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5晋武帝司马炎-无过就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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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站在历代开国皇帝的行列里，晋武帝司马炎可能会觉得有些局促不安。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他的祖父和父辈，而他自己更像是一个守成之君。其他开国皇帝面对的是战场上的对手，司马炎面对的却是与自己竞争皇储之位的亲生弟弟。他一生都面对着来自政权内部的问题，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司马炎性格温和，而当时国内的局势也迫使他必须走一条温和的道路，这对他而言倒也

























不算艰难。从争夺继位权开始，他就中规中矩地走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道路，从此之后，他这一生的执政道路四平八稳，从不采取过激的措施，只是用怀柔与安抚的政策平抚人心，努力想要化解一切矛盾。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但司马炎这一生并非全然是苦恼。他多年的安抚政策收效显著，政局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与变乱，原本因战乱而大量减少的人口重新增殖起来，国家经济实力也蒸蒸日上，显示出太平盛世的气象。特别是在一批忠心耿耿且称职能干的老臣辅佐下，曹氏与司马氏几代明君能臣未能扫平的东吴终归于晋朝治下，更让司马炎感到建立了不世之功，对生活的态度也从以往的谨慎变得纵意起来。虽然西晋政局在他的身后发生了变乱，但仅就司马炎一朝的功业来看，这位以守成面目出现的开国皇帝还是称职的。

司马炎的即位之路


随着岁月的流逝，三国时代辉煌的群星纷纷陨落，鼎足天下的分裂局面也即将结束。在北方，虽然魏国的曹氏政权已经逐渐被司马氏取代，但在几代曹姓君主的努力之下，北方地区的人才优势和经济优势已经明显显现出来。而在南方的蜀国和吴国，新任继承人的才能和见识与他们的前辈相差太远，君主昏庸，统治混乱，区域综合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北方。就这样，三国之间的势力平衡被打破了，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北方。


























　　登着父祖奠定的基业，司马炎坐上帝位，成了中国历史上即位最轻松的开国皇帝。他没有经过白手起家的艰难困苦，也用不着亲自到战场上拼杀，只要能够维持国家正常运转，不出太大差错，就能做一个合格的皇帝。但先人留下的基业也给他带来了困惑：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已经伸进了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直接危及到皇帝的统治。司马炎的性格不失宽厚温和，但却缺乏远见，在一再的政策失误中，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为西晋的覆灭埋下了祸根。西晋的统一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之后，五胡十六国的时代来临，中国陷入了更严重的分裂与动乱。

　　司马炎出生于公元236年，史称晋武帝。虽然名义上是晋朝的开国皇帝，但西晋真正的根基还是他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和父亲司马昭在世时奠定的。河南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世家大族，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先后经历过曹家四代君主，当曹操、曹丕、曹睿在世时，他倒也不敢轻举妄动。但上天不佑曹氏，聪明有为的魏明帝曹睿年纪轻轻就去世，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杀死了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从此掌握朝廷大权。

　　在司马懿的努力下，曹氏王族势力越来越微弱，连废立皇帝的大权都握在了司马氏的手里。在司马懿之后，司马师废掉了皇帝曹芳，改立曹髦为帝，司马昭又杀死曹髦，改立了更容易操纵的曹奂。面对如此形势，曹髦在激愤至极时曾经说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名言，使得司马昭在后世成了野心家的代名词。

　　如果事情不出意外，已经做了晋王的司马昭本来可以顺利坐上皇位，但他命运不济，在称帝前夕突然病死，建立晋朝的责任就落到了长子司马炎头上。公元266年1月，司马炎接受了曹奂的禅让，正式登上皇位，改国号为晋，年号泰始。从此曹魏的天下换成了司马氏的天下，三十岁的司马炎成了晋朝的开国皇帝。

