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保护故宫

花生

通电保护故宫

　　读过四书五经的吴佩孚，不独对外立场坚定，对内也爱憎分明。知道吗？让我们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故宫得以保全，竟与吴氏的一声断喝有关——若不是他旗帜鲜明的反对，紫禁城里最精华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怕早被所谓的西式议会大厦所取代！

　　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近代中国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简直昏了头，居然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

　　话说当年，洛阳吴大帅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

　　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

　　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威严号令让始作俑者噤若寒蝉，故宫三大殿方幸免一劫——“大地百国之瑰宝”与“世界遗产”实为同一个词。

花生

　失败也要“坚持原则”

　　吴佩孚最终成为悲剧人物，表面看来，是部将冯玉祥害苦了他，冯于阵前的反戈一击令吴猝不及防应声落马，随之遭乱蹄践踏以致终身亦未能复元；但更深一层原因，是曹锟连累了他，曹锟的贿选致使中国政坛更加纷乱，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人神共愤，终使直系功败垂成，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之梦也成为泡影。

　　吴佩孚太固执于头脑里的封建传统观念了！

　　无论主公如何无能，他不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锟那么不受人爱戴，登上总统宝座后只知道整日寻欢作乐，他却宁肯躲得远远的也不愿“犯上作乱”；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不改弦更张———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他的日本顾问焦急地请其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便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也不稍加利用———外国人都没住声儿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花生

　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又晚生了两千来年！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随着前苏联关于中国问题档案的解密，我对吴佩孚有了更深的疑惑：也许，在那样一个纷乱而贫穷的时代，不管是谁走上政治舞台中心，不依靠某一强国，就真的不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真是必然要走向灭亡？

　　莫非，这就是吴佩孚人生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

花生

吴佩孚之拒日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变现矣。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补费精神！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

　　北平沦陷后，吴佩孚一直是日方拉拢的重点对象。日方利用这幅吴氏家庭合影，大造舆论。

　　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寓厚望的。且读一份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