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司马光“省略”的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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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屈原
屈原在哪里？经过大大小小的学者们考证确认，他的家乡在湖北省秭归县，一直到17岁，他都在这里度过，也留下了很多有关屈原的名胜古迹和传说甚多，如香炉坪、照面井、读书洞、玉米三丘等。古人曾集为
“八景”并以景名联诗一首：“降龙伏虎啸天来，乡鼓岩连擂鼓台。照面井寒奸亡胆，读书洞出离骚才。丘生玉米合情操，濂滴珍珠荡谷俟。锁水回龙含泽畔，三关八景胜蓬莱”。寻找屈原，还有一个去处，就是湖南的汨罗，这里同样是环境优美、山水相依，有屈子祠，有屈原故居，还有十二个一样大小的土堆，人称十二疑冢，据说其中一个里面埋葬着投了汨罗江的三闾大夫屈原，因为屈原在此投江自尽，汨罗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地方很快就名播四方，自从贾谊光临之后更有无数文人墨客造访，当然，还有每年一度热闹非凡的龙舟大赛，划龙舟比赛，据说划龙船就是表示救屈原的意思。人们每到端午节就要吃粽子，也同屈原有关。最初是泊罗江边的老百姓为了祭祀屈原，把米包成粽子投进水里去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吃屈原的尸体；后来这习俗传遍了全国，甚至还传到了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

秭归和汨罗是寻找屈原的热点地带，自然成了知名的旅游区，但现代人腰包鼓鼓，休闲娱乐之余，也在旅游中得到许多雅趣熏陶。但，能在楚辞里面寻找屈原的人似乎不多了，楚辞固然美轮美奂，没有必要的文学修养和语言基础，很难领略她的妙处，也难怪问津者越来越少，何况人们已经习惯消费文化快餐了，愿意接受学术超男（含学术超女）熏陶的人都算是文化人了，所以超越经典文本来继承祖宗的遗产也许会成为历史潮流。其实只有在《离骚》等作品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屈原，同时，在作品中找到最真实的作者也是最难的，对此《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感叹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从王逸的《楚辞章句》开始，不知道有多少硕儒大家挖掘楚辞的深层含义、从中寻找屈原和他丰富瑰丽的心灵世界，又不知道有多少人从楚辞中汲取营养、获得了美妙的精神满足。

寻找屈原，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回到历史。在科幻电影里面，有一种奇妙的机器，它可以制造时光隧道，能叫人很方便地去美妙的未来世界，也能帮助人回到遥远的过去，真的希望早日造出这样的机器，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回到过去的世界，与屈原面对面交流，直接感受他的生命历程、感受他的灵魂世界，当然还能破解其他无数的历史悬案、解答诸多谜团，把那些才智超人的大学问家从繁琐的论证和考据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机器研制出来之前，我们只能借助历史文献，以科学的态度面对楚辞、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

翻阅历代关于楚辞和屈原的主要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是司马迁的《史记》使屈原正式走进历史，东汉顺帝时期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也是第一部《楚辞》全注本。其作者王逸显然受到司马迁的影响，更因为他和屈原有特殊关系，使这位王先生不仅能满怀激情地探幽发微，还模仿楚辞创作出足以乱楚辞之真的《九思》以哀悼屈原：“逸与屈原，同土同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禅其辞。”
司马迁和王逸成功打造出两条轨道，基本锁定了关于楚辞和屈原的整体思路，直到现在还难得有人有效出轨，他们也划定了有如围棋棋盘、足球球场的基本范围，有关屈原和楚辞的千变万化、风雷涌动务必在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尤其是上世纪中期屈原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之后，对屈原的质疑完全可以和民族败类等同了……好在那些犯忌的人和文革风暴距离很大（不是死了就是在国外），好在那些质疑屈原的人不再需要评教授、当博导，也好在这些人还算是有学问。

头一个叫屈原的粉丝恼怒而又无奈的人是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的司马光，这个因为砸缸出名的智慧者主持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此书原名叫《通志》。《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宋神宗阅后，大为赞赏，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
还亲自做序。有皇帝关照，出版经费、购买书号等问题自然不存在了，更为重要的是极大激发了司马光的工作热情，此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此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工作是家常便饭，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事实。全书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三百二十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

如此详细介绍《资治通鉴》主要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资治通鉴》的原始版本《通志》主要记写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主旨在于以史为鉴，以利于今世之治。2、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尤喜《左氏春秋》，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他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3、《资治通鉴》实际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参与编撰者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大学者——
包括了刘攽（fēn）、刘恕、范祖禹等“当代通儒”，司马光与他们共同讨论和确定了书的宗旨、提纲，在《通志》基础上，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历代“纪传体”断代史（所谓“正史”）之外，还采用了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等有关著作，考订史实，舍弃“符瑞”等神怪材料，基本原则是“删繁就简、取精用宏”。4、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与《资治通鉴》有关的史学著作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他还支持好友刘恕另写《通鉴外纪》，记述庖羲至周的历史，并亲自审阅定稿。

《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
"通鉴学"。但，在这样一部权威的史学著作里，偏偏省略了“与日月同辉”的屈原，其实，司马光还是很推崇屈原和楚辞的，在他的《五哀诗》中，有《屈平》一诗：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怨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馀楚辞在，犹与日争光。明知道屈原已经被司马迁写入史记，此公还要把他省略出局，真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何解？

对此，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推测：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文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今世某公在他的大作《屈原和他的时代》中断定：“…司马光将屈原作为以辞赋而立于天下后世者，略而不载。然而我以为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不仅前人未曾道着，在司马光，也当是深埋心底，而不肯道人。这就是：司马光恐王安石与屈原认同，而世人也以屈原目王安石。《资治通鉴》一书始撰于宋英宗之时，英宗在位方四年，而此书历时十九年始成，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方表进，八年神宗薨，哲宗元年（1086）下杭州镂板。可以说，整个神宗朝（1067-1085）是王安石变法的开始与推行期，是变法派与保守派尖锐斗争的时期，也是《资治通鉴》中记屈原之事，则必须记载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及受命造为宪令之事。屈原之受谗被疏因于制定宪令进行变法，而保守派攻击王安石，也就在于其制定新法。而且王安石在此期间因保守派的强烈攻击而两次罢相，与屈原的被疏被放颇为近之。司马光是崇敬屈原的，他的《屈平》诗中：“穷羞事令尹，疏不怨怀王”，便是隐喻着王安石拜相而自己被疏的事。显然有意与之认同。他不愿意天下后世由屈原而联想及王安石，将王安石看作“伏清白而死直”的臣子，而将自己放到谗邪党人的位置上。他在《通鉴》中略去屈原，相当程度上是司马光作为一个保守派人物的心理的反映，根本扯不上什么批评屈原或惑疑屈原其人之有无的问题。”

且不论此公观点是否正确，是否有扎实的材料佐证，能挖掘出几百年前司马光“深埋心底，而不肯道人”的秘密和心理世界，实在是高人，也接近是神人，足令小说家自卑惭愧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