　　虽然从曹奂手中接过帝位的道路很顺利，但在此之前，为了成为司马昭的继承人，司马炎却和司马攸进行了一场暗地里的争斗。司马攸是司马炎的同母弟弟，曾经被过继给司马师做继承人。按照司马家族的计划，司马昭本应把位置传给哥哥司马师的后人，而且司马攸才学出众，深受司马昭的喜爱，是司马炎强劲的竞争对手。于是司马炎拼命与司马昭身边的要臣交好，让他们在父亲面前为自己说好话，这样的工作做了很久，最后司马昭觉得弃长立幼可能会造成政权不稳，终于还是选定了司马炎。幸好这个决策做出得还算及时，因为三个月后司马昭就去世了，如果在他临终前还没能最后拿定主意，恐怕司马氏家族中又要发生一场夺位之争。

　　有了这么一场争斗做背景，司马昭夫妇都很担心，临终时都留下遗言要司马炎善待司马攸，一定不要报复他。司马攸是个行为举止很有气度的人，说话做事总是合乎礼法规范，谁也抓不住他的过错，司马炎在他面前也不由得小心谨慎，每次总要斟酌半天，想好了词句才敢开始和他说话。就这样，一场风波之后，司马氏兄弟之间依然尽量平和地相处，至少在面子上还过得去。

新皇帝的温和路线


司马炎即位以后，也开始思考曹魏政权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对宗室的防范过于严密谨慎，宗室的手中没有权力，日后皇帝一旦出现危难，就没有得力的亲属来辅佐他。考虑到这些，司马炎就把许多叔侄兄弟都封作王，给了他们领地和军队，还有任命属地内官员的权力，又让几位宗王带兵镇守荆州、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既掌民事又掌军权。但他却忘记了另一个前车之鉴：当年刘邦大封同姓子侄，后来的皇帝控制不住诸侯王们，以致引发七国之乱。这次他重蹈覆辙，若干年后，司马氏宗亲中爆发八王之乱，同样

























闹到不可收拾。

　　除了照顾宗室，司马炎还要尽量善待士族和大臣们。这些人都为司马氏获得政权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利益，司马炎做出了许多努力，比如封给富有荣誉意义的官职，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另外还封了许多异姓公侯，赐给他们食邑。这些当然都要从百姓的赋税中产生，由此给民众造成的负担可想而知。

　　在对待敌对势力的态度上，司马炎也显得很宽容。当魏帝和汉帝退位之后，他们的宗室都受到了禁锢，现在司马炎却下令解除了这些约束。后来对待蜀国和吴国的宗室时，他也是尽量优待。这在历代王朝对待前朝宗室的策略上，可算是难得的宽容了。用人的时候他也不计旧仇，把一些曾经帮助曹魏政权，反对司马氏政权的人都任命为官，即使有人反对也毫不在乎。对于有能力的前蜀国官员，他也大胆起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新政权的好处。

　　司马炎在执政时期，还制定了著名的《泰始律》。这部法律体例完备凝练，显示出宽厚治国的精神，尤其是减去一些关于死刑和株连的规定，对社会上各种矛盾有所缓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臣张华等人的提醒下，司马炎很重视法律的普及行动，让人把关于死刑的条目抄出来张贴在驿站里，让百姓前去观看了解，扩大了在民间的影响。

　　在少数民族政策上，司马炎也是尽量宽容。他任命匈奴人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又任命东部鲜卑慕容酋长慕容廆为鲜卑都督。当时有许多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人在北方居住，时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也时时爆发反抗。曾经有人建议司马炎将这些少数民族人迁回原地居住，以免将来爆发更加严重的民族冲突，但司马炎考虑到这种建议在实际中很难执行，同时也会使晋朝丧失很多兵源和劳动力，就没有采纳。但这种矛盾确实日益加深，在司马炎逝世后终于彻底爆发，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时期，曾经受到司马炎重用的刘渊和慕容廆也成了汉国和前燕两个政权的建立者。

一生中的最大政绩


司马炎这一生中最大的政绩当数消灭东吴，完成了南北统一。这场战争一直影响到百年后的淝水之战，当时的前秦君主苻坚就是因为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像西晋那样横扫江南，才不顾众人反对，执意南征。他的理由之一就是：司马炎打算平吴时也有许多人反对，不是也成功了？

