小雅》中的诗虽然怨愤毁谤朝政，但也不至于造成混乱。像《离骚》，可以说是兼有《国风》和《小雅》的优点了。远古呢，就赞颂帝喾的事迹，近代呢，就称道齐桓公的霸业，中间还述说商汤、周武王事功，用以讥刺当世的朝政。（《离骚》）阐明了道德的广大崇高，国家治乱的因果道理，没有哪一样不明白清晰的呈现出来的。他的文辞简约，寓意深微，志向高洁，行为廉正，他用的文词习见琐细，而其指归却都很正大，所用作比兴而类举的都是近前的事物，而表现的意义却很深远。他的志向高洁，所以他称举用来比兴的都是芳香的花草树木。他的行为廉正，所以至死也不容许自己疏远对国事的关心。在污泥之中自我洗濯（不同流合污），在尘埃之外高飞远引（自标高洁），不被俗世的黑暗污垢所感染，受淤泥浸渍而洁白无瑕。推想他的伟大的意志，是可以与日月争辉的啊！
【说明】在这篇著名的传记中，司马迁记载了屈原的生平及其写作《离骚》的情形，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突出了《离骚》的“怨”的特点。肯定了屈原的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情绪和“直谏”精神，这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的进步传统。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当时的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受“宫刑”而不悔，也正是《离骚》的“怨”和“直谏”的精神的最好最强烈的体现。正是由于司马迁的学习了屈原的“怨”和“实录”，《史记》才有后来东汉班固赞扬的“实录”精神。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根据班固的话，所谓“实录”就是以直接明白的言辞，记述事实的本来面目，既不虚假的美化，也不隐讳丑恶，一切都照历史的实际情况真实地予以记录。《史记》在记录刘邦（汉高祖）、刘彻（汉武帝）以及许多酷吏时，正是实践了他的“实录”精神。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以真实的笔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既“不虚美”，也“不隐恶”。但司马迁的“实录”必须以写真人真事为原则,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择事件、组织材料、裁减史实、安排情节，不能虚构人物和事件；文学的真实性则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本质上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它不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违反本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想像等艺术手法虚构人物和事件情节，构思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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