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人·司马迁：阉割不了的史魂（中）

蒙古王

但是，司马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史记》这一理想竟然燃烧了他的一切，包括个人的尊严。这都是因为李陵之祸，此中的曲折需要多废一点笔墨。


汉武帝时期，征伐匈奴是重中之重。李陵是汉朝名将李广的孙子，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有乃祖遗风，汉武帝让他在酒泉、张掖练兵。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征伐匈奴。李广利是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夫人是个不得了的女人，以后再说），他是武帝时期最平庸的大将军，打仗窝囊，死得更窝囊——他后来投降匈奴被人家当祭祀用品杀了。汉武帝本来准备让李陵为李广利护送粮草锱重，但李陵不肯，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谋略：“我所率领的都是荆楚勇士，愿意独当一面，从另一个方向进攻，分散单于的兵力，不使其专门对付大将军。”这里面虽有不愿意为李广利护送锱重的成分，但更反映出李陵独到的战略眼光。汉武帝说，我现在没有骑兵给你。李陵豪迈地说：“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就这样，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以北（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一千里，偏偏就与率八万骑兵的单于遭遇了，其后的战斗是惨烈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描写悲壮之极，任何翻译都会损其神韵，只好抄：“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单于的活动地区和中心），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虽然不无夸张的成分，但基本是属实的。在十余天的战斗中，李陵指挥五千步兵以少击众，歼敌一万余人，最后箭尽粮绝，士卒死伤殆尽，李陵感到没脸回去，于是投降了。


当李陵在前方拼死战的时候，大臣们纷纷祝贺汉武帝得此良将，而当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时，那些只想“全躯保妻子之臣”又争着说李陵的坏话，这种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卑劣言行深为司马迁所不耻。他曾与李陵同事，但一文一武，其实并无深交，但他看到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李陵慷慨好义，所以战场之上士卒能为他舍生忘死，即使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以五千步兵歼敌一万，战功足以震惊天下；李陵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如今虽然兵败而降，应该是权宜之计，将来有适当的机会必将回报朝廷。正好汉武帝征询司马迁的意见，他就把这些意思直言不讳地对武帝说了，谁知祸从此起，武帝大怒，认为他是为李陵开脱、游说。其实，武帝震怒的真正原因是，他的大舅子李广利此次率主力征伐匈奴，结果先胜后败，差点全军覆没，窝囊极了，他认为司马迁归功于李陵就是故意毁谤李广利，因此将其交给著名的酷吏杜周，司马迁被判死刑。


当时，免于死刑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拿50万钱赎，二是用宫刑替代。司马迁家贫，出不起赎金，“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他山穷水尽了，只能选择宫刑。因此，我们看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崇势利而羞贫贱”，在《游侠列传》中称颂义薄云天的侠士，文笔沉痛之极，这都跟他的悲惨遭遇有关。这是后话，我们单说“宫刑”。


宫刑，又称下蚕室、腐刑等，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使其丧失性能力，断子绝孙。针对女子的宫刑叫“幽闭”，至于怎么“幽闭”，至今不明，鲁迅先生似乎考证出来了，但因为感到此刑太过凶恶残酷，所以竟没有说明。宫刑从商、周时期就有了，为五刑之一，其厉害程度仅次于死刑，直到隋朝时才被明令废止，但后世仍有施行。最初宫刑仅仅是为了惩罚男女淫乱之罪，《尚书大传》中说：“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后来扩大到犯了叛逆等大罪的人。宫刑的死亡率极高，之所以被称为“下蚕室”，是因为人在受宫刑以后，极易感染中风，必须在养蚕室一样密不透风的屋子里养上百日才能活命，其惨无人道令人不寒而栗。但更残酷的是对人的精神上的折磨。原始社会有狂热的生殖崇拜，认为那是生命力旺盛和种族繁衍的象征，所以宫刑是对人的尊严的最大侮辱和践踏，受宫刑的人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生不如死，而且辱及先人，见笑世俗，简直苦不堪言。中国明清色情小说天下独步，以至于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唯在性交这件事上想象力特别发达。”其实，在刑罚的发明上，中国人的想象力之亢奋也不输给淫秽不堪的性描写。这是题外话，我们还是看看司马迁在受刑之后的悲惨。


汉武帝逼得司马迁受宫刑，目的就是要羞辱他、践踏他，用心至为卑劣可恶。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把自己所受的耻辱向好友任安倾泻而出，他悲愤地写道：“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耻之。”他列举了十种加于人身上的侮辱，咬牙切齿地说：“最下腐刑极矣。”在以后的岁月中，每每想到自己是一个“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巨大的痛苦就像地狱的黑暗一样跟随着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之所以是千古以来感情最为沉痛的篇章，堪称字字血泪，句句呜咽，就是因为它是司马迁所受的耻辱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浸泡而成。


士可杀而不可辱，大丈夫死则死耳，岂能被人如此污辱？说实话，在某种历史的情境下，慷慨赴死其实并不难。饱读诗书的司马迁是何等人物，焉能不知道这些道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吞咽下这些侮辱而苟且偷生呢？这就是司马迁的第二个伟大之处：著书修史、拨乱反正这一伟大理想像烈火一样燃烧着他的心，他必须放弃个人的荣辱，承担历史的责任，自觉地践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这就是他的大格局、大境界！

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不能像一个蝼蚁一样窝窝囊囊、毫无价值地死去，必须发愤著书，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在他心目中，周文王、孔子、屈原这些卓异之人，或被囚禁，或被困厄，或被流放，或失明，或膑脚（挖去膝盖骨），都曾经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但他们都没有拘泥于现实的困境，而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宏大志向发愤图强，在成就大事业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人生推向一个崇高的境界。这成为司马迁艰苦卓绝的环境里的精神支柱。


优秀的人物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在面对困境时别有怀抱，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什么都奈何不了他，即使他们的人生成为一种没有尽头的受难，即使“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史学大师陈寅恪语），也无法使他们屈服于命运的安排，相反的是，现实的困境锤炼了他们的意志，坚定了他们的心意，使他们更加执着于自己高洁的品格和远大理想，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如果你正为现实的忧患所压迫，如果你正在艰难困苦之中挣扎苦斗，请从司马迁这样伟大的中国人身上寻找力量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