　　但西晋的经验却不能推广到前秦。前秦国内存在太多隐患，东晋的实力也非东吴可比。

























在司马炎的时代里，曹氏和司马氏前辈们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国内也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惟一的问题是西部边疆不稳定，却也还可以承受。而在南方，东吴的君主孙皓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君，性情暴虐，倒行逆施，生平最喜欢做的就是用酷刑杀人。在他的统治下，吴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百姓人心浮动，西晋的统一大业赶上了最好时机。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司马炎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坐镇襄阳，为消灭吴国做战略准备。羊祜是司马师的内弟，才能出众，忠心耿耿，受到当时百姓和后世人的尊敬。接受这道任命后，他在襄阳安抚百姓，减轻赋税，努力加强战略物资储备。

　　虽然吴国的形势已经每况愈下，但江东依然有许多人才，羊祜在襄阳期间，三国名将陆逊的儿子陆抗出任东吴对晋方面的主帅。他颇有父亲的遗风，上任没多久，就在与晋方的较量中攻城破阵，让羊祜看到了他的军事才能。羊祜明白自己遇上了对手，就采取相持战略，在积极备战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安抚边界军民，让东吴百姓也感受到西晋政权带来的好处。

　　五年之后，陆抗病逝，晋军又得到了机会。羊祜向司马炎提出讨伐吴国的建议，但却遭到贾充等人的反对。贾充是晋武帝时期的重要人物，在史书中历来以奸臣的面目出现。他前期最重要的活动是当机立断，在司马氏夺取政权的关键时期下令杀死了魏帝曹髦，因此受到司马昭的器重，后来又在立储事件中站在司马炎一方，成了晋武帝最信任的大臣。这个人出身法学世家，颇有才干，曾经主持修撰《泰始律》，为西晋一朝立下汗马功劳。他强烈反对伐吴确实也有自己的理由：西晋对平定东吴的确没有必胜的把握，曹操大败于赤壁的阴影犹在，他认为皇帝不该拿江山去冒险。这种极端的小心翼翼导致行动上的患得患失，贾充成了极端的反战派。

　　虽然羊祜一再请战，但司马炎在贾充等人的影响下总是不同意。羊祜很忧愤，感叹说：“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现在上天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难道一定要等到错过以后才后悔吗？”又过了两年，羊祜也患了重病。临终前他让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如今孙皓暴戾，已经尽失江东人心，趁着这个机会攻打东吴，一定可以成功。但如果孙皓死了，下面再有个英明能干的人继承他的位置，重新赢得江南人心，到时候调整战略，再加上长江天险，恐怕西晋就再难灭掉吴国了。最后他向朝廷推荐杜预，让他继续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金陵王气黯然收


羊祜看得没错，杜预果然也是个卓越的统帅。他到任后先设了一道离间计，让孙皓换掉了颇有能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削弱了吴军的西线实力。几个月后，他再次向朝廷上表要求攻吴，司马炎又陷入了犹豫中。

　　正在这时，益州刺史王濬也向武帝上书请求出兵。为了制造攻打东吴所用的战船，他几年前就去了四川，在益州制造了大批舰船，造船时削下的木屑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漂到东吴，

























当地的官员猜出了西晋的战略意图，向孙皓报告，但他却完全不理会。东吴官员只好用铁索横拦住长江沿线的战略要地，还造了不少一丈多长的铁锥放入江中，想用这种方法阻挡住西晋的战船。

　　从王濬开始造船到现在，前后已经有七年了。早期制造的船已经开始朽烂，七十岁的王濬觉得自己来日无多，向皇帝表示自己希望能在去世之前看到东吴的平定。司马炎徘徊无计之余，找来张华一起下棋，希望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正在这时，杜预的又一份请战书送过来，一向积极主战的张华推了棋盘，向司马炎极力陈述灭吴的好处。这次司马炎终于不再犹豫，不顾贾充等人的反对，下定决心要攻打东吴。

　　羊车游宴晋史纪：武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而后父杨骏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朝政大坏，至其子惠帝，遂有五胡乱华之祸。

　　不久之后的公元279年十一月，司马炎派出六路大军总共二十万人，分别从武昌、江陵、夏口、巴蜀等地出征，开始了平定东吴的军事行动。作为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被任命为这次军事行动的元帅。诏令发出，贾充仍然坚持说伐吴不利，还说自己老了，难以担当此任。但司马炎却说如果贾充不答应的话，他就要御驾亲征，贾充没有办法，只好去襄阳上任，负责军队的调度工作。

　　从第二年年初开始，晋军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王濬率领着接连百里的水军船队从益州出发，沿长江顺流而下。他们造了几十个巨大的木筏先行开路，江里的铁锥都扎在木筏上，漂到远处去了。然后晋军又造了许多几十丈长的大火把，把它们放在船的前面，一遇到铁索就点燃火把，结果铁索纷纷被烧熔断开。此后的晋军势如破竹，直攻建业，东吴军队一败涂地，孙皓走投无路，只得向晋军投降。到这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三国鼎立时代终于结束，天下重新归于一统。几百年后，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充满了对这段历史的追思与感怀。

　　胜利的消息传到各处，却是有人欣喜有人愁。贾充在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仍然上表说东吴不易平定，请求司马炎撤回军队，还要求腰斩张华，没想到平定东吴的捷报却及时送到，让他很是难堪。不过司马炎倒是很理解这位老臣的心情，只是极力宽慰。朝廷中的文武百官纷纷向皇帝道贺，只有先前从吴国投奔来的孙秀没有参与，他回忆起当年二十岁的校尉孙策在江东创立基业的辉煌，不禁痛心疾首，向南方落泪不止，感叹说：“苍天啊，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而在羊祜生前最喜欢登游的岘山上，襄阳的百姓们为他建起了祠庙，立碑祭祀，司马炎追思起当年羊祜为灭吴而进行的苦心经营，不禁也潸然泪下，说：“今天的这一切，都是羊祜的功劳啊！”

西晋的辉煌顶峰


孙皓被送到洛阳，晋武帝在大殿上见到他，说：“我在大殿上给你设这个座位已经很久了。”孙皓在统治国家上虽然没有才干，却也颇有骨气，当下回答说：“我在南方的时候，也给你设了这么个座位。”

　　贾充也不怀好意地问孙皓：“听说你在南方设了不少酷刑，有凿人眼睛，剥人脸皮的，这是什么刑罚？”


























　　能言善辩的孙皓当然不会让贾充占了便宜，他回答说：“这种刑法是专门给那些弑君的奸臣准备的。”

　　贾充听了顿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司马炎也不生气，给孙皓安排了优裕的生活，又任命了许多随他投降的东吴大臣为官，还减免了东吴百姓的赋役，让江南人民对晋朝增加了不少好感，当地也因此稳定不少。

　　统一天下之后，西晋最辉煌的时刻来临了。自从东汉末年大乱以来，群雄并起，三分天下，其间不知有多少百姓兵士死于战争。如今和平时代终于来临，人们繁衍生息，国家又恢复了繁荣的景象。短短两年之间，重返家园的战争流民和新出生人口就有一百余万，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占田荫客制是西晋经济制度中最富代表性的政策。虽然它在形式上规定了人们占有田地的上限和下限，希望能籍此达到限制私人兼并土地并保证国家赋税来源，事实上却没有相关措施保证这些做法的实行，因此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宗室兼并土地的现象依然严重，依附豪强的流民日渐增加，都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隐患。但无论如何，这段时间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乱中难得的太平时期，在西晋之后，当中国再一次走向统一时，已经是三百年之后的隋朝了。

　　平吴之后，司马炎的作风也渐渐变了。当他执政之初，曾经厉行节俭，削减各地进贡，禁止乐舞百戏和游猎器具，甚至连宫中牵牛用的青丝绳断了，他也要下令用青麻代替青丝。但到了后期，随着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统治集团奢靡成风，再也无法控制，不单石崇、王恺这样的大臣竞相斗富，就连司马炎自己也改了当初勤俭的习惯，日子越过越荒唐。

　　那时司马炎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游乐、宴饮，对国家大事越来越不在意。平定东吴以后，他选了吴国的五千名宫女进宫，嫔妃实在太多，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去见哪一个，干脆就坐上用羊拉的小车在宫里转，停在哪儿算哪儿。有的人希望皇帝停在自己门前，就用盐水洒在门前的草地上，吸引羊儿停下。后来大家纷纷效仿，连羊都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停在哪儿了。

　　武帝后期，朝政握在了皇后的父亲杨骏以及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的手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权倾朝野，时人称他们为“三杨”，许多朝廷里的旧臣都被疏远、贬退，朝廷渐渐显现出破败的气象。也经常有人向晋武帝提出规劝，晋武帝虽然心里明白自己做得不对，却也已经形成了习惯，而且这些事情处理起来千头万绪，他感到懈怠，不愿意再去做努力了。

难以理清的矛盾


扫灭东吴是司马炎人生中的一个辉煌时刻。但当外患解除之后，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又摆在了他的面前。许多开国帝王在建立国家时，面对的天下是一片废墟，他们尽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尽情挥洒，草创制度，一砖一瓦地按照计划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而司马炎则不同，他面前是一个已经颇有基础的国家，名义上他是个开国皇帝，实际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守成之君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朝中到处都是比他资格更老的元老和长辈，每一步举措都可能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引出数不清的麻烦和纷争。平吴之后，王濬和王浑两位功臣争功不下，司马

























炎封赏其中一方，就会引起另一方不满，最终皇帝也只能在他们之间疲于奔命，拼命消除来自双方的抱怨。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炎经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只能时刻小心翼翼地维持各方面的关系，让它们不至于进一步恶化。

　　也正是因此，司马炎对于大臣们的建议总是显得很宽容，即使他们意见再激烈、态度再不客气也不怪罪。因为他明知道许多建议于国于民有利，却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付诸实施，也只能用和颜悦色的赞同来表示安抚了。就这样，虽然事出无奈，他却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对大臣劝谏最为宽容的皇帝之一。

　　尚书左仆射刘毅就是个直言敢谏的人。西晋时的人都很迷信吉兆福瑞，于是在司马炎受禅即位的当月里，全国就有六只凤凰、三条青龙、两条白龙和一头麒麟出现，成为改朝换代的祥瑞标志。在此后的一年里，各地又频繁出现祥瑞，算是对皇帝即位第一年的成绩的肯定。以后几年里，青龙、白龙又在各地的井里和湖泊里源源不断地出现，直到有一天连京城的武器库的井里都出现了龙，晋武帝亲自过去观看，觉得是难得的吉兆，忍不住喜形于色。众人正要向皇帝道喜，刘毅却泼冷水说：“当年有龙降落在夏朝，后来又在周朝出现，结果骊山烽火戏诸侯，周室从此衰微，可见有龙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又有一次，司马炎问刘毅：“如果把我和汉代的皇帝相比，我跟谁比较像一些？”
　　刘毅回答：“桓帝，灵帝。”

　　司马炎吃了一惊，怎么也想不到刘毅会认为自己与这两个皇帝属于同一类，很奇怪地问起原因，刘毅就说：

　　“桓帝和灵帝当政的时候就向外卖官，不过他们卖官的钱好歹还进了国库。可您现在把卖官的钱都收进自已腰包里，要是这么比起来，您还不如他们呢。”

　　司马炎没办法，只好大笑着自我解嘲说：“桓帝和灵帝的时候，可没有人敢向他们这么提意见。现在我有像你这么正直敢谏的大臣，说明还是比他们强一些。”

　　刘毅做官的时候，惩办起豪门权贵来毫不手软，就连皇太子奏乐进入宫门的行为违反了宫中的规定，他也毫无顾忌地向皇帝检举。有个姓羊的官员掌管皇帝的亲兵，他仗着自己曾经有恩于司马炎，多年来一直横行不法，刘毅就向武帝检举，认为应该把这个人判处死刑。武帝实在难以决定，就派司马攸悄悄去找刘毅求情，刘毅也只好答应放过。但这个人罪行太多，后来又被别人检举，武帝也没有办法，只能下令免职。但过了一阵，他又悄悄起用这个人，让他以平民的身份兼任职务。就这样，在皇帝的姑息之下，许多风气和不法之徒得不到惩治，社会风气和朝廷纲纪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兄弟之争


到了一定岁数，司马炎也不得不开始面临立继承人的问题。让他头疼的是，当年和他争皇位的弟弟司马攸现在又来和自己的儿子争继位权了。司马攸本来就才能出众，这些年来对未能即位心有不甘，于是着意树立自己的形象，以至于朝野归心，很多人都希望他能成为下一个皇帝。这让司马炎感到了威胁，觉得这个弟弟留在京城里太危险，就打算把他远远打发出去，命他去青州担任都督，并且一再催促他赶紧出发。


























　　这下司马攸又气又恨，生了重病。他向司马炎申请去给太后守陵，但司马炎却不答应，派来御医给他看病。御医们知道武帝的心思，异口同声说司马攸没有病。其间许多大臣劝武帝让司马攸留在京城，说司马攸德才兼备，留下来会对朝廷有好处，这一下更让司马炎警惕起来，催促得更加急迫。司马攸的病越来越重，但他一向很重视自己的风度仪表，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但去向武帝辞行的时候还是尽量维持着平时的神态举止，看起来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结果更让司马炎怀疑他只是装病。

　　司马攸终于踏上了去青州的旅途，但没有几天他就吐血去世了。有人说司马炎直到这时才明白先前弟弟是真的生了重病，也有人说司马攸本来就是被司马炎授意害死的。但事实究竟如何，后人已经不可能得知了。总之，当司马炎前去吊唁司马攸的时候，听到司马攸的儿子痛哭着说他父亲的病是被医生给耽误了，就立即下令杀了医生，让他们做了替罪羊，随后下令高规格办理司马攸的后事。

　　在司马攸事件里，另一个受到牵连的人是贾充。贾充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司马攸，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太子司马衷，按说亲疏相同，下一步由谁来做皇帝，对他的利害关系都是一样，于是当初就有大臣找到他，希望他能支持司马攸。虽然当时贾充并没有发表意见，但是武帝知道了这件事，对贾充产生了怀疑，就剥夺了他的兵权，但依然优待备至。

　　那位嫁给太子的贾充之女，就是著名的贾南风。当她嫁给太子之前，司马炎已经打算选卫家的女儿做太子妃，而且他早听说过贾充的女儿脾气不好，长得又黑又矮又丑，又喜欢嫉妒，无论如何也不打算答应。但是贾充早已经打通了所有的关系，皇帝身边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说贾家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德才兼备，最后连晋武帝自己都怀疑起以前听到的消息有误，就答应了和贾家的婚事。

　　等到贾充老了，生了重病，回忆起自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很担心朝廷会给他什么样的谥号，就对自己的侄子感叹说：“人一生的功过是非是掩盖不住的，时间一长自然就显露出来了！”没过多久，这位富有争议的人物就去世了。当朝廷给他议定谥号的时候，曾经有人建议应该定一个表示毁坏法纪的“荒”字，但司马炎不同意，还是给他定了一个“武”字。

失败的继承人


对于晋惠帝司马衷，后人一般认为他是个白痴皇帝。他留下的笑话太多，比如著名的“为何不食肉糜”，又比如他听到蛤蟆叫就问这蛤蟆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大臣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有人说在官家叫的蛤蟆就是公家的，在私家叫的就是私家的，这才让他满意。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后来当惠帝遇到动乱时，嵇康的儿子嵇绍为了掩护他而死，鲜血溅到他衣服上，他就说这是忠臣的鲜血，不许别人将它洗去。如果从这件事看来，惠帝还是很明白大道理的。后来有人认为惠帝的智商和蜀国后主刘禅类似，只是运气不如后者，没有遇

























到诸葛亮那样的辅国大臣。

　　但无论如何，与聪明有为的司马攸比起来，司马衷确实差得太远。大臣们都对这个太子非常不满意，曾经有大臣借着酒醉，抚摸着皇帝的宝座感叹：“这个座位可惜了！”但司马炎只当做没听到。司马衷的妻子贾南风也是个厉害人物，她比司马衷大了两岁，和她父亲一样工于心计，把司马衷管得老老实实，事事都由她做主。有一次大臣在司马炎面前坚持说司马衷不适合当太子，司马炎也没有办法，只得发给太子一道奏章让他去提意见，贾南风就赶紧找人来代笔，写了篇很漂亮的文章打算交给司马炎。但旁边有侍臣立即提出异议，说皇帝本来就知道太子的脑筋不清楚，现在拿篇这样的文章过去显然是作弊，皇帝根本就不会相信。一句话提醒了贾南风，她立即让人另写了一篇文章，虽然语句平常，但却还能把道理说明白。司马炎看了很高兴，把文章拿给提意见的大臣看，让他也哑口无言。

　　其实司马炎也并非不知道司马衷愚钝无能，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聪明的小孙子头上，期望当他即位时能够有所好转。但历史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公元290年，司马炎去世，司马衷顺理成章地即位，从此朝廷就成了贾南风的舞台。她残忍好杀，除掉了杨氏势力，从此把朝廷大权都握在自己手里。古人经常说红颜祸国，贾南风的长相虽然和红颜的标准背道而驰，却也一样控制朝政，肆意乱为，最后引出八王之乱，把西晋的江山折腾得风雨飘摇。

　　司马炎在世时完成了统一大业，但终因限于父子相承的成见，未能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继承人的问题，使得司马攸抱恨而死，朝廷中也因缺少一位富有威望的领导者以致政局不稳，终于发生内乱。周边民族趁机进入中原，由此产生了长达三百年的大分裂、大融合时代，司马炎真可谓功也千秋，过也千秋。

结语



司马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温和的个性。虽然就当时的形势看来，选择一条温和的路线是最明智的选择，但如果换了东吴孙皓那样性情天生暴虐的领导者，恐怕还是会把原本还算稳固的西晋江山折腾得风雨飘摇。

　　从一生的性格和事迹来看，司马炎属于一种祥和型的领导者，他的性情温和，致力于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因此也会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司马炎以这种性格平稳执政当属意料之中，

























值得注意的反倒是他在即位之前的活动。

　　许多人和司马炎一样，并不是以创业者的身份成为领导者，而是从接班人做起，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那个最高位置。其中的风险与变数究竟有多大，恐怕只有个中人才会明白。自古以来，即位之路都如钢索般危险，但并非每个人都拥有走钢丝的绝技，所以许多时候不是比谁走得快，而是比谁先掉下来。有些人沉不住气，急不可耐想把别人推下去，没想到自己反而先失去了重心，以至于摔得粉身碎骨，或是与竞争对手同归于尽，反而让第三方渔翁得利。所以走在这条路上，最重要的是有效避开来自各方的风险，站稳脚跟慢慢向上走才能成功。

　　在成为新领导者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先抚平周围的矛盾。新官上任三把火固然可以理解，但倘若掌握不住火候就容易引火烧身。所以有些聪明人往往先按兵不动，维持原有局面，采取一些和缓的措施增加人气，获得来自更多方面的支持才是明智之举。但谨慎并不等于驻足不前，做一个守成之主绝不能无所作为，否则合作者看不到更上一个新台阶的希望，原有的期望便会有所下降。平定东吴就是司马炎一生中一项重要的成就与光荣，倘若少了这项功业，恐怕他在历代开国皇帝中的业绩排名就会